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庚子杂论（3）/余东海

黄明雨先生曰：“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突破。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点敏感。其实不用担心，中国文化复兴，就是要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说得好，只是过于温和了。突破是必须的，仅仅突破是不够的，还要彻底除旧全面布新。除旧就是驱除马学，布新就是以儒家文化取而代之，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全面儒化。

无论竞争、斗争还是战争，奴隶、奴才争不过自由人，更争不过君子人。奴隶是身体非自由，奴才是精神非自由。

国家也一样，非自由国家争不过自由国家，更争不过君子国。君子国，王道之国也。这是中华民族曾经的现实和现在的理想。当然，王道政治和制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未来的王道必须也必然吸收古今中西的制度精华而全面超越。

有家官媒说：“中美若开战，人民愿牺牲到底”云，这是典型的强奸民意。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民或越来越多的人民再也不愿牺牲，再也不愿为极权主义和特权阶级去牺牲。

同时，此言暗藏着绑人民上战车、把人民当炮灰的龌龊目的。只怕人算不如天算，上天不遂人愿，美国也不遂人愿，不遂这些邪恶之徒所愿。君不见，美国的精确制导技术和折首技术都越来越高了。要让人民相信，美国会将导弹往人民头上扔、会斩平民百姓之首，越来越难了。

对一切正常国家和正义力量来说，人民是拿来爱护和保卫的，不是拿来牺牲的。儒家更是强调敬天保民，以此为自己的第一政治责任，必要时可以为人民牺牲。

有一种服务是奴役，有一种主人是奴隶，有一种培养是养蛊，有一种工作是造祸，有一种赞美是利用，有一种道德是盗贼，有一种忠诚是奸佞，有一种光荣是耻辱，有一种援助是助恶，有一种奉献是造孽，有一种牺牲是犯罪。

称马官马民为小人为夷狄，都是抬举。小人也是人，夷狄也有人味，很多马官马民却已经没有人味了，轻则鸡犬化，重则豺狼化。或者弱势为猪犬，得志为豺狼。

如果说马官普遍邪恶，马民则是普遍愚蠢。至蠢无上的一点是，百年来，它们乐此不疲地助恶反善，反对文明正义，反对真正关心爱护他们的人和势力，反对一切对他们有利的东西，把自家推向极权的黑狱，推进苦难的深渊。反孔反儒反自由就是思想文化上反善的典型表现。

白岩松说：“毁掉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是让他追求完美。”东海学舌曰，毁掉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是让他信仰马学。顺便指出，白岩松的说法有误。其说如果成立，圣德追求岂非毁人不倦？

不少人渐渐知道极权主义怕人民有智慧有力量，很多人不知道，极权主义更怕人民有道德有正气。故极权主义既热衷于愚民弱民，让人民弱智化弱势化；更致力于邪民恶民，让人民野蛮化邪恶化。

一群德智双缺的弱势群体和乌合之众，一个野蛮邪恶逆淘汰的社会，构成极权主义天造地设、如鱼得水的适宜环境。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养蛊，这样的社会就是蛊缸。极权主义就是以大大小小各种毒虫为食的那个毒蛊。

我说过，极权主义具有邪恶依赖，即有赖于邪恶的环境。包括邪恶的思想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环境。只要正人君子多起来，民德民智和社会正气上升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丧失生存之基和立足之地。

我早就指出，防民之口即民贼，反人权、反人道、反人性的人物和势力，都是人民公敌全球公敌。现在加一句，凡是把人民当韭菜和炮灰者，凡是主张牺牲人民者，都是民贼、国贼、天下大賊。把这些乱贼批倒批臭，是敬天保民的必须，是仁人志士的责任。

看到这个消息：“太极雷雷向作家方方宣战：邀请武林同道，严惩卖国贼！”不由得齿冷久之。对这个英勇地向一个正常文人、而且是女性文人宣战的伪武术家，只有深深的鄙视和厌憎！还他妈的武林同道。垃圾才会与这种垃圾同道！

老枭老矣，无力象徐哥那样在擂台上扫垃圾了。但我希望太极人、武术人和所有真正的中国人，与这个垃圾划清界限，并希望有真正的太极人站出来，扫灭这个死不要脸的东西！扫雷也是一种启蒙，让更多的人明白，三帮分子可耻，思想问题暴力解决可耻，爱国贼是可耻！

看到吴钩的一句话，不由得失笑。他说：“话说岳不群被令狐冲胖揍一顿之后，咽不下这口气，便向仪清叫阵，理由是，仪清投靠魔教。”其实岳不群虽然伪邪，还是有真功夫的。把雷雷与之相提并论，当心死去的岳不群气得活过来。

有一句名言：人权就是生存权，让你们活着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尊重。此言很无耻，但用在雷雷这类无耻之徒和人形动物身上，我没意见，而且觉得恰如其分。

看了一段朋友传来的冬冬骂雷雷的视频，虽然粗俗，骂出了正气，骂出了正人正常人的心声。为冬冬点个赞！注意，我说冬冬骂得粗俗，并非说其人粗俗。冬冬话粗人不俗。辛弃疾词说，我见青山多妩媚。东海学舌曰，我见冬冬多妩媚。他比大多数文化人细致高雅多了。

厅友王藏已经约战垃圾雷了。我怕王兄脏了手，王藏说当作一种消遣。这也不错。作为消遣，比打牌有趣，也有意义。人龌龊没问题，龌龊还要显摆，也没问题，但显摆有度，不能以欺善助恶的方式显摆。打扫这种显摆者，对于民德民智的提升不无裨益也。

最好的爱民，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次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共同点是维护基本民权，尊重法律人格，把人民当人看。

最好的政府，是先爱本国人民再爱他国人民，其次是只爱本国人民不爱他国人民。最坏的政府，是只“爱”他国人民不爱本国人民，更坏的是只“爱”他国邪恶势力。

批判极权和追求自由，批判强权和倡导人权，相辅相成，是敬天爱民、关心弱势群体最好的方式。东海生平志，一是努力成为这样的人，二是尽力维护这样的人。

在此次疫劫中，有不少这样的人站出来了，任先生、方方女士就是其中两个典型，值得每一个正人君子和中国人尊重维护。为他们说句公道话，是应该的，必须的。

如果身为弱势群体，不仅不尊重维护他们，反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那就不仅弱势，而且弱智，而且丧心病狂。礼记云，以怨报德，邢戮之民也。此辈与极权分子一样，虽无邢戮，难逃天谴也。

《周易•泰卦》彖传：“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这里的“内君子而外小人”，意谓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有亲君子远小人之意。不能理解为“真正的强大是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同时具备君子和小人这两张面孔”云。

君子仁智勇兼备，真正的强大是君子的强大。可以说君子是从小人成长起来的，不能说君子的一半是小人。君子可以内刚外柔，内方外圆，不能说君子外在表现为小人。

对于特权阶级来说，各界一致、全民一致支持它们，当然是最好的。但它们也知道这很难做到，退而求其次，尽量挑起民众内斗，让各界人士相互相互攻击，让弱势群体自相残杀，也是维护特权统治的一大妙方。

常闻人斥责美国利用美元全世界薅羊毛。在姑且承认此说成立的前提下提醒两点：一、薅全世界的羊毛与薅本国人民的羊毛支援邪恶政权及劣等民族，德智高低、政治优劣不言而喻；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乐于被薅，而且被薅的国家大多数都富强发达了。

其实，美国和美元的老大地位，有一定的文明诚信作基础，其全球性信用不是单纯靠武力和薅羊毛建立起来的。而且，其武力国力的强大，也有相应的文明基础。

或说：“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无法被遮蔽，一个就是太阳，一个就是月亮，还有一个就是真相！”

说得好，严谨地说，日月和真相可以被一时遮蔽，不可能被永远遮蔽，终有云开日出、水落石出的一天。真理也是如此，一旦被发现，就不可能被永久封锁遮蔽。故东海曰：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无法被永久遮蔽，一个是太阳，一个是真相，还有一个是真理！人本主义和仁本主义都是真理。仁本主义是更高境界、最高境界的道德真理和政治真理。东海有诗曰：

不能久蔽不能藏，瘈狗狰狞莫逞狂。
天上人间三大物，良知真理与红阳。

三大劣族红绿黑，分别是魔鬼红、禽兽绿和夷狄黑。红族是劣中之劣，最为低劣，最缺德智，最无羞耻，非人化最为严重，恶性奴性双高。

故这个族类，最善于害人自害，自相残杀。君与臣、官与民之间，臣与臣、民与民之间，无不相互利用相互敌视相互坑蒙拐骗。上上下下恶成一团黑成一团。

对于三大劣族，西方文化和文明可以有所救援，但道义高度、思想深度和政治力度都非常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援救之。最好的救援，有赖于中华的文化复兴和文明重建。

作为体制内人，胡锡进《搞好国内的舆论生态，会让西方的攻击失去大部分抓手和噱头》一文所言，有值得肯定处，此姑不论，只指出其中一段话的错误。他说：“首先各种言论不得违宪，不得冲击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任何法治的题中之义，中国社会需要在这方面达成共识。”

这是昧于宪政、昧于言论自由、昧于现代政治文明的三昧之言。宪政之下没有违宪言论之说，任何言论都不会违宪。盖言论自由包括批判宪法、宪政和任何政治体制的言论，包括任何错误言论。保障言论自由，是宪政和现代文明的基础要求。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君子对于他人当如此，对于他国也当如此，对于美国更当如此，择善而从、不善而改。注意，这里的改，是引以为戒，自我反省和改革，不是去批判改革别人。

即使王道政治，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问题，何况美国非王道，问题重重、不善多多、阴暗面多多是必然的。

但美国社会、政治及其总统有病，其媒体自会揭露甚至上纲上线无中生有，其政府及其总统自会去解决或澄清。如果有必要解决和澄清的问题，他们不能解决澄清，自会付出相应代价。

我认为，在建成王道、主导天下之前，对于美国，还是择优而学、择善而从为主。对于美国的毛病，只要与我无关，不妨冷眼旁观，至少批判有度。当然，更没必要为之辩护和洗涤。最重要的是自己不犯或能自治类似毛病。

一些马邦人特别热衷于批判美国病，而依据大多是美人美媒公开的，这就未免热心过度、操心过度了。还是多多操心一下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为宜。

或说：“生存权只属于好人，恶人没有生存权。”大谬不然。如果此言成立，就为滥杀无辜大开了方便之门，乌乎可！正确的说法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分子丧失了生存权。注意，这里的死罪，必须经过良法审判。良法有二，一是王道政治之法，二是自由政治之法。

言论自由，程序主义也，与内容无关，与言论正确与否无关，所维护的恰恰是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包括歪理邪说的自由。在言论领域，歪理邪说不受法律惩罚。流行一句警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东海曰，思想领域就是法外之地。

未来儒家时代，马家和所有邪说邪教的言论权将获得法律的有效保障。德国禁止纳粹宣传，某些原马国限制马家学说，不足为训。儒家政治在对待言论自有特色。

同时，言论自由也意味着民众享有一定程度的撒谎造谣的自由。也就是说，并非任何谎言谣语都会受到限制或处罚。这是维护民众自由和社会活力的必须。

很多民众言论是否错误，是否谎言谣语，言者动机是善是恶，是故意撒谎还是不慎传谣，其谎言谣语属于什么性质，颇不易辨，也不能由政府机构出面辨别和定论，完全可以任其自然，言论问题言论解决，民众言论民众解决。

当然不是完全放任不管。对于错误言论和谎言谣语，是否予以限制或惩罚，民法和刑法自当作出相应规定。有两个基本原则：

其一、如果任其传播，就会发生既时而重大的危险，政府才有权予以必要的限制。其二、民告官究，谎言谣语有受害者并且主动控告。

古代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风闻就难免出错，所以某些居心不良者就会利用这一点撒谎造谣，如朱熹就被两个御史造过谣。但不能因为会被恶意利用就取消御史的这种权。如果御史所言所奏必须事事亲自核实，那反而会对御史的言论权造成巨大伤害，损害了御史台的意义。在言论上，御史尚且如此自由，何况一般民众？

对于两极主义，有一句历史性的警告词：人民没有言论权，政权就将丧失生存权。

在这里，人吃人是常态，非人化是常态。吃人者豺狼化，帮忙者是鹰犬化，被吃者猪羊化。由于马家文化持之有故的洗脑和马家环境持之以恒的熏陶，很多人对自己的非人化并无察觉，甚至有些豺狼自以为仁义，不少鹰犬自以为光荣，很多猪羊自以为是主人。

或谓圈子改变命运。不无道理，圈子的影响确实很大，但更究竟的说法应该是：文化改变命运。优秀的文化，可以不断开阔人的眼界和格局，提升人的道德和智慧，也可以改变圈子。世间最优秀的文化是中华文化，儒家中道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主统。

论及世界上最大的迷信，或说是对科学的迷信，或说是对民主的迷信。东海曰：非也，科学和民主各有正确性，对它们的推崇，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所知障，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迷信。

有两种迷信都很大，都具有世界性。一是神本主义迷信，一是虵秽主义迷信。两者谁是世界老大，不妨付诸公论。

新冠病毒究竟从何而来，源于何国何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查明真相。这是对天下后世负责，对天理良知负责。有微友说：“这个病毒源头无论在美帝还是在中国，都应要认真调查，不能因为美帝是民主的模范而维护它，也不能因为国家情怀而偏袒自己，我是不想以后再发生同类事情。”

或说，活在这块土地上真累，一不小心就上当。东海曰，不是一不小心就上当，而是最最小心也上当。不仅经济骗子多，思想文化骗子和政治骗子更多；谎言谣语不仅出自商企界，更出自文化政治教育三界，各级政府和官员常常领衔造谣传谣撒谎传谎。除了中道君子，其他人不可能逃出坑蒙拐骗的天罗地网。

美西的东西可不可以反对，反对美西的东西对不对，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美西的神本宗教和各种负面阴暗面的东西，当然可以反对。美西的自由民主科学则不能反对。如果反对它们，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是助纣为虐，都会沦为极权主义的三帮。

不反对并不意味着毫无保留完全认同。自由民主是可以超越的，超越的前提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需要特别优秀、高明而中正的文化体系和政治模式。唯有儒家中道文化和王道政治才能做到。

对于美西，我们应该在认真学习其优点、全面吸收其精华的前提下超越之，以仁本文化超越人本文化，以王道政治超越自由政治（霸道政治），以新礼制超越民主制，最后天下归仁，实现大同理想。这应该成为所有中国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爱国主义最虚伪。仁者爱人，仁政爱民，都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真正的忠君爱国也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唯独爱国主义，只要付出口水就行。

爱国主义最卑鄙。很多恶言恶行，包括害人害民、草菅人命的极权恶政，一旦挂上爱国主义的幌子，俨然理直气壮起来。爱国主义成了卑鄙和罪恶的通行证。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

东海曰：最不堪的是，乡人之恶者好之，其善者恶之。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国家以亦如此。一个国家，如果搞得野蛮之国好之，文明之国恶之，那也是非常不堪的。当然，国家好不好，责任在领导。领导阶级和执政党，对于国家的品质具有决定性作用。

或提醒，面对各大门派的围剿，雷公大师应该有点脾气才行，否则只会任人宰割。东海曰，雷雷大师有没有脾气都一样，都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尊重。正人君子固然看不上，地痞无赖同样瞧不起。如果说有不一样，没脾气可能还能多活几年，脾气大了，只会到处挨打，自取灭亡！！

政治逆淘汰必然导致社会逆淘汰，社会逆淘汰必然根源于政治逆淘汰。极权政治的逆淘汰是全方位的，具有三重性：道德性、制度性和文化性。即领导阶级道德败坏，政治经济体制恶劣，意识形态邪谬反常。

意识形态又是根本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下，政治和社会、官德和民德统统败坏，统统反常，统统不可收拾。换言之，马学马制马帮，三位一体，马学又罪根源，万恶之源，万祸之根。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从因果的角度和天道的境界看，这句话可以成立。人世间、宇宙中一切存在，都有其因果逻辑和天道依据。邪恶也有邪恶的逻辑和依据。

有阳必有阴，有明必有幽，有正必有邪，有善必有恶。可以说，合乎天理既就是正善，过或不及就成邪恶。故二程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或过或不及，无非恶也，杨墨之类是也。”

可见正善才是根本性、中道性的，是天理的垂直下贯和中道的不偏不倚，所有的邪恶都不符合中道。根据与中道的关系，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偏离中道之恶，偏倚之恶，初级恶，如杨墨之恶：一种是悖逆中道之恶，叛逆之恶，高级恶，如蚂鬣之恶。孔子说，大恶有五。都属于高级恶。

善恶皆天理，皆因果。明乎此理，就不会因为政治、社会和人性太坏而绝望，而且可以对邪恶的土壤和根因洞幽察微而寻求根本性的解决。

善善恶恶就是存天理。明乎天理和因果之理，就可以更好地、真正地坚持中道，追求王道，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偏离者批评和纠正之，对悖逆者批判和惩罚之。这是外王事业的主要内容，也是仁者的责任担当和重要工作。

对于极权主义来说，朋友、底线、红线都是暂时的，都会因地制宜，随时变化。唯有特权利益是永远不变的。或者说，利益才是永远的朋友，保卫特权就是绝对的底线和红线。为了特权安全，必要时思想和制度也可以有所改革。但无论怎么改，邪恶性改不了，主体思想和基本制度不会改。

现中国矛盾重重，其中三大大矛盾具有根本性、敌对性和不可调和性，并且愈演愈烈，处于大爆发前夕。

社会领域最大的矛盾是特权阶级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政治领域最大的矛盾是维护极权和追求自由之间的矛盾，文化领域最大的矛盾是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仁本主义、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四个体系之间相互矛盾。其中，仁本与人本可以并行不悖，两者的矛盾属于内部矛盾。

美国朝野各界，在思想价值方面，具有西式五常道之共识；在利益方面尽管矛盾冲突多多，但不乏一致性。美国政府、参众两院、华尔街和民众之间，各自矛盾重重，然本质上皆非敌我矛盾。在面对中方的时候，很容易枪口一致，同仇敌忾。

现中国则大不一样，以三大矛盾为核心，国民之间和朝野各界，种种矛盾不断深化激化，已无任何利益同趋、文化共识、思想共鸣可言。

马美之间，无论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道义形象，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马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都已经基本崩溃，人心已散。凭特权利益勾结起来、维稳经费收买起来乌合之众，只能暂时性远距离打打嘴炮，而已而已。

窃格瓦拉说：“没钱了，肯定要做啊，不做的话没有钱用。打工这方面，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也不可能打工。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偷这种东西，才能维持的了生活这样子。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在看守所里的感觉比家里感觉好多了！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的！”

东海曰：此人错就错在拿错了盗窃工具，所以只能窃钩，呃不，窃电瓶车。如果拿的是斧头镰刀，什么东西不能巧取豪夺到手？

社会四度，相辅相成。所谓四度，正义度、文明度、和谐度、幸福度也。

不同的人和文化政治立场，幸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君子和小人，王道和霸道，标准都不一样。孟子说：“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王霸之民各有其幸福感。王道的标准更高，霸道次之。

至于极权社会，幸福度极低。但并不意味着奴隶和奴才没有幸福感。而奴隶和奴才的幸福标准又不一样。奴才以获得三帮的机会为幸福，奴隶衣食无忧，相对平安，相比毫无物质和生命保障的战乱之世，也会感到满足幸福的。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就谈不上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必然没有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的保障。说真话都有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的社会，必然四度极低。这样的社会，必然因野蛮而丛林化，因邪恶而监狱化。这样的社会，必然苦难深深难以自拔，灾祸重重无有已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还很容易招致外患外敌，甚至成为天下公敌！

内圣外王，不能解释为只有圣人才有资格为王，只有圣王才能开出王道政治。内圣，指圣人之学，圣人之道。这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和基础，是王道的内因和内在依据。只有学习圣人之学，遵循圣人之道，才能成就圣德，才能开出王道。故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内圣外王的关系是体用、本末和因果关系。

无论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反戈一击往往是最有力最有效的。邪恶势力最容易出现这种人，尤其是内外交困和濒临灭亡之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而革面和反戈。此将功赎罪和戴罪立功之法也，比一般弃船逃生和断尾求生更高明。

流行一句名言：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大谬不然，古往今来可曾有不要脸的人物或势力无敌于天下的？一个也没有，一股也没有。

正确的说法是，人不要脸，天下皆敌。不要脸的人，无耻之徒也，纵然得势一时，终将天下唾弃，很容易沦为全民公敌和全球公敌。

防民之口，政治大忌也，恶政之尤也，最易招致民怨积蓄民愤。民不敢言而敢怒，民不敢怒天敢怒，天下敢怒！民不畏威则大威至，各种灰犀牛黑天鹅将防不胜防，直到将防口派扫进历史垃圾堆。

防民之口，剥夺人民的言论权；防儒之口，剥夺儒家的言论权，却要人民和儒家赞美你，踏马的太不要碧莲了！民贼国贼天下之贼，莫此为甚！别的血泪账姑不论。二十几年来，封了我多少号，删了我多少帖！一笔一笔账，我都记着呢。你们这些乱臣贼子赔得起吗？

根据国家的性质，民意可分为两种：自由之国的民意，极权之国即奴隶之国、奴才之国的民意。

根据社会的品质，民意亦可分为两种：正常社会的民意和反常社会的民意，或者说良好社会的民意和不良社会的民意。

自由国家、正常社会的民意，特别值得重视和尊重，在主权问题和某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特别适用这句圣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民意可导不可强，不可逆。对于不良和反常的民意，可导则导之，不能则避之，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对于民意，不能强其从我，不可逆之而行，更不可诈之力之玩弄之。这是儒家对待民意的基本态度。

无论眼下民德民智怎样低下，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一变，社会必变，人民即变。儒宪一旦建立，民德民智就会大幅度全方位提升。当然，宪政的建成，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基础，民德民智不能过于低下。吾辈兴儒弘道，就是为宪政和儒家时代的启动奠定基础。

爱有“无条件性”。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仁爱原则无条件。仁爱立足于孝悌，故孝悌亦无条件。人道政为大，爱人政为重，在政治上，亲民爱民敬天保民无条件。总之，在家孝悌父兄，为政爱护人民，都不能讲条件。这是儒家道德的基本要求。蒋庆先生说：“道德是单方面的尽分”，亲亲仁民即如此。

然爱有差等。对于不同的对象，爱的程度、奉献度、表达方式和条件要求都不一样，并非一概无条件。在具体人际关系中，无条件的爱只限于亲人之间。其它的爱往往因人而异，有相应的条件和一定的限度。《韩诗外传》记载：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子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言,蛮貊之言也；赐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亲属之言也.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颜回之言适用于对亲人，爱无条件；子贡和子路之言分别适用于对朋友和蛮貊之人，各有一定的条件。

爱人原则无条件，爱亲人无条件。其它人际关系，爱有条件，有相互性。爱人者人恒爱之，妄人例外。故对正人正常人和妄人区别对待。当然，也可以说，君子对妄人自有爱心，只是爱的方式与对正常人不同。

爱是求之不得的。正如元士所说：“要求别人爱自己，要求别人爱别人，要求别人爱某个对象都不对，都不行，轻则演戏作窃德伤道，重则极端迷信，酿成巨灾。”

但爱可以培养，需要培养，仁本主义文化体系最有利于四端之心的扩充，最有利于仁心爱心的培养。爱源于仁，仁者爱人，唯有仁者，才能真正爱人，爱的正常性正义性和真诚性最高，爱的方法和表达方式最为正确，最符合人伦人道的要求。

围绕着方方日记，肯定派和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不是一般的观点之争和立场之别。两派之别，是正常和反常、正动和反动、正义和邪恶、文明和野蛮乃至人类和禽兽之别。

反对派的批判往往上纲上线充满恶意，充满反人权、反人道、反人类的特性。我相信这不是网民的自发行动，而是有一股幕后势力主导推动。而且这股势力的邪恶性和来头都非同小可，代表现中国最反常、反动和反华的力量。

马帮不能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相反，马帮堪称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邪恶的特权利益集团，其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相悖，彼长此消负相关。

马帮成长和成功的过程，就是去中国化、去文明化不断加速的过程。自马帮成立以来，国不国人不人，中国人民为之支付的代价，包括资源、财富、环境、道德和生命种种代价，都是空前巨大沉重的。

依据马学建立起来的马帮，就是百年了最大的灾难源，绝大多数内忧外患人祸天灾，无不由其招致或制造。

对于三胖子，对于古往今来所有暴君恶棍，正人正常人无不厌恶和憎恨，这就是良知的作用。不厌恶不憎恨者，必非正常。如果反过来崇拜信仰它们，那就是极端非人化、彻底丧心病狂了。

如果小胖子死，小金国未必很快就能文明化，但野蛮程度将会有所降低，人民的生活将会有所改善，就像当年毛死了一样。故东海特为其国民贺。

另复须知，即使小金国以后民主化了，其文明程度也有限。在邪路上走得颇久而远，民德民智受伤深重，其疗愈和提升会有一个不短的过程，难免对自由政治民主制度的品质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

吾国则不一样，因为有儒家在。政治能够从马家直接转型为儒家固然好，即使自由化过度一下也不错，民主制度的品格也有望迅速不断提升，在不长的时间里飞跃性地升为王道礼制。

暴秦必灭，长毛必灭，红马必灭，所有邪恶政权和势力必灭，而且速灭。这是天理良知的必然，因果和历史逻辑的必然。

无论怎样强大煊赫一时，它们永远没有、绝对没有未来。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只能是转瞬即逝、白驹过隙的过客。而且，它们及其支持者必要为自己的巨大罪恶付出相应的代价。逢君之恶其罪大，助恶之罪不可饶。

某些势力灭亡在即，不思悔改，还敢猖獗，自作孽不可活矣。东海没有机会替天行道，但可以替天传言。

或问：龙溪之学，黄梨洲和冈田武彦认为是王门歧出，而牟宗三先生认为是王门嫡传。何者正确？

王阳明提出四句教并在天泉桥上叮嘱王龙溪：“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但龙溪只认可四句教首句，认为后面三句都不究竟。

王龙溪后来别立一个四无说：“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

王阳明四句教，本末终始一贯。王龙溪的四无说，治本不知末，有始而无终，严重偏离王阳明的学术宗旨而产生了王阳明反对和警惕的佛道化倾向。牟宗三深受佛道污染，故误以陆王为道统正脉，误以龙溪为王门嫡传。

于孔学，程朱微偏，陆王小偏，故以程朱为正宗，陆王为歧出。王龙溪和阳明后学又大偏于阳明矣，遂大歧而不可救。

看问题需要三只眼：现实眼、全球眼和历史眼。现实眼意味着深度，避免浮泛浅视迷于表象；全球眼意味着广度，避免狭隘近视拘于一地；历史眼意味着高度，避免局促短视拘于一时。

全球眼是一种更广泛的现实眼，要求眼界更大，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的范围中去考察。历史眼的核心是唯人史观，包括邪不胜正、大恶无后等历史规律的理解。

对于邪恶势力，有了全球眼和历史眼，就不会被它局部性、一时性的强大猖獗所迷惑。

或谓马帮：“不是左就是右，于是跪族与战狼轮回，烙饼般翻个没完，危哉殆矣！”说得好。东海补充曰：跪族和战狼，貌似轮流变化，其实一体两面。这是怯懦和野蛮、恐惧和傲慢、奴性和恶性的一体两面，相反相成。

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马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所谓战狼，虚张声势而已，豮豕之怒而已。

儒家最重礼。思想争鸣如果无礼，很容易毒化交流氛围和舆论环境，弄得一地鸡毛，甚至不欢而散。儒生而无礼，甚可耻也。无礼有两种表现：一是在政治上不重视礼制，或不追求，或有条件也不知道如何建设礼制；一是言行非礼，待人无礼。两者皆可耻。

对于无礼之徒，同样要依礼相待。可以依礼而争，唯理是图；可以依礼而让，敬而远之。执事也可以依礼逐客。

人身攻击是无礼的一种典型性表现。商榷思想、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就事论事，就理论理，最忌攻击人身。

言辞无礼，人身攻击，是特色自由派的一大痼疾恶习。这不仅影响正义群体的团结，也导致很多思想和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下去。这是特色自由派成事不足的原因之一，也得东海当年逐步疏离自由派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原因还是文化立场和政治思想的分歧。

五四以来一切非纯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可以纳入特色自由派范畴，以明韵派、民粹派、自由主义杂家为主。

倡导自由主义而又高度认同其它主义者，特别是三民主义、蚂鬣主义和神本主义三种文化体系的自由派，都属于自由主义杂家。明韵派包括改良派和革命派。民粹派与极权派一体两面。

或谓东海反对改良和革命。纯属伪造。言者应非故意，而是严重误解。对于极权主义，可改良则改之，可革命则革之。然改良自上而下需要相当的权力，革命自下而上需要一定的势力，儒家皆无力为之。只有期待之心，岂有反对之理？

另外，我与自由派有分歧，但始终追求自由；与明韵派有分歧，但绝不反对明韵，而是乐观其成。

大国崛起好不好，要看崛起的性质。崛起有正常和反常、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邪恶、文明和野蛮之别。后一种崛起，有百弊而无一利，必然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危险和后患。崛起越高，灾难危险和后患越大。后一种大国崛起，崛起的其实不是国家更不是人民而是极权主义，是特权阶级丑陋龌龊的屁股，很容易招正常国家和正义力量的的打。

我们应该、必须追求前一种崛起，即正确正常正义文明的崛起，利民利国利益天下的崛起。不过，我很不喜欢崛起这个词，还是用兴起为好。让我们为中华文明的兴起、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儒家实践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实践，即行道以兼济天下；一种是道德实践，即立德以独善其身。在非自由、非正常社会，要获得行道的机会，特不容易，特别艰难，孔孟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故只能独善其身。

注意，没有王道实践的机会，同样要致力王道事业的追求。格致诚正、克己修身、立德立言、宣传真理和追求王道，都是儒家独善其身不可或缺的内容。

现代文明包括价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价值文明、科技文明等等。现代文明的政治形态是宪政，制度模式是民主法治，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区别，是全方位、多层次、本质性的，其核心是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

成熟的自由政治之民选总统与极权政权的“元首”也具有不可比拟性，两者无论怎样相似，都隔着文化和制度两大鸿沟。“元首”欲民主改良，或不无可能；总统欲追求极权，则绝无可能。

要清算马学，批判阶级斗争、计划经济之类当然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全面地原则地清算马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把它们批倒批臭。其中马哲最为关键，马哲不臭，马学不倒。

马学不倒，马制就无法真正改革，很多人祸将周而复始，文革亦可能死灰复燃。马制，包括政治上的党主制，经济上的公有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极权主义恶制。

文化人面对邪说而不批判，政治家面对恶制而不改革，都是不务正业，不负责任。如果反过来维护它们，那就是坚持和支持邪恶了，就成了邪恶之徒和邪恶势力。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万民有罪，罪在马党；马党有罪，罪在马制马学。

习说，扶贫先扶志和智。（大意）说得没错，关键是谁来扶，是由儒家为主还是由马家为主。这直接关系着志的正邪和智的真伪，直接关系着扶贫的能力和效果。欲庶之富之教之，非儒家不可，非马帮所能。

马帮只能越扶越贫，纵然侥幸扶得个别贫民小富一下，也会迅速返贫。这是由马帮的文化政治和制度之本质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

道统在上，政治王道，也会出现种种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家天下时代，夏商周汉唐宋，无不问题重重弊端多多，昏君暴君奸臣佞臣也非罕见。又尤其是家天下的晚期，不仅制度崩坏，朝政混乱，民德民智也严重败坏。

但传统儒家王朝的问题，主要是历史的局限，包括天下为家的制度局限和儒家精英的德智局限，并非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很多问题包括制度问题都将不成问题，儒家宪政完全可以彻底避免家天下之弊。

故儒家王朝的问题，与极权主义的问题性质截然不同。未来儒政重启，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最好的解决。如何复兴儒家、重启儒政，才是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儒家群体面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民主是自由主义制度。其思想宗旨是主权在民，其核心内容是定期民选，其制度模式是法治宪政，其价值保障是自由平等。

自由主义民主是真民主，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也讲民主，都是假冒伪劣的民主。民粹主义主张民选，但不讲法治宪政。极权主义有宪法无宪政，有法律无法治，更不许定期民选。

儒家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则有所认同，主张取其精华，但不追求之。儒家追求的是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佛道化是阴柔化，三民化是民粹化，蚂鬣化是邪恶化。

元士曰：“于世道之祸福吉凶，看透看淡有何难？与民吉凶同患而不与民共流合污乃为难矣！”

此言是也。极权之下，官德民德，皆易下流。正义之士受到上上下下双重的排斥，或不至于坏掉，同流合污，三帮助恶；但很容易冷掉，淡然失感，漠然无动，在苦难黑暗的泥沼中做一个苟且偷生的自度自了汉。

唯君子绝不与世浮沉，绝不道德同污。同时吉凶与民同患，思想为民领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地把儒家和国家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命运之上！

极权之下，本来苦难深重。大疫之下，更加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越来越深重。如果要大难兴邦，前提是君子辈出，豪杰并起，让儒家成为指路的明灯，把国家推上正确的道路！

我不担心民德，不太担心官德，也不特别担心制度。特别担心者，主体文化也。

只要儒家成为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一切都好办，制度法律不难更新，官心民心不难更新，国家品格和形象亦不难更新。

儒家文化欲主体化，最基本都前提是拥有言论权。这就是我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呼吁言论自由并对剥夺自由的政治行为深恶痛绝的原因。同时，言论权不仅关乎人格尊严，也关乎国民的生命安全。疫鉴就在眼前。

无论大政府小政府，政治权力必须有边界，不能侵犯人权自由，不能侵害人格尊严。政府最大，都必须坚守文明正义的底线，其经济管理与社会控制都必须是良性的。

未来儒家政府该大则大，比西式大政府更大；该小则小，比西式小政府更小。大小适中，因地因时而制宜。故儒家社会既高度有序，又高度自由。在礼法双重保障下，自由品质和秩序品质双高。

注意，极权政府不是大政府，而是恶政府。恶政府不如无政府。恶政府之下社会是丛林化和监狱化乃至地狱化的统一，不如无政府的丛林，还有望逐渐产生自然秩序。监狱和地狱没有自由也无法产生良序。

中国者，中道道统、王道政治之国也。政治是仁政德治，敬天保民；制度是礼制，礼乐刑政具备；领导集团要允执厥中，信仰中道，坚持中道。这才是真正的中国。

儒家是中国之魂，中国是儒家之国。无儒家则中国丧魂失魄，魂不附体；无中国则儒家沦为游魂，无体可附。儒家和国家，合则神人以和，分则两败俱伤。

中国自古属儒家。长远而言，也可以说天下属于儒家。天下归儒即天下归仁，即大同理想实现之时。

人世间任何仇恨都可以消解，都有消解之时。但消解的手段和方式，因不同的仇恨而异。小恩小怨不妨一笑了之甚至以德报怨，但不少仇恨必须以正直之道报复，故孔子主张以直报怨。君父之仇必复，故春秋大复仇。

儒家还倡导为民复仇，为匹夫匹妇复仇。对犯罪分子的义刑，对邪恶势力的义战，对暴君暴政的革命，本质上也是一种复仇行为。义战结束，革命成功，仇恨消解，社会重归和谐。

抓纲才能治国，治国必须抓纲。治国大纲有二：一正名，正意识形态之名，以儒家文化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制礼，把礼乐制度建设起来。这两件事做好了，王道就成功了，王者大事毕矣。

名不正的时候不正名，政非礼的时候不制礼，就不配为王，不配领导中国。其它工作做得最好，也是不务正业。其它事业做得最好，也无补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