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庚子杂论/余东海

或谓东海想当网红。一哂，区区网红何足道，我何至于那么浅短狭隘。但我确实自信必将大红于天下。一红之后就很难暗淡下来了，一红就是千秋万代。

这个自信根源于四自信，即仁本主义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德自信和道路自信。东海潮起自有时，直挂旭日满天红。东海大红之日，即儒家大兴、国家大幸之时也。

至于将来要“将”多久，不好逆料，主要取决于儒家复兴的速度和高度。也许几年十几年，也许在我死后。顺其自然，无所谓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疾我可以免矣。

据报道，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情绪达历史最高点。这是非常值得国人和华人警惕的。这里的对华，实质是对马。但也有很多美国人和西方人不明华马之别，将两者混为一谈。

不仅美国，新冠病毒蔓延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对华负面情绪都已急遽上升。

民主自由社会、正常社会的民意，可以迅速凝聚为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力量。各国民众的敌意，很容易转化为各个国家的敌对行动。东海最担心的一件事，是中国人民和一些华人将又一次被迫为马帮的恶言恶行埋单。马帮作恶，儒家吃药；马帮有罪，国家埋单；马帮之耻，吾民蒙羞。这是现中国三大悲哀。

马邦弱势群体有三大特色：一是热衷于助恶，充当五毛和自干五，为极权主义帮忙；二是热衷于仇善，与特权阶级同心同德同仇敌忾。

说真话做好事的人，真正爱国爱民维护人民利益的人，努力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最容易受到弱势群体的排斥、诬蔑、咒骂、攻击乃至危害。反孔反儒反自由，也是一种文化性的仇善。

第三，热衷于欺弱，弱者受侮，挥刀向更弱者。弱势群体之间，相互嫉恨相互危害，落井下石，自相残杀。

以上三个特色，在所有极权社会的民众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在马民身上表现得特别普遍、持久和深刻。

所以，马民遭受的奴役特别沉重，蒙受的冤屈特别深重，无数人常常求告无门，甚至一死了之。盖他们相互之间既无法守望相助，共同抗争，愿意救助他们的人和力量又被他们直接或帮着摧毁了。

或说：“本土儒教的人之初，性本善与西方基督的人之初，性本恶这两种本质完全相反的文化基础，历经几千年后造就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两种结果之优劣高下立判！”

这是昧于中西文化、文明和历史的双重三昧分子的混扯。略驳三点：

其一、儒家性善论对人性之恶有着深刻的认识，所导出来的王道礼制，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其正义性文明性，既非西方古代政教合一的神本主义政治可以望尘，也非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法治所能比拟。

其二、历史上，中国儒家文明的高优辉煌和西方耶教政治的低劣黑暗，对比鲜明。

其三、论人性论，儒家是性善论，自由主义不明本性，然其主流强调人性之善，可称为准性善论或西式性善论。

耶教原罪论，可称为西式性恶论。马家之“社会关系总和论”和对“阶级性”的强调，可称为准性恶论或马家性恶论。

有人担心饥荒重现。答曰：穷人未必饿死，权贵未必不饿死。对方不服：那三年饿死的都是穷人，没听说有钱有势的人家有饿死的。

答曰：那三年前后，大大小小权贵被迫害至死者，多乎哉太多了，比起饿死者只多不少。善恶到头终有报啊。人事无常，命运五常，权贵饿死，也非罕见。一代霸主齐桓公、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富可敌国的邓通和两个著名的奸相蔡京严嵩，都堪称权贵之大者，都是活活饿死的。

人世间有三种东西，最容易引起争论、争斗、斗争乃至战争。它们是权力、利益和思想。三者相辅相成，权力、利益之争也往往表现为或化妆成思想之争。

思想的核心是三观。不同的思想体系必有不同的三观，不同的三观必有不同的标准，包括道德标准、价值标准和政治标准。标准不同，对于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贤盗贼、文明野蛮等等的判断就不同。

邪派思想反常，故标准颠倒；杂家思想混杂，故标准混乱；人本思想有相当的正确性和正义性，故标准正常；仁本思想最为中正精纯，故标准最为正确正义。故儒家社会最为文明和谐，自由社会次之。邪杂思想主导的社会，恶性争论特别茂盛，很容易发展为斗争和战争，包括内战和外战。

家丑不外扬，可成立；国丑不外扬，不成立。家事国事天下事，虽然不无可比性，终究性质大不同。而极权主义之丑，不是一般的国丑，而是罪恶，人人得而揭露之，人人得而批判之。

揭露和批判极权主义的思想、道德、政治、制度特权阶级之罪恶，匹夫有责。为之遮掩粉饰是助恶和三帮，是对国家、对人民和对人类的犯罪！

说家丑不可外扬者，真把自己当成赵家人了。它们不知道，这只会给自己制造灾难和带来恶报！

不同的文化体系，所倡导的自由，性质、内涵和含义大不同。论品质，仁本主义的自由最优，有礼法双重边界和保障；人本主义的自由次之，以法律为边界和保障；民粹主义的自由最劣，无法无天。

至于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自由，都是伪自由。神本物本两种文化体系和政治模式，都具有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反自由性。

据报道，湖北大学教师梁艳萍发布不当言论，校方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梁艳萍先生，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略览其微博言论，正理堂堂，大当特当，言人所不敢言。其《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一文结尾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不，梁艳萍和方方们，就是这个时代美丽的符号和希望。希望这样的豪杰之士越来越多，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与政治反动派和思想反常派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撞响新启蒙和大变革的大吕洪钟，以唤醒沉眠已久的中华民族之魂，并重建新一轮的中华文明之美。让我们共同努力！

元士《誡子弟书》提出不做伪儒、犬儒、腐儒、小人儒四个要求，颇有时代针对性。极权主义之下，即使儒家学者，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轻则腐儒小人儒，重则伪儒犬儒矣。必须誡此四病，才能成为真儒、正儒、通儒和大人儒。特与诸君共勉。

豺狼当道的时候，儒者可以有三种态度和选择。问罪豺狼，毫无疑问是最正确、正义的选择，其次是退而求其次，问罪狐狸；其次是无道则隐，明哲保身。最不堪最不儒家的表现是，逢迎豺狼，为虎作伥，并向问罪豺狼者问罪。这种三帮分子，不仅非儒，而且非人。

马路不行，无数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马家左中右三条路线都是邪路和绝路，都行不通。前三十年左，维持不下去；后三十年右，维持不下去。

继之以马中，试图调和左右矛盾，并杂取诸家文化以自饰。所谓马魂中体西用，杂成一团乱麻。不到十年，难以为继矣，非更旗改路不可。

若不能主动更新，难免被动改革。人若不能改之，天道和天下亦有以革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非特权阶级的人力所能阻拦也。

若能主动更新，无论选中路还是西路，都可以为国为民立下大功。但这个历史性的时机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而今基本已逝。被迫转型，社会代价和特权阶级的代价都将特别沉重。呜呼哀哉，为吾民吾国哀，亦为马帮和当局哀！

对于方方日记，当然可以不赞扬支持，可以质疑批评，但有底线，不能上纲上线诬蔑攻击，不能支持言论治罪和政治迫害。突破了这两条底线，就反常化非人化了，就成了极权主义的帮凶助恶，就是邪恶之徒。

热衷于言论控制和信息封锁，是古今中西极权主义不谋而合的共性、恶习和持之以恒的内在冲动。盖极权都怕光，理论错漏百出，实践罪恶累累，需要谎言巧言的粉饰，需要暴力欺诈的维护，故特别害怕真理正义的批判和事实真相的曝光。

对真理真相的恐惧敌视防范，伴随着极权主义的始终。极权不灭，恶习难改。狼改不了吃肉，狗改不了吃屎，此之谓也。

在后极权时期，在修正主义路线上，言论控制和信息封锁会有所宽松。但以言治罪的恶法依旧，极权主义的本性未改，最宽容也有限，最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法律保障，很容易反弹。你以为安全了，那高悬着的法律之剑可能忽然间就掉了下来。

东海虽然真言直发猖狂了大半辈子，至今不敢丝毫大意，不敢放弃必要的准备。因为我深知监狱的大门随时可以为我大开。借用马云的一句名言：我一直走在通往监狱的道路上。何为义理之勇？特此现身说法。小诗《言怀》曰：

一个国家的文明度，取决于主体文化的正确度、政治制度的正义度、领导集团的道德度，还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四个度相辅相成，其中主体文化即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最关键，对一个国家的文明度具有最高决定性。文化不行，一切不行。

中国人民已经为反孔反儒和崇马崇毛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百年浩劫的代价。虽然国难未已，人祸未已，终究有限，不可能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何况儒家回来了。最近流行一句话：“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冬季的黑夜尽管漫长，但依然遮挡不住黎明的曙光。”

特以此与同道们和同胞们共勉！曙光在前，极权黑暗势力猖獗太久了，灭亡之期不远了。

某些官员被批“不信蚂鬣信鬼神”。其实不信蚂鬣比信蚂鬣好，信鬼神比信蚂鬣好。信蚂鬣的拜物教徒是无所畏惧的，信鬼神则多多少少有所敬畏。儒家虽不信仰鬼神，但相信鬼神的存在。

美苏之争，是文明和野蛮、正义和邪恶之争。假如当时胜出的是苏联，那不仅是美国和世界人民的灾难，同样是苏联人民的灾难。好在邪不胜正，灭亡的必须也必然是野蛮邪恶的苏联。苏联的灭亡是全人类的幸运，是苏联人的新生。

不少人以自由社会也有种种问题来为极权辩护，若非装傻，就是太傻。

无论古现未，永远没有十全十美、没有问题的社会。即使王道社会，同样也会问题重重旧去新来，遑论自由社会。

但极权和自由两种社会的问题，性质大不同。极权主义惯于制造和扩大问题，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把大问题变得越来越大，直到灾难化。极权主义的文化和制度就是问题的根本和灾难的源头。故极权之下，人民苦难、人道灾难无穷无尽。

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当然缺陷多多，但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对于种种政治社会问题，能够不断发现和解决，让社会保持基本健康和生机活力，让人民享有人权自由和人格尊严。

一个人饱受凌辱、苦难深重、灾殃不断，必有其自身原因，即内因。恶果累累必有其相应的恶因恶业。凡夫畏果菩萨畏因，只有不再种恶因，并多多造善业，改良自己的言论行为，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命运。

一味自我辩护、赞美。或者一味责怪、批判、卸责归罪于别人，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失败走向失败，直到灭亡。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家族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同样如此。

政治与社会，在道德上具有相应性。政治之恶与社会之恶，相辅相成，相依为命。恶政治包括邪恶的文化、制度和特权阶级，都是从恶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恶政治成功建立后，又进一步恶化社会。

或问：政治和社会，何者更根本？答曰：论因果，社会之恶在先，社会之恶孕育政治之恶；论政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万民有恶，社会太恶，恶在上层建筑。

欲改良政治，须改良道德，包括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官德和民德。欲改良道德，从文化入手最为有效。弘儒辟马，依据仁本主义五观批判物本主义思想和政治，是改良社会、改良政治的最佳方法。对于西方人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则可引为同盟。

从因果上讲，以恶制恶也是恶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在极权社会特别盛兴。上上下下恶成一团，支持极权主义的弱势群体和坚持极权主义的特权阶级，仿佛天作之合。弱势群体饱受奴役相互投毒，特权阶级热衷内斗自相残杀，无非报应。

多行不义必自毙，极权主义的坚持者和支持者，无论被谁所毙，本质上都是自毙。

极权主义的兴起、成功和维持，本身就是恶社会的一种报应，一种社会性恶报。就这个意义上说，极权主义也是“奉天承运”而来的。一个社会坏到一定程度，就不配享受仁政良制，就与极权主义相应。就像信魔拜鬼者最容易招致魔鬼一样。

或说：“对于“性若不善，则施教与受教何以可能”“性若善，施教与受教又有何必要”这一困扰儒学二千多年的迷思，主流儒学研究界至今尚未找到清晰的出路。”

东海曰：这也太小看儒家了。因为本性至善，施教与受教自有可能性；因为习性易恶，施教与受教自有必要性。性善论是就本性至善而言，并非否定人类的恶习。

正常社会的一些道德底线，在马邦已经成为道德高标乃至高不可攀。例如，不告密，不讲假话，不损人利己，不坑蒙拐骗，为官不贪污受贿，不巧言令色足恭，诸如此类，十几亿人中能做到者有几？

马邦人为什么普遍贫困？因为负担太重！为什么负担重？因为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特权阶级，最多的财富也经不起它们无度的贪腐、浪费和全世界抛撒。

这个特权阶级人数之庞大、胃口之贪婪、道德之败坏、手段之恶毒、对人民政治压迫、经济剥夺之沉重，都是史无前例的。若不移走背脊和头顶这座大山，中国人民永无共同富裕之望，永无翻身解放之时！

流行一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东海学舌曰，思想领域就是法外之地。

只有非礼的思想，没有非法的思想。思想问题可以言论解决，也可以纪律解决，唯独不能法律解决。

无论什么思想，无论她怎样不当不正、反常反动、错误荒谬，法律都不能惩罚。即使是可能产生“即时而重大的危险”的思想性言论，政府也只能适当禁止，不能入邢罪。这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正义。

以言治罪的法律，是典型的恶法。当然，这里的思想指的是高价值言论。对于低价值言论，如谎谣诽谤人身攻击等等，可在民法中制定相应条例予以惩处。

文明的冲突不难解决，不难依礼依法依照一定的规则文明地解决。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野蛮与野蛮的冲突，野蛮内部的冲突，都难以解决，往往愈演愈烈，很容易发展为恶性争斗、斗争乃至战争。战争是这三种冲突最惨烈解决方式。

不是国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养育了国家。人民爱不爱国不是问题，国家爱不爱民才是问题。人民不爱国，必然是国家不可爱，不爱民。

国家好不好，可不可爱，爱不爱民，关键在政治。国家的问题，主要是上层建筑和领导集团的问题。

别人是否敬爱不重要，自己是否可敬可爱最重要，是否有德最重要。男有德为君子，女有德为淑女。有德，特指有得于中道。

君子未必人人敬重，但必是可敬的，必有人敬之；淑女未必人人喜爱，但必是可爱的，必有人爱之。遇君子而不知敬，遇淑女而不能爱，是遇者的损失，于君子淑女何损也。

人世间最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有二：于国，是君子而得权位；于家，是君子而得淑女。君子为国，替天行道；淑女持家，天作之合，欲不和谐幸福都不可能。

民本和民主，相通不相同。以民为本，意味着人民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在政治上，该以民为主就以民为主，该为民作主就为民作主。

对于人民，儒家追求君师之位。主权在民，但选举权不在民众而在精英。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实现之前，民众对于君主只有否决权，没有选举权。

为什么强调主权在民？因为君主之权位只能建立在自由的民意之上，民众支持则当仁不让，民众反对则退而不争。革命不妨暴力行之，君位不许暴力夺之，不许霸王硬上弓。师位也是如此，不可强为人师。

为什么强调治权在君教权在儒？君主上位，政府成立，要负起政治和教育的责任，作之君作之师。王道政治，尊重民意但不唯民意。民意正确则从之，有误则导之。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导之以德，包括以儒为主的文化启蒙和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齐之以礼，礼指礼制，包括礼乐刑政。为民众树立礼的标杆，导之向上，向官员看齐；同时设立法的禁区，禁止和惩罚罪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

或问恶制与人民的关系。东海曰：恶制的建立有赖于一定的民意支持，即一定数量的愚民暴民刁民贱民的支持，恶制建立以后，又进一步恶化社会恶化民众，让恶民越来越多，恶得越来越深。当然，人民的命运也越来越恶化，为支持恶制付出相应的代价。

有一篇题为《滚床单为什么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文章说：“中国滚床单在95年历程中，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胜利，最根本原因在于，滚床单始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得到支持的原因判断错误，但始终得到相当数量的民众的支持没错。不仅滚床单，古往今来任何极权主义都有相应的民意基础。这是极权暴政的社会底盘。暴政暴民，恶制恶民，相辅相成。没有一定数量的愚民刁民贱民暴民的支持，极权主义是无法建立和维持的。

因此，愚民弱民、恶化民众是极权主义始终一贯的努力和追求。它们最怕的就是正知正见的扩散和民德民智的提升。

围绕方方日记的争论，有人呼吁：“停止窝里斗，将视角转向国家大事，转向国际形势，转向国家面临的危机，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帮国家挺过这次史无前例的危机！”

一言二误。其一，把是非正邪之争说成窝里斗，犯了折中主义和乡愿的错误，把极端反常反动的邪徒恶势力看成自家人了。

其二，把自己当成赵家人了。顾炎武先生早就指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赵家兴亡，匹夫更无责。大是大非、正邪善恶之争关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责任更重。批判邪知邪见，弘扬真理正义，这是兴天下，也是真正的爱国救国。

两大错误，同归于一个原因：自作多情，用错了情，或欲爱国，实为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