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庚子杂论（2）/余东海

己亥年腊月至庚子年四月中旬（西历1月下旬至5月上旬），避疫于故乡遂昌龙洋乡埠头珜村，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拉杂记于手机，近十二万字。今略予整理，特分为《庚子杂论》《庚子微言》两部分刊出，以飨读者。

《方方日记》也有思考，侧重于纪事抒情和疫情追责；东海《庚子杂论》也有纪事，侧重于理义思考、文化追责和制度追责。思考的范围颇为广泛，于文化和政治、道德和制度、现实和历史、中国和美西等等无不触及，剖肝输胆，百无禁忌，不计后果。是非对错，付诸公论，知我罪我，一任当世。2020-5-12余东海于南宁

暴政有两种。一种是暴君所为，没有主体文化的支持，更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如桀纣幽厉。贾谊说：“桀纣之世，比屋可诛。”我一直认为太夸张了。君主虽坏，民德不坏。这种暴政，解决暴君既可。

另一种暴政是极权主义暴政，有极权文化的支持和极权制度的配套。极权暴政有古典和现代之别。暴秦、长毛是古典极权暴政，纳粹、苏联是现代极权暴政。

古今极权暴政都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的配合和支持。尤其是现代极权暴政，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更加扎实。换言之，现代暴政之下，民德民智特别低下，刁民暴民特别多。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对此应有清醒的认知，从而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道德启蒙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19世纪80年代，苏晓康在《河觞》中，把中华文明称为黄色文明，把西方现代文明称作蓝色文明，他断言“蓝色文明一定会取代黄色文明”。结论完全错误，但对中西文明的称谓挺准确。

中华文明之所以称为黄色文明，不仅是因为黄河是母亲河，更因为黄色是中央正色，可以代表中道，代表中华文化和文明。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 同时，远古华夏民族的共主、中华人文初祖被称为黄帝。

伊教文明可称为绿色文明，马家文明可称为红色文明。注意，这里的文明指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社会形态和模式，不与野蛮相对。绿色文明与绿色野蛮、绿色恐怖同义，红色文明与红色野蛮、红色恐怖同义。极端主义和极权主义，本质上都是恐怖主义。

何为道德底线？一句话，三个字：不损人。分而言之，一不说假话，二不做坏事。不敢说真话不敢做好事，可以，但不能说假话做坏事。这是如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守住的底线，是善恶正邪华夷人禽的基本区别。不说假话，包括不坑蒙拐骗，不宣传歪理邪说。不做坏事，包括不支持两极主义和任何邪恶势力，不三帮。

孔子说仁者爱人，不说仁者爱国，并非仁者不爱国。爱人是第一位的，无条件的。只要是仁者，就必须也必然爱人类，这是基础的爱和爱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爱国家爱社会爱万物。

爱有差等，先亲亲，爱亲人，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继而仁民，在政治上亲民保民，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最后仁及禽兽，爱及万物。故在儒家，唯有爱人才能主义化，政治上唯有爱民才能主义化。不能撇开人和民去爱国家、社会和君主。

国家、社会和君主都是儒家爱的对象，又都没有主义的资格。社会必须以人为本，国家和君主必须以民为本。而且，人本和民本不能空谈，必须有相应的文化根基和制度保障。

有西哲谓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然哉。一切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文化道德知识，一切邪知邪见、歪理邪说，都属于假知识。知识越假，假知识越多，良知的障碍遮蔽就越严重。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百年来知识群体反常、反动者众，根本原因在此。

尤其是马家的知识，都是假冒伪劣颠倒反常的假知识，具有反真理、反正义、反人权、反常道等特征。学习、宣传和实践那样的知识，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祸民祸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因为只有儒家才有资格代表中国。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矛盾是五观的矛盾，具有原则性和不可调和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如果真正中国化，必须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从五观层面全面儒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以儒化马的过程，即逐渐去马归儒的过程。

现在多数学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搞反了，搞成了以马化儒，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化儒家，成了儒家马克思主义化。

王道政治中，自由有礼法双重界限，礼以限官，法以限民。论自由度，官员低于民众。而且权位越高，责任越大，道德要求和规范越严。

自由政治中，自由的界限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限制即自由。法律于自由，既起保障之作用，又有限制之功效。也可以说，每个人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为界。

恶社会是极权主义最合适的土壤，最容易助长极权主义。换言之，极权主义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相当数量的愚民、刁民、暴民的支持。极权主义、尤其是现代极权主义，无不逢民之恶，导民为恶。现代极权主义邪说都有民粹主义的一面，如纳粹和马列，都很善于逢迎民众，都是培养“三民”的思想工具。

同时，极权主义的成长和成功，又必然全方位地降低民德民智，深层次地恶化社会，将社会之恶从初级不断地推向高级。

在极权社会，弱势群体普遍思想道德败坏，是正常现象。极权主义与恶社会配套，毛时代就是典型，暴君暴政与愚民暴民密切相配，郎情女意，仿佛天作之合。

自助者天助，自绝者天绝。一个社会多数人坚持和支持极权恶制暴政，就是自绝于人道，也是自绝于天道。那样的社会必然苦难深重，也是外力无法拯救的。即使有王道之国，也无能为力。外力必须通过内力而起作用。内力者，社会内部的正义力量也。

圣贤是盗贼的天敌，真理正理、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是极权主义的天敌。故极权组织和特权阶级，必然敌视、压制圣贤君子真理正义，必然千方百计愚弄民众、败坏民德，根本原因在此。

当然，暴雨不终朝，飘风不终日，在经受极权暴政制造的各种灾祸苦难之后，民众终将逐渐觉醒过来。这也是不以特权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

随着民众觉悟的提高、德智的提升和社会正气的提升，极权主义就会不断衰败并最后丧失社会基础。那就是它恶贯满盈而迅速灭亡的时候。邪不胜正，正必胜邪。只要人类不灭，一切反人性、反人权、反人道、反人类的东西，终究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终将被人反掉。

美国瞧不起马邦，合情合理，理所当然。这不是偏见而是正见，就像我们瞧不起小金国是正见一样。马邦以马学立国和治国，坚持马路，实行马制，官德学风空前败坏，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尊重歪理邪说，尊重恶制恶法，尊重贪官恶吏和恶性利益集团，尊重无德无耻、群体堕落三界精英，那才是反常的。

或说：“此生不为钱活，此生不为自己活，此生做他人不愿做和做不到的事，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雷锋系好事做了一火车专业在读博士的我每天默念无数次的人生格言”云。第二句话不对，自断道德根本故，有违孔子“古之学者为己”的教诲故。利益上，损人利己固然不可，损己利人也非常道。自利利人，追求双赢和多赢，才是善之大者，德之大者。道德上，更应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西哲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东海曰，天理不外乎人情。或者说，天理落实到人道，是义理和人情的统一。故儒家处世，情理并重，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制宜。该重理时，把义理放在第一位；该重情时，把人情放在第一位。

例如，舆论场上，议政论事，道理最大。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情重于理，宽宏能容，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如果时时讲道理，处处论三观，一言不合，非我族类，那就很容易变成“出门皆有碍”的腐儒和老厌物。

三观重要然非唯一重要。三观不可不讲，不可只讲。亲人亲情第一，故人友情第一。亲人（长辈）故人，三观一致固然大好，三观不同，可以委婉劝谏，尽量求同，也不妨听之任之，置而不论。事业上合作伙伴，生活中新交朋友，则应尽量选择三观一致或接近者。

有学者指出，真正搞垮苏联的关键性力量，就是苏联体制内的官员群体。此言甚是。即使没有美国，苏联也同样没有未来，或许能够撑得略久一点，一个“前”字终究要落到苏联的前面。

一切极权暴政都是没有未来的。反人类的本质注定了它们无法摆脱自相残杀和官逼民反两大宿命，注定了它们以害人始、以害己终的命运。

儒家三限：自私以不害公为限，自利以不损人为限，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限。此三条界限，即三条底线。

这是自由主义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底线，但东海完全认同。当然，对于君子来说，仅有底线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努力立德立功立言，积极利人立人达人，以追求自由、关爱民胞、维护公益为己任。

传默克尔警告：“如果病毒被查出不是出于自然而是人工合成,将付出比二战更惨重的代价!”此言不错。如果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那是反人类之罪，十恶不赦、万死莫赎的大罪，无论是不慎泄漏还是故意所为，都是无可饶恕的大罪！

这个病毒无论出自什么人物、势力、组织和政党之手，它们都是天下大敌，人类公敌，都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清算，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对于它们，任何正常国家和正义力量，都有权利和责任对进行义刑义杀义战，坚决彻底地消灭它们，彻底遏绝，无世在下！

美国常被称为霸权主义。姑借这个概念一用。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东海曰，以力假人道者霸权。这里的假，是假借、利用义，并非虚假、虚伪义。美国利用人本思想称霸天下。虽然是利用，不乏一定程度的诚意，就像管晏霸道利用仁义思想而“如其仁如其仁”一样。

同时，无论古代霸道还是现代霸权，都必须有大国背景。可见，霸权主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人本思想和大国背景，两者缺一不可，缺一就不可能称霸天下。

霸道不如王道，又远优于暴政。同样，霸权主义远优于极权主义。两者哲学根源正邪有别。极权主义的根源是物本主义，兽道也；霸权主义的根源是人本主义，人道也。人道虽不如仁道，却是正道，非兽道和各种邪道所能比也。

霸权主义和极权主义都有称霸天下之心，但极权主义有心无力，纵然强大一时，也只能称霸一国，永远不可能称霸天下，永远不可能战胜霸权主义，而且不可能摆脱灭亡的命运，苏联就是殷鉴。任何马帮若不能及时改邪归正，都难以避免步苏联之后尘。马帮归正之道不外乎二：一是归于中华文化和文明，二是归于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

打倒两极主义，包括如下工作：批判其邪说，把它们彻底批倒批臭；改革其恶制，对它们进行改良或革命；打倒其势力，让它们彻底退出政治领域，对它们的罪恶进行清算和惩罚。

打倒两极主义，是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的必须，是敬天保民、维护人权的必须，是建设人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追求所有美好理想的必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打倒两极，为天下后世消灭两大灾难源。两极不倒，人祸不已，文明不安；王道不倒，王道难建，大同无望。

打倒两极，匹夫有责，人人有责。这是人类大义，天下大义。凡正人正常人都应该支持这一事业，凡仁人志士更应该为此而努力奋斗。全世界有识之士、有德之士团结起来！

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不配爱人。以物为本或以神为本，置人于何地？爱人爱民，都必须立足于人道。集体主义亦不配爱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之范畴。集体为本，个体必然为末。

唯立足于人道之人本主义能够爱人，唯立足于人道而上达天道之仁本主义能够最中肯地爱人，并在政治上以民为本。仁本主义文化强调四端之心的扩充。其中恻隐之心为爱人爱民提供坚实的根基和雄厚的内力，是非、羞恶、辞让之心为爱人爱民提供正确的方法。

另外，爱党主义不配讲爱国，爱国主义不配讲爱民。它们讲爱国爱民，巧言令色、自欺欺人而已。

郭齐勇先生《反思新冠灾疫：从言路闭塞、痛失时机到体制改革、人性养育》一文，对这次疫灾的反思颇有深度，在至今为止我的视界中，是类似反思文章中最好的一篇，然亦略有异议。郭先生认为：

“根本的问题是政经体制改革，政治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经济上必须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的地位与发展问题。”

殊不知，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最大的拦路虎。依托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道路之下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只能是、必然是假冒伪劣品。要实行真正的政经体制改革，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邪，改革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摆在中国目前有两条道路选择：一条是自由主义道路，民主宪政；一条是仁本主义道路，儒家宪政，王道礼制。后一条道路最为中正，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伪君子、小人和盗贼都喜欢谄媚吹捧，都不喜欢真话，然三种人表现同中有异。对于真话，伪君子会装模作样地表示口头欢迎，一般小人会明明白白地表达不满，盗贼无论表面如何，都会敌视、防范乃至迫害说真话者。

如果盗贼偶尔表面表示欢迎说真话，那更可怕，说真话将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当年的阳谋和引蛇出洞就是殷鉴。

如果说对伪君子和小人说真话是对牛弹琴，对盗贼说真话就是对豺狼弹琴，很容易成为豺狼的美食。天下最大傻，就是对盗贼说真话，做盗贼之忠臣。

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与时偕行，不断完善，不可能一好百好永远好，何况民主的制度品质远逊于王道礼制，本身缺陷更多，上升空间更大。

然民主制下的国人对于制度的缺点和不足，常会不断地作出各种反思和批评，促使制度不断改良。这是民主制度的一种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功能，体现了自由政治新新不已的活力生机。

马凯特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和副系主任朱莉娅•阿扎尔《体制：美国政治危机的根本问题》一文（指据国政学人公众号）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晶。文章指出，美国人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美国政治体制病了。

文章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与其政治现实不匹配，即民主的结构跟不上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代表权仍与各州和地区联系，而政治对话已经进入全国；“选举”在实际中日趋重要，但《宪法》对选举缺乏重视；“色盲”(colorblind)的制度，使得种族议题深刻影响当代政治生活。

当然，该文的反思和批评和几乎所有美西精英的思考一样，未能超越民主自由的限制，缺乏向上一机。这是不能苛责于西方文化人的。民主的自我完善有其文化限度。要展开超越性思考、追求和实践，有赖于民主社会中出现儒家群体并深度参与政治。

洋人待遇超国人，官员待遇超民众，少族待遇超汉族。相对于洋人，国人是贱人；相对于官员，民众是贱民；相对于少族，汉族是贱民。在马帮统治下，汉族成了四等人，成了贱民中的贱民。

因为其亲友的一些言行突破了道德底线，践踏了人的尊严，摧毁了文明的根基，范学德写下《与亲友绝交书》，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与他们永不再见。

五伦是人伦的五要素。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五种人际关系，各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规范。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不能因此否定亲情和友情。

同时，亲情友情和同胞之情有别，以对待民众的方式对待朋友，以对待朋友的方式对待亲人，都是不伦的。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不可无差别对待。

君臣、朋友以义合，道不同还可以分手，但父子是天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父亲就是杀人犯，或者如瞽瞍欲杀子，儿子亦无“绝交”之理，遑论道不同而已。

我很多前辈朋友都是共产党人，家父也是老军人和老党员。尽管我不认同他们的政治信仰和道路选择，但我知道他们都是正人善人。所以，我与他们论情不论理，或许会偶尔提醒、委婉劝谏，但不勉强，更不苛责。

我理解他们，深知他们初心不坏，他们的错误是时代环境造成的。某些儒家君子都很难以摆脱时代局限，何况一般正人善人。将心比心，咱们如果从那个时代来，只怕也会在心灵深处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甚至以入党为荣。

或认为：“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运动，20世纪初的反传统文化思潮，以及清代的狭隘部族统治，是了解中国历史精神的三重障碍。冲破三重门，方能见真章。”

说得不错，略有异议。我以为，了解中华文化和历史精神的三重障碍是，反孔反儒的思想，尊马尊毛的政治，西方文化和文明。

现代西方文化虽然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和人道精神，但正而不中，不能上达天道，会对学者和世人产生严重的所知障，障碍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注意，这是思想障碍，不是政治障碍。

当然，西方文化和马学毛思正邪有别，儒家自当区别对待，对马学毛思是破而不收，一破了之，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则有破有收。不完全认同，故有破；不完全反对，故有收，目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超越之。

至于清朝统治，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会构成中华文化的障碍。何况清朝的主体文化、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模式，于儒家虽有偏离，但未违背。作为中华偏统，不宜过于低估。

奴才斗不过自由人，小人斗不过君子，盗贼斗不过圣贤，这是常态，同力度德故。在双方条件、力量相近的情况下，道德就是决定性的。同时，道德有助于条件的优化和力量的扩大。国家也是如此。

由于盗贼小人、邪恶势力没有道德约束力，无底线超限战，正人君子、正义力量一开始可能吃亏，但只要认识和警惕提高了，自有防范和应对之方，自有正智正道破小人盗贼的邪智邪道。

真善美都很重要，真第一重要，虚伪可耻。但某些情况下，真不如伪，伪好于真，例如，伪君子好于赤裸裸的流氓恶棍。故在政治上，有“伪善亦善”的说法。有人自称“我们是真心对美幸灾乐祸，不虚伪”云，这种人真则真矣，完全丧心矣，不可救药矣，还不如虚伪。

讲中华文化和文明，必须坚持中道立场即儒家立场，才能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明白中肯到位。站在其它文化立场上讲，肯定讲不好，轻则浮皮潦草，东偏西倚，重则看朱成碧，颠三倒四。如果站在两极主义立场上讲，那就更不靠谱了。讲中华文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道德资格。两极主义和一切邪恶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这个资格，就像妓女没有资格讲贞操、骗子没有资格讲真诚一样。

4月4，全民哀悼日。哀伤之余，更多的是悲愤！没有对疫灾原因的深入反思，甚至禁止反思：没有对瞒骗罪责的严肃追究，甚至禁止议论。404依旧，防火墙依旧，各种各样的隐瞒欺骗依旧，真是死不改悔，死猪不怕开水烫。

难道，不知真实数字的罹难者又都白死了？一场罪恶滔天的人祸又白白浪费了？难道，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没有受够？已经持续大半个世纪的空前深重的苦难还要延续下去？

最缺德者讲道德，最无底线者讲底线，只会令人极度厌恶鄙视。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以李文亮命名的法案，制裁隐匿新冠病毒疫情的外国官员。华春莹回应：“几个美国政客出于丑恶的政治目的，政治操弄李文亮医生因公殉职事，是对李文亮医生及其家人极大的不尊重和极大的冒犯，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有关部门和官员隐瞒疫情真相，训诫和诬蔑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吹哨人，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遍布九州，危害天下。是谁“出于丑恶的政治目的”，又是谁“毫无道德底线可言”，一目了然！

美议员呼吁美国务院敦促中国调查三“公民记者”失踪？华春莹的回答，答非所问，根本没有提供三个人的任何信息，却东拉西扯，强词夺理，自吹自擂，可恶可耻之极。

爱国无罪，理所当然，但爱国主义未必无罪。爱国主义思想上有错，政治上有罪。

国家为民而立，不是人民为国而生。对于人民来说，国家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国家、政府、领导和官员，都要以民为本，爱民第一，坚持爱民主义。

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把国家放在第一位，颠倒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违反了人民本位的政治原则。王道政治民本位，自由政治人本位，都是正义政治。国家本位则与君本位、党本位一样非正义。

鼓吹爱国主义的政府和官员，必不爱民，也必不爱国。爱国主义只是它们谋取特权和私利的幌子。所以，爱国主义口号越流行的国家，官员越贪恶，政治越黑恶，人民苦难越深重！

正人君子有朋友，一些小人也有朋友，唯独盗贼没有朋友。对于盗贼，正人君子或鄙弃远离之，或严厉批判之；小人会因为恐惧而谄媚之，或有利可图而利用之，但不会真心相待。

盗贼之间，有利则合，利尽则散，利益冲突则斗。盗贼内斗起来特别冷血残酷，动辄你死我活。人与人之间如是，国与国之间亦如是。流行一句话：“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盗贼政权之间一旦产生利益矛盾，冲突往往特别激烈。

闻郑州的刘盈盈律师因为“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被郑州律协处分。所谓“未经核实的信息”，是“武汉殡仪馆门口排长队”，是有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李文亮医生尸骨未寒，疫灾依然深重，防民之口和封锁信息。依然如故，令人厌憎而绝望！

什么都欺瞒，什么都保密，疫情也保密，死亡人数也保密，保踏马的密！把人民当成和变成瞎子聋子哑子和傻子。这些中华乱臣、民族贼子！旧恶未消，又添新债，血债累累，无可救药！

我十几年前就指出，这是大争之世，大恶之世，大乱之世，大灾大难之世，也是大变之世。这是根据唯仁史观和历史经验作出的现实判断。

疫祸蔓延之后，变速将急遽提升，文化之大转向，社会之大转型，政治之大变革，都是不可逆转的，不以某些人、某些组织和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内人心大变，国际形势大变，美国态度大变，吾国不可能不大变。各种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将忽然掉头或垮掉，各国坚持邪路绝路、坚持恶制恶法、坚持防民之口与民为敌者，将很容易将陷入绝境或大祸临头，大祸或从天而降，或从地底涌出，嘿嘿。

刚才在东海客厅看到一句话，精辟之至，可惜已经不见了。大意是：谁是世界上终极的邪恶？说出来，号就没了。

控制舆论，防民之口，思想入罪，文字成狱，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暴政不约而同的一大共同点。

曾有人对东海说，你总是批评极权暴政，如果现在真是极权暴政，你早就被抓起来了。确实，马家修正主义时期比马列原教旨时期相对宽松，异议人士未必全部入罪，可称为后极权时期。但极权主义本质未变。

二十几年来，东海辟马议政放言无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受到法律惩罚和政治迫害，但煽动颠覆的罪名始终高悬在我的头顶。同时，我常常被封号删帖，大量著作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出版，这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歧视乃至迫害？对于文化人来说，剥夺言论自由是最无耻的侮辱，最恶毒的侵犯。

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云。反过来也成立：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

不仅一般小人、野蛮人，就是盗贼恶棍，绝大多数也不可能一辈子只做坏事不做好事。这就是良知的力量。良知作为天命之性，要彻底灭绝，要彻底丧心病狂、善根断绝，大不易也，大不易也。那往往需要邪说的洗脑、恶制的陶冶和恶劣环境的熏陶。

或问：如果新冠病毒是美国人的作品，是他们人工合成而不慎泄漏乃至故意所为，你什么态度？

答：儒家和东海的态度具有开放性，一切有待于事实追踪和科学结论。如果确属美国所为，天下所有正人君子、正义力量和正常国家都应该、必然、必须追究美国的责任，遑论东海哉。但是，无论美国如何，不影响我对两极主义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

传易中天说：“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有人问，没有一个官员站出来支持方方！为什么？

东海曰，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官员是正常人，遑论正人，更遑论君子。仅此一点足以证明，马帮官场非人化现象普遍矣。仅此一点亦可证明，马帮整体上就是中国之敌、人民之敌和人类之敌！

或问：有两种观点。其一、最坏的人也是人，恐怖分子也是人（恶人亦人）；其二、太坏的人不是人，恐怖分子不是人（恶人非人），你认同哪一种？

东海曰：人格有道德人格和法律人格之别。论道德，人邪恶到一定程度，就非人化了。虽有人形，但无人格。故孟子说，无四端之心，非人也。

但在法律上，恶人、罪人也是人，即使犯了死罪，也可杀不可侮。在理论上，马帮法律也是尊重罪犯的人格和相应人权的。《监狱法》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云。所以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只要有人形，就有人格。

道德审判的时候，对于邪恶之徒，可以斥曰猪狗豺狼，禽兽不如。但并不意味着对待他们可以象对禽兽一样处理。即使义刑义杀义战，也各有相应的规范，与杀禽战兽有别。

远小人，贱不肖，辟邪说，疾恶如仇，理所当然。但是，远之贱之辟之疾之皆有方，都要遵守礼法的制约。对于小人、不肖和邪恶之徒乃至犯罪分子，同样要把他们当人看，不能以对待禽兽的方式对待他们。

西方强调人权尊重，非常值得肯定和学习。西方的问题是法律常常失之于宽，并普遍取消死刑，有乱世轻典之嫌，有违“刑罚世轻世重”的王道原则。对于恐怖分子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从重从严和死刑合情合理合乎天理。尊重法律人格、“把人当人看”不需要通过废除死刑去体现。

西方文化的根本问题是不知天，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体系，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同样不能上达天道。其人本哲学和自由政治，虽然立足于人道，但由于昧于天道，人性理解不深，道德觉悟不高，人道立足不稳。

故西方文明、政治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难以修补的根本性缺陷，慨乎言之有三：一、文化教育可以培养正人善人自由人，但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二、民主制度可以与能但不足以选贤，能提供民意合法性但不能提供天道合法性；三、法律正而不中，能够惩恶但往往力度不足。

三个问题密切相关，是西方文化框架内无法解决的。西方文明无论怎样发展，高度都是有限的。西方可以建设一定程度和谐文明的国家，不足以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

建设高度文明和谐的社会和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唯有王道政治能够。也唯有王道文明，才能对西方文明取其精华。

广毅曰：内从良知，外循礼法！我称之为八字真言。做到这八个字，就是儒者、君子，做得到位，就是圣贤。做好这八个字，人生大事毕矣。

欲从良知，首先要致良知。致良知又要从格物致知开始，进而下一番诚意正心、克己复礼的功夫。礼兼内外，内根源于良知，外落实为礼制。修齐治平，都有赖于礼，都必须遵循礼法。君子依礼自治，为政则依礼治官，依法治民。

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儒家有体有用，体全用大，体大用全，体用一如。然对于其它文化和文明，在用的层面，亦自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襟怀和取其精华的高超能力。

故在大本确定、充分发挥中体之大用的前提下，在用的层面，自当尽量采纳西方文明精华，中西合璧，统归于仁。至于两极主义，体用都不行，学术和制度皆一无可取，弃之可也。

“以张申府、张岱年、方克立等为代表的学者，正视中国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共在的客观实际，先后形成“文化 ‘三流合一’论”( 张申府) 、“文化 ‘综合创新’论” ( 张岱年) 、“马魂、中体、西用” 论 ( 方克立) ，勾勒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逻辑演进脉络，并在当代语境中确立了 “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这一范式结构。”

习时期就是“马魂中体西用”这个理论的实践，我称之为马家中道和杂时期。或许，这是从马时代向儒时代大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但只能是、必然是一个极其短暂的过渡期。这是其文化、政治和历史逻辑的必然。

马魂中体西用这个正邪善恶混杂在一起的大杂烩，必然导致马家无魂，儒家无体，西学无用。由于权力的强力捏合，三家或许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在表面上相互有所认同和妥协，但不可能持久。尤其是马与儒、马与西之间的矛盾，具有本质性和不可调和性，终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马杂时期之后，应该有一个自由时期，然后中华民族将重新迎来儒家时代、儒家文明。这一次的儒家文明将永不坠落并且永远上升，直到天下大同。

孔子说：“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东海曰：蚂鬣质变至于自由，自由提升至于王道。这是中国未来的道路转换和基本方向。

一个文化体系优秀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消灭了。只要人类不亡，她就不会被灭。无论怎样摧残焚烧，都将春风吹又生。

人世间最优秀的文化非儒学莫属。儒学即仁学良知学，根植于仁性良知。人类不亡，仁性良知不泯，儒学就死不了。即使万一四书五经被彻底摧毁，人类也会重出圣人而重造圣经。

清儒的中体西用，是以儒文化和君主制为体，以西方科学技术为用。民儒的中体西用，是以儒文化为体，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为用，视民主制为外王。东海强调中体中用，兼顾西用。即儒文化为体，新礼制为用。在制度和技术层面，汲取西方精华。以中为体，以西补用。

这里的体，指文化主体，即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中体，就是以儒学作为立国、治国和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仁本主义道路。

在不同的境界、领域和话语环境中，体用所指不同。儒家在宇宙界，以乾元天道为体；在人生界，以良知仁性为体。论道德，以内圣为体；论政治，以道统为体，以儒学为体。

儒家中道，大中至正，在政治上，敬天保民，作之亲作之君作之师，故上足以反极权主义，下足以反民粹主义，上下双反都很有力。这种雄厚的道德资源和力量，是任何文化体系都无法比拟的。

至于三民主义，本身具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不仅不足以反对极权主义，还很容易被极权主义所利用。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一体两面、相反相成故。

《尚书咸有一德》说：“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道德纯一，前提是道德观念和标准正确一致。这是“德唯一”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儒家中道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五观，必须是中道的，即仁本主义的。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标准，即使同为良性文化，高低优劣是非善恶的标准也不尽一致，不良文化更是观念错误，标准反常。

杂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观念杂乱，标准混乱。如果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混杂，政治必然杂乱无章，社会必然分崩离析，广大官民必然无所适从。

马门杂家固然好于原教旨，也好于一般修正主义。尤其是杂入了儒佛的杂家，在马门中堪称最好，但毕竟是杂家，而且基本立足点依然是马家，故最好也有限。

对方方日记见仁见智见邪见恶，各种看法和论断充满分歧矛盾，主要是立场和标准不同引起的。所立足的文化、政治立场不同，所根据不同的道德、价值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关于方方，目前主要可分为三派：自由派、马左派和国家主义派。自由派高度肯定和赞扬，马左派完全否定严厉批判，国家主义派亦侧重于否定，只是比马左温和。

马右派与自由派性质不同，但在现中国，颇不易分辨。马右的一些观点包括对方方的看法近乎自由派。另外，现中国也几乎没有真正的国家主义派。所谓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往往是极权主义冒充的。

自由派与马右派都倡导和追求民主自由，其实本质大不同。自由派，坚持个人主义（人本主义）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主张民主制和私有制。马家则是物本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学，主张党主制和公有制。

马家左派侧重于极权主义，右派侧重于民粹主义，都是物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民主自由，与自由主义的民主自由，名同实异。民粹主义的民主自由加上一个伪字。

当然，马家右派也有真诚追求真正的民主自由者，只是他们思想糊涂，分不清楚民主自由的真伪。

关于任先生，或说是自由派，或说是忠诚的马家，或说是马家左派，或说是右派，或说是马家改良派，或说是推墙派。东海曰：不知也。但任先生忧国忧民，倡导宪政，正义敢言，实话实说，颇有自由意志和仁义精神。借用孔子赞美管子的话说，如其自由如其仁。

关于宪政，或说，宪政就是现代仁政。我认为，王道宪政才是现代仁政，自由宪政可称为现代仁政的初级阶段。或许，自由宪政也是从马杂时期转型为儒家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对于自由宪政的倡导追求者，儒家应该引以为友军乃至同道。

或认为，善无善报，善有恶报，天道不公，好人没有好下场。其人举例为证曰：几乎所有体制批判者、自由追求者都遭到各种形式的迫害。

东海曰：灾星之下必有灾难，恰恰符合因果和天理。对于灾星，任何认同、支持、崇拜和信仰，都意味着对天理良知的忤逆背叛，都有相应的恶业恶果。始终如一者固然有噩运难逃，中途改正乃至反戈者，也未必能消尽前业，往往不死也得脱层皮。

真正正善的人，从来就不会认同灾星；真正正善的社会，灾星根本没有机会出土和升起。一颗灾星升起，一个社会必然灾难深重，这就是社会共业。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即使在政治无德，法律不公，社会逆淘汰，亦无碍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律的成立。盖因果报应有着无限多样性，并不局限于法律、政治层面也。

人世间最可悲可耻的事，是身为弱势群体而维护极权主义，而排斥、敌视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这样的弱势群体，最方便被诈力和奴役，最为苦难深重而不可救药。五毛七毛自干五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自干五尤为愚昧绝顶丧心病狂。它们不知道，它们的命运与与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密切相关，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意识形态战和舆论战胜负成败的关键是道理和事实。谁站在真理真相一边，谁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道德因果、政治逻辑的必然，人道和天理的必然。顺天者成，逆天者败；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不以某些人和组织的意志为转移也。

要分辨一个人的真实品质，大不易。正如白居易诗所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但有时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详细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分辨敌友的时候，常常需要当机立断。

孔子说：“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东海曰，一言以为友，一言以为非友。在政治上，对待宪政的态度如何，可以作为分辨敌友的一个基本标准。对于宪政，认同者可以为友，反对者必然非友。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反对宪政，就是反对正义和文明，必然沦为极权暴政的三帮。

儒家道统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信仰。道统至高无上，高于政统高于学统更高于血统，道统高于一切。中国之政统学统血统，都不能悖逆道统，都必须在道统之下展开和延续。尊重道统就是敬天，是天下大义，春秋最大义。悖逆道统是对天道天理和人道人伦的双重悖逆。

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谁是我们的敌人》受到不少推崇。文章归纳当前的中国有五个敌人：一、美帝；二、美帝代理人；三、汉奸第五纵队；四、蜕化变质者；五、历史上剥削阶级和地主资本家的残余。

这是外与全世界、内与全国人民为敌的节奏。所谓五个敌人，都是汚名化。所谓美帝和美帝代理人，把美国和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包括进去了。

所谓汉奸第五纵队，实为倡导、追求民主自由者。所谓蜕化变质者，实为马帮中的改良派开明派。所谓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和地主资本家残余，更是文革的诬蔑性罪名，可以无限扩大化。所有反对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的中国人民，都可以纳入后三种敌人的范畴。

信息筛选分辨能力，是智德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极权主义环境中，各种假冒伪劣信息和官窑民谣泛滥成灾，这种能力的高低优劣，与生活和生命品质密切相关，某些情况下甚至直接关乎自己和家人的安危生死。

极权主义需要大量愚民作为社会基础和牺牲品，其愚民之法慨乎言之有三：一是邪说洗脑，思想误导，二是信息封锁，自由剥夺；三是谎谣欺诈，信息误导。置身于这种社会环境中，欲不上当受骗，大不易也。

但也并非没有办法。正人君子可以通过博学审问慎思，逐渐获得理义和信息双方面的明辨功夫。信息方面，博学即尽量拓宽信息渠道，兼听并观；审问即向行家高士认真咨询请教；慎思即审慎地独立思考，不受迷惑。

生活品质高低，与物质和地位有关，但它们不具有决定性。尤其在马家社会，位高金多而生活品质粗陋者众，很多人的生活仓促浮躁，烦恼缠身，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它们的生命品质，更是低劣不堪。

生命品质是生活品质的核心和支柱，其高低优劣取决于道德人格。圣贤君子是仁本主义人格，生命品质最高；其次是佛徒、道士和自由人，分别为佛本人格、道本人格和自由人格。两极主义者，盗贼人格也，无论贫富贵贱，生命品质都极其低劣。

有四种主义，可以构成极权主义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措施。这四种主义是：物质主义、利己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义。

物质主义，包括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肉体第一性的生命观，物质第一位的价值观。利己主义涵盖利益主义，极权主义就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和利益主义。极权主义者都是极端自私、恶性自利者，为了一己之私利之特权，不惜祸国殃民、危害天下。民粹主义，包括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包括虵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也可以说，以上四种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子主义。奉行四种主义者，非愚则恶。极权主义邪说恶制和暴政，就是由邪恶之徒和愚昧之士共同支撑起来的。

很多知识分子反极左不反极权，反毛路不反马路。有的是道德原因，不敢触及根本；有的是利益原因，不愿寻根究底；有的是思想认识问题，误以为极左之外无极权。

极左是马家原教旨，当然属于极权，但极权不限于极左。马家无论左中右，都属于极权主义。用乔力行的话说，极权是它们共同的爹。毛路邓路夕路，各有特色，但本质无异，都是极权主义道路。左中右三条路线之间的矛盾斗争，无论怎样激烈凶残，都是马家内斗。

诺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考察一个人的判断力，主要考察他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专制国家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颠倒的信息，这是导致他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真相。”

不错，不全。影响和决定判断力高低的因素，除了信息来源，还有文化立场和德智水平，而且这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文化错误、德智底下者，即使信息渠道畅通来源多样，其判断力同样高不上去。

家国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国丑不必遮盖。丑恶又有别，丑是一般问题，恶是原则问题。尤其是极权主义，恶之大者，罪之大者，是反人性、反人权、反人民、反人道之大恶大罪，岂能掩盖？对于极权主义，批判其邪说、改革其恶制，消灭其暴政，剥夺其特权，人人有责，天下有责。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当然可以。但必须明白，极权主义、特权阶级与广大国民，可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奴隶主与奴隶、镰刀与韭菜的关系，是盗贼和人民、豺狼和人类的矛盾。盗贼纵横豺狼当道，那就必须安内，攘外必先安内。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极权主义侮辱、毁害、讨伐人民久矣，人民苦秦久矣，内忧外患内乱外侮都是理所当然的，道德因果、政治逻辑之所当然，天理之所当然。

最要当心的是，特权阶级把它们受到的外侮转嫁下去，把弱势群体当成挡箭牌和牺牲品。对于那些积极主动地三帮的弱势群体，我只有无限悲悯。

吾国最可悲可忧者，不是贪官恶吏之众多，不是特权阶级之无耻，而是无数弱势群体具备了极权主义人格。他们一边饱受极权之奴役、暴政之危害，一边又信仰极权、崇拜诈力，千方百计寻求三帮的机会。

一点蝇头薄利，足以让他们卖身投靠，如五毛。甚至无利可图，他们也会积极主动地为特权阶级站台，与文明为敌，与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为敌，如自干五。

对于极权主义，他们以德报怨；对于正人正义，他们以怨报德。人生颠倒，莫此为甚，特权阶级，求之不得。他们构成了恶制暴政最为合适的群众基础、社会土壤和道德氛围。吾国之可悲可忧，莫此为甚。

当代之民即三代之民。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民德民智低下，罪在上层建筑，罪在极权主义。

对于人民，儒家哀其不幸，忧其不行，怒为之争。在极权社会，我们实事求是地指出民众的道德为问题，但批判的武器所指，不是民众而是极权主义。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极权主义就是现中国最大的妖。驱妖辟邪，儒家有责，一切正人和正义力量有责。这是敬天卫道、爱民爱国的当务之急。

或说：“中国现状既不是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非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郑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封建社会的延续，现阶段所有封建社会的特征都有体现:中央集权，人治，世袭罔替，等级制度，阶层分化，文化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大。”

东海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导出来的政治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建设起来的社会模式。说为封建社会的延续，是无知混扯或恶意栽赃。

特权阶级和弱势群体都喜欢一句话：中国强大了，祖国强大了。殊不知，强大的不是中国不是祖国而是马帮。

马帮的强大，是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的强大，是愚民、弱民、防民之术的强大，是巧取豪夺、祸国殃民能力的强大。马帮越强大，人民越弱小，国家越无望。

镰刀斧头之下没有中国没有祖国没有人民，只有人命不如草的草民和一茬又一茬的韭菜。草民和韭菜当然不需要享有人权自由、人格尊严，甚至不需要获得基本生活的保障。

大疫当前，各国纷纷致力于金援国民，马帮不号召捐款就不错了。这是一大马帮特色：无论在国际上怎样挥金如土，一涉及民生问题，立马强调精打细算；无论平时怎样炫富炫强，一涉及民生问题，立马哭穷叫苦。这是马帮文化、道德、政治、制度的逻辑必然。

或说：大疫当前，世界各国纷纷给国民发钱，号称世界经济第二强国应该抄作业。东海曰：幼稚。一、即使给各国人撒钱，也轮不到中国人，中国人不是人，韭菜耳；二、第二强国强在防民弱民割民，可不是强在爱民保民，切勿自作多情；三、即使发钱也自有特色，岂能直接给民众？那让各级官员和官亲权戚怎么中饱？

柏林墙倒坍之后，柏林法庭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XX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明知对方无罪而杀害或迫害他，都是有罪的。明知对方有功于民、有功于民族和国家而杀害或迫害他，更是大恶大罪。这是值得给极权主义分子和三帮分子提个醒的。同时，我也要借柏林法官这句话，奉劝有关官员和公务员：即使为了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也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孟圣说：有人待我以横逆，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我必无礼也。自反以后他人还是待我以横逆，最后的方法是把对方置于禽兽的层次，对于禽兽则有何难焉！这不是精神胜利法吗？给了邪恶坏人空间吗？如此时代，太过谦了，若自己自反后，且仁且忠且敬，应当及时必不放过他！”

东海答：横逆的性质和表现有多样性。根据孟子这段话的语境，这里的横逆是指妄人的非礼性横逆，蛮横而不合常情常理。君子自省没有问题，对于这种横逆之来，不妨视对方如禽兽或无物。如果面对的是邪恶性、非法性的横逆，那就应该以直报怨乃至复仇雪耻！

很认同老子这句话：“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正者，正道也，正义也，包括目的正义和手段正义，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这是儒家为政原则，用权的时候也不能违反。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但战争不妨阴谋诡计，政治本身不能阴谋诡计。即使为了惩罪罚恶为了打倒乱臣贼子，也不能阴谋诡计不择手段，不能违背程序正义。

大恶往往招大灾，奇恶往往有奇祸，个体、群体、家庭、国家无不如此。百年中国灾难空前，苦难空前，尤其是马帮官员群体，大祸奇祸不断，根本原因在此。

我说过，马官群体是古往今来所有官员群体中最无后福、最为悲惨的一群，就是因为这个群体太邪恶了。国民可饶，天下不饶；天下可恕，天道不恕！

希望有心人士把马帮成立以来所有中高层官员的下场做一个统计，当知东海所言不谬，当知因果不昧，报应不爽！

百年来无数国人，向着马帮的官场，向着黑暗的丛林和苦难的深渊，向着极权主义的监狱和万劫不复的地狱，蜂涌鹜趋，前仆后继。这种群体性、全民性、自我毁灭性的愚蠢，史无前例，不可思议！

人被恶鬼附体，要救人就必须驱鬼，要驱鬼就必须具备择法之眼，明辨人鬼之别。

马帮就是依附在中国之体上的恶鬼。四九以后无中国，四九以后的中国其实是恶鬼冒充的。

真正爱国就要救国，真正救国就要驱鬼，要驱鬼就要弘儒。儒家文化既是让恶鬼原形毕露的照妖镜，又是辟邪驱鬼最有效的文化工具。无论有没有外敌，是否需要攘外，中国都必须安内，即解决内鬼内贼内寇问题。

要做到不信官谣，不传官谣，特别不容易，一般人很难做到。马帮致力于遮蔽真理隐瞒真相，把真相当成谣言辟掉，把传播者打成造谣者，要求民众不信谣不传谣，一方面又精心炮制各种各样的官谣，大范围多层次地推向社会，让人防不胜防。

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无数官谣足以乱真。例如，近日国内主流媒体都在报道一则视频新闻：“英国老人被迫同意放弃感染新冠病毒的急救”云云，就是一则典型的官谣。感谢麦田读书生活公众号辟谣。正如辟谣文章后面一则跟帖所说：

“现在分辨信息的成本太高了，首先得能翻墙，然后英语还得过关，最重要还得有独立思考能力，光这三条就能让大部分人乖乖听那些他们精心设计的新闻宣传了，想想都恐怖！”

白宫在训斥美国之音用中国的疫情统计数据制作了图表，用来将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与美国的死亡人数进行比较。白宫简报称根本没有办法验证中国提供的数据准确性。

这是实在话。马帮政府提供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连一辈子居于深山老林的老弱妇孺都认为靠不住。我相信，天下没有几个人会真信，绝大多数毛左、五毛和自干五也不可能真信。

“14亿人的国家，8万多人感染3000多人去世。”官方常常拿出这个数据来证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抗疫能力的强大。关键是这个数据真实性、可信性如何？

政治正不正确，两极主义说了不算，民粹主义说了不算，佛本主义、道本主义、国本主义等等任何主义和文化体系，说了都不算。即使是自由主义所说，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盖自由主义不明天道，于道德认识不足，于人道立足不稳，其政治思想正而不中。

唯有儒家之道德认知和政治思想，最为中正，大中至正。政治正不正确，儒家说了算。

马帮媒体对于马帮及其领导人的赞美，美国媒体对美国、美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批评，都不足为训。美国言论自由，美媒对美国、政府及其总统的批评，总是极为严厉，毫不留情，甚至上纲上线。尤其是不同党派、不同路线之间的批评，更是小题大做，甚至无中生有。这是国人很难理解而很容易上当的。

或问：儒家为政，难道就绝对不封网不禁言，任凭歪理邪说泛滥，任凭极左分子蛊惑人心吗？

答：儒家为政，绝对不封网不禁言，而且在儒家宪政和礼制之下，为言论自由提供法律保障。对于歪理邪说和极左分子，儒家会予以严厉批判，同时为邪教徒和极左分子设置禁入领域。他们享有言论自由但丧失了为官为师的资格。

以中道真理为标准，以事实真相为依据。是非曲直，善恶功罪，必须如理如实而论。这是儒家论事议政的原则。

论事老老实实实事求是，遇事既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一般也不为他人推卸责任。舜父杀人，舜帝可以窃负而逃，却不能为父亲推卸杀人之罪，不能禁止皋陶依法执之。对待父亲犹如此，何况对待极权主义势力。对父母的罪恶，儿女不妨有所隐瞒。对极权主义的罪恶，弱势群体最不应该为它们隐瞒和承担。

当然，特权阶级必定要利用、捆绑弱势群体，把自己的罪恶的恶果后患转嫁到弱势群体头上，把弱势群体当挡箭牌和替死鬼。对此，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必须提高警惕，坚决揭露！

好有一比：恶鬼附体是一种无奈，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同维护恶鬼，而是要依据正法深入揭发批之，最后达到驱除恶鬼、拯救人身的目的。

其一、邪说。这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例如，暴秦后面有法家学说，纳粹背后有民族虵秽主义，苏联背后有马学，洪杨帮、塔利班、伊朗背后有极端主义宗教。

其二、恶制。例如，暴秦是君本位的君主制，纳粹和苏联是党本位的党主制，洪杨帮、塔利班、伊朗是神本位的教主制，都是恶制。它们形式各异，都属于极权主义的制度模式。

同时，与政治制度配套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也都是恶性的。经济上必无私有财产安全，教育上必有邪说洗脑，必然排斥和批判正知正见和正义思想。

其三、恶法。极权主义法律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剥夺言论自由，制造思想罪和文字狱。其四、特权阶级和恶性利益集团。

东海坚决反对、严厉批判极权主义及各种邪教，同时主张在政治上维护民众的言论权，包括极权主义和各种邪教的言论权。

未来中华，所有民众的言论自由都获得法律保障，任何人包括两极主义分子和邪教徒，都不会因为他们的言论而遭受法律惩罚和政治迫害，无论他们的言论多么错谬荒唐背天逆理。

当然，对于精英阶层的言论品质要求较高。如果言论非礼，将会受到相应的礼制处分。但最严重的处分，也只是削职为民。

量变产生质变。儒生达到一定数量，儒学自然、必然上升为王官学。否则强求不来也，怎么设计都是海市蜃楼。

儒学上升为王官学，有一个量变质变的过程，从学术论战到取得三界共识、再到多数民众认同。这个过程绝对不允许使用诈力手段，即“不允许用欺诈和暴力把儒学推上王官学”。结果既定以后，自有制度维持，即宪法地位和礼法保障。

这是大恶、大争、大乱、大难之世，也是大变之世。置身于兹时兹世的人很幸运，有机会见证一个巨大的恶迹，也将有机会见证一个伟大的奇迹。更幸运的是其中一些人在见证历史的同时，有机会为这个历史性的奇迹贡献力量，有机会迸发良知的光辉，进驻历史的殿堂。

在今日头条一则东海微言后，有跟帖曰：“明明可以流芳百世，偏偏选择遗臭万年。”这确实是一大悲哀，是人民和国家的大悲哀，也是当事人的大悲哀。这是社会共业，也是个人德智所限，一点也勉强不来也。

我早就指出，苏联崩溃，马学就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弃马归儒是最佳选择，弃马路而走自由主义道路，也不失为次优选择。抓住马学不放，坚持马路不改，只能为之陪葬。历史的机会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逝就是永远。

或说：“同意老枭的言论自由大方向的说法，但是，伪证、诬告和诬陷迫害，则属于任何国家刑法中的涉嫌犯罪，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与言论自由无关。”

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三界精英言论非礼，要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轻则警告、降职，重则削职为民。民众言论自由度较精英为高，但若涉及伪证、诬告和诬陷迫害等，也是要负相应责任、受到相应惩罚的。届时中华民法或刑法自有相应条款。

吉人天相，被很多人当成一句安慰人的话或者空话。殊不知，这句话实实在在，是道德真理，人生真谛。古来圣贤君子，实得天佑天相，常常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要因有三。

一是君子得乎天道，德大智深，知几察微，善于趋吉避凶，明哲保身。二来，善善贤贤，尊敬和维护圣贤君子，是良知天性的本能，已经成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于圣贤，正人正常人都会油然而生敬意。即使恶棍暴君，也有可能一时手软心软。例如梁漱溟先生，当面顶撞而得善终，良有以也。

故心好到极致，修到高处，就是天子，天道之所最爱，鬼神都会护法。凡是迫害圣贤君子者，最易招天怒人怨鬼憎神恶。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获得了很多人包括其批判者的认同。殊不知，主义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一个非正确、非正义的主义之下，禁区重重，误导深深，很多问题不可能也不允许研究透彻。

而且，在双非主义之下，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得不可收拾。故把主义谈透，把最正确、最正义的主义推向社会推上宪位，是文化群体的第一责任。

三民主义和蚂鬣主义都有双非性。三民主义是轻度双非，蚂鬣主义是严重、极端双非。在三民主义政治之下说主义不重要，必然非君子；在蚂鬣主义制度之下说主义不重要，一定非正人。

面对史无前例的政治无道社会不公，很多人沉默，或许是是不敢或不能批判，而我是不想批判了。二十多年来，对于极权主义的学说、制度和势力，该批的都批了，有温和含蓄的，更多激烈直接的，无遮无掩无忧无惧，剖肝输胆真言直发。

绝大多数人听不到我的声音。听到了的人，绝大多数听不进去甚至听不懂。这都是我无能为力的。扪心自问，算尽心了。我相信，长夜漫漫终有天亮的时候，而且离天亮不久了。

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只不过，很多人的眼睛还没有睁开。或许，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听天由命地等待，在黑暗中默默地圆睁着眼，等待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一轮灾难中睁开双眼，等待新时代降临时那一声壮丽和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