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六章
陈寿昌
第六章 编辑生涯
一九七零年在中国的文化方面有三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一九七0年五月国务院成立“出版口”。当时，国内出版图书只有0·49万种，总印数17·86亿册。
二是，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三是，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对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
“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许多出版机构或被合并或被撤销，大批出版工作者被遣散，许多中外优秀出版物被当作“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这期间，图书出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九七一年全国出版社仅剩四十六家，这其中包含中央级出版社十七家，地方出版社二十九家，职工4693人，其中编辑人员1355人。
在当时的形势下，图书出版的主体是毛泽东著作等相关出版物，出版毛泽东著作是出版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此外，《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也大量出版。全国人民当然不会满意这种状况，不会满意只能欣赏仅有的八个革命样版戏，你想想，即使让你天天吃肉也腻了呀。
也许是在这种大形势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了动静。
一九七一年的春末夏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咸宁五七干校抽调近二十人回北京准备出版图书，其中就有陈早春。这颇令人费解，这个被誉为一向右倾的刺头，怎么会首批就回到原单位呢？也许是贫农身份的庇佑？也许是研究生学历的炫目？研究生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绝对属于稀有人才。
作为一名编辑看稿是一项任务，是一种被动的阅读，虽然他压倒了自由阅读的机会，但其中也有快乐和欣慰。参与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怀胎十月，当婴儿呱呱落地时，心中便有一种做母亲般的喜悦。
一回到出版社立即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久不握笔的手指都有些僵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与古典文学编辑室周汝昌、戴鸿森一起审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书稿，那时候都讲究兵团做战，什么都是集体行动，成绩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集体。
这部书稿来头很大，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转来的，郭沫若名望很高，按说不用严格的三审就可以发排出版。但他们三个看完书稿，觉得书中不顾事实扬李抑杜的观点实难苟同，而且论据都经不起推敲，硬把杜甫划为地主成份让人哭笑不得。
他们通宵达旦地开了近一个月的审读会，每个人都写出了几千字的读稿意见。上报后，领导告之他们，作者除资料性的明显错误外，不能接受任何有关作品的观点的意见。这样，这本书就硬行出版了，出版后，许多读者来信骂编辑部，而这些指责的信他们又不敢转交作者，只能自己吃哑巴亏。
后半年，出版社收到一部书稿《激战无名川》（原名《时间颂歌》）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社里召集有编辑、出版、校对、行政人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审读这部书稿。
这是一部描写抗美援朝战争中铁道兵的一个连队在敌机狂轰乱炸中保障铁道运输畅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写的是一个英雄团体。作者是战争的亲历者，有丰富的生活基础，艺术上也比较成熟。虽然在结构上比较松散，语言不够精炼，但这些是可以在编辑中加工解决的。大家一致认为将它作为重点书尽快出版。社里指派陈早春做该书的责任编辑。陈早春立即与作者和铁道兵部队联系。
作者原名叫郑云林，笔名郑直。名如其人，郑直性格爽朗，具有军人的作派，两人一见相见恨晚。 陈早春开门见山将社里的意见转告他，郑直听了毫不掩饰，有的同意有的拒绝。两个人协商好用流水作业来进行，郑直改一部分，陈早春审改一部分，改动处都经过了郑直的同意。两个人每周接触一次，陈早春从朝阳门内到五棵松路程不近，那时候没有地铁只能坐公交车，每周往返一次很是辛苦，好在那时候年轻，有的是体力和精力，只是费些时间罢了。
两人配合默契合作的十分愉快，很快郑直就完全信任陈早春了。然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骤起风波。这个程咬金就是从文化部调到出版社的徐某，他是作为掺沙子调进来的，目的是改变出版社的领导结构。上级明确表态陈早春的工作直接由他管。徐某是个老革命，年纪不小了，人老实没有架子，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但却总是犯糊涂，上班把自行车放在车棚，下班却找不到自己的车子，只得等人把车推光了，剩下的一辆他才骑走。到食堂买饭时，打菜打饭要排两个队，他却不是找不到菜碗就是找不到饭碗，每次都是好心人帮他找。
至于出版业务完全是外行，根本不懂出版社是干什么的，也不懂编辑的流程。开始他并不过问，也没有经手，陈早春也没有向他请示过。后来，两人慢慢熟悉了，他开始过问《激战无名川》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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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完书稿后，严肃地对陈早春说，书稿中发现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你要特别注意并加以改正。
陈早春一愣，什么问题？
他指出，书中写到一个随军女护士，冷天喜欢将内衣的花衬衣领子翻过来，这是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不能容忍的。类似的问题还提了不少。
陈早春自然没有采纳，也没有向他解释。他觉得没法解释，你想一个大学生怎么向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解释数学题呢？一个内行怎么向外行解释自己的工作呢？这不是对牛弹琴吗？
不想这位徐某却亲自上阵了。他在陈早春和作者改定的稿子上大加涂抹，径直改了起来。凡他改过的地方，看了令人哭笑不得，满篇错别字不说，几乎没有一句说人话的，谁也看不懂。
待再次与郑直相见，郑直看了一塌糊涂的稿子颇为不悦，问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陈早春只好撒谎说，自己没有把稿子保管好，让小孩子在上面画坏了，责任在我。
一两次还可搪塞过去，次数多了谁还信。最后陈早春不得不实话实说了。
郑直一听就火了，说，你们领导就这水平，我的书稿撤回。
这下逼的陈早春不得不向上级汇报了，上级领导拿过稿子一看，实在不成体统。于是下令，徐某不再过问出版一事，才平息了事端。
好事多磨，更麻烦的还在后面。
在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有一个经典的模式，是毛泽东的夫人、红极一时的江青提出的“三突出”。所谓“三突出”是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也就是所谓的“高、大、全”。
“四人帮”的亲信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他们在此文中写道:“我们根据江青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 随后，又被提升为“无产阶级文艺创造的根本原则”，并且提出所谓“三陪衬”作为“三突出”的补充。“三陪衬”指：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物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
用这个标准对照《激战无名川》显然很难通过，有许多硬伤。首先他写的是一个英雄群体，除主人公郭铁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外，还写了一大批连排干部、班长、战士，甚至炊事员的英勇战斗事迹，很难让他们成为配角去突出郭铁这个主人公，其次郭铁的“高”够“大”了，但不“全”，他有性格方面的急燥情绪。第三，作为党在军队中的代表指导员林扬的形象写得较为单薄。这些都不符合三突出的教义。
在陈早春以编辑的眼光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美中不足，不会影响书的出版。所以每次和作者交流时，只是泛泛地提一下，并没有要求作者去修改。郑直也说，生下的孩子是啥样就是啥样了，再去打扮也只能遮遮丑。
编辑们在“文革”中小心翼翼，心怀恐惧，如履薄冰。书稿于一九七二年一月打出了清样，打印了多份，广泛征求意见。其中两份送作者所在的机关，多份分送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出版口，外交部亚洲司朝鲜组，美太司美国组……让他们把把关。另外，还打出了多份送给大白楼生产队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召开作品讨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分别召开了三次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和四次听取个别领导人（计有当时出版口的三位领导、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朝鲜组组长）的意见会，总计听取了领导，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份子近九十人的意见和反映。大家几乎一致肯定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描写了伟大的战争，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时代。比此前同类题材作品更胜一筹。个别人也提出了三突出不突出的意见，但他们并不强求。
一九七二年一月，作者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进行了第二次修改，二月正式印刷出版了。
就在这时候，铁道兵部主管宣传的干事孙某某给陈早春打来电话指示：书稿我们还要审查，马上停印。
岂由此理，陈早春对这种命令式的口吻大为不满，心说我又不是你麾下的小兵，我有我的领导，岂能容你这种越权行为。他心中的火苗直往上窜，也没请示领导就找上门去与他理论。
在与这位孙干事的争辩中，作者也在场，只是一言不发，暗中向陈早春使眼色，有的是赞许，有的是劝阻。孙干事辩论中仍然是拿出三突出的法宝，想引陈早春上钩，拿他反江青的把柄。陈早春是何等的聪明人，岂能轻易上你的钩，只谈书稿中的具体问题，不讲其他。
争论自然是没有结果，不过是枉费口舌和精力。陈早春知趣地告辞，临出门撂下几句话：
书稿的责任人是作者、是出版社，是主管出版社的国务院领导机关，我们敢负一切责任。再说我们已听了近九十人的意见，包括官比你不小的几位领导的意见，你的意见只占九十分之一。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该怎么做，敢做敢当！书已经上机器印刷了，机器该怎么转还得怎么转。
回到单位后，陈早春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顶头上司听了不由一惊急忙向国务院出版口的领导张梓南请示，张指示原计划印行的五十万册减印成一万册，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发行。
一万册也罢，书总算出来了。读者纷纷来信肯定了这部作品，首都图书馆还专门召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作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优秀作品向读者推荐。
书已经出了，陈早春又去忙别的书稿去了。
陈早春在编辑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从普通编辑走上编辑室主任，到副总编辑、总编辑、总编辑兼社长和党委书记。
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在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包括领导的选用也实行开放的试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次选举社领导的大会上实行了民主的“全民公投”，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陈早春被公选为主持全社工作的领导。
陈早春家里祖祖辈辈都是摸牛屁股、掌犁铧种田的庄稼人，从没有想到过做官。他在大学研读的是中文，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本想利用出版社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好好做一番学问。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做出了自己的“宏伟”计划，在做好本职编辑工作外，写上三五本书，甚至还为一个大学带头领来了个国家社科研究课题。
就是在这时（1986年）经过民意测评推选，他被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全面工作的领导，听到这一决定后，他三番五次地向新闻出版署领导推辞，然而领导说民意难违，我们也看中了你这个湖南人的犟脾气。陈早春只得走马上任，自己像一只鸭子被赶着上架了。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自己尚且料理不好，怎能去管别人。所以这个头头当得很苦。”
陈早春看中的是学问，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李昕在回忆中说：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文社”工作，……他那时是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在编辑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著作，很想把我留在自己身边，做一个小小的帮手。他问我准备去哪个编辑室？我说我希望搞中国当代文学，一手编书，一手研究。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当代文学是很难做起学问的，因为当代文学作品没有经过历史检验，很多作品不过是过眼烟云，你研究这些东西，将来你的研究成果会和这些作品一起被历史淹没，是留不下来的。
他建议我从现代文学入手，建立自己的学术基础，向上可以触及古典文学领域，向下仍然可以延伸到当代文学，这样就会显得游刃有余。
……但我当时痴迷于当代文学理论，告诉他我不是想去编小说和诗歌，而是想去理论组当编辑。他想想说，那也好，在理论组也是可以做一点学问的。
从这时候我就认识到，陈早春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他把做学问看得很重。
其实要想当官陈早春早就当上了，在此之前，他就被选中去给中央领导陈云同志当秘书，中组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李锐也找他谈了话，对这种平步青云，多少人梦寐以求而得不到的好事，他思忖再三还是觉得搞自己的专业好，所以连着三次去中组部找李锐谈啊磨啊才推辞掉。为此许多人背地里都叫他傻瓜。之前他和在北京工作的一位本家建筑工程师兄长议论过此事，两人分析了去与不支的利与蔽，最后决定还是不去了。我曾问过他此事，他说陈云要找一个秘书，条件一是要湖南人，二是要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却没有说是朱正从中 引荐的。
我常常纳闷，李锐同志为什么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陈早春呢？陈早春去世后朱正有一篇怀念文章提到了此事。
一九八0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新出版鲁迅全集，从全国各地借调来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来参与工作，湖南的朱正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一九五六年就出版过《鲁迅传略》一书，后被划成右派。陈早春朱正都是湖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自然走得近了，日子一久互相加深了了解，不仅成了同事也成了要好的朋友。那年春节我们全家去陈早春家拜年，朱正先生没有回湖南也在场，一起进餐。陈早春去世后，朱正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我是1949 年长沙解放的时候考进李锐先生当社长的《新湖南报》工作的。我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单身住在出版社招待所，因为这老关系常常去看望李锐先生(我叫他老社长)。1982 年的某一天，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陈云要他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建青年干部局。大约还问到我认识的人里有没有合适的人。细节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可以确定的是他先问我，不然我不会冒昧地提出早春的。我向李锐先生谈了我所知道的早春的情况：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在出版社和冯雪峰的关系很好,担任过党支部书记。这以后我陪早春去过李家，他们两人面谈过。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请李锐的女儿南央查阅了她父亲的日记，在1982 年6 月20 日(星期日)里记有：
朱正、陈早春下午来，留晚餐。陈谈自己情况很具体，难以离开出版社。经济关系太大，要减少20 多元。
后来早春还对我说：他还是喜欢出版这个行业，不想改行。他就没有调到中组部去了。
陈早春是个“书呆子”，做官有做官的诀窍和门道，可是他却不谙做官的这一套。有一次，我去出版社找他，谈话间就到了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要走，恰好这时他的夫人孙佩华进来了，他对她说，你去陪寿昌吃顿饭，我下午还有个会。
他的夫人说，再忙也得吃饭呀。
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去吃饭，本来社里是有客饭的，以他的地位请我吃一顿饭也不为过，但他却没有去社里的餐厅，而是去了街上的一个小饭店，自掏腰包请我吃饭。
吃饭中，得知中宣部的一位副部长到了社里，我大吃一惊，因为以我的阅历，一个部门大凡上级单位来人，不要说是领导，就是平级甚至一般人员来，部门领导必要亲自出面，酒宴相待，热情有加，竭尽逢迎溜须之能事。想到领导驾临他却在陪我吃饭，不由有些歉意后悔不该吃这顿饭，我忙说，人家来了您不去陪，不怕人家说您小看他吗？
他却说，看，我是抽空要去看的，社里已经安排了人接待陪同。我是赔不起时间。
陈早春主政时期，对于出版的图书讲的是一个质量。那时候，各出版社纷纷卖书号，有的社甚至靠卖书号过日子。那时候，山西的一个作家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一本诗集，托我转交。我找到陈早春，他专门把我带到诗歌组的组长那里，将书稿交给了他。后来这本书也没有出成。
陈早春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书生也有倔犟执着的一面，有人把这种正义和刚强的性格称为“湖南蛮子”、“湖南骡子”。
有一次，我正和他在办公室里交谈，一个中年女编辑面带愠色地走进来，请示：
某某某的那本小说我已经看过，并退了稿。这次他又来了，拿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信要求出版，你看怎么办？
陈早春不假思索地回答她：不管谁的信，我们以图书质量为准。
像这样不近情理的事还可举许多例。《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描写市井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只因它里面有许多赤祼祼的性描写，而被称为天下第一淫书，自清朝乾隆朝以来就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指示：《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这样，文化部、中宣部和出版部门商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重新影印了两千册，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
该书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早春主政的十七年中只加印过两次，每次都按严格的手续出售。
《金瓶梅》作为“淫书之首”， 国家规定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年满45岁；已婚；省、军一级高干或研究者。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周恩来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
有一次他在全国政协开会期间，有个老领导坐过来，说喜欢古典文学，想看看《金瓶梅》。陈早春想他虽然级别够了，但是他又不是做研究的，图书数量有限，看这个干什么呢，就不接他的话茬，假装没听见。儿子单位有个领导也托儿子问他，能不能打折买一套。他说他根本不够级别，卖都不能卖，还打折？ 他也没有卖给他。儿子碰上这样的老子，也是没办法。
中宣部的领导找他，要求给政治局的成员每个人送一本全本《金瓶梅》，陈早春竟然提出，不能白送，政治局委员要出个成本费。这件事在他的任期内始终没有办成。多好的一个巴结机会让他错过了，还浑然不觉。
笔者在和陈早春的一次交谈中曾问他：您即是总编辑又是社长兼党委书记，三职于一身，政务繁忙，哪有工夫看稿子？
他说，我一般不看稿子，找了一位可靠的副总编，跟你一样当过知青，水平很高。他们有了问题解决不了我再看。
我问，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说，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那位副总编辑因患癌症英年早逝，陈早春悲痛不已。
后来有一部书稿是由新来的一位博士生编辑的，相关人员没细看就要发稿。陈早春不放心，要来细细读了一遍，发现了问题。找来相关人员进行批评，说，你们不要认为他是博士就大撤手，他没有经过实践，有些问题不了解，幸亏我看了，这样发稿怎么行？出版了岂不遗笑大方。
有一部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长篇小说印出后，也遭到中宣部的封杀，书送到陈早春的案头，他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认为书虽然不是写得特别精彩，但已达到了出版水平，书中也没有政治问题。他果断地拍板出版发行。
陈早春是个敢于负责的人，一九八六年，他担任了社里的总编辑，中国作协书记处一位领导打来电话，指责社里的几位老编辑支持丁玲创办《中国》杂志。陈早春听后毫不犹豫地顶了回去，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是中国作协的下属单位，不搞圈子，不立山头，不拉帮结派。你不要指手划脚，两家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代》杂志发了作家邓贤描写淞沪会战的文章，因为里面有涉及冯玉祥将军的负面评价，被冯玉祥的女儿告了一状，上级领导批示要严查。编辑们心中都在打鼓，忐忑不安。陈早春非常沉静，在社里召开座谈会，把编辑们找来，给他们吃定心丸，说你们安心工作，我不会处理你们。
一九八九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时，陈早春已经是负责出版社全面工作，集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于一身。社里一些人员参加了那次活动，中间他就告诫那些人，以后不要再去了，就此而止。后来上级要求各单位清理干部队伍，陈早春认为，社里没有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有些人的行为不过是支持学生反对腐败，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上级不同意他的意见，出版署打来电话，点名要求处理几个人，他说，我没有证据怎么处理。硬是扛住了。可惜的是被保护的人中后来有人做了东郭先生里面的狼，恩将仇报，这在后面还会提及。
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刚一发表，报刊上就有人进行批判，一些领导也认为有政治倾向问题，社里的人一时都慌了。但《当代》负责人坚持要出单行本，并说一切后果由他负责。陈早春当然也知道了这一情况，最后的责任只能由他一人负。他沉着冷静，一方面默许出单行本，一方面送给他的朋友，延安出身的老革命评论家陈涌一本《古船》，请他评论一下。陈涌充分肯定了这本书，高度评价了作者的探索精神，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价植。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份《新文学史资料》杂志，牛汉先生是主编，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被称为中国作家的硬汉子。牛汉是个老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为胡风案的牵连蹲过共产党的班房，文化大革命中又与老革命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冯雪峰关在一间屋子里，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冯雪峰向他谈起长征，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交往。
牛汉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办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也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他把刊物办成了胡风派雪峰派的刊物，一向胆小的韦君宜社长曾想停刊，但被牛汉顶住了。到了陈早春的手里，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求撤换主编，陈早春没有换，而是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手法，他和牛汉同时担任主编。私下，他对牛汉说，我只是个挂名，一切还是由你负责，我不负责编务工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如有来自外面的压力，由我去扛。我光棍一条，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陈早春漫长的编辑生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白鹿原》的出版风波。
那些年编辑们很勤奋很认真，为了抓到好稿子经常到下面去组稿，称为跑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也不例外，两位编辑来到西安时，得知陈忠实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当下找到作者，要求写好后把稿子交给他们，等于预定了。陈忠实答应了，写好稿子后没有食言。
一九九二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陈忠实写完了这部书稿的最后一句话，同年四月十八日，书稿交到了当时还是《当代》编委、编辑部副主任常振家的手里。按照当时出版社的工作效率，要审完这本书怎么都得两个月以后，陈忠实也在心里做好了“回家喂鸡”的准备。可他没想到仅过了十几天他就收到了回复，信中说出版社的编辑们看过书之后都“疯”了，他们都觉得这本书是一部史诗级作品，只要出版一定会改变现在民众们读书兴趣低下的现状。
这部用生命写成的鸿篇巨作，透出历史原生态的凝重感，震慑住了常振家。
他说：“我心里渐渐地生出一种兴奋和惊喜——这是一部大作品，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厚重的小说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当年阅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时的感觉。甚至不知不觉地把作品中的田小娥同肖洛霍夫笔下的阿克西妮娅联系起来……”
但是，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年的人，常振家的直觉告诉他，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会遇到麻烦的。他让作者进行了必要的加工删节（删去五万字），分两期在《当代》杂志发表了。
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鹿原》单行本。
书刚一印出，中宣部的一位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通过出版局打电话到社里，指示：
该书领导看了，很生气，认为它不仅是黄色的，还是反动的，不能宣传，不能改编成电视、电演，立即停印停发，马上送三十本来，部里要审查。
编辑被炸懵了头，书送到陈早春的案头，陈早春仔细阅读了一遍，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完全可以出版。怎么办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如果硬顶，作者和出版社编辑们的心血可能就全白废了。他前思后想，绞尽脑汁，跑去找新闻出版署的领导，请求组织一个由研究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们的座谈会，讨论一下这本书，让大家评议。新闻出版总署同意了。陈早春并把这件事告诉了陈涌，希望他仔细看看，为他把把关。
陈涌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学者，也是陈早春的朋友，两人无话不说。陈涌很快看完了全书，他给陈早春打电话说：我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的话，与一些人坦言了。
于是，文学圈传开了陈涌的观点。
研讨会如期召开，没有想到的是，与会的专家们一致肯定了这本书，认为是几十年来难得的一部好书。这下陈早春的底气足了，他一拍板，出版。
陈早春对那些思想太“左”，还乱发表意见的人，感到心里憋得慌，一直不服气。他说，我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违心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的运动很多，不说违心话很难做到，我可能也说过一些，但是原则问题上我没有让步。
《白鹿原》刚面世就洛阳纸贵，读者抢购阅读。
一九九四年，《白鹿原》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炎黄杯”人民文学奖一等奖，社里召开了隆重的颁奖会。社里向中宣部那位副部长发出了邀请，请他来参加颁奖会，可以想向的那位副部长没有来出席会议。但中宣部的部长亲自给陈早春打来电话说：早春，适可而止。 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批评他，说这样做是刺激了那位领导。
在陈早春的力荐下，《白鹿原》参加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白鹿原》（修订本）荣获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
作为一名编辑，在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陈早春参与编辑了数千万字的图书，有现代的，有古典的，有外国的，但在众多的图书中最值得一叙的要算《鲁迅全集》和《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了。
上个世纪“文革”结束不久，受中央的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室”，他是编辑室的成员之一，担任了鲁迅书信集三卷的整理定稿工作。正当编辑工作紧张进行之时，一封电报从湖南老家打来，告之年迈的父亲去世了，让他迅速回家奔丧。
他听后悲痛欲绝，是老父亲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培养了他，他对老父亲有种特殊的感情，但此时正是编辑工作的紧要关头，他一离开势必影响到工作的进程。自古忠孝难两全，思忖再三，他放弃了回家奔丧，沉痛地给家里发了一封唁电：“为儿为女劬劳，穷家父恩培重，长子长孙不孝，都门匍匐难归。”他把悲痛化做力量，把精力全部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他相信九泉之下的老父亲能理解的。
在编辑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他摒弃左倾思潮，力求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对文中疑难注释，查资料找旁证，逐条订正，常常工作到凌晨。特别是他以非凡的勇气考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化名“杜荃”攻击鲁迅的人就是郭沫若一事，曾轰动了“朝野内外”。
他在具体负责《鲁迅全集》第四集的编辑过程中，发现了攻击鲁迅的杜荃的名字下没有注释，杜荃是谁？许多读者都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也引起了他的思
考。
如果这次注释工作中，仍像一九五八年那样不加注明，工作显然要轻松得多，但他感到这是不完善的，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难道真得就查不出杜荃是谁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决心知难而进，查个水落石出，还历史的本来面貌。经过大量的查阅资料，旁征博引，反复推敲，终于考证出了杜荃就是享誉国内外的大文豪郭沫若，将鲁（迅）郭（沫若）曾“笔墨相讥”的文坛公案做了个了断，明确指出，一九二八年在《创造月刊》写文章骂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的杜荃就是郭沫若。
他在《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稿上就注明了杜荃是郭沫若，但在定稿小组审定时，被划掉了。第二稿他还注，又被划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他坚持划了再注，划了再注。他跟领导争，为什么不让注？费了几年的工夫，好不容易给弄清楚。他憋着一肚子义愤，一个下午起草了一个4000字的报告递交中央：
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小组：
鲁迅在《三闲集》《二心集》中，多次提到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引有其中一些带刺激性的话。杜荃是谁？五八年全集本及近来的征求意见本，均未注明。我以指明他为郭沫若，并在初稿中这样作了，但未予通过。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既是个资料问题，也许还是个政治问题，是需要慎重考虑，但我觉得，似还有提请领导重新酌定的必要。
照我看来，杜荃即郭沫若，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实。
杜荃是不是郭沫若，鲁迅肚里是雪亮的，他在一九三0年写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在引杜荃的文章时，特别点名出自《创造月刊》的“东京来信”。经查杜文发表情况，作者和《创造月刊》编者均未说明或者暗示文稿寄自东京。这只能说明，鲁迅是在作有意的暗示，希望读者明了其人。这一暗示读者是不难领悟的。当时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几乎都在国内，只有郭沫若避居东京。所以，这里暗示的虽然只是该文作者所处的地方，而读者却可连想到身居这地方的作者。当然，那时在东京而又参加国内革命文学论争的也许不只郭一人，但除了身负盛 名如郭沫若之外，鲁迅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出这种暗示的。如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直呼其名了。他说“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众所周知，一九三四年“以前”郭与鲁迅直接或间接交绥的文字，都署本名或常见的笔名，所谓化名，当为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杜荃。
杜荃即郭沫若，鲁迅生前还向冯雪峰说过。一九七三年，冯告知了笔者，并连带说到了鲁迅一九三二年写的一首七绝《偶成》：“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若梦思。所恨芳林寥落尽，春兰秋菊不同时。”冯说，这首诗是题送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的。沈虽然为鲁迅出过书，但无甚交情，不便直接找鲁迅题字，只好转求冯。鲁迅本来不太乐意，但经冯请托，也就应允了。诗写好之后，冯不懂其含义当即问鲁迅。鲁迅说：“‘东云’就是日本，‘春兰秋菊不同时’，我与郭沫若不是搞不到一块吧，杜荃骂我的话，我怎能忘记的干干净净。我也有过向郭沫若组稿的念头，但立即就打消了。”冯还说，这诗谈及郭沫若，可能因为沈与郭关系不错，沈的书局为郭出过书。
冯在这里所说的情况，该是可信的，因为鲁迅曾笔之于书，当可宣之于口，何况这样联系到鲁迅的作品谈其创作时的感慨，任何编造巧手，也不可能估到如此细密无缝的。
杜荃即郭沫若，与创造社有过关系的张资平也是这样认定的，一九三0年五月，张资平为了回答鲁迅《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在《洛甫》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答黄棘氏》（按黄棘为鲁迅笔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要正告黄棘氏，不要不谈书而尽去“援中国的老例”啊。假如英文教师同时对外国史有研究，当然可以教外国史； 国文先生对伦理有素养，也未尝不可担任伦理学。“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不得志的fascist”（见麦克昂氏的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尚可转化为革命文学先锋！这就是唯物的辩证法，黄棘氏知道否？
这里我们可以略去其他的文字不谈，能说明问题的是：
杜荃——麦克昂，麦克昂—郭沫若，所以杜荃—郭沫若。张资平这时已经脱离了创造社，他在这里点名杜荃的身份，是不是对郭沫若的栽诬？据知张资平与后期的创造社虽然闹翻了，但他与前期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交情并未绝决，所以栽诬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张资平的文章来看，他引郭沫若的话，是想借重郭的名气，以加强他对鲁迅的攻势 。
郭沫若对于这件事，虽然一直没有承认，但事实上是默认了的。一九三0年初，他读了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颇深感慨。写了《“眼中钉”》一文。其中说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时说：“关于鲁迅呢，我只间接的引用过他的一句话，便是‘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见《文艺论集》中的《天才与教育》）而且我还认识他的并不是‘傲语’”。同文又就此“坦白地招认”说：“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成、郭又何尝开诚布公？……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两段文字，读者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前者所举出的事实，看不出对鲁迅有什么不满，更说不上是什么“封建遗习”。作者这样落笔，只能是默认了一桩未曾举出的与这一断语铢两悉称的事实。一九七七年十月，冯乃超特为杜荃事询问郭沫若，他既未看肯定，也未否定，只是说“记不起来了”（见《新文学史料》第一辑《鲁迅与创造社》）。如果杜荃是郭沫若，这句话是不可信的，因为杜的文章不是兴到之笔，时过境迁就会忘掉了； 如果杜荃不是郭沫若，这句话也是不可信的，因为杜的文章成为举世瞩目的公案，自己不是是非中人，怎能“记不起来”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作者的默认。
杜荃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之外，还有一篇《读＜中国封建史＞》（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新思潮》第二、三合刊）。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作者无疑与创造社是有关系的。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列主义有过一悉研究，是当时與论界的先驱者，不是创造社的一般追随者，而是中坚份子。他的文笔极其圆熟老练，在二十年代能达到如此水平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大手笔。而从文字风格看，则与郭沫若的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我不想罗列那些显而易见的特点，只想说及如下一点似乎就够了。郭沫若文章独有的“正字”的习惯，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这一部甚长的文章中，就出现了六次之多。“正字”的极端是扣字眼，而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都是靠扣字眼建立的。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杜荃文章中的观点，看是否与郭沫若的相吻合。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没缘……在未读这篇随感录（按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前我的鲁迅观是：
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份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
这是杜荃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说的话，而郭沫若在“以前”的二月写的《留声机的回音》中就这样说过了：
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但是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我相信他们是不自觉，或者有一部分是觉悟而未彻底。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这里发像是杜荃抄袭郭沫若的观点，然而过不了多久，郭沫若又转而抄袭杜荃的观点了。
自从杜荃对鲁迅与语丝社（他与郭都将他们扯到一块了评价）的看法由“不革命”升到“反革命”甚至“二重反革命”之后，郭沫若对语丝派的看法也跟着改变了：他们“却胶固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里，退回封建的贵族的堡垒”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见《文学革命之回顾》作于一九三0年一月）。
其实，这里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因为杜荃就是郭沫若。
如果我们再看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惊叹：杜荃与郭沫若何其相似乃尔！
一、同时研究同一问题，同一进度。
杜荃说：“目前（按指一九二九年）我正准备研究这个事项（按指中国古代
社会），……我自己目前的题目是中国的氏族社会向奴隶制更向封建制转移，已经研究得稍有头绪，是正想向封建社会突进的。”郭沫若说：“一九二九年，我陷在日本的时候，为了要弄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见《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记》”一九二九年九月，他已写完并编？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书）。
二、同一研究目的，针对同一社会问题
杜荃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每每要求我们回顾过往的轨迹，……中国的
旧人们有一句口头禅，便是‘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的课目应该有一道是：要来使他们看看中国的情形究竟同也不同！”郭沫若也在一九二九年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三、同一指导思想、同一研究方法。
杜荃说“Marx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序上说：‘大体上亚细亚（即氏族社会），古典的（即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及近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体制之发展的期望。’这四种是必经的阶段。据笔者的研究，周代正和希腊罗马之古代相同，是奴隶制，当时的所谓‘封建诸侯’其实多是自然发生的王国。中国的真正的统一在秦始皇廿六年兼并天下划一制度权衡文书以后！！！”而郭沫若这时写就、一九三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恰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论证了我国古代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他对于各个社会阶段的划分，也与杜荃一样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如认为殷代是氏族社会、周代才开始奴隶制时代等。
这里只能荤荤举其大端，其他相同的地方还不少，如对于禹、两人都认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中国的先住民族”。而所根据的资料都是齐侯X的“处禹之都”一语。当然，后面这句话还可值得斟酌，因为郭沫若在写《夏禹的问题》时，还补充了齐侯X一条材料，但这是一九三0年二月写的，如果杜荃的文章不是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而是写于这时，他也是有可能作这个补充的。
值得注意的是，杜荃与郭沫若的相似，不是一般学术观点上的“英雄所见略同”。这是同他阅历、同一世界观、同一思想水平、同一学术修养，而又在同期达到同一建树。这不是孪生儿般相似，而是同一魂魄、同一身手、同一五官的同一人。
基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原因，我认为杜荃即郭沫若，鲁迅的话还是可信的。冯雪峰的话是可信的，张资平的话也是可信的，然后最可信的还是郭沫若的文章。俗话说：“文如其人”，见其文即可识别其人，何况我们所引郭的文章，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文字风格。
我们说杜荃即是郭沫若，这是实事求是，是尊重历史，尊重我们注释工作者的基本原则。而且这样实话实说，对我 们所尊敬的人未必有什么损害。郭沫若的一生，已盖棺定论，虽然他骂鲁迅的这一文章，不是根据事理，但纵观郭老一生，他对鲁迅是奉为旗帜般地尊敬的，一时的失言，不影响他的名世之论，更不影响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其实这也是无需也不能“讳”的，郭沫若与鲁迅都曾以“笔墨相讥”。这是大家熟知的文坛掌故，不限于上述的一例。
鉴于以上理由，特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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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著作中凡是牵涉到杜荃时，当著名他即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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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请郭沫若全集编辑委员会，将上面说到的杜荃两篇文章收入
集中。
不知领导以为如何，候盼指示。
《鲁迅全集》第四卷责任编辑
陈早春
1979．8．3
报告上交后，经过半年多时间，一九八0年三月十三日林默涵送给了“周扬同志并乔木同志”审定，并在信中写道：
鲁迅《三闲集》序言中，讲到有人骂他是“封建余孽”、“棒喝主义者”，这是指《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的话。杜荃何人？过去的注释都未讲明。现在鲁编室负责此书注释的同志，根据各种材料，认为杜荃就是郭老，看来他的看法是可信的。但是否注明，我们没有把握。先将陈早春同志给定稿小组的信送阅，请你们考虑应当如何办？盼即示知。
最后，胡乔木和周扬被他这个论据充足逻辑严谨的报告说服了,同意注明。并且批文同时下达到他们和郭沫若著作编委会，要求以后凡是“杜荃”的文章，《郭沫若文集》都要收进去。
陈早春说，他当时准备得很充分，第一次写报告的时候没有把材料用完，如果郭沫若反驳，他还有子弹，还可以再写。他认为对历史负责，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在他的建议下，郭沫若全集中也做了同样的注明。
陈早春的这条考证，不仅证据确凿，思维缜密，推理紧凑，逻辑性强，而且文笔流畅，具有一种散文的美韵，难怪文章一刊出众人传阅。更有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的考古系，老师甚至把这篇文章复印发给学生人手一份，让他们学习如何进行推理考证。
在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后，始终坚持党的出版路线，让出版工作担当起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工作中他大胆排除左的右的干扰，实事求是地做好出版工作，
根据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他走访了美洲、欧洲、亚洲等许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了解了世界各国的出版情况，也介绍了中国的出版情况。在交流中他发现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都有世界文库之类的书，而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作为具有十多亿人民的泱泱大国，却没有一套这样的书，与我们的发展脚步，与我们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地位都是不相称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社里人才济济，有享誉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社里也有一定的财力，他决定出版这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库。
回到社里后，他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首肯。有一位老同志建议，要把站在世界文学发展史的高度，不带任何偏见地还世界文学史以本来的面目，让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著作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作为这套书的编辑原则。
陈早春接受了这个意见，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二百种二百四十卷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陆陆续续出版了。
使社里的图书走向系列化丛书化，是他的一大贡献，事实也证明这一做法
是正确的，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出版社有一些老专家老编辑，一生默默无闻地工作，不求名不求利，家庭生活清苦。陈早春在主持社里工作后，总觉得社会和自己这些掌权者欠他们的太多了，于是想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给他们一些补偿，社里两次分房，他都优先考虑到一位老编辑，想让他换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政府首次实施特殊津贴，上级指名将他列入其中，但他考虑到许多老专家老编辑都没获得，坚持不受，多次向上级写信打电话说明情况，把名额让给了别人。在社里是他提议让一些有真才实学，而又默默无闻的老编辑担任了专家委员会委员，在社里给了他们应有的一分荣誉。
陈早春了解到社里有一位搞外国文学的专家、资深编辑，这位搞了一辈子苏俄文学的研究与翻译的人，竟然没有去过苏联时，大为惊讶，后来又了解到外文部的几位著名翻译家也没有去过苏联时，决心利用自己的能力让他们去一趟苏联，在他访问苏联时，经与苏方多次谈判交涉，终于达成了人员交流协议，使他们很快得以成行，了却了一生的夙愿。
陈早春是位书生，但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腐儒，作为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访，每到一处他都关心群众的疾苦，发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都极时指出。在山西调查时，他看到当地大炼焦炭，一部分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但同时又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使身体受到损害，有的地方甚至几年都没有一个青年能够参军。他当即指出这种行为不可取，在致富时一定要注意环境保护。
在全国人大政协会上他听到了“农业问题”这一提法，根据他对农村的了解，感到这种提法不全面，当即上书提出在农业方面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还有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从而使国家在这一提法上改成了三农问题。
他根据了解到的国外征收遗产税的情况，结合我国一些贪官污吏非法挪用国家资财为私有的不正之风，和几位政协委员商量，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征收遗产税的提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财政部专门派人到家里向他了解情况。
一九八七年陈早春评为编审职称。作为一名编审，应该是科学文化知识广博，对某学科有系充的研究和较深的造诣，有较高水平的著译，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作为一名总编辑和社长，应该慧眼识珠，有较高的识别能力，能够发现人才组织队伍。
这两项陈早春当之无愧。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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