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七章

陈寿昌

第七章  给自己做个坎肩

陈早春一辈子干的是为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在很早以前，一次交谈中，笔者曾问过他：

“您为别人编了那么多书，自己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

他说：“我是搞逻辑思维的，搞形象思维不行。”

当然，这是他的谦虚之词，一个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怎么会没有形象思维呢？看了那么多的稿子，看也看会了。在他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样的诗篇：

给东湖的划船姑娘

在美丽的东湖上

有一位美丽的姑娘

她是绿野上燃烧的一簇红花

她是云缝里掉下来的一道金光

年轻的小伙子

避开学校的船儿不坐

左寻右寻

要挤在姑娘的船上

她的眼珠儿一扬

掀起了满湖的波浪

轻盈的桨儿急䆳地拍水

东湖里出现了一条花港

他们的心儿

不知被姑娘的眼波漾到了何方

他们的心儿

不知被姑娘的桨儿搅成了什么样？

月夜东湖漫步

明月东来照我路

梅花笑语却害羞

多情最是东湖水

狂吻吾脚话不休

其实他的文章是写得很好的，一位在国内很有名气的作家、也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在读了他的文章后说，让这样的人去搞行政工作，简直是浪费人才。社里的老编辑也说他刻划人物很深刻，已能驾驭长篇小说的结构。                                 

 写作毕竟不是他的主业，只能忙里偷闲，利用星期六、日或节假日来进行，所以出版的作品并不多，先后出版了《绠短集》、《冯雪峰传》、《冯雪峰评传》（合作）、《蔓草缀珠》、《蔓草缀珠增订本》《英烈传点校》、《续英烈传点校》等。更多的是在繁忙和紧张的工作之余，写一些短小精悍的散文。

他的写作过程，最初也是“逼上梁山”的。大多是工作中发现的研究性的文章。

    一九八一年，北京要召开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没有文章提供，因而没有会议的门票，不能参会。这对于这样一个知名的大出版社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同志们不服气，鼓动他赶写一篇文章争口气。他同意了，去向领导请假，没有被批准。这样，在领导不准假的情况下，没有大片的时间思考写作只好零敲碎打，他连开了六个夜车，写了一篇系统探讨鲁迅“国民性”思想及其鲁迅思想发展内在逻辑的三万六千字的论文。放下笔的一刹那他晕倒在沙发上。论文递交上去被采用了，名额争到了。这篇《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初探》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又辑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这篇文章后来被厦门大学的教授定为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前面提到的《杜荃是谁》那篇文章最早发表在湖南的 《鲁迅研究文丛》上，据朱正先生的回忆：

1979 年。那时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了,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受命组建鲁迅研究编辑室。大约是6 月,我随同副社长李冰封外出组织稿件。在北京,我们拜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见到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就有早春。我说了我们组稿的意图：除了单行本的书稿以外，还计划编辑一种《鲁迅研究文丛》,发表字数不够出一本书的论文。早春就给了我一篇他写的《杜荃是谁》,论证了1928 年那篇署名“杜荃”骂鲁迅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郭沫若写的。

我去组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原来约五千字的请示报告扩充为一篇万言长文给了我。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考证文章，就编入《鲁迅研究文丛》(署名史索)了。这篇文章是一共出了四辑的《鲁迅研究文丛》里最有分量的一篇。

《绠短集》是他的第一本集子。一九八六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十五篇他的论文。他自谦地把书名取为《绠短集》，语出自《庄子·至乐》的一句话：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表示自己才疏学浅，所掌握的知识，不能够汲到鲁迅这口大井的深处。

它的出版颇具戏剧性。

对于出集子陈早春并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过这种想法。一九八一年，湖南出版社的同志建议他将研究鲁迅的几篇文章结集出版，列入一九八二年的出版计划，交稿日期定在当年六月。当时他还有些犹豫，觉得自己资历太浅，难入鲁迅研究的奥堂，所以也一直没有动手编辑。好在，人家也没再催稿，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时间到了一九八四年，又将出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陈早春在《绠短集》编后记中这样写道：

可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初，另一位与我相当托熟的编辑，恳切希望我将这些文章交由他所在的出版社出版，并说他已出面活动，请了鲁迅研究界的前辈某某同志写篇序言。真是盛情难却呀！我颇受了感动，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愿为拙稿写序言的前辈，因为我知道 ，这位前辈从未给别人的著作写过序言。既然我能例外地得到他的垂青与提携，那就自己虽是驽胎，也得奋蹄一跃了。于是，我就去搜索报刊，准备应约而动手编辑起来了。可是正在编辑中，这位前辈给我来了一封信，略谓：“现在请所谓名人写序已经很臭了，有名人写序的书，往往使有识者掩鼻而过。你的文章，自有他的价值，又何必多此一举，反而使自己蒙受误解呢？何况，虽然我并不是常常能做到很是谦虚，但总觉得给人写序或在书面题签之类的资本还不够。这也是我不希望为此的一个原因。……我给这位前辈复了信，完全同意他的主张和作法，打算让我的这个集子，秃着头去面世。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时尚正是如此历害！拙稿仅因为没有名人的序，就不能出版了。好在世上还有不靠名人序言去撞牌子的出版社，也居然还有不凭年而凭眼的称职的编辑，这个秃着头的已遭唾弃的集子，居然再被召回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

《冯雪峰传》的出版也是这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好几年了，但共和国的天空仍有阵阵寒流袭来，在对待冯雪峰的问题上，文艺界的一些掌权人不允许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仍抱着左的思想，要让冯雪峰永世 不得翻身，有关冯雪峰的书不能出，有关冯雪峰的文章不能发表。

物极必反，这惹恼了社会各界一些有识之士和有正义感的人。陈早春在出于义愤和赌气的情况下，开始研究冯雪峰先生，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之研究冯雪峰，也有一点犯颜赌气的性质，你不准写嘛，我偏要写！”。

在对待冯雪峰的问题上，他私下里曾和借调到鲁编室的朱正、陈琼芝同志商量打算写一部冯雪峰传，他和陈琼芝还做过一些调查和采访。

当时国家出版局有个内部刊物《出版工作》（月刊），兼职编辑王树芬也打抱不平地对陈早春说：冯雪峰不仅是文艺界的人，也是个出版家，有关冯雪峰的文章，我们刊物可以发，如果是你写的，我们一字不改，稿费从优。

到了一九八四年初夕夜，王树芬忽然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稿子怎么还没寄来，版面已经空出，在等米下锅，春节后怎么也得发排。

陈早春先生听后一头雾水，不知她要的是什么稿子。电话里纠缠了半天才弄清楚她要的是“冯雪峰传”的稿子。原来她从朱正那里听到了他们的打算，就找上门来要稿了。

可是他们当时只是说了说，鉴于当时的大气候，并没有动手写。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既然人家版面都空出来了，朱正、陈琼芝又都在外地，这开场锣鼓只好由他来写了，于是利用春节的时间写出了第一章第一节。虽然救了场，可人家是月刊，而且定的是连载，开了头就不能断，他忙电告在外地的朱正和陈琼芝，可是两人均没做答复，这样他就只好一节一节地接着写下去，一写就是两年，直到一九八七年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主持全面工作，实在太忙才终止了写作工作。

许多专家学者看到这部连载的传稿后大加赞赏，一些老编辑年纪大了，一般的书早已不看，可是看到了陈早春的这个书稿，仍然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坚持读完。先后有五家出版社向他约稿出书。

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陈早春先生是个写作快手，这“快”来源于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学识。

就这样《冯雪峰传》以连载的形式在《出版工作》上连载了两年二十四期。传主的事迹只写到一九三六年，是个断尾巴蜻蜓。

几年后，版权合同到期了，在《冯雪峰传》的基础上，他又与武汉大学的同学万家骥合作出版了《冯雪峰评传》。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的章节，除了最后一章《在政治大批判的漩涡里》是陈早春写的外，其他都是万家骥独立完成的，陈早春只提供了大致的思路和一些资料。

《在政治大批判的漩涡里》全文三万来字，他满怀激情在国庆节假期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最先以史索的笔名发表在《新文学史资料》上，刊物一出即被一抢而空，老作家诗人艾青，眼神不好，让他的夫人读了两遍，直呼过瘾。他把史索误认为是牛汉（牛汉姓史），还打电话表示祝贺，牛汉告诉他是陈早春写的。这篇文章是陈早春的得意之作，他在送我这本书时，对我说，你只要看看这章就行了。

《冯雪峰评传》清理或重新评价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该书出版以后，连印了三次，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附：陈涌的一封信

早春同志：

重庆出版社的裴小蕙来，没有见到你，说你病了，在家里休息。不知道现在是否好了？

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已出，可能你已看到了。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会不少，首先错字太多。《冯传》有一处提到周总理的一句话，只见“周恩”二字，后面至少漏掉半句，这样错误已经不只是一般的错漏。但已出版，也无法补救。你看到这些地方，也一定很不舒服的。

但你的这本书在文艺界关心的人很多，我得到的五本，全被人要走了。我是乐于为它推广。此书当然也使一些人不愉快，甚至再一次跳起来，如同看对冯的悼词跳起来一样。但在我这个编者，却觉得这是这一辑中使我最感到得意的。对于现在那些不仅对丁（玲）、冯（雪峰），而且在文艺界仍然肆无忌惮，倚老卖老的所谓“老左翼”，实在应该像你一样，狠狠地敲打他几下。

但愿你身体已经康复或者早日康复。

祝好。

陈涌

三月二十八日

他的散文写作是在同事们的鼓励下开始的。最早是应约为香港的一位作家的创作，写了一篇豆腐块的书评，写过也就忘了，连样报都没有留下。但社里的一些老编辑看到了，编辑家刘茵对他说，你的评论文章写得像散文，何不试着写写散文呢。一些同志也劝他，你没有时间写大东西可以写些小散文。牛汉更是直接了断地劝他，少管点杂事，多写些散文。

老编辑家王笠耘对陈早春的散文每篇必看，出于职业习惯，看了必写出“审读”意见。他直言不讳地对陈早春说：“我坚信，在散文的天地里，你可以大有作为，千万别把这座金矿扔掉而去采煤，虽然煤也很重要。”

他的散文大多是命题作文。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故乡总是难以忘怀的，不论多么贫穷，多么偏僻，这种情愫总是萦绕在心头。陈早春也是一样，他的故乡虽然偏僻贫困，却是美丽的，山峦流水，树木无一不让人赏心悦目。特别是遍布山上那些参天大树（在1958年的狂热中消失殆尽）、特别是那些高耸入云的松树更让人敬仰。

一天傍晚，饭后在路边散步，看到绿化带上一棵棵垂柳和低矮的松树，这些松树那有家乡松的气势 ，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由得吟出一首七律：

城中怀松

闹市街边行行柳

不如荒野漫坡松

铺天翠绿栖千鸟

盖地浓阴走百虫

常抱呼风唤雨志

时成攫雾拏云功

老树枝叶枯槁矣

犹是霜鳞雪爪龙。

他还写过一首《乡思》的小诗:

少小离家老未还,

乡思丝缕如绞盘。

云山摛绵难成彩,

洞水浅流转入洋。

所幸随缘随用舍,

聊能自主自行藏。

奔波难得全孝悌,

唯秉祖宗硬脊梁。  

那篇优美的散文《家乡的小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把对家乡的眷恋抒发的淋漓尽致。写作经历是这样的。

一九九四年，陈早春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一天来到东京的内山书店。提起内山书店凡是读过鲁迅著作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九一七年，内山完造在上海四川路开设了内山书店，鲁迅和内山完造是很好的朋友，内山书店也成了鲁迅著作的“专卖店”。一九三五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东京开设了内山书店。

几十年来内山书店一直突出鲁迅元素，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阵地、友谊的桥梁，书店里至今还挂着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合影大幅照片。他们还办了一份《中国语》的刊物，每期发一篇中国作家的文章，供人们学习中文。

书店老板知道陈早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后，特意将他请到后面商谈，老板是个中国通，非常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那里的编辑都是能编能写的高手，就对陈早春说，请你们的编辑为我们的刊物包干一年，每月发你们的一篇文章，共十二篇。

陈早春考虑到内山书店与鲁迅、冯雪峰的特殊关系就答应了。回来后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牛汉、绿原、和原社长屠岸，每人三篇，三个季度就都有了。而第一季度稿子要的急，就只好亲自上阵了，他用一天的时间写了三篇文章。

陈早春是个写作快手，有一次早晨九点来钟我去社里找他，他正趴在桌上爬格子，见我进来，放下笔说，你看我已经写了近一万字了。

《家乡的小桥》就是为《中国语》写的其中的一篇。《家乡的小桥》后被《当代》转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配乐进行了广播，先后被辽宁和香港选入初中教材。一九九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散文百年精华》一书也收录了此文。

他的故乡有一位名师张嘉兴，也就是他初中的班主任，那位让他报考普高上大学，一直上到没有可学的那位老师，每当看到陈早春的散文都要给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们分析一番，指导他们学习写作。看到《家乡的小桥》后也不例外，逐段逐句地分析点评。如他分析第一段：

第一自然段点评：先写家乡的历史沿革。从古到今，概括而广。不用史家笔法：引经据典，史系有序，正经八百的，而用文学笔调；为集中叙述历史上有关县的两次归属，故把“晋”挪到“三国”前；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属这属那，很可能是“自作多情”，语气客观平易，也许这更符合历史真实。结尾处简捷肯定。不管怎样，家乡历史悠久，值得热爱。

……

他还给陈早春来了一封信：

早春同志：你好

承寄来一叠毛边文学，早收到了。这些散文，我爱不释手，一头就钻了进去，通读一遍。其中有关乡村的一些篇什，尤读的仔细。你的散文，有自己的独创风格，很优美。写人，则个性鲜明，很集中、突出。写事物，则条理清晰，玲珑剔透。形象性很强，文学手法运用灵活。语言几近炉火纯青，不时透出灵性，有时亦很有幽默色彩。卒章部分，往往进行形象概括，议论，言简意赅，笔力千韵，叹为观止。我曾选取、翻印一些篇章提供高中学生课外阅读，为加深他们的理解，又试做了些点评，是否乱点了鸳鸯谱，很难说。我附上一篇就教于你，望不吝指正。并望能早日结集问世，耑此即颂

撰安

张嘉兴

2000年8月15日

张嘉兴先生的评价是中肯准确的。对他的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王笠耘认为他的文章“思路开阔，像镭，是放射性的”，散文“别具一格”，读了激动不已，特别是读到他退休后的文章说：“在你摘掉乌纱帽以后，作品发生了飞跃。在语言、结构、幽默风格等方面，都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早春写过一篇《人走茶自凉》的文章，是批评那些大大小小从台上退下来的官们很不适应新的环境，感到别人看他总是另眼相看，另样待他，总是感慨地说一句口头禅“人走茶凉”。他认为，人走茶自凉是事之常理，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大惊小怪，也不必有什么不适。王笠耘评价这篇文章说：在《人走茶凉》里，解剖出“人走茶凉”的奥秘在于一个“权”字。使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权”字的哈哈镜里亮相，让人感到即可笑又可悲。这篇短文继承着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那精辟的见解，辛辣的嘲讽，使我想起韩愈，也想到鲁迅。非常可喜的是，作品里引进了一些谚语和活泼泼的口语，读来亲切，俏皮，给幽默风格平添了文采。

说到权，古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陈早春做“官”近二十年，自身可以说没捞到一点好处，晚年却遇到一件“人走茶自凉”的尴尬事。

有一次，我去他家里，一进门，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他们和你联系了吗？

问得我莫名其妙，不知什么事，我说联系什么？他说，天天出版社成立了，某某某调去当社长了，我写了信推荐你去当编辑，把你的电话也告诉他了。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儿组从社里分出去，利用社里的副牌外文出版社组建了天天出版社，专门出版少儿读物。他专门写了信推荐我去当编辑，还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他的名章，以显重视。

那时，我在编一本供中小学生阅读的《东方少年·读书与作文》（月刊）杂志，每期都送陈早春一本，想请他提意见改进刊物。他看后说，你编得不错，图文并茂，办得很好。听了他这个专家的赞许，心中自是暖暖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过来，说，人走茶凉，您已下了台，不掌权了，谁还买您的账。

夫人孙佩华在旁边听了，说，某某刚一退休就去那边上班了，明天我去问他。

我说您不用去问，人家要办早办了，何必生那个气呢。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就是如此。

 二零零五年，他的散文集《蔓草缀珠》出版了，首印五千册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编辑开始还担心赔钱，没想到卖得这么快。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才，陈早春曾在一篇旧文中形容如过江之鲫，多得数不胜数。上世纪末，湖北咸宁的一位专事研究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李城外先生，来北京采访曾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待过的文化人，就曾惊叹：“人文社只是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局级单位，怎么集中了那么多文化名人”。他给陈早春一份拟采访的名单，陈早春看后又在名单上添加了不少国字号的名人，他更为惊叹了。

曾几何时，时尚是越有知识越反动，凡是这个队伍中的人，都是旧老九，其社会地位相当于元初排序的十儒九丐，所以有人称他们为臭老九，盖渊源于此。改革开放之后时尚变了，旧老九变成了香饽饽，其中的佼佼者，更成了明星，各家争着为他们树碑立传，传颂其懿行美德，行藏文章。

陈早春曾与这些名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有的甚至同在一个办公室，即使不在一个办公室也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他刚退休不久，身体还很好的时候，笔者曾对他说，您在出版社呆了一辈子，认识那么多人，一定有很多故事，赶嘛不写个传，把这些交往都记录下来。他说，我一个普通人，写传做什么，没有可写的。

夫人孙佩华也说，你没事可以写写身边的人和事。当时，社内一些还健在的同事，也总要求他为他们的朋友写点什么。这些人的家属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他才动了心，拿起了笔，直到住院前还趴在桌上写…… 

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些发在刊物上了。他本想把这些写名人的文章汇成一本书，就叫《人文社群星掠影》，搭《朝内166号》顺风车可能好卖一些，不至于使社里赔钱。社里的郭娟女士却建议他把《蔓草缀珠》再版，增进新写的人物，出一本《蔓草缀珠增订本》。

《蔓草缀珠增订本》于二零一七年十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他的绝唱。十二月我去看他，他送我这本书，并题写了：“陈寿昌族弟惠正”，我说，写错了，应该是族侄。他说，我是从作家的角度写的，咱们都是作家。

书生大都希望有一个书房，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放飞思想，妙笔生花，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法实现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平大幅度提高才逐渐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仁义之社，特别在陈早春主政的十几年，为了改善社里员工的住房条件，在市里买了不少房子，社里的员工几乎都分了房子。陈早春也不例外，住在红星胡同的时候，只有一间房子只能在摆着电视机的桌子上写作，搬到新中街以后，在六层的两居室内总算有了一间屋子做书房，但常被儿女侵占，书房也名存实亡，他只好在客厅桌子上写作。家搬到方庄以后，面积大了，他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房，在那里他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