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于大海

我的四个祖父母里，姥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爷爷奶奶去世时我还很小。只有姥姥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直到我去北京上大学。他们对我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他们的经历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变迁的窗口。对祖父母的经历，我是长大以后才了解的。

爷 爷和奶奶都出身于吉林市附近的地主家庭。爷爷的祖上是从山东文登移民到吉林的，到吉林的时间可能是1860年前后。那时东北的大片荒地还没有开发，也没有 明确归属，所以新来的移民可以占山占地，划为己有。爷爷家就是这样的“占山户”。奶奶的祖上大概也是，但奶奶不识几个字，没有留下记载。因为家境丰裕，爷 爷从小一直读书，直到1933年在东北交通大学铁路管理专业毕业。这所大学本来在辽宁锦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学校被迫迁 到北平，与本来在沈阳的东北大学结合在一起。爷爷毕业后，被安排到平汉铁路工作，落脚点在汉口。

爷爷三十年代在汉口

开始当调查员，不到五年，已升职为汉口站副站长。老一代国民党人喜欢把1928到1937年称为“黄金十年”。对爷爷来说，这十年里，虽然吉林老家被日本人抢走了，个人的学业和事业倒颇有成就，而且生活富有，家庭幸福，确实很黄金。

1938 年夏天，日军逼近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要求专业人员随政府撤退。爷爷欣然从命，九月把怀着孕的奶奶、父亲以及在汉口出生的姑姑和二叔送回吉林老家，以便自己 一个人跟着政府走。那时平汉铁路已经不通车，奶奶只好拉扯着几个孩子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回东北。其中的千辛万苦，当是不言而喻了。爷爷先撤到粤汉铁路的湖北咸宁站担任副站长，1938年十一月又撤到湖南衡阳。此后撤了再撤，直到从1939年九月起担任桂林营业所主任。后来，又在贵阳和重庆从事驿运工作。

奶 奶回到东北后，与爷爷失去了联系，也得不到爷爷的接济。家里那时还剩下四百五十亩地。这些地本来是荒地，虽然经过几代人的开垦，还是打不出多少粮食。这四 百五十亩地每年的地租，只有六千斤粮食。地租不够养活一家人及供孩子们读书，奶奶只好靠卖地过日子。到1942年地卖光了，就卖家当，打零工，乞求族人接 济。过度的劳累，损伤了奶奶的身体。不过，回过头来看，把地卖光是件大好事。如果没卖光，“解放”后爷爷奶奶会被划为地主，下场会更惨，说不定还会连累到 他们的孩子乃至我们这一代。

奶奶、父亲、姑姑1936年在汉口

日 本1945年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三省。苏军急于撤兵，国民政府来不及派出足够的兵力取而代之，东北的大片土地落入中共军队手里。国民政府所能 控制的，主要是各大城市及铁路沿线。爷爷1945年十月被任命为交通部东北区特派员筹备处筹备员，随后抵达北平，准备出关参加东北铁路的接管。1946年 六月到沈阳，在交通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任职。同年十月，把已经八年没见面的奶奶和四个孩子从吉林市接到沈阳，全家又在一起过了两年正常日子。1948年 长春遭共军围困，城内数万人被活活饿死。二叔在他的回忆里提到长春的惨状，所以爷爷对此应该也是了解的。不久后，辽沈战役开打，沈阳也陷入混乱状态。那时 父亲刚开始在天津上大学。爷爷怕家人被饿死，想尽办法把奶奶和三个还在家的孩子送到了北平，再一次和家人分离。爷爷为什么没和家人一起跑？我的猜测是，和 1938年一样，他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有责任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次分离的时间很短。奶奶和孩子们去北平后不到两个月，沈阳就“解放”了。又过了不到 三个月，北平也解放了。1949年二月，从北平到沈阳的火车重新通车，奶奶和孩子们乘第一班火车返回沈阳，再次和爷爷团聚。

沈 阳解放后，爷爷名义上被留用，职称是人民铁路沈阳铁路管理局秘书，实际上已经因为历史问题靠边儿站了。爷爷最大的历史问题，是他担任过国民党沈阳铁路特别 党部第八区分部的书记。1949年十二月入职工学校学习，也就是被办了学习班。四个月后，铁路局宣布对爷爷不再留用。爷爷没有被管制，也没被带上反革命的 帽子，算是够幸运了。但他失去了专业对口的工作。

爷 爷的失业马上使家庭陷入经济危机。虽然他很快靠关系找到一份在哈尔滨图书馆的工作，收入却低多了。奶奶虽然身体已经很差，这时也不得不找些手工活儿做。 1952年六月，爷爷转到哈尔滨第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父亲大学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奶奶因为多年生活在贫困和劳累中，不久就病倒了。从 1953年起，她就基本上不能走路了，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1959年三月，爷爷辞去工作，和奶奶一起投奔父亲，不久后在天津红桥区丁字沽住下。到天津 后，奶奶的身体见好，可以帮着照看三个孙女孙子。爷爷于1965年因胰腺癌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奶奶于1970年因中风去世。

姥爷、姥姥、大姨（中）、二姨（右）和母亲（左）1943年在天津

姥 爷和姥姥都是天津人。姥爷的父亲是生意人，家境也挺宽裕。姥爷读了八年私塾，写出一手好字，又专门学了两年英语。他从1924年起在德国的谦信洋行工作， 一直干到1944年。姥姥是城市贫民出身。1944年，德国陷入灭顶之灾，德商纷纷撤离中国。姥爷在帮着洋行结业后就失业了，姥爷姥姥一家人随即也陷入经 济危机。开始靠卖家当为生，后来靠姥姥做针线活儿维持。姥姥拿自己做的小鞋儿到胡同口摆地摊儿卖，每天坐在那里，一边看摊儿一边纳鞋底子。三个女儿里，大 姨这时已经上了省立师范学校。（那时天津属于河北省。）学校免学费，还包吃包住。二姨和母亲还很小，但已懂得要给家里帮忙。她们把姥姥做鞋剩下的布料做成 小人儿，拿到姥姥的鞋摊儿上卖，每个小人儿只能卖上两三分钱而已。姥爷有哮喘病，而且大概当掌柜当惯了，失业后只干过管帐管货的临时工作，没打过杂工。 1948年大姨毕业后，姥爷姥姥一家才又有了一点儿稳定的收入。

姥 爷1959年去世后，姥姥搬到丁字沽，和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以及随后出生的我和妹妹合住。姥姥没读过书，但天性聪颖，字认的很全，算起账来又快又 准。她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和一大半《百家姓》，还从说书的那里听了不少《三国演义》的故事记在心里。姥姥性格里缺少热情奔放的一面，连对孩子的 爱也很少表现出来。她生活简朴，吃的东西即使变了味儿也不肯扔。姥姥每个月都要到大姨和二姨家各住几天。她从小裹了脚，却很能走路。大姨、二姨家都有几里 路远，她为了省汽车票钱常常走路去。姥姥于1983年去世。

父 亲1928年生于吉林双阳。十岁之前，家境一直丰裕。奶奶带着孩子回吉林后，生计日益拮据。但父亲家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奶奶仍坚持供孩子们读 书。从1938到1948年，父亲在吉林市和沈阳读了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为了避免被日本人抓兵，父亲上中学时少报了一年岁数。他的证件上的出生年此后 一直是1929。父亲1948年进北洋大学（后来的天津大学）读机械工程。1952年毕业后，开始在天津拖拉机厂工作。父亲政治上“要求进步”，1949 年十二月加入共青团。和母亲结识后不久，于1956年二月入党。

母 亲1937年生于天津。姥爷1944年失业后，家计靠姥姥摆摊儿维持。1949年小学毕业后，母亲没钱读书了，要找工作年纪又太小，只好闲在家里。 1951年五月经人介绍到成业线厂工作，每天的工资只有三四毛钱。那时工商改造还没完成，成业线厂是私营企业，仍然可以随时解雇工人。母亲刚干了几个月， 就被解雇了。1952年三月，天津成立了一个工农师范学校，是免费的。母亲考上了，就又读了一年多书。可惜这个学校1953年就散伙了。学校在散伙前给学 生安排了出路。母亲读的书还不多，当不了教师，被安排到天津拖拉机厂工作，那时她才十六岁。因为母亲多少读过些书，拖拉机厂把她安排到资料室。母亲聪明能 干，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彰。她非常希望继续读书，曾经在几处夜校学习，但因为后来家务缠身，终于没有拿到中学的文凭。母亲于1954年七月加入共青团。

父 母1957年四月结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姐姐生于1958年，我生于1961年，妹妹生于1964年。姐姐出生后不久，父亲被调到塘沽永利久大沽厂，母亲 也一起被调去。1959年，父母又被调到在北郊区新组建的天津铸锻件厂，就是后来的天津重型机器厂。父母在天重一直干到母亲1987年、父亲1992年退 休。

1959 年调到铸锻件厂时，父母搬到红桥区丁字沽四段一楼五号住。一同搬进来的还有爷爷奶奶和姐姐。姥爷去世后，姥姥也搬到这里住。爷爷奶奶先后于1965和 1970年去世后，父母和三个孩子再加上姥姥，一共六口人住在这里，直到我1978年去北京上大学。这是我在中国有过的唯一的家。

父 母两个人感情很好，但他们的性格很不一样。父亲有点儿胆小怕事，这除了天生性格外，大概也受到少年时代艰苦生活以及爷爷晚年遭遇的影响。他沉默寡言，没有 什么朋友，对左邻右舍的事儿既弄不清楚也不关心。母亲也受过苦，而且读的书不多，但她生性外向，好说爱辩。另外，不管是做小人儿、管资料还是在夜校写作 文、解几何题，她都做的很好，她由此发展出极强的自信心和要强心。她和同事关系密切，和邻居处的也还可以，但有时也会得理不让人，把关系搞僵。我的性格里 固执的一面，大概是从母亲那里传来的。父亲的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母亲也是每星期上六天班儿，但她仍有精力照顾孩子和爷爷奶奶，包干了一大半家务事。

父 母工作忙，生活中没有多少娱乐。但总的说来，他们的日子要比上一辈过的好，至少是过的更稳定。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城市人口照样有粮食供应，我家受到的影 响不大。但很多副食品买不着了，所以多少有点儿不够吃。那时工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比干部多几斤。母亲为了这几斤粮票，从当干部转成当工人。此后的二十几年 里，她一直在天重的工具科钳工组工作。干的最多的，是把金属件固定在老虎钳子上，用锉刀锉掉毛刺儿。1964年调整工资，父亲的工资调为每月一百一十三 元，母亲的调为每月五十七元。此后十几年里，父母一直是这个工资。父亲的工资算是相当高了，我小时候家里没缺过钱花。

1966 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中共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过正式评价。这个决议的水平很低。决议不是从制度 上找文革的原因，而是千方百计为毛泽东开脱，把罪责转嫁给林彪和“四人帮”。决议说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其实，从民 众的角度看，“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应该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但文革也确实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一号楼的十七户人家里，就有两家因为文革倒了霉。和我 们同住一个单元的杨家是其中一家。杨家的男主人叫杨华，是党干部，也和父母一样在铸锻件厂工作。他十三岁参加革命，工资比父亲还高，大约有每月一百六十 元。文革开始后，他被当成修正主义分子揪斗，1969年被整死，年仅四十八岁。二层楼有一家是母女两个，女儿比我大十来岁。我很小的时候，她经常抱着我， 给我唱非常动听的歌儿。母亲是地主出身，她在文革中挨了斗，也被抄了家。

我 家倒是没受到什么冲击。爷爷已于1965年去世，他的历史问题没法儿再追究。母亲填出身时一直只填职员，所以没有几个人知道姥爷曾在德国洋行工作，是所谓 的洋奴买办。因为早就转成工人了，母亲不但没遇到麻烦，还被选入厂里的工人宣传队，到天津的高等院校宣传毛泽东思想。父亲是工程师，工厂离不开他，所以他 没挨整，也没被下放劳动。不但如此，他还因为参加六千吨水压机的设计制造上了报纸。

《天津日报》1970年十二月十八日刊登的照片。照片原说明：“‘工人

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以老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设计小组，发扬学中有創、学創

结合的精神，设计出六千吨水压机。”照片中间戴眼镜者是父亲。

父 亲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1963年担任铸锻件厂设计科副科长时，参加过一千吨液压机的设计。文革最疯狂的几年过去后，生产建设被重新提起。 1969年十月，国务院给铸锻件厂下达了建造六千吨水压机的任务，要求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父亲分到的任务，是设计水压机的泵站。泵站是水压机的心 脏，所以父亲的角色至关重要。这个项目是以会战的方式进行的，各方大开绿灯，光是天津就有二百多个单位参与协助。技术上是以从捷克进口的水压机为参考，根 据华北地区的需要与技术能力加以修饰和改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水压机于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开锻。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亲临开锻现场，父母所在的铸锻件 厂从这一天起改名为重型机器厂。水压机高二十二米，长三十四米（包括工作台），宽八米，是一个庞然大物。

1975 年，罗马尼亚决定用中国提供的无息贷款买几台水压机，第一机械工业部又把建造最大一台（六千吨）水压机的任务交给天重。父亲这次被任命为两名主任设计师之 一，另一名由一个工人老师傅挂名担任。因为这次要在国内做好部件后打包运到罗马尼亚组装，制造起来难度更大。此外，因为罗马尼亚对西方的技术比较了解，一 机部反复和天重说，这台水压机从内在质量到外观都要过硬，不能给人以傻大黑粗的印象。由于装运的困难，严格的要求，再加上1976年大地震造成的破坏，这 台水压机直到1981年才投入使用。水压机开锻时，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亲自参加典礼。父亲为这台水压机去了两次罗马尼亚，1975年呆了两个月， 1980到1981年呆了近一年。1975年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出国是闻所未闻的好事。出国一个月有三十美元的额外补贴。按那时的官方汇率，三十美元 等于约五十元人民币。实际上，美元可以用来买稀缺商品，所以这三十美元至少值一百元。父亲的工资，几乎加了倍。父亲1981年从罗马尼亚回来后，用美元补 贴买了一台当时非常稀罕的彩色电视。父亲1981年出任天重副总工程师，1983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参与两台水压机的设计和建造，是他升职和升级的最主 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