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一個右派女兒的尋父記/蔡詠梅

陳卡女士回憶錄《追尋苦難歲月: 父親之死和我的成長》這部書是我編輯的。很多人都有過苦難歲月的人生，各有不同原因，有的來自天災病痛，或偶發事故，或人性的缺陷，但有的則是人為的，是暴政造成的人道災難。陳卡女士是一位慘死於毛澤東暴政的右派的女兒，她的苦難身世就源於後者，是典型的人禍，她的家庭悲劇是黑暗暴虐的毛澤東時代千千萬萬苦難中國家庭的其中一例。

編輯此書我發現陳卡女士寫她的苦難家史還有一層心理學的意義。不知作者是否意識到。她父親之死給她帶來巨大的心靈創傷，但她成年後敢於直面這段慘痛的過去，通過寫回憶錄最終幫助她走出傷痛，完成了她的自我療傷，獲得精神上的解脫。

陳卡的父親陳潤康是越南華僑，1926年出生於河內，後留學法國和西班牙，精通五國語言，為一優秀的青年才俊，和那個時代的多數熱血青年一樣，關懷社會，思想左傾。因為一腔熱血，1955年放棄西方的繁華，不顧海外家人的反對，回到“新中國”投入社會主義建設，被分配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西班牙語組工作，隨後認識同在電台工作的顧辛禾女士，即陳卡母親，兩人戀愛結婚，1957年6月10日生下女兒陳卡。

是巧合，還是命運？就在陳卡誕生兩天前，即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一場對知識份子的殘酷大絞殺反右運動正式開始，陳卡父母的命運也隨即改變。半年後陳潤康因批評了小組領導人被打成右派，淪為他一心報效的“新中國”的賤民，隨後被遣送河北滄縣黃驊農場勞改，這時離他回國還不到3年。

年輕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兒陳卡也因此被發配到大西北邊遠地區。從此，骨肉分離，天各一方。在毛澤東製造的大飢荒年代，1961年春節，飽受殘酷的勞役和飢餓之苦的父親，獲得罕有的假期，準備前往西北探望妻女，不幸暴死在路途上，死得非常悽涼，身邊無一親友，妻女則遠在千里之外的西北。此時他才34歲，正當人生的盛年。

獲訊後，四歲的陳卡隨母親從西北趕回北京崩喪，當時的淒慘情景，陳卡在回憶錄中寫得很傷感，幾乎是字字血句句淚。其實她當時年幼懵懂，沒有多少記憶，奔喪細節是來自多年後在她追問下母親的回憶。在她長大成人期間，在中國那個極度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她父親右派的遭遇和慘死真相成為家族深藏的秘密，她母親為了自保和保護她，一直向她隱瞞實情。在她稍微懂事後，問起父親，母親還說她父親在南方廣州工作，到小學二年級，因為鄰居小孩的無心之言，她才知道父親死了，她從此沒有了父親，但更多內情她並不知道。

其實她隱隱約約感受到父親之死另有隱密，加以她一家人所承受的苦難（書中有詳細記述），已給她童年和青少年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深藏在她心中。而且在她成長的整個歲月中，因環境殘酷險惡，她內心極度渴望父愛，渴望父親的保護，卻完全沒有父親的陪伴，父親於她而言只是一個抽象的符號。父親角色的缺失也是她一個很大的心理隱痛，不過這種隱痛一直被她下意識地壓抑住，不去觸及。她親生父親是什麼樣的人？有過什麼樣的人生？父親對她這個女兒是什麼樣的感情？父親最後的歲月是如何渡過的？有過什麼樣的遭遇？為何而死？這些，她一無所知。

1978年12月陳卡和母親以探親名義移民香港，1984年她赴美留學，隨後成為美國公民。直到2001年她讀到父親在死前與母親的最後深情通信，她才知道這個似乎不存在的父親與母親有過刻骨銘心的愛情，類似符號般的抽象父親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感，一位愛妻子的丈夫，愛女兒的慈父，這時隱藏很深對父愛的渴望突然爆發，從而開始追尋父親的腳跡，遍訪父親的親人、同學、同事，以及右派難友，這才還原了被殘酷社會所吞噬，然後又被舉世遺忘的父親的整個人生。

女兒陳卡在尋父過程中發現，父親親人、同學、同事和難友都只知道他人生的某個片段，對他的整個人生缺乏認識，父親之死在他服苦役的黃驊農場甚至未引起任何漣漪，並很快被人遺忘。陳卡打電話找到與他父親交往最密切的一位右派難友時，這位難友大吃一驚，說這已是40多年的事了，她的父親已很久沒人提起過，但記得好像還有個女兒。甚至陳卡的母親也不知自己丈夫的早年歷史和最後兩年的生活。

讀陳卡回憶錄，我無限感慨，幾次落淚。如非女兒鍥而不捨的追尋，一個曾活在大地上，有血有肉，有理想，有熱情，有父母妻女，有朋友，有過青春年華的男子，一旦生命被黑暗社會一筆抹殺後，就如同許許多多的中國冤魂，被歷史的灰塵所湮沒，其存在的痕跡最終消失為無蹤無影的一片空白，所受的苦難和冤屈也隨風而去。

當她知道真相，獲悉父親的悲慘命運後，非常痛苦，她在回憶錄中說，她一度患上憂鬱症，在上下班開車的途中常常默默流淚，止不住回想她和母親那些痛苦的往事，想著父親遭遇的苦難和饑餓。

我們現在都知道經歷過殘酷戰爭的美國軍人，會患上“創傷後遺症”。其實從毛澤東暴政時代活過來的人，幾乎每個人心靈深處都是傷痕累累，很多人都患有創傷後遺症。我們歷史紀錄的往往是毛澤東暴政的有形殺戮，實際還有更多的無形傷害，留下無數的心理創傷，是形成今天中國人不健康的集體心理意識其中一個主要因素。

我的好友齊家貞女士在談到毛時代暴政，就發明了“非正常活著”這個詞，說除了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比如陳卡父親，許多活著的人也因心靈受創，精神被摧殘，是不健康的“非正常活著”，人數也是千百萬計。這些非正常活著的人，即或毛澤東時代早已過去，但創傷深埋心底，並未消除。他們多數不敢回憶過去的傷心事，一旦觸碰，精神就會崩潰，這種情況我在親友中經常遇到。

有位朋友留學國外，學業有成後來香港工作。她生活美滿，事業有成，性格也很陽光，但她其實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傷心事。她父親是中國體制內一位很有地位至今很權威的學者，文革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她當時還年幼，也慘被禍及，受到其他小孩子的歧視打罵，罵是她狗仔子。有次我和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與她飲茶，無意中談到此事，她突然精神崩潰，淚流不止，並無法自我控制的全身顫抖。我和金鐘感到愕然，不知如何安慰。我緊緊擁抱住她，發現她全身冰冷，雖然這天是盛夏的日子。顯然幼年這個遭遇給她留下終身難忘無法癒合的心靈創傷。

我們開放雜誌有個會計，是個上年紀的北京女子，從不關心政治，也不與我們聊時事新聞，是一個與政治完全不沾邊的人，但有一次與我們聊到北京抄家，她也是突然崩潰痛哭，還首次告訴我們，她的女兒因此留下慘痛記憶，移民香港後從此拒絕再回北京。

毛澤東暴政不但帶給無數中國人的苦難和創傷，也給無數中國人留下永不磨滅的恐懼。在陳卡回憶錄中，她父親法國留學時的一個同學顏保是典型例子。顏保年輕時是激進左傾熱血青年，與他父親在歐洲有過熱情奔放的日子，並先於她父親回國，陳卡父親回國也是受到他的影響，但當年的左翼熱血少年經歷多次政治運動，妻子自殺，晚年時變得猥孱懦弱，谨小慎微，苟且偷生，陳卡從美國打電話給他，稍有點雜音，就說有監聽，非常恐懼，早已沒有了當年在法國的英氣。陳卡母親在她書中的描述中，也非常膽小怕事，甚至出國已三十多年，仍然疑神疑鬼，擔驚受怕。

這讓我聯想到去年在香港過世的我的一位長輩，她生前遭受過多次政治迫害，土改時被關押，文革被抄家剃陰陽頭，但她勇敢堅毅，生前從未提到過這些苦難，似乎水過無痕，表面看來沒有給她留下什麼心理陰影，但在她人生最後兩年，沈澱在心底的早年恐懼記憶逐漸浮現出來，她會無意識地提到“解放後”這些恐怖的事，喃喃自語她很害怕。

陳卡是位勇敢的女子，因為苦難，她從小就很成熟獨立，在學生時代就不畏政治高壓，明辨是非，與她膽小怕事的母親成為對比。她敢於揭開傷疤，直面黑暗歷史。當她知道父親慘死真相後，立刻就去了解當時中國那段歷史，閱讀關於中國大飢荒的書籍，並決定探詢父親的歷史，寫一本回憶錄。在她寫這本回憶錄時，她情感也飽受折磨，覺得在父親苦難的陰影中走不出來，幾度擱筆，歷時長達十多年。但她最終沒有放棄。她說，“我不斷告誡自己：我寫的不僅是我們一家的不幸經歷，也代表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的苦難遭遇，我萬萬不能再次情感懦弱，再次逃避，一定要完成這本書。”

勇敢的陳卡最終完成了她個人對父親，對家族，對所有中國受難者的使命。寫這本回憶錄，一個失怙的女兒為受盡苦難而冤死的父親伸張了正義，討還了公道，她情感上的心理創傷獲得治癒，精神上也獲得超越。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陳卡父親當年勞改的黃驊農場，有一大批北京右派份子關押在這裡受盡折磨和迫害，遭遇非常悲慘，是毛澤東時代龐大的古拉格群島一部分。對此陳卡回憶錄做了詳盡的披露。黃驊農場是朱德1956年訪問捷克獲贈一批現代農業機械後而建的一個國營農場，因一批機器來自捷克，由周恩來命名為中捷友好農場。今天這個農場仍然存在，百度上可以查到，但有關這個農場的古拉格黑暗歷史卻隻字皆無。若非陳卡的披露，可能至今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