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有义 有血有肉（八）
陶洛诵
听说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称罗文为“罗文哥哥”。我听了很高兴，据说这位女士是位离异人士，是位工程师。
罗文单身一人，与一只猫一条狗住在诺大的庄园里，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爱情，陪伴他度过往后的悠悠岁月，再好不过。
年轻的时候看过郑念女士写的“上海滩生死记”，听我的老师刘渭平先生告诉我，刘先生认识郑女士，本来都是中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大陆易职后，刘先生时任国民政府驻澳大利亚悉尼的领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来。
郑女士则在大陆历经中国共产党各项运动的磨难，文化大革命中，女儿不幸被红卫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则九死一生逃离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实遭遇写成一部书，轰动一时。
晚年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书中有一句话说：“爱情比孩子更重要。”我当时很不理解，活到现在，在心灵深处，发现想情人远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个对我无话不谈的哥们儿，他比我小不了两岁，依然在执着地追求爱情，像年轻人一样徒步远行，风尘仆仆，口甘舌燥，百死而无一悔，我听他描述朝圣过程，实在理解并感动。
老年人对爱情的渴望远胜于年轻人，因为岁月的沉积告诉老年人真爱是什么样的，真爱的稀有与可贵。得到就得到了，没得到也许就永远得不到了，因为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想我是真爱过罗文的，他爱我则是在他第二次离婚后，他在微信里称我：“我的挚爱…”
当年我一厢情愿爱他的时候，他一心扑在反“血统论”上，上上次打电话，他还说：“我那时候不需要。”
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需要，只是单纯的爱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终在我眼里，是个最勇敢的人，是个英雄，一个自始至终与专制暴政做斗争的人，一个为中国草根人民说话的人。
我那时才18岁，我没看错他。他永远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对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开始的。因为校园里出现了我们班政治老师杨振率领十三名高干子弟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指责校领导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恢复正常的上课，社会正常秩序大崩盘，愈演愈烈，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时候发现，我们被从小灌输的理论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么活下去呢？靠什么往下走呢？
周围的同学都在争着当左派，认为左派是革命的，宁左勿右，即使犯了错误，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等等，扯不清，理还乱，怎么着都不对，怎么着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以前我就是随大流，社会学校让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我从小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好学生。
那时候是6月，我强烈地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装丫挺，演戏，装给别人看，证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种势力要求你做的那样的人。
我懒得装，那样太累了不说，对我而言是一种虽生犹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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