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八章

陈寿昌

第八章 多余的话

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一九四五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几乎运动就没有停止过，从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直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然后是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发展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当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清楚地告诉国人不再搞运动了。

所谓的运动就是让番多拉打开魔盒，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邪恶，贪婪、虚伪、诽谤、嫉妒、痛苦这些魔鬼，人的劣根性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说白了就是为达到各自心中不可告人的秘密，施展各种手段人整人。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到，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事情出现了变化。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这次不称为运动的运动，被称为“三讲”。  

一九九六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有人说，这次为期三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次活动无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场全国上下都在搞的“三讲”真是这样吗？

事实是这场“三讲”运动最后搞不下去了，第一批第二批搞过之后，计划中还有更大规模的第三批就悄悄地停下了。搞过了第一第二批的全部档案，也悄没声地被销毁了。

笔者从陈早春写好未来得及发表的遗稿中了解到他们社里搞三讲的情况。

按运动通例，先是学红头文件，领导人指示，继而是发动群众，自我检查，“群众”揭发，批判。最后做出政治结论存档。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场运动中也是按惯例行事，但也有它的创造发明：它从国民党的统治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运用到“三讲”中去，一是利用密探，公开号召写匿名信，二是不许申辩，连澄清事实都不允许。比文化大革命还革命，将革命发挥到了极致。好在这运动后来偃旗息鼓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得相形见绌。

凡运动都是整人，三讲也不例外。当时，陈早春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权派，正当权力正常交接时，新的社长已经到任，本来用不着运动，他也会从台上走到台下来，不用你来打倒，自己已经躺倒了。

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要烧原来的旧官，不把旧官搞臭，哪能显出自己的高明和政绩，所以陈早春也就在刼难逃了。这位新官通过调查了解发现了在职和已经退了的四百来名职工中，有十一人对陈早春有意见，于是隔三差五便组织这批人到他办公室开密会，号召和敦促他们写匿名信，一位刚来单位的大学生，还未曾工作过，就自诩他已响应号召，在匿名信中例举了陈早春的二十多条罪状。人家问他你刚来怎么知道的？他照实说了，是人家写好让我抄的。

为壮声势，为了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不得不利用这样的群众。但真正有意见的，迫切需要写匿名信揭发陈早春的，也就只有十一个人。这是他从匿名信的内容中得知的，虽然匿名信是“职能部门”熬夜不睡打印的，看不到原迹。但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不要看笔迹，只要看内容就知道这匿名信的作者了。

争权者谈权，贪利者谈钱，好色者谈色。所有匿名信，都在围绕着这权钱色转，匿名信揭露的不是别人，倒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丑恶。为此，陈早春曾向组织“三讲”的头头提过建议：运动要正确引导，真正的三讲，一点也不讲，专讲这些莫须有的乌七八槽的东西。我是老运动员了经受得住，那些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年轻干部，能否顶得往，特别是那些吠声吠影的男女关系问题，一个人就得涉及两个家庭。更应特别慎重……

但是，“正确”引导者还在引导大家写匿名信，运动的战绩就在乎匿名信的多少。只是这匿名信的作者们似乎已感到疲倦，而经他们发动过的群众也渐渐看到了他们的不讲政治，不讲正道，不讲学习，三讲变成了三不讲。

运动不得不转入核实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专案组又出现了。专案组首先将揭发的问题，条条款款地列了出来，与被揭发人“见面”。当陈早春与其见面时，看到那些材料，不禁哑然失笑，也忽然感到轻松了起来。

话说在这“三讲”之前不久，有一位伸手向他要副社长的官，原是发行部主任，只因陈早春把他从肥缺岗位上拉下来，就怀恨在心，扬言要撤掉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要把他从社长总编辑的岗位上拉下来。

陈早春曾经在公开的场合调侃过他：“我不恋官，也从未想过自己是官，为这个官，我曾经三番五次找上级面辞过。但有人想把我拉下马，谅想他也没有那样的腕力和腿劲。”  

他自己没有这个本领，也就像这次三讲这样，串联了一些因钱权色受过组织批评或处分而不服气的勇敢份子，至少在两个地方开过串联会，凑集陈早春的材料，然后打印多份，分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扬言不搞倒他，也要把他搞臭。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驻新闻出版署特派员不得不受理这个 “大案”，他经过反复调查取证，证明匿名信是诬告。这是事后这位特派员告诉陈早春的，叫他不要因这类匿名信而影响情绪，组织和群众是信任他的。

他还给陈早春讲了一段轶事：匿名信虽然分别署名是部分群众，或大部份群众，可以肯定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这人只能是担任过发行部的主任，于是便找他来当着组织的面揭发，取证。

开始，此人滔滔不绝地检举了匿名信中所列的各项罪行。他不知道这些所谓罪行已证实是诬告，中纪委的同志特别提醒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讲话特别是指控人家是要负责任的。他听此言后，脸色刷地变了，赶忙声明：匿名信不是我写的……这些事我是听来的……当然……不过……陈早春是个很有水平的人，别的社领导我是瞧不起……我当了十多年处长了……我与陈早春个人关系很好，我就崇拜他……

这位处长听中纪委特派员这么一说，心知大势已去，自此之后，他们才算太平了。此前，这些匿名信隔三差五往他们那儿寄或转，往别处寄的又都转到他那里，快积案如山了。

“三讲”的组织者们应该拜这位处长为师，他是他们的先行者。所以当他们将匿名信所列罪行与陈早春见面时，陈早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用不着一一奉答了，你们去问问xxx处长和中纪委驻新闻出版署特派员就行了。

来人目瞪口呆，可是还有话说：“那六万元美金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冒出来的问题，原发行部主任还没来的及抓住，只好留给后人去说事、去请功了。

在三讲前约一两年，台湾光复书局从他们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选购了其中一百种的版权。与译者约定，台湾出版者需以千字五美元给予译者稿酬，由出版社代收转付，鉴于这一百种书不是一次推出，尚未出版完，只是预付了部分稿酬，不便转付给译者，只好暂时托财务处一位副处长以个人名义存储（如以社的名义存，当以人民币转汇，译者不干）。

这件事陈早春是同主管外国文学的副总编，外文编辑部和财务处共同决定的。新社长一到任，陈早春就将此事奉告给他，后来调查这事时，据说，除财务处的当事人外都说忘记了。陈早春很纳闷也很惊讶，人都有忘事的时候，谁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记忆力，但也不至于忘记得这么快吧。

时间过去了十多年，确切地说是2015年，对于“三讲”这件事人们早已淡忘了。

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陈早春，你同事XXX在写王仰晨的文章中，没点名写到你，其中有暗箭，你应该看看。

陈早春听后，心想是什么暗箭呢？这个人我对他还有恩啊，到要看看他说了些什么了。费了半天时间，在一堆书报中找到这篇文章看了。觉得作者仅凭那么短促的几年接触，就能洋洋洒洒地写出那样的长文，很佩服他的勇气和才能。但他知道 ，王仰晨并非XXX的知已，因为当每次到了领导班子换届时，陈早春为找到合适的接班人，都得去征求老同志的意见，王仰晨作为老同志，当然是他征求意见的主要对象，王仰晨从未提到过这人，当陈早春主动提到这人时，王仰晨却明确告诉他：这人“太热衷自己的官位和政治斗争，而且为人太偏激失态……”  

王仰晨倒是向陈早春推荐了他在鲁编室任上的一位搭档，这搭档与他共事时，还经常发生磨擦和冲突。但他说这位搭档“能坐得住”。可见王仰晨的公道。

此时的陈早春已是古稀之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陈早春当年的血气早已冷了下去，性格变得绵软温和。但是，再柔弱的人也会喊几句，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本来他正在写别的文章，看了某某的文章后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懑，提笔疾书起来：

这人在文章中说及这些题外话时，时值我已不打自倒，因为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上面已派来了新的社长。他所说的一切，或者是沙场大检兵，做给新任社长看的。一次，这作者在沙场大检兵上，不觉激动起来，“……就伸出了右臂，岔开五指，指向会场一角沙发里的几个社务领导人，大声说，‘你们负主要责任’……”

这样的场面，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斗地主恶霸时见到过，文革中斗走资派时也见过，虽然觉得他那么激动，有点费解，但不怕，而在坐的有些社领导，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每次运动中，都会出现这样的勇敢份子。当时人文社正在作为直属社试点在搞“三讲”运动，我作为第一把手自然成为主要攻击的对象，包括我的子女和孙子，但我却能冷眼看待一切，只觉得这些蹦跳得最历害的个别人，只不过是泛起的沉渣。

好在这样的人并不多，在台上跳的包括在暗室里写匿名信的，全社几百人中，也就只有十一人。

我倒要感谢这文章的作者，是他在暗箭射我时，提供了一九九九年“三讲”时的材料。因“三讲”在有些单位搞得很邪乎，后来上级发现了，将所有材料都销毁了。他现在自我提供了，这倒可算是珍贵的史料。

“三讲”时，的确有人说人文社在商海中已成了“破船”，船上的人“有的茫然不知，有的浑然不觉…… ”，可他在文章中说到的三人，除一个是外单位的，其中有二人是时任多年的副总编，当然算不上这破船的舵手，但总算得上是这破船上的一副二副吧，对破船也有责任。既然是破船了，这些茫然不知和有的浑然不觉的人可以跳船逃生，或去另找他船。当时我主持人文社工作时，凡要走的，我一个不留，我任职十多年，因觉得破船要走的人，几乎没有，有个别走了的，或因要外出留洋深造，或外出高就。弃船逃命的人，一个也没有。

当时的人文社是否已成了破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能说什么，“三讲”时不准当事人申辩，所以我只能躺着挨枪。至今仍有人在说事，我不得不老王卖瓜 。这样的事，我历来不屑为，所以好多部属都埋怨我，但至今仍有人在说三道四，哑巴也会咿呀几声。我不得不咿呀几声，不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伟人都“三七”开了，给我倒三七开，也无所谓。但是，这船上有好几百人，他们都在没天没夜地拉纤，不像这作者是一味地造反，在干岸上指手划脚。这些默默奉献的人，我是不能忘记的。

人文社在即将进入商海时，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整顿发行部，先派能人、社长助理李昕去调研，他说那里的水太深了，知难而返了。后又派了两批人去调研 ，待到冯敬安，柴志湘去了，才理清出了头绪，摸清了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继而又从编辑部抽调骨干张福海去搞策划室，刘国辉去主持发行部，他们又从编辑部抽了一批能人，所以图书的发行工作，在当时的直属社中，是有口皆碑的，被称其为起速早，车速快。因此，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也一直紧随商务印书馆的后面，成了北京东城区的纳税大户，以致税务局特派人常驻在一楼，紧盯着人文社这块肥肉。

有一年，东城区税务局完不成任务，硬要人文社额外多交五十万。在无序的市场竞争中，人文社从未卖过一个书号，每年拨出二百万元，专出有价值的亏本书。如《金元工曲》出版第一卷时，就亏了三万多，整套书要亏约五十万。至于图书的质量和份量，一直是直属社中的得奖大户。每年颁奖时，总让总编室忙得不亦乐乎，以致有一年忙中出乱，忘了通知王仰晨责编的一套书去领奖，王仰晨给我打电话发了牢骚，我却迁怒于总编室主任张贤淑，要她去向王仰晨道歉。 

在商海竞争中，这只“破船”还在直属社中率先驶向了大海。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了许多版权贸易，也引进像《廊桥遗梦》《哈里·波特》等多种在中国图书市场上轰动一时的图书。当然后者我只负责签了合同和筹集外汇等工作，具体操作交给了新来的社长。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工作出色，时任“国际合作出版委员会”会长许力以老先生，硬要拉我去充任该会的副会长。

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题外话，倒不是为自己辩白什么，我历来就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也从不屑于去包装自己，因为他们说了人文社这只“破船”时，让王仰晨怒气冲冲了，我不得不说出这些，以告慰王仰晨的在天之灵。我还可以告慰他，对自己死揪不放，可又让他怒气冲冲者，在全社中也只有区区的十一位。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我洞察到。当时我还觉得，在领导岗位上混了十多年，每年得罪一个人，也不只这个数。

这位作者在文中还说王仰晨说：“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推荐他了。”

这里所说的他，显然是指我，为此，我不得不申明： 一，我之被高就，是社内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而且实行的是大民主，没有候选人。这种选法，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见过，是有着时代和社情的特殊原因的。二，我被高就时，蒋路，牛汉等老同志，都劝我不要受命。为此，我五次找当时国家出版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卢玉忆力辞，卢玉忆还健在，可以作证。三，当时，如前所说，我已过了退休年龄，在奔古来稀了。由于新派来了社长，一些想在新社长麾下弄个一官半职，或再高迁者，就纷纷发表执政高见，而不断抹黑我。他们知道社内一些老同志一直在支持我，在他们中我据有影响力，于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分工去策反这些老周志。

作者自供，他本人就去策反过王仰晨和林辰。可林辰却在他们前脚走不久，就将他们出卖了。由于我与林辰住在同一楼里，当时他已病了，而且一直腿脚不好不出门，我常去看他，所以能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他们去策反的情况。林辰向我说，这些策反者的“心术不正”。据我所知，他们中的人，还去策反过蒋路，可蒋路一句话就将他们拒之门外，“我是铁杆保陈派，我不听这些是非！”（张福生可以做证）另外，他们还找过年迈体衰早已卧病在床的楼适夷。楼却明确告诉来者：“陈早春是公选出来的，我支持。”（这是楼的夫人告诉我的，她还健在）他们不仅去策反这些老同志，还去广泛发动群众，有一人去动员经常给我开车的司机同事，要他揭发我，并写材料揭发我去过的地方，似乎将我当“黄赌毒犯”来看了。 这司机明确告诉来者：“陈社长除外出开会时用车外，上下班都坐班车。我没法提供这样的材料。”

更为好玩的是他们中的人还去动员过刚来社不久的大学毕业生，这大学生很为难地说：“我不了解情况。”来者说：那你就写匿名信吧，照现成的抄，稍换些词句就行了。

王仰晨这个一贯“右倾”的人，如果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不仅会“怒气冲冲”，还会心头滴血，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

这位写王仰晨的作者，倒反证了王仰晨对他的预测：“他太热衷于自己的官位和政治斗争”。早先，我还并未这么看，当他在八九年“六四”闹得最凶时，新闻出版署多次命令我处分他。而我却千方百计保护了他，没给他任何处分。

看来是我看错人了，而且违抗了上级命令，罪加一等，而且重演了农夫和蛇的故事，活该！

至于王仰晨是否在他面前说过“早知这样，我就不推荐他了”这样的话，我不敢肯定真假。但如前所说，推荐一事是不存在的，如说“不再支持他了”倒有可能。我在正文中说过，我未能及时解决王仰晨儿子来社工作的事，他“一直心存芥蒂，与我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样融洽了”。人无完人，涉及到自身利益得不到满足时，有点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王仰晨闹点情绪，不一定是他的缺点无损于他的为人。

事过境迁，人已逝去，留给后人的只能是无限感慨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