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故事（十五）
陶洛诵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时，我对罗文说：“我想参加中学文革报活动”，罗文拿出一张印好的表格让我填，我不知道还有这么郑重的程序，也没听说过哪个组织还要填表，我拿起笔有些举棋不定，罗文见我犹豫，很大度地说：“别填了！”随手把表格收进抽屉。
我当时也继续和几个女孩办“中学生动态报”，她们热情很高，认识一些朋友，而我则一有时间就和罗文呆在一起，我的同班同学汪静珊几次不得不到遇家找我，我的这个当时的好友、后来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在门口每次都无所顾忌地大喊：“陶洛诵！”
我听得出她声音里的无奈，（牟志京后来是她第一任男友）赶快从屋里跑到门口，说完事儿我回到屋里，苦笑的是罗文：“每次上我们家找你，不叫我的名字，叫你的名字！”
汪静珊笑着调侃我道：“怎么办油印的不过瘾，想办铅印的了！”我只是笑，未置可否。
罗文他们的处境一开始就很难，社会上的反对声浪很高，很少有人敢公开地表示同意“出身论”。
二月份，我和女附中同学米志德在回京火车上，与同车人谈话，我表示支持同意“出身论”，对方立即变脸，由套近乎变成满脸鄙视。
在中学生绝大部分造反派组织里，只有男四中初三学生赵京兴和刘力前领导的“红旗战斗队”表示同意，并参加过公开辩论，由罗克力邀，二位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学文革报”。但在中央文革戚本禹表态，说“出身论”是大毒草，二位带领战斗队马上反戈一击！
作家毕汝谐在揭露中国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官本位有很多重磅文章。
殊不知民间的平头百姓也是分有三六九等的，而中国的犹太人地富反坏右相当于印度的贱民，大家唯恐避之不及，谁沾上谁倒霉，所以杨鸥说：“给造反派找麻烦！”
杨鸥的以“地富反坏右”出身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开始就被老红卫兵视为眼中钉，让她们改名，不改就砸。杨鸥拼命与“出身论”划清界限，红卫兵还是把她们和“出身论”捏到一起。
谁和“出身论”在一起，就是在最最底层，而且是竟然敢于反抗的贱民，找死！！！
遇罗克曾经问我：“你说我聪明吗？”我说：“聪明！”他又问站在我身边的罗文：“罗文，你说呢？”罗文点点头。罗克哥哥说：“其实我不聪明。”说完，他就转过身，伏案继续写作，那次是在大屋的沉重的古铜色写字台上，写字台上有一块晶莹剔透的大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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