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的反腐

汪北泉

    腐败是历朝历代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王朝，莫不是多因腐败而终, 兰陵笑笑生借《金瓶梅》表达了人要平安地度过短短的一生，走出因果报应与祸福轮回，就必须惕惧酒色财气，安命待时，守礼远祸。

    腐败是历朝历代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王朝，莫不是多因腐败而终，多因根治腐败而兴。国朝刚立，百废待兴，朝野蒸蒸日上；天下承平日久，腐败慢慢兴起。时间一久，腐败滋生。腐败与反腐败相争不敌乃至天下败亡。不知什么时候，反腐也成为这个时代备受人关注的话题。自私是人类的本性。官员的腐败与人类的自私、贪婪密切相关。《金瓶梅》里写到人性的自私、贪婪、愚昧，如何面对这些人性之恶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兰陵笑笑生借《金瓶梅》表达了人要平安地度过短短的一生，走出因果报应与祸福轮回，就必须惕惧酒色财气，安命待时，守礼远祸。《金瓶梅》是一部蕴含丰赡的寓言，其许多微言大义尚有待挖掘。这里要谈到的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腐败。这是人类社会面对的普遍问题。《金瓶梅》也无法回避。对这个问题，兰陵笑笑生阐释了他个人的理解与认识。

    在古代东方社会里，虽然各阶层都受到儒家文明的洗礼与宗教的熏陶，但这些对士大夫的行为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民众痛恨腐败；一方面，对于自身利益之外，市井之人本质上并没有道德感。许多人无不为了个人的利益，罔顾一切。第四十七回，苗青贪财害主，西门枉法受赃。苗青贪财害主本来是杀无赦的，但是为了谋财，“一路写乐三嫂、王六儿、玳安儿、乐三、西门庆、夏提刑、平安、书童、琴童各色人等，一时忙忙碌碌，俱为一死囚之苗青呼来喝去的使唤。[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688页。齐鲁书社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济南。 ]”财对于没有道德感的普通人来说，无不飞蛾投火，不顾性命。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民众事实上参与腐败并支持腐败。官场里总算还有正义的官员，巡按与县丞秉持公道，对贪财害主的苗青依法查办，为屈死的苗员外伸张正义。但整个社会朝野上下，有一种金钱与权力通过血缘、师生等人身依附，交换金钱与权利的门派关系网络。小小的西门千户、夏提刑与当朝的太师蔡京沟通，上下结成朋党，贪赃枉法。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曾孝代天子巡狩地方，弹劾西门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一刻不可居任者[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710页。齐鲁书社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济南。]”。

    但西门千户打点的礼品到太师府比曾御史的参本还快。管家翟谦略微运作，差人拿贴儿吩咐兵部余尚书，非但一些事儿没有。曾御史还被蔡京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蔡京又“阴令其私党陕西巡按御史宋盘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西门还通过蔡京提议的盐钞法以及其义子蔡御史一泉大发横财。同当下中国一样，皇上昏庸无能，上梁不正下梁歪，朝廷上正气难以压倒邪恶。公道难以体现。

    《金瓶梅》里，对于官员的腐败，涉及切身利益的民众可以“进京上访”。但上诉各级官员连官员的家奴都是需要买通。钱财固然可以买通一切，但加大了获得正义的成本，同时是一笔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如果没有钱的话，也上诉无门。因此，在《金瓶梅》里，民间在支持腐败的同时，还寄托在宗教与道德以保佑个人与家庭的平安。这些寄托表现如下：

    一、昭雪沉冤或报仇雪恨，需要等待时机。除了等待，除了挣扎，人们无所作为。个人的命运与个人无关。等待公平、公正的到来，其漫长的时间难以煎熬。而一个人要等到这个时机，有时候需要一生或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时间。要比一比耐心，欲速则不达。这涉及到中国古代儒家文化里的时与不时的问题。即使反抗，也需要等待。《水浒》里官逼民反都是贪官害民误国。而作为与《水浒》相沟通，互相补充的《金瓶梅》，再次展现中国历史上生动的市井画面。总是贪官太多，不断地激起民愤。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系于贪官或外族侵略这些内外矛盾上。其中，吏治的腐败是最核心的原因。《水浒》讲的就是朝廷上奸臣腐败，民不聊生而官逼民反。也许皇帝真的勤政爱民，只是官员太坏。但反贪官不反皇帝，结果招安，成为统治阶级吏治的一员，还是被奸臣谋害。吏治腐败，王朝就走向末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众难以捱到王朝崩溃。目睹贪官的横行腐败则是一个长期的煎熬。所以，在《金瓶梅》里，面对社会上的邪恶，只能从命运里寻找到安慰：安命待时，守礼远祸。这个从孟玉楼与王杏庵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实际上，这两个人物正是作者兰陵笑笑生化身。

    二、盼望好皇帝圣明，盼望清官主持公义。“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化行而美风俗，由此天下大治。而吏治是历代王朝的治国的不二途径。通过科举取士选择最有才能、最有道德的士，成为官员在朝廷之上，协助皇帝治理国家辽阔的疆域。这种才能与道德体现在对儒家四书五经等经典的学习与运用上。在古代中国，科举不失为一种最公平、相对理想的办法统治国家。科举取士在社会上普遍形成读书学习，实践儒家教化与孝道的社会风尚。书生们安静下来了，读书的风气形成了，社会也就安定下来了。尽管秦朝开创的吏治制度中，朝廷上有弹劾官员的御史，京城之外有巡按专门考核各级官员，到了明朝还有残酷的朱明皇帝对贪官剥皮，但这些科举取士选拨出来的仕，还是不能解决吏治中的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官员朋党之争、腐败与反腐败之争。在明朝，海瑞是最正直的官员。他以举人的身份做到朝廷大员，甚至敢于骂皇帝。平心而论，《金瓶梅》时代明朝的皇帝个人人品并不坏。但皇帝自身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死于宫女之手。好皇帝与相对完善的科举制度都不能解决吏治腐败。最高层与低级官员们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斗。正直的官员总是受到排挤与驱逐。劣币驱逐良币一直在进行。在朋党垮台之前，忠臣总被奸臣害。《金瓶梅》的寓言结构，主要表现在西门之家对应明朝朝廷。在西门妻妾之家里，西门一家之主，而妻妾六人。西门对应明朝皇帝，而六妻妾对应当时朝廷六部。作者以家喻国，借西门之家论说朝廷不治。西门贪淫实指皇上贪淫，西门偏爱有财色的李瓶儿与狡猾的潘金莲而不尊重正妻吴月娘实指明朝皇帝对于六部处置不当，上梁不正下梁歪。《金瓶梅》中，说西门即是批评当时皇帝。而妻妾六人之下的仆妇则是指朝廷的大臣与地方官员。妻妾乱伦、仆妇私通实指朝廷的臣僚腐败。在西门府上，有金莲房中丫头秋菊老是挨打。而大丫头庞春梅则狂傲比得上西门庆。为什么秋菊老是挨打而庞春梅一再受宠？丫头秋菊忠诚于西门庆，发现六娘与琴童私通以及后来的女婿陈敬济偷情，秋菊总是即是向西门的正房妻子吴月娘报告。正是因为金莲房里的丫头秋菊的举报，金莲的几次奸情而得以暴露。可是，不仅潘金莲不喜欢秋菊，动辄打秋菊一顿，而作为西门庆的正房妻子吴月娘也很讨厌秋菊，最后以六两银子而卖掉。其实，秋菊这里的反常行为实有所指的。兰陵笑笑生以秋菊指代朝廷上的忠臣与正直的地方官员。而大丫头庞春梅则是指代朝廷里与当朝大臣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官员。西门的六位妻妾争宠而相互结成小小的派别，如孟玉楼与潘金莲始终站在一起，对付宋慧莲。而吴月娘、孙雪娥、李娇儿一起对付潘金莲私通琴童。而潘金莲处心积虑地害死李瓶儿生的儿子官哥。这些隐喻着朋党狼狈为奸。西门庆贪淫而死，西门的儿子死了，孝哥出家，西门一家败亡实指明朝灭亡。《金瓶梅》第九十八回里，须鬓惨白的韩道国从东京逃难到临清码头上说，“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我等三口各自逃生，投到清河县寻我兄弟第二的。不想第二的把房儿卖了，流落不知去向。[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1540页。齐鲁书社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济南。]”西门庆与蔡京所结成的朋党终于瓦解了。树倒猢狲散。《金瓶梅》第一百回里，”一日，不想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太上皇帝与靖康皇帝，都被虏上北地去了。中原无主，四下慌乱。兵戈匝地。黎庶有涂炭之哭，百姓有倒悬之苦。[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1569页。齐鲁书社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济南。]”《金瓶梅》以西门之家喻国，正与书中叙述的宋朝遭外敌入侵，国家破灭一致。盼望好皇帝现实是坏皇帝；盼望清官主持正义而现实则是贪腐官员，正义的忠臣无法存生。满朝朋党造成社稷的危害无法挽回。鱼死网破也不是盼望的初衷。

    三、儒家道德抵抗腐败。这里是宋代的理学思想。儒家的经世致用对士君子的要求，其中主要体现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上。中国古代的士君子往往是外儒内佛或道，达到了儒、释、道德融合。他们通过个体自我的修养，从自我做起，从自家家政上做起，达到善于治理国家的最高目的。的确，东方古老的文明主要就是儒、道、佛基础上的发展。他们在当时的各个朝代，都无力解决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思想问题，还造成社会思想的停滞。而到现在，这些古老的废墟无论怎么修修补补，都无法拯救当下的社稷危亡。儒家道德带来的是社会生活的道德化，健康的社会风气，但贪官们在利益面前，总是见利而忘义，如之奈何？

    四、上帝是公平、正直的。通过宗教报应思想来获得心灵的寄托。除了守礼、等待，就是行善。但是，寺院道观里，和尚、尼姑、道士淫秽不堪，往往骗钱，愚弄信众，但人们坚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上帝自然会在冥冥中惩恶扬善。通过这种道德约束，在个人的道德圆满中解决内心的不平衡。在信仰里完善自身。除了这个寄托之外，中国人很少受到宗教的道德约束。佛教与道教不能改变善男信女们的社会行为。许多人的信仰是希望得到神灵的保佑，升官发财，并原谅他们的作恶，但在酒色财气上，并不改悔。他们不是信仰上帝，而是利用上帝。

    寄望于朝廷自身反腐，寄希望于宗教的因果报应与道德治国。可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民间社会对待反腐的虚无态度与寄托。可以说，这是毫无力量的无可奈何之举。为什么反腐往往逾反逾腐，忠臣总被奸臣害？ 仅仅是一个好皇帝与坏皇帝身上吗？这是一个千古难题。

    如何解决历代王朝的腐败，是一个中国式的理论问题。几千年以来，除了等待那个山崩地裂的王朝交替的时刻之外，中国历代士君子都没有智慧解决。笔者难以否定儒家治世许多积极的作用，科举取士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历史事实证明，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不是一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即使是在儒教最完善的朝代，也没有挽救过所在的那个朝代于灭亡之中。道教与佛教也无力度尽世人。现在的中纪委反腐与历代的御史弹劾无本质区别。微末的振兴国学，尊孔读经，都无补于世。

    而在西方，思想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从思想之间的争辩里可以发现真理。从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书生们逐渐认识到权力的危害、人性的自私。无论对人本身还是对权力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对权力予以制衡。皇帝是靠不住的，专制的皇权必须废除。民众都有权利参与进政治活动之中，主宰个人的命运，而不是等待与盼望。通过民主选举，运用手中神圣的一票，表达个人对命运的主宰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较漫长的封建社会还是有着历史的进步性。西方逐渐总结出一套制约权力的制度。如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多党竞争。为解决官员的贪腐，还有财产公示等办法。这是西方文明对腐败的解决之道，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制度的缺陷与道德的无力。这就形成了西方的政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东方的书生们有的明白其中道理，愿意借鉴。有的依附于权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默默无言。而成为权力者的书生，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视之为敌。他们不用头脑考虑问题，而是用屁股考虑问题。

    在东方，人们早就认识到，历史只与权力者、或者与拥有权力的书生们相关。与底层民众并没有丝毫关系。虽然权力者宣传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东方书生们的品质里，缺乏西方书生最基本的独立立场，一味站在自身利益或所依附的党派立场上考虑，因而不能解决好这个中国问题。因而现在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历史只与权力者相关，书生不过是一个傀儡。西门庆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贪官，酒色财气样样俱全。作者对市井出身的西门庆的批评主要是从道德上的修身、齐家上予以揭露。迷恋于感官享受，将精神仅仅停留在感官刺激阶段，的确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这些市井小人之辈生活方式，并不构成一个国家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人性很难完美，道德上很难自我完善，国家之治还必须等待书生们承认这种人性的残缺，并针对人性在诱惑面前的卑劣进行制度建构。以道德代替政治，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并不适宜。要将道德与政治要分开，建立政治科学。西门庆是如此，西门庆所影射的皇帝也是如此。对权力要严格地限制。天下是大家的，不是大明、大清的。现代中国大陆，政治科学还没有起步。一方面，一小批贪官步入牢房，如同“壮士断腕”一般，为了以小部分的牺牲，粉饰、挽救执政党整体利益，企图绑架整个民族，继续执掌国家公器；一方面，中国许多最有文化理想、最有救世责任、最正直的读书人也成批地被官府捕捉进牢狱，以图阻止真理之火的传播，一方面，中国民众都等待着那样一个山崩地裂的时刻的来到，重整乾坤。在这个时刻来到之前，将社会之治寄托在自身之外的朝廷好皇帝身上，寄托在冥冥中的上帝惩恶扬善上，甚至寄托在儒家道德的完善抵抗腐败，（尽管儒家早已不存在。），则是愚而不悟。虽然，《金瓶梅》里面的反腐与寄托停留在愚昧的宋明两代， 中国现代政治与现代文明的政治科学还没有真正出现。中国民众还没有摆脱愚而不悟的智力状态。

    2015年2月5日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