和滨滨的二三事
陶洛诵
日前接到南澳大学徐家祯教授转给我的一篇2020年首次发表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的文章“我的第三个同桌高滨滨”。
底下有四则读者留言都是关于我写尹同学18岁还没来例假一事，对此颇有微词。
这让我想起当年马雅对我这篇文章指出的一个错误。
马雅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同学，中五实验班的，中五相当我们高二，她爸爸是马洪。在学校里听过她的名字，看了她在“新三届”上的文章，才知道她和滨滨家的密切关系。
我在她文章后面留言，请她向滨滨问好。她让编辑转私信给我，说和滨滨早已没有联系。并说滨滨家没有警卫员。
我在文章中提到熊猫（沈崇光）带我们几个人在高二正常上课期间，滨滨生病，我们去她家看她。我们并没有能看见她，只在院子里看见她小弟弟和一个穿一身蓝色制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没让我们进屋。
文革开始，在班里高干子弟宣布斗争高滨滨前，我们谁都不知道她是高岗的女儿，只知道她是干部子弟。
所以，我在文章中把那个工作人员称为了“警卫员”。
我在文章中还有一句“自从批斗会后就没见到滨滨”。接着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她去我家。
滨滨在班里只和我是朋友。给她平反的大字报是张森等同学写的。
批斗完滨滨，班里高干子弟贴了张大字报，罗列了几条罪状，只记得其中有一条是“抹雪花膏”。
张森等人的大字报里也提到“雪花膏”，说抹雪花膏不能算反革命罪行。
滨滨在那张给她平反的大字报后就回学校了，她和我在一起，我们俩个人去西单把角各种小报叫卖的所在地。（就是后来的民主墙所在地）
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我们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身穿黑色外套，梳着两条不粗的不短不长辫子的微胖的女孩，皱着眉头，手里拿着几份小报，滨滨走上去叫她:“陈令梅！”
女孩看了一眼滨滨，略略点了一下头就匆匆走了。
滨滨对我说:“ 陈令梅，陈伯达的女儿，你不认识啊 ！”
我心想“我上哪儿认识她啊？”我说：“我不认识。”
滨滨陪着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拉着滨滨去六部口电影院看电影，卖票的说不卖给个人，只卖给集体。
我和滨滨就回学校，挨着班的问谁想看电影？电影名字叫“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的）。
我们收钱，交给电影院，又回去给交钱的同学发票，组织大家看了一场电影。
当时大家都才十七、八岁，正置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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