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五章

陈寿昌

第五章 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先说说“五七干校”的来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审阅了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了一封给时任国防部长林彪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林彪同志：

你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将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带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给林彪写的这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全国各大小报刊都转载了这篇社论。“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到处办起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饲养厂、五·七大学、五·七中学、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没有贴“五·七”标签的单位，也在走“五·七”道路。《五·七指示》在当时成了治军、治民、治国的纲领。

在湖北省东南部有个地方叫咸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与湖南省、江西省接壤。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分明，风景秀丽。

一九六九年春，文化部所属的二十六个部门和文艺团体的六千多名文化人及其家属，分三批先后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其中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国家级专家、学者、作家、画家、名演员。他们在这里烧砖盖房，围湖造田，短则一年，长则达五年之久。

文化部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干校之一，在当时全国千余所干校中，是文化名人最集中、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干校。人们形象地说，抓一把向阳湖的泥土就有文化人的足迹，捧一掬向阳湖水就有文化人的汗滴。当年，咸宁五七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干校下设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

下放到这里的单位有：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电影公司、新华书店总店等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属于第四大队。

这些五七战士中有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老红军，有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有打过日本鬼子的新四军战士，有解放了全中国的解放军，还有许多像陈早春那样走出家门进校门再进机关的三门干部，这些年轻干部中不少人头上都有“狗崽子”“黑五类”的光环罩着。

湖北有“千湖之省”的美誉。原本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向阳湖，为了围湖造田，岸边设置了无数台抽水机，把湖水已抽得差不多了。

咸宁市北部的向阳湖原本不叫向阳湖而叫关阳湖，是一个三角形湖泊，系斧头湖的一个湖汊。千百年来，三角湖幽静地躺在偏僻荒凉的角落，鲜为人知。正是因为它的偏僻与空旷，被文化部选中了作为五七干校的地址。这里，相传三国时期，赤壁大战时，关羽曾在这里屯兵驻扎、领军据守，所以当地人就叫它关阳湖。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湖汊宜于垦荒造田，将关阳湖拦腰截断，与斧头湖“隔离”开来后，抽干湖水，裸露而出的黑色湖泥，就是一片片肥沃的良田。一九六八年冬，四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关阳湖，红旗招展，热闹非凡，不到半年时间就筑起了一道长达28.3公里的围堤，堤内垦区面积4.83万亩。
    围湖造田工程刚刚结束的关阳湖垦区，在一九六九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五七干校”校址，于是，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如潮水般从北京涌来，涌向咸宁关阳湖。

当时有首流行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花儿朝阳开，花儿磨盘大。不怕风吹和雨打，我们永远不离开它……” 

为表示人心向党向太阳（太阳意指毛泽东），意志坚定跟党走，关阳湖“与时俱进”，更名为向阳湖，从此，昔日的“三角湖”、“关阳湖”退出了历史舞台。向阳湖周边的一些地方也相应地更名为向阳中学、向阳塔、向阳路、向阳桥……
  这里汇集着那个时代中国有名的文化人。

当时全国约有1000万名各级干部，而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即达500多万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干校有106所，各省开办的共计1497所。咸宁向阳湖能在如此众多的“五七干校”中“脱颖而出”，知名度最高，不仅在于它是全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五七干校”，更在于下放这里的，是一支由中国文化部系统组成的文化大军，他们中既有文化界的高级领导，如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原文化部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等，也有作家、诗人、画家、导演、书法家、音乐家、摄影家、翻译家、出版家，还有编辑家、文物专家、语言学家……其中不乏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大家与名家，如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萧乾、严文井、韦君宜、楼适夷，诗人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李季、绿原、牛汉，剧作家孟超、陈白尘，翻译家金人、孙用、许磊然、文洁若，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冯牧、阎纲，画家刘继卣、邵宇、李平凡、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林锴、曹辛之、范曾，书法家李长路、刘炳森、谢冰岩、佟韦，出版家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范用，文博专家吴仲超、唐兰、单士元、王冶秋、龙潜、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罗哲文，学者宋云彬、赵守俨、陈迩冬、王利器、顾学颉、傅振伦、周绍良、周汝昌、舒芜、程代熙，电影工作者司徒慧敏、吴雪、马彦祥、唐瑜、洪臧，等等。

陈早春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先遣部队来到了咸宁向阳湖安营扎寨。

随后，生活在向阳湖的五七战士们主要任务就是，一，学习毛泽东思想，学毛选，学语录，背语录，斗私批修，；二，进行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教导，于是，斗走资派，斗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斗“五·一六”份子，斗“黑五类”成为常态；三是战天斗地，围湖造田，种庄稼。

可怜这些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过起忍辱负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改与洗脑的苦难日子。

 陈早春和行政科长带队的先遣队，押着两车皮满满当当的物资——床板、床架、农具、桌椅板凳、锅碗盆勺，咸菜疙瘩出发了。

从北京广安门火车站开出，到咸宁站下车，按惯例也就是一天多的时间就可到达，因此，他们并没有当回事，陈早春准备的路上口粮只有两个面包。心想只不过是在车上充充饥，到了咸阳一切都好办了。谁曾想到文革时期，火车极不准点，走走停停，不知道就停在哪儿了，停的地方往往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你想买点吃的东西都没处买。现在听来真像是天方夜谭，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天下大乱，一切都颠

倒过来了，两派斗争势必影响到列车运行，大家都习以为常，不正常也就正常了。从北京到酒泉的列车也曾创造过行走七天的纪录。

他们随货物坐在闷子车里，车内如同一个火炉，闷热难挡。书包里的面包也早已成了粉沫，人则口干舌燥，嘴角都烂了，一点食欲都没有，整日里昏昏欲睡，几近虚脱。

好不容易到了湖北咸宁火车站，他们这些押运人员才“苏醒”过来，顾不上休息，赶忙下车卸车，再往汽车上装车，运往目的地向阳湖。那时候，还没有建设“营房”——住房。人员都安排在附近农民的家里。

陈早春和一些人负责安排三百多位五七战士及其家属的床铺，开始一张床板一付床架一个个地背，他们马不停蹄不敢懈怠。眼看大队人马就要来了，这个进度让人心急如焚。

那时候，陈早春才三十多岁，正当壮年，湖南人那种霸蛮劲上来了，加上他一米八的个子，身高力不亏。他向老乡借了几条粗棕绳，将两张床板两副床架绑在一起背，床板是硬杂林的、床架是铁管做的，背起来极沉，陈早春咬着牙，紧锣密鼓地干了两天，终于完成了任务。他的身上，胳膊上全是伤痕。

村里的人看到他的样子，无不啧啧称奇，城里来的白面书生竟有这般蛮力。特别是妇女们更是翘起大拇指。他的房东大娘更是怜惜和疼爱他，吃饭的时候总是在他的碗里埋上几片肉或一个鸡蛋。他们是战士，得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再说，大娘家也没那么多好东西供所有人吃，只能采取这种偷偷摸摸的表达方式。

大队人马来到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建，人们忙着在山坡上盖房子建宿舍。这个时候，他这个一贯右倾的落后份子却被抽调出去搞外调。也许是由于他有贫农出身这顶桂冠？或许是他的文化文平高，也许是他年轻？总之，他和一位可靠的工农干部拿了介绍信去外调了。

他们的任务是查证社里三个人的问题，一个是“地主婆”，一个是“叛徒”兼“历史反革命”，一位是“国民党特务”。那位可靠的工农干部兴致在借机游山玩水并监督他。所以，一切调查取证全落在陈早春的身上。他们两人走访了三个省二十多个县，寻访了上百号人，取证材料装满了一个旅行袋，休息时，陈早春针对调查对像一一写出调查情况分析及查证结论意见。

回到家，他将这些材料上交领导并进行了详细汇报。不想，刚汇报完，主管的领导劈头盖脸就给了他一顿猛批，什么思想一贯右倾，阶级路线不分，查证结论怎么能一风吹呢。命令他，材料必须重写。

陈早春拒不从命。

写材料的事只好交给那位工农干部，但那位干部文化有限，只好多次向他求教。并诚心诚意地劝他，按照领导的意见办，做些妥协。

陈早春义正词严地说，人命关天的事，我怎么能妥协。

由于陈早春不妥协，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三个人的政审结论一直拖着不予公布。但最后公布时，基本上是按陈早春写的原稿念的。

事实求是，是陈早春做人的准则，也是他受社里绝大多数人的拥护的原因。

这件事在领导们看来，又一次证明了陈早春的思想右倾和阶级路线不分。这样的人怎么能留在专案组里呢?还是回连队当战士去吧。

第二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十三个人看门外，全部来到了向阳湖五七干校。由于陈早春是贫家出身，又熟悉农田活计，因此让他当了生产组副组长。

连队揪出了一大批“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正在搞隔离审查，连轴转地批斗，会场气氛肃杀，口号阵阵。有些五·一六份子在逼供信的淫威下，乱供一气，好像人人都是五·一六份子。在一次批斗会上，陈早春看到一位批斗对象编造的“罪责”太离奇，很难让人相信。就委婉地说了一句：“你们要老实，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

没想到，散了会，军代表严历地训斥他说，在专政对象面前你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居心何在？

这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他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最好的处世哲学是沉默，夹着尾巴做人，因此他没有与军代表理论，也就没有受任何处分。

但是，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劫难总是无处不在，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他们班召开的一次批斗一位患有血癌绝症的女“五·一六”份子时，要她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陈早春实在看不下去这种惨无人道的胡作非为，这哪里符合中央的精神，他按捺不住满腔义愤，大声地念了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坐在一旁的军代表冷冰冰地，自言自语地说：“五·一六是不是反革命份子，既然是反革命份子就得低头认罪……”

陈早春忍下了这口气，他深知在这种环境下没有道理可讲。没等军代表的话说完就请假上厕所去了。

然而，陈早春的言行还是引起了军代表的警惕和高度重视。

陈早春自恃贫农出身，是红五类，无所顾忌，已成了连队的刺头，像一块掉地的豆腐，打也不是吹也不是，常此下去势必形响连队的革命工作。这样的人呆在连队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开会研究怎样处理，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得出的结论是“自来红”思想严重，必须加强改造。唯一的办法是让他远离革命群众，进行自我改造。新的办法产生了。

军代表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现在把你的工作调动一下，你去后勤排吧。”

服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陈早春乖乖地服从了调动，他也没有理由不服从。

陈早春被流放到向阳湖的一个孤岛上去了。说是孤岛早已不孤了，由于湖水被抽干，现在成了洼地中的一个坡地，周围低凹处有许多积水形成的水凼。坡上盖有临时性的棚子，存放农具和供在这里劳作的五七战士休息。后来，这里又养了牛羊狗，荒凉之地也不荒凉了。

陈早春的任务是放鸭子，放鸭子对他并不陌生，在农村时他几乎天天要放鸭子，即使上了中学和大学，放假时回到家里仍要放鸭子，鸭子下的蛋成为资助他学费的来源。

陈早春放的二百多只鸭子全是从鸭棚中淘汰下来的母鸭，羽毛干涩，都是些丑小鸭。陈早春成了他们的司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每天在湖地里湖水里和他们打成一片，让他们吃好玩好，早早下蛋。军代表和连里并没有给他下指标，没有要求他必须生产多少蛋。可是，看到战士们一年到头没有一点荤腥，整天是咸菜和青菜下饭，还是希望它们能早下蛋多下蛋，为战士们补充一些营养。

 陈早春有丰富的养鸭经验，在他的精心饲养下，这些鸭们好像知道报恩似的，一只只长得膘肥体胖，羽毛出现了光泽，很快下起蛋来。下蛋率一般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之间，使战士们每天都能吃上摊鸭蛋或腌鸭蛋了。

 这是个奇迹，一般养鸭专业户也达不到这个标准。以至于当地农民有人以每月三百元的薪金聘他去当鸭师傅。当时的三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三万元也不止，陈早春一月的工资才五十九块五毛钱。

 陈早春在全干校出了名，兄弟连队纷纷前来取经探宝。然而，谁又知道整天的风吹雨淋，湖水浸泡，让他得了无药可医的肺大泡病，这病到晚年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最让他欣慰的是在这里让他与冯雪锋成了朋友。

冯雪峰来到干校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佝偻着腰，头上戴着“黑帮份子”的隐形帽子。他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扛过枪，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身经百炼。他原在蔬菜组种菜，这个活儿虽比围湖造田轻松些，但对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还是有些不堪重负。冯雪锋虽然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他怀着对党的忠诚，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颇受好评。连一向吹毛求疵的军代表都说：“他比我长期在农村劳动的祖父还精干。”

陈早春的“丰功伟绩”引起了军代表和连队领导的重视。他们又找他谈话，说：

“你每日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够辛苦的，需要一个助手。再说，你懂得整套农活，大田还需你去指挥，放鸭的事，你培训培训，今后就交给你的助手了。”

陈早春同意，但没想到派给他的助手是冯雪锋。 

陈早春不无担忧，他知道冯雪锋做过胃大切除手术，下到干校后，经过军代表批准可以买些饼干来维持生命，若来湖里放鸭子，一日三餐不准时而且都是凉的，他能受得了吗？再有，湖里夏天烈日当空，没遮没拦，气温高达四十几度，冬天则寒风刺骨，他受得了吗？第三，田埂窄滑，年轻人弄不好都要摔跟头，他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摔坏了骨头可怎么办？他的意见还是不要来。

领导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冯雪锋还是来放鸭子了。

两人湖边相见。

冯雪峰穿着一身灰不灰白不白的卡其布制服，看上去好像从没有换洗过。他的裤管袖管高高挽起，露出干枯的像柴枝一样的胳膊和腿。陈早春看了，联想到他的辉煌的历史，不由得心酸，眼也潮了。

 冯雪锋看到只穿一条裤衩的陈早春，浑身像煮熟了的大虾一样红中透着黑，善意地劝他：

“早春，这地方太阳很毒，你得戴个草帽，背心总得穿一个才是。”

陈早春说：“我是光棍一条，为得是图方便，也为了偷懒。天晴让他晒，雨天让它淋，不用换衣服；有时还得跟鸭子在水中赛跑，下水无需脱衣服。”

冯雪锋听了，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老了，不行了，今后不仅帮不上你的忙，还可能给你添累赘。”

放鸭子的活枯燥单调，整天面对着苍茫的天汪洋的水，见不到一个人，日子久了都会憋成哑叭。整天与鸭为伍，无聊之极，他很高兴有个伴，能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

 可是，冯雪锋并不甘于做他的伴，一来要就求任务。他说：

“我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候在农村，什么农活都干过，就是没放过鸭子。这鸭子该怎么管才能管好，让他们下蛋，我该帮你干些什么事？”

陈早春如数家珍地向他传授养鸭经验，谈到他的任务时，漫不经心地说：

“一切有我照管，你只帮我看着他们点，不要让它们瞎跑，或掉了队，或往禾穗已勾头的稻田里窜，毁了庄稼。”

他领了任务后，立刻跑到鸭子群边去。 

冯雪锋的到来，陈早春不再孤单，清闲时两人就坐在地边聊天。天苍苍水茫茫、旷野上见不到第三个人，陈早春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向冯雪峰请教一些问题。比如，他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交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多次争论，以及他个人爬雪山过草地，蹲监狱的传奇般经历……

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冯雪锋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说，这些已写过材料了，要么叫他去看某某组织的文章或资料。反过来却不断地向他请教养鸭子的经验和问题。陈早春倒是毫不隐瞒，滔滔不绝地卖弄起来，冯雪锋听得津津有味。

陈早春知道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他是贫农子弟，是“红五类”，而冯雪锋是“黑帮”，“走资派”。这堵墙很难让他们彼此交心，尽管陈早春认为彼此都在干校，早已同是天涯沦落人，但冯雪锋也许心存“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守口如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一次，两人又在一起闲聊。冯雪锋有些好奇地问：

“你很小就离开农村，也没有放养母鸭的经验，为何取得了这样高于鸭师傅的成绩？”

陈早春不假思索地说：

“党把我培养成知识份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未也没有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己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干中实现自我价值，寻找人生乐趣。目前，不能与人交往，就与鸭子结伴，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研究他们的生活规律，从这种研究中寄托爱心，锻炼已经生锈的思维。不然，我整日在这荒无人烟的湖地里，被动地经酷暑，历严寒，不被环境戕害死，也会被自己闷死……”

冯雪锋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儿，像在思考，然后缓缓地说：

“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份子不多。的确，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安贫乐道的庸俗之辈，或是不反抗命运的奴才。但什么叫俗人，什么叫奴才，都是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诠解的。这些人到底有无才，还是个问题，往往自认才富五车的人，说不定他的才还不够一合一升。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宝刀可以断铁，岂不能断木！铅刀还应一割呢。我曾经说过，人世间有在高堂应对的主人，也有在灶下烧火做饭的奴婢；有日驰千里的车子，必得有铺路的灰砂碎石。鲁迅曾经写文章说过‘聪明人’，奴才和傻子。我看，世界上多的是‘聪明人’奴才也不少，缺乏的是傻子。如果多些傻子，世道就好了。”

自从这次不经意的交谈后，他们之间那堵“红”与“黑”的墙渐渐缩小了，特别是从干校回到机关后，他们成了忘年交。

远离连队的喧嚣，不用听那起床熄灯的号声，不用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不用违心地参加批斗会，不用天天背语录，苦虽苦，与禽兽为伍不用担心别人的算计和栽脏陷害，陈早春和来荒岛养牛放羊的人却有一种天宽地阔的感觉，身心反而放松了。

 冯雪锋自认为承受不了放鸭子的任务，反而给陈早春遭成了很多麻烦，几天后，自动要求调回了蔬菜组，陈早春又陷入了孤独。

孤独也罢热闹也罢，日子总得打发。苟且偷安也罢，苦中作乐也罢，劳累了一天的身体总要休息。白天，陈早春和别人一样面对着荒野发呆，心中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们傻子似的看牛吃草，看他们用角顶牛打斗，看发情的公羊追逐母羊，然后强奸它们。

夜晚，皎洁的月光洒下银辉，湖野显得格外神秘。一伙人仰望天空，数着缀在深蓝色幕布上的星星，海阔天空地瞎扯一气，他们不谈国事，只说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和鸡毛蒜皮的事情。有两位吹牛大王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他们吹得都是本身并不在行的农事，一个说他少年时如何驾驭犟牛犁地耙田，另一个听了就不甘示弱，说他在某地某时将两只斗红了眼的斗牛，硬是用双手将他们分开，避免了你死我活的惨剧发生。

两个人都是出身书香门弟，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一个吹他童年时如何会插秧，插的比木工打的线都直，不管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线。另一位马上反驳说，这算什么，我还会双手插秧，速度比老农还快。听众们明知他们是在吹牛，心里说他们不知道见过插秧没见过？却不去点破，说者津津乐道，听者津津有味。人人享受着消磨时光的快乐。

陈早春的辉煌战绩在干校里传诵，战士们从心眼里感激他，军代表和连队干部也十分满意，一顶顶桂冠从天而降，他被评为“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

然而，这些桂冠还没有戴到头上，他的犟脾气又一次让这些名誉落空了，还险遭不测。事情的原委是：

深秋，湖北虽然是南方，但早晚已有凉意，有一位战士家属的小孩一直跟着他放鸭子，这小孩家里因为买不起一双胶鞋，小孩整天赤脚跟着他踏霜䠀水，他看了十分不忍。一天，听说连里来了一批胶鞋，就为这孩子写了申请，层层递交。但层层都拒绝，不得已，他亲自去找军代表，请求给以恩准。

 军代表正坐在办公室里，双脚搭在桌子上，悠闲地听着收音机，见他进来了，理也不理。陈早春看到这样子心里就有气，这不是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吗，但自己是来求人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耐着性子反复向他讲小孩的情况，恳求给他一双胶鞋。

听广播兴致正浓的军代表，被陈早春打断他的兴趣，火冒三丈，冲他撂了一句：

“你不要有自来红的思想，谁也得在干校吃苦耐劳，经受锻炼和改造！”

压在陈早春心中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照着桌子就是一巴掌，大声喝道：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都是人！这胶鞋不是我这个自来红的要，我有，给我我也不要！是一位买不起胶鞋的小孩要。他是小孩子，你还有没有人性，我可以打着赤脚踏霜䠀水，你呢，我们下来是向你们工农兵学习的，你给我脱下鞋子袜子，你走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我们去比一比谁能吃苦耐劳。”

这像炸雷一样的吼声，炸得军代表不知所措，无言以对，就将他推出门外。这一推却像火上浇油一样，陈早春的怒火更旺了，他跳着脚挥着拳头把军代表骂了个狗血喷头。人急了就没有好话，口不择言，他顺口冲出一句：

“过去的地主对待长工也不是你这个态度。”

这下可好，军代表抓住这句话不依不饶，说他把至高无上的军代表看成地主，是严重的反军政治事件。“你等着！”他狠狠地撂下一句，匆匆忙忙去组织和筹办批判陈早春的大会，势必要把他批倒批臭。他首先通令全连，取消他的“五好战士”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的称号，今后如何处置，看他的认罪态度再定。

陈早春成了待罪之人。

他放养的鸭子们也提出了抗议，五天之内就全部停止了下蛋。

但奇怪的是批斗会迟迟没有召开。

陈早春从同事那里得到批判会不能召开的原因是，全连的干部，包括班排长都觉悟不高，动员不起来，只有一个排长主张批斗，理由是陈早春一贯抗上，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陈早春知道了这一内幕，就天天去找军代表，调侃而又带有挑衅地对他说：

“你们赶紧早点开好我的批判会，最好找一些当地的农民代表来参加，以壮声势，况且我们下来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兵有你们是现成的，工人不好找，农民都在周围可以随叫随到。”

军代表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是在将他的军，拿他也没有办法，只好见他来了就躲着他，不理睬他。

双方僵持着。

这时候，前副社长副总编辑韦君宜已经“解放”出来，担任了连队指导员。亲自找陈早春谈话，劝他不要这样硬干下去了，要认错。陈早春一听更火了，又向她发了一通火，当然，他不是对韦君宜而是指的军代表。韦君宜劝说到最后竟然落下了眼泪，诚心诚意地说：“早春，你的为人，我清楚，全连的干部，群众都清楚。我们对你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但你这样闹下去，叫我们怎么办！你自己怎么办，得考虑后果……”

听人劝吃饱饭，陈早春被感动了，深知她的难处，只好就坡下驴，停止了“胡闹”。 

为了给军代表一个台阶下，连队虽然没有开批判会却开了一个帮助会，大家在会上冠冕堂皇地讲了话，主持会议的是工农出身的连长，在结束时让他表态，陈早春只说了一句；“你们权柄在手，作威作福。”连长文化浅听不懂是什么意思，让他说明白一些，陈早春找不出再明白的解释，就一遍一遍地说，只好不了了之。

军代表调整到别的连队去了。陈早春却名声大燥，因为他为广大敢怒不敢言的五七战士出了一口恶气。

晚年，陈早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后人应该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时的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特别是在不太健康的人类社会中，当常人不愿干事，有人争着干，当大家不敢说话，有人敢说，也许不健康的社会就会逐渐健康起来。个人的荣辱升迁，或暂时的挫折，镏珠微利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我始终相信，正义终究属于健康的人类。就说我们那个连队吧，一切遭诬陷、打击、专政的对象，最终还是逐个落实了政策，而那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胡作非为的军代表，有的被开除了军籍，遣返了原籍，就说明了一切。

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后人研究，一位热心的文化工作者李诚外，请陈早春就向阳湖五七干校题词时，他不假思索地写道：

向阳湖使我了解了国情、社情、民情和友谊。

李诚外同志多年潜心研究向阳湖五七干校文化，陈早春对此举非常支持，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其他同志一起提案，要求重视咸宁五七干校的研究和开发。李诚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编了一本《向阳湖文化丛书》将书稿送交陈早春，陈早春阅后没有向上级申报立即指示专人负责出版。书一出版反响空前，颇受好评。后来，出版署的领导见了陈早春，说，你做了一件好事，幸亏没有申报，报了我们也不敢批准。

行文到此还有一件轶事值得一提，一九七六陈早春第二次下五七干校，去的是文化部石家庄干校，有一天，他回社里办事。行政科的人以为他已经调走了，连床铺都没有他的，还不给他安排住宿，他没地方睡觉了。

人事科长是著名诗人李季的爱人李小为，她看不过眼了，就让他临时睡在她的办公室桌子上，好歹让人弄来了铺盖。李季是个老革命，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的那部优秀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如今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李小为在社里也有一定的声望，她当着陈早春的面对行政科的人说：

你们不要小看人，将来人文社的天下，就是陈早春等人的天下……

没想到十多年后，预言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