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三章  求学之路

陈寿昌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小学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然后是初中高中大学。

小学

洞 下村里的小学名为“文成一校”，其他村里还有文成二校文成三校，文成是这一支的始祖，在一开头就提到了，因此，这所学校是一所陈氏家族的私立学校。一九一 九年，由家族中三位德高望重的耆老宗彩、亿睦、亿亮倡议建立的，旨在培养族中子弟识文断字，学有所长。族中规定，凡家族中子弟不论贵贱高低都可入学，如家 庭困难，只要学业优秀，族中可以从公产经费中提供经济资助，完成学业。这资助费又叫励学谷。

陈早春的求学之路很不平坦，可说得上是崎岖险峻。

俗 话说“分分学生的命根”，古往今来在学校里一直以学习成绩论高低，上小学时他们班里得第一名的总是被一个叫毛妹子的占有，她人长得高大，可能已有十六七 岁，他们这些穿开档裤的该叫她阿姨了。包揽第二名的叫陈少陞，比陈早春大一岁，而他总排在第三第四名。为此没少挨父亲的训斥，有时候头上还要挨“板栗”。

但 他也出过一次风头，一次写了一篇关于抗日的作文，在校全部老师将他叫到他们的办公室，他们正传阅他的作文，纷纷击节称赞。当着他的面说，一个小学生能写出 这样情文并茂的文章，实属难得。他听了心想情是有的，大伯父去抗日前线，杳无音讯，父亲在抗日的背景下有家难回，民不聊生，怎么会没有情呢？但文如何茂却 不明道理，说不清道不明。

小 学毕业时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能回家种田，家境好了一些，他有能力送陈早春到土桥（现在叫金石桥）镇大元垴上读高小，土桥镇离洞下大约有七八里路。在高小 阶段，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贺光辉老师，他毕业于武冈师范，是他们班的班主任及语文教师，他教语文时喜欢用自己编的教材，他们大都是古典诗词，朗读起来摇头 晃脑，如醉如痴。发现有好的作文，他也会这样在班上朗读，他朗读过陈早春的好几篇作文。毕业离校后，他曾向人打听过陈早春的下落。

一九四八年陈早春高小毕业了，虽然自认为是个学而优则仕的胚子，但不得不认命，家贫无力供他继续求学，只好回家当后备农民。

村 里一辈子教书的陈阜东老师，也是洞下文成一校的校长，经常来他家找他父亲，他父亲也是陈老师的学生，两人之间关系很好，每次来家陈阜东都是动员他父亲，让 陈早春继续上中学。他曾当着早春的面说，你这个儿子是读书的料,洞下只有两家人适宜读书，你们家是第一家。你家虽然困难，但我可以向族里去争取一些励学 谷，贴补学费。我敢保证你儿子的成绩可以争取到励学谷。

但是陈早春的父亲固执的很，每次来都让老师失望而归，他对父亲的思想工作总是做不通，每次交谈后，少不了指责他父亲是死脑筋不开窍。

这位陈阜东老师与邻村即陈早春夫人的娘家孙家垅的名人孙俍工（曾是毛泽东的书法老师）是同学，孙俍工到晚年仍与陈阜东有书信联系。1956年陈早春考上武汉大学，陈阜东老师忽然来到家里，为他送行，并送他几本古书，其中有一本《文心雕龙》说是给他留个纪念。

在 文成一校读书时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刘镜如（我的母亲）也曾教过他，母亲提起他总是说，早春会读书。陈早春有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理念，念念 不忘恩师，陈早春常对我说，你母亲是大家闺秀，在村中口碑很好。两家同住北京，每年春节陈早春和夫人孙佩华都要来家里看望。

陈 早春给我讲过一件轶事，他说：那年你父亲从西昌工程上回村度假，你母亲就让他去代几天课。那天，恰逢村里办喜事，你父亲被请去吃酒，临走时布置了作业。等 到他吃得满面绯红回来，有学生告秘，说同学们根本没做作业，只是吵闹。父亲一听大怒，一个一个打手板，陈早春说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挨打。事后好多家长找 到你家里理论，说你父亲打得太重了。

陈早春不被打板子，自然是功课好的缘故。

中学

陈早春虽然自己未能上中学，却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两年，分别替两位小学同学去代考初中，两人都被录取了。

高 小毕业后，父亲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忽然于一九四九年春末，让他住到外婆家，去离外婆家不远的石垅下一个私塾馆去读私塾，这位私塾老师曾当过乡长，致仕后在 家里自己开馆教“子曰”之类的古文，学生大都是他的自家子弟。已开馆五六年了，陈早春是插班生，跟着大伙听《春秋左传》《尚书》《礼记》还有什么《秋水轩 尺牍》《礼文汇》，对于他这个毫无古文基础的人来说，听这些课，如陷云雾中。可老师却对他的父亲说，早春学得很好。他认为老师是在拿他做招揽生意的广告。 老师越这样说，他越感到自己在受骗上当。加之当时兵荒马乱，放学回家时经常碰到成群成队的军人，也不知是正规军还是土匪，所以一到夏末，他就再也没去听课 了，在家里自学《幼学琼林》等比较浅显的古文。

一九五一年，当了三年农民的陈早春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考入了新隆中学。能够到新隆中学上初中纯属偶然。

新 隆中学位于金石桥镇上，金石桥镇得名于当地的云溪河上有一座桥。为了方便大河两岸人们的来往，唐宋年间修了一座桥，由于它的简陋，人们称为土桥，人们将此 地段称为土桥。一九一二年，暴雨连天，山洪暴发，土桥被摧垮了。人们重新建设了一座廊桥，桥头建有三间木板房，中间是关圣帝殿，另外两间供看守桥亭和供奉 关帝香火的人居住。传说，正在大兴土木之时，不远处的高洲老虎岩的前清优廪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魏光焘的老师陈世藩来此地走亲戚，看到热火朝天的劳动场 景，面对建设中的关圣帝叹道：关公大义贯金石，此地为何叫土桥呢？众人醒悟过来，从此改叫金石桥。

金石桥边栉次鳞比排列着一些木质房屋形成了一条街。镇南面有一个大土包，名叫大元垴，这里是隆回北面的一个文化中心，上面建有高级小学和私立的新隆中学。街上可以看到戴博士帽、穿长衫马褂，拄文明棍的大知识份子，也可以看到穿中山装旗袍的男女中学生。

陈早春在这里上高小时，时常有中学的学生们来高小这边上厕所，一些淘气的小学生不高兴，用手电筒照射他们以示抗议。那些中学生则以牙还牙，也用手电筒反射他们。双方的手电筒越用越大，先是两节电池后来发展到三节四节电池。

新隆中学（后改为隆回二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太园垴上，排列着两层楼的十多栋木质房屋，校舍整齐而宽敞，垴下有农舍环绕，北有云溪河流淌 ，南有田垅相依，环境十分优美清静。

别 看新隆中学地处隆回县北部偏僻的乡野，却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师资队伍颇为雄厚，少数是多年执教的耆宿，多数是因抗战和内战留在乡下的大学生，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领导人之一、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也曾在这里教书，由于他们的学识和名气很大，因此，慕名前来求学的人很多，即有本县各地的学生，也有邻县新化、溆浦的 学生。

在 三年的务农期间，由于他肚里有墨水，深受村干部的重视，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解放军南下干部来到县里后经常开会，每次外出开会总要带着他，因为那些南下 干部的北方语言，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很难听懂，而他有文化就好沟通些，这样让他跟着听报告，做个纪录，回来好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广大群众。

新 隆中学对于他并不陌生，他曾两次代同学冒名参加入学考试，当时代考又没有照片验证，很容易蒙混过关。一九五0年学校放寒假时，当时的区政府借新隆中学的校 址开全区干部大会，他作为村干部的随从，有幸第三次进入了这所学校。大会休息时，他在学校的公告栏里看到一则陈旧的通知，大意是政府为了帮助贫困子弟上 学，设立了助学金。通知贴出的时间很长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学”字已看不清楚，他把它当成了“堂”字。

回 到家他对父亲谈起了“助堂金”执意要去报考上学，父亲搞不懂什么助堂金，看他眼看就成人了，在家里能顶半个劳力了实在舍不得放他去上学。架不住他的软磨硬 泡，加上母亲在旁边敲边鼓。父亲终于动摇了，心想他这个样子当个农民肯定没出息，不如去读些书也好谋个生活之路，将来做个账房先生或教员之类的也是一条出 路。

得 到家里的应允，他急忙去学校报考。当时已过了考试时间，但国家刚刚接收旧政权，教育制度还不完善，加上新生还没有录取够，学校同意了他考试。考试是在老师 的办公室进行的，中间不休息，语文数学连着考，这当然难不倒他。考下来，他最得意的是语文的作文，用古文写的，四六骈文，对仗工整，用典精当，自认为无可 挑剔。他之所以要用古文写，是因为辍学期间在家没有什么书可看，于是整天抱着古文阅读，学习古文写作，觉得这是最高的学问。

在 农民堆中，比起大多数文盲和半文盲，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谁家死了人，谁家后生结婚，姑娘出嫁，老人做寿，新屋上梁，少不了要求他写副对联，以示哀挽 庆贺。他对农民的要求，往往是有求必应，免费供应。久而久之凡一切文字应酬的事，如写契约，写家神牌位或写信等等，好像非他莫属了。他为了应付这类事，开 始是在《礼文汇》、《尺牍类编》、《秋水轩尺牍》之类的乡党应酬书中照抄照搬，或东拼西凑。好在求索者大都不识字，好糊弄，但也免不了碰上咬文嚼字吹毛求 疵者，当场指出他的疏漏或错误。这使好胜心强的少年难以承受。于是便在劳动之余，伴着一盏桐油灯，夜夜苦读苦学，读古文，学对仗，记典故，连《龙文鞭影》 中那些僵死典故，也在死记硬背。久而久之，乡党应酬之类的文字，也能自出心栽，颇能切时、切事，符合所写的具体对象。有一次，用诗比式的四言体写了一篇祭 文，弄得一位“学富五车”的冬烘先生都念不下去。他出了洋相，而早春却踌躇满志，自认为这是最大的学问，乐此不疲。

当 时，他已不会也不悄于写白话文，一下笔就挂匾，写的都是四六句，外加之乎者也矣焉哉。临到前途攸关的升学考试，更得奋力一搏，绞尽脑汁，搜索枯肠，除了注 意立旨谋篇，起承转合外，还得尽量堆砌辞藻以显华丽，嵌入典故以显深奥，推敲平仄以来铿锵。交卷之后，深为这样的“力作”而骄傲。可是万万没有料到，阅卷 的老师并不“识货”，在是否让它及格的问题上不得不进行“会诊”。“会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文章写得陈腐酸臭，个别教师还认为这是封建余蘖所为，对他 家庭出身和年龄产生了怀疑。另一派认为，该生的确是一农家少年，此系亲眼所见，这样的怀疑不能成立，而且一位没有家传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古言语，实属不 易，录取与否，应该慎之又慎。慎之又慎的结果是：文章可以给六十分，准予录取，但入学第一课就应加强教育，限期改正写古文的毛病。

对 老师的训责，他不服气，但又不好抗顔争辩，弄得头发尖在冒汗，而手心却在发凉。好在这老师一阵炸雷之后，洒下的是一阵润物无声的细雨。他好言开导他，叫他 今后要多读鲁迅的著作，鲁迅是国学大师，古文底子好，但他能化腐朽为神奇，白话文写得很漂亮；赵树理白话文也值得学习，他的文章没有古文的痕迹，用的纯粹 是群众的口头语言。临末，这位老师又为我开出处方：每日坚持用白话写日记，至少坚持一年，把写古文的习惯彻底改过来。

入学了，成了中学生，愉快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好事多磨。

起 因是因为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中学生也不例外。中学生食宿都在学校，当时学校规定：学校食堂的一日三餐，由在籍的学生轮流供给，等于学生吃得是百家饭。 由于他入学晚，企盼的助学金早已没有了。因交不起膳食费，他屡被停餐。有两次是同班同学匡礼亭及在补习的刘承浩救急才挺了过来。俗话说救急不救贫，最终他 还是被停餐了。

春寒料峭的季节，天气还很冷，肚中无食怨天寒，衣衫单薄的他经常到厨房去烤火以保证体温而不病倒。一天，他正在烤火，学校一位负责人来到厨房，对大师傅们说，现在停餐的人很多，厨房要加强防备，剩菜剩饭都要放入柜子里锁起来。

他听了很不是滋味，感到这是把人当贼防，就好像是针对他说的，感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时火冒三丈，回到宿舍卷起铺盖卷连夜跑回了家里。

回到家继续当他的农民，劳作之余，无所事事，晚上就在桐油灯下读着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课本，竟然无师自通。说话间几个月就过去了，临到期末，他到学校死乞白赖要求参加期末考试。

好在学校开恩，没追究他长期旷课的错误，让他参加了这期的期末考试。在几个月没有听课的情况下，他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

第二期刚开学时，在学校举行的作文、数学、大字比赛中，分别获得了第一第二第三的奖项。引起了全校师生的瞩目，招来了他们羡慕的目光。

时 任校长的张焘把他叫到办公室，张校长很威严，原先在新化县法院当过院长，开始陈早春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校长勉励有加，并免除他的全部学杂费，给了每月六 元钱的乙等助学金。亲切地对他说，学校膳食费也正好是这个数，以后你可以吃住在学校，一分钱都不用花了，今后你就安心读书吧。

在 这个学校里他出尽了风头，犯了错误，挑唆顽皮的同学胡闹，被供出了他是幕后指使者，老师也不批评他。反而说你们谁敢跟陈早春比。让他的小伙伴受尽了委屈。 有一位老师曾当着他的面说，我自教书以来，只培养了三个半学生，为首的是陈早春，其次分别为欧阳隆，刘积斌，而半个是指刘承浩，他是从别的学校来插班的。

其实陈早春在学习上并不怎么用功，考试时从未加班加点，当人家挑灯夜读时，他却在撒野胡闹。他在回忆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总结经验说，他的訣窍是老师讲课时，特别认真听，认真想，每堂课都能背下来，很善于强记，应付考试。

成年后，他自嘲地说，凡是有利必有弊，我之所以没有成为学问家，就是吃了强记的亏。因我做学问时，从未使用过卡片，写几万字的学术论文，所使用的资料，都是临渴而掘井强记下来的，现买现卖。

初中的这段学习经历，让他充满了自信自强的信念，过去自卑的阴暗心理一扫而光，原来没有任何理想，从未做过非份的梦，从这时候开始他有了理想，很想做一个一流的科学家。

一 九五三年春天，新隆中学改名为隆回二中，并迁往当时县政府的所在地六都寨。隆回是新建制的县，一九四七年经当时国民政府规划，邵阳县（也是宝庆府的所在 地）分成了邵阳、邵东、隆回三个县，隆回县址设在六都寨。所以六都寨没有像其他古老县城一样，具有高大的城墙，古老的衙门建筑。

也就是这时候，国家把春季招生改为了秋季招生，这样一来，他们这些春季招生的学生必须提前半年毕业，所以，他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完两个学期的功课。

毕业考试后，为了弥补他们这一期学生的不足，老师带着他们班到邵阳城准备冲刺中考，因此，他们没有放暑假，而是租住在邵阳城里原省立六中的校舍进行恶补。

他们的班主任是张嘉兴老师。张老师学富五车，高中毕业后同时考上了上海的同济大学和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他教了一辈子中学，初中高中都教过，教学经验丰富。

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奋进的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人民当前最迫切最重大的任务是：第一、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必须继续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起来。

第二、开始第一个五年的国家建设计划。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比一九五二年有一个显著的增长

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积极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必须大量地培养各种程度的建设人材，教育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加紧学习技术，学习科学。

初 中毕业前，学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分别召开大会，根据当时国家的形势指导学生如何填报志愿。当时学校倡导报考师范和军校，那时候，师资极为缺乏，为了培养人 才极需教师，另一方面，鉴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国家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希望大家报考军校。陈早春自忖自己身体赢弱，报考军校肯定不行，决定报考师 范，上师范是免费的，即不要缴学费也不要缴伙食费，正适合自己这样的家庭。

张嘉兴老师在班里也是按照学校的口径动员的，并挨个找同学谈话。轮到陈早春了，他没有问他想报考那方面，而是劈头就说：“我在班上动员的话，不是针对你说的。根据你的情况，要报考普高，将来上大学，一直上到没有可读的学校为至。”

陈早春的一生，正是按照恩师张嘉兴的指引，一路前行。

一九五三年秋，他如愿考上了邵阳市一中，这是一所在当地很有名气的中学。原是民国时期的“湖南省立第六中学”，是一所花园式学校。学校三面环水，绿树成荫，地处邵水之滨，风景秀丽，环境幽雅，缕缕花香怡人，春日花香鸟语，夏天清爽幽静，秋季金桂飘香，冬天春意盎然。

邵阳市一中始建于1941年3月，素以教学严谨、校风良好、教学质量高著称，首任校长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著名的教育家张干先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更名为“邵阳市第一中学”，并确定为湖南省首批六所重点中学之一。

陈早春将在这里读完三年高中。

高中三年他专心致志学习，心无旁骛，不近女色，甚至与女同学不相往来。他成了一个迂夫子，与异性不相往来不说，连文学作品中凡写到两性情节的章节，他都像在过地雷阵一样，闭着眼睛不溜一下，赶快将之翻过去。以至于上高中时连《红楼梦》中的一些情节都不敢看，所以也没看懂。

这样收其正心，虽然他的学习并不努力，作业也很潦草，但一逢各种大考小考总是包揽第一。

当时，他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但对学校一些指示总爱唱反调。有一年，团中央号召共青团员穿花衬衣，学校团委也是这样号召的，作为团支部书记他也是这样传达的，他自己却坚决不穿。

学校的校医是个流氓，奸污女学生多人被判了刑，他对这个校医极反感，所以有了病也不去找他看，高二时鼻子出血，由于没有急时治疗，弄得脑子总是空空的，体力不支，上下楼都没有力气。高三时又染上了痢疾，急性变慢性，整天低烧，上课也难以坚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仍不找校医看。

高三下学期这场痢疾把他彻底打倒了，不得不向校方请假，要求停学，等来年再参加毕业考试和高考。不久，学校通知他，休学批准了，可以回家了。

但 他回不了家，原因是学校离洞下家180里，原来他们上学或放假时都是结伴步行走小路，从未坐过汽车。现在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步行，也没有钱坐汽车，只好在学 校泡着。这样静养了一两个月，上厕所的次数少了，虽然低烧不退，体力也有所恢复，临到毕业时，他向教导处申请，可否让他考试一下，如果考得不好，就不计成 绩当是没考，教导处同意了。

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毕业考试，觉得很顺利，考试成绩一公布，他居然在五百名毕业生参加的考试中，得了第五名。教导处通知他不用休学了，接着参加高考吧。

一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随着“一五”计划建设项目的全面铺开，大批新建工厂陆续投产，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和人才的缺乏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一 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 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全党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次会议之后，全国迅速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青年的热血总是沸腾的，他们没有理由不响应祖国的号召。在一九五六年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陈早春决定报考理工科，可惜的是，在体检时查出有色盲，因而不能报考理工科只好改报文科。

他信心满满参加了高考。

走进武汉大学

一九五六年八月，陈早春收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这在他是意料中的事，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家里也觉得不过是换了一种求生的方式，就如他们的孩子出门学手艺一样。

上大学终究是件好事，在这偏僻的山区里实属凤毛麟角，家里自是忙着筹备被褥衣物，当然还有借钱。

八月底他只身挑着铺盖卷和一些旧书去武汉，在老家还有一位也被中文系录取的同学欧阳隆，已先到了长沙李晴云家等他，两人约好在长沙玩几天再去武汉报到。他原先的计划是从县里到邵阳，再从邵阳到衡阳坐火车北上。现在只好

改变路线先去长沙，再换车去武汉。不过，长沙是省会，他想，第一次出门能在省城玩几天感觉也挺好。

挑着行李走了一百二十里山路到县城桃花坪住了旅店，当时农村正搞合作社，工商业搞公私合营，店铺老板工作没有积极性，铺盖脏得可以挤出油，成线成阵的臭虫横冲直撞，躺在床上就像蚂蚁叮上了死蚯蚓，闹腾得他一夜未眠。

欧 阳隆和李晴云在长沙站接上陈早春，原准备玩两天的，但看到欧阳隆和李晴云两人正在热恋，在爱河中嬉戏得水花四溅，加之欧阳隆要把李晴云的妹妹介绍给他，让 他们成为连襟。陈早春一不愿意当电灯泡碍人家的事，二怕惹火烧身沾上李云晴的妹妹，所以也没停留游玩，连夜坐车赶往目的地武汉。

第 一次坐汽车感到新鲜，第一次坐火车更感惊奇，从车窗看外面的风景，旖旎风光一闪而过，真可说是美不胜收。刚欣赏了一阵子，就晕车了，晕得只想吐，只好闭目 养神了。偏偏临坐一位中年男子，见他这一身行头，和总是不离身的扁担，误以为他是生意人，老问他是做什么生意的，赚钱多不多，并慨叹现在的生意不好做。陈 早春只是听着，懒得回话。

火车终于吐着白气缓缓驶入武汉，校车在武昌站接站，陈早春的扁担斗笠在这里并不显得格色，有许多从乡下来的学生，大家都是彼此彼此，等车上人坐满了就开往珞珈山。

武汉大学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几所综合性大学中，名列前茅。校长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创始人、著名哲学家李达；文科中的中文系、历史系，学理工科的生物系、数学系、化学系，有不少一级教授。能进入这样的学校他感到血脉喷张，准备冲刺。

可当时是政治斗争高于一切，大学生五年，他们基本上是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度过的，入学半年多就赶上了“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５月２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 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 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 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

 一场如火如荼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一些知识份子出于对党的爱护，响应党的号召，提出了自己真诚的意见，但有些言词不免过激，也有一些人借机会大放厥词，进行攻击，这也是事实。

武 汉大学也一样，到处在大鸣大放。陈早春从一个贫苦的孩子能进入神圣的大学殿堂，早就对党感激涕零，感恩还来不及呢，哪里还有意见可提？在“大鸣大放”的过 程中，他没有片言支语的言论，相反，一次在理工科学生食堂里召开的鸣放会上，当听到一位父亲因反革命罪被镇压的学生在大申杀父之仇时，他跳上台，严厉地批 判了这种言论，发表了个简短声明退出了会场，对鸣放更不感兴趣了。

也许正是这个简短的声明，让他躲过了被划为右派的风险。

他对“大鸣大放”这种运动实在提不起兴趣，感兴趣的是知识，他认为自己千幸万苦来这里就是为学习知识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深知自己这个半路出家的文科生，比起那些早就在文学殿堂中浸染，苦读的同学们，差了一大截子。人家看过的古今中外名著，他却一本也没读过，只是由于爱好，读过一些鲁迅、赵树理、契诃夫、莫泊桑的短篇，看过当时颇为盛行的《文艺学习》。

一次班三角开会，由于陈早春一入学，就被委任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这会是由他主持的。由于他不清楚“三角”中的角字是角还是脚，遭到一位文娱委员的嘲笑。这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下决心要补课。他想，不敢奢望超过他们，至少得与他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陈 早春自上学以来，从小学到中学，总是感到老师教的有吃不饱的感觉，从没有加班加点过。自从受到这次刺激他才感到自己的不足，开始加班加点，课余时间，节假 日，都躲在学校办公大楼的顶层，读中外古今名著，背《诗经》《楚辞》等秦汉文学名篇名著，《楚辞》被他翻得倒背如流。《先秦文学史》中没有提及的篇什也 看。所以，期末考试所出的一道偏题，即李斯陪秦始皇登泰山封禅时所写的碑文，全班唯独他答了出来。

当他“补课梦”正酣的时候，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震天撼地的变化。

1956 年2月，苏共的二十大把“老大哥”苏联的面貌暴露了出来，被公认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斯大林，从神坛上跌落了下来。社主义阵营的“另类”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认 为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共高层却认为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斯大林个人犯了错误，对他的功过给个“三七开”，双方展开一场论辩。但原 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匈牙利，却懒得去算这笔糊涂账，造起反来。哥穆尔卡领导波兰倒戈成功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死守阵地也被群众轰下了台。原先的社会主义 阵营已经分崩离析了。

擅 长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毛泽东倡导“疏”的办法，相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的方针，前两者只限于文艺界和学术界，而后者几乎是全民运 动，特别是知识界。陈早春他们虽然只是刚入大学的学生，也添加为知识份子，所以必须参加鸣放。其时，他正忙于“补课”，没有参加“鸣放”对班上共青团员的 “鸣放”也很少过问，终因领导不力而被罢免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由 于各级领导苦口婆心劝大家鸣放，鸣放的盛况已成气候了。他躲在办公大楼顶层也经常听到锣鼓声。早晚洗脸时，发现自己用的铜脸盆开始渗水了，没过几天，一接 水就哗哗往下漏。它几乎成了筛子，千疮百孔只好扔掉。后来发现，原来是他同寝室的欧阳隆将它当作鸣放的锣，活活将它敲碎了。陈早春气恼不过，骂他瞎胡闹， 他反唇相讥，说你不鸣放，反而阻止别人鸣放。

物极必反，形势急转直下。

６ 月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 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 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此 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人们普遍认为，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 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顺利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否则就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

然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于是，

一 场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了。李达校长在全校大会上作反右的动员报告，陈早春回忆说，对报告的详细内容已经淡忘了，但李达对文艺界的头号右派份子丁玲，赞誉之 词，溢于言表，也就记忆犹新。李达说丁玲三十年代在白色恐怖下，如何穿梭于他与瞿秋白两家之间，追求革命，忘我革命等等。为切主题临末才补充说，斗争是很 复杂的，老革命也难免摔跤。

当时他就想，李达校长与其在动员反右，还不如说反右很值得深思。也许他够不上“左派”，所以武汉大学的“反右”斗争，由时任党委书记XXX全面掌控。在以后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和不断革命中再也见不到李达的身影和他的声音了。

在 这场以知识份子为革命对象的“反右”斗争中，陈早春无法躲进高楼“补课”了，而陷入了纷乱的自我思想斗争中。以前，他将毛泽东视为神，只有顶礼谟拜的份， 从未怀疑过他的英明伟大。但从这时起，由于陈早春看过一些马列主义的原著，对照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等来看，觉得他的这些被发展了的马 克思主义，有的不及，有的又过了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思想苦闷中，也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中。

这使得他苦思不得其解，以致闹得通宵失眠长达个把月。只好求医，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两位教授给他每次注射一大针开刀用的盐酸普鲁卡因，说是用以麻醉他的神经。大约连着注射了十天，失眠好了些，可五官失灵了，原来过目成诵的记忆力丢失了。

根据毛泽东阶级划分的新政策，他上了大学，他的成份由原来的贫农跃而为资产阶级，根据他在运动的表现，属于“左中右”的“中右派”。

为此，班上的“左派”为他开了十多次“帮助会”，以提高他的阶级觉悟。所谓的“帮助会”是将右派的“帽子”在他头上晃来晃去，一不老实，就将这帽子扣到他的头上，让他永远不得翻身。

这时，他的“农民大少爷”的脾气发作了。自忖在鸣放中没有给他们任何片言只字的把柄，而且还有那次义正词严的声明，看你们将我如何论处！所以这“帮助会”帮了几次再也帮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并声称他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

他 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有两点，在左派内部定右派时，他为其中的两人说过话。一是他任班上团支部书记时，委派共青团员杨子仪去做美国留学生（实为抗美援朝战 争中的战俘）柯登等三人的生活助理，而他去做柯登的生活助理时，蒙受了不少委曲，只向陈早春这个代表组织的人说过，一直忍气吞声。二是他的老乡，高中同学 欧阳隆。他说他是爱出风头，有个人主义，但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他们两人都划为右派份子，所以他包庇右派份子的罪名就坐实了。

毛 泽东说右派份子约占总知识份子人数的百分之一、二、三，而他们刚入校的一个年级的百来人却被划了三十多位右派分子。毕业班只有三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他大部 份是右派，陈早春是中右。他认识的一位农民的孩子，仅仅因为说过农民的生活比城里人苦，这么一句话也被划为右派。一位上厕所都在忙着写诗歌颂毛主席的高产 诗童，也可能是左派看不惯他为诗而痴狂的劲，便将右派帽子扣到他头上。

“反右”斗争的这次“伟大胜利”让他怵目惊心，而反右斗争会上各色人等的充分表演，却让他胆战心惊。每次运动都少不了一些勇敢分子在搅混水，搅得沉渣泛起，鱼虾遭殃。人从兽进化成人的一系列文明因素剥融殆尽，这使陈早春的脾气越来越坏。

右派结束后是整改。好像只整改掉了几个教师，不让他们授课了。一些右派学生却分了许多等级，有的可以跟班上课，课后就得去校园里劳动，有的不能跟班上课，跟学校里的工人吃住在一起，有的则不见了踪影，听说遣送到某地去劳动改造了。

教学也在不断革命中进行。

《党史文苑》有罗平汉先生研究《1958年的“教育革命”》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

在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所谓“教育革命”。这年的“教育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 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 工俭学，在“大跃进”高潮中发展到组织师生大炼钢铁，大办各类工厂；三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实现各类教育的“大跃进”，特别是不顾条件开办一大批高 等院校。

在1958 年的“教育革命”中，武汉大学颇为引人注目。该校在“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新武大”的口号下，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各系规划建立工厂、农场100个。据 称，在武汉大学已经开工和即将开工的工厂中，有全校办的为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大型钢铁厂、水泥厂、耐火砖厂，有为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生产实际而兴办的高 级化学合成工厂、无线电工厂等，也有为发展尖端科学而兴办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工厂等，此外还有砖瓦厂、木工厂、肥料厂等。

这些近乎荒诞的改革，显然是违背客观规律和科学性的，所以很快让中央发觉了。

1959 年上半年在纠“左”的过程中，中共教育部党组曾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指出，学生因忙于编写讲义，以致妨碍对各门课程的正常学习， 加之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准备不够，因而编出来的讲义往往不尽合用。为此，教育部党组提出：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学校所规定的各科课程，时间 和精力应放在学习功课上，……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教师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让学生为编讲义而编讲义，应当给教师以充裕 的时间进行备课、编写讲义，从事各种研究和写作活动。

中共中央于同年5月24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其转发给各高等学校党委，督促各校检查执行。按照这一要求，各校学生自编讲义、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了下来。

陈早春是武汉大学这一闹剧的亲历、亲闻、亲见的三亲者。

其实，他在当时就出现了逆反的行动。

1958年已是三面红旗遍地飘扬了，人民公社已迈入共产主义阶段，大跃进已在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使得遍地高炉林立，火光冲天，学校一些钢铁设施，以及偷来捡来的钢铁重新入炉，炼就了不少百无一用的铁疙瘩。而这一切，都是在教育革命的高调下进行的。

当 时从中央调来一位副部长作为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在领导这一场教育革命。他领导有方，所谓教育革命就是革教育的命，教室上锁，图书馆、阅览室学生一进去就被 赶出来。师生都被赶往工厂农村去做普通劳动者。他们班的王泰福同学恶习不改，早晨赶个早，在珞珈山树林的掩护下背英语单词。虽然他没耽误出工，仍被左派发 现告发了。他所在的团支部为此开了一次会，批判他这样做是在抵制教育革命。并给予他团内警告处分。

对此，陈早春大惑不解，发了一顿臭脾气说：“最高学府居然不让看书，岂不是天下奇闻！”对于王泰福的处分他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

他的这个牛脾气竟也发向了常务副校长何某某的身上。何是老革命，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在日本参加了“左联”，后去延安，解放后在湖北省委担任要职，他们入学时他已在常务副校长的位上。教育革命伊始，他就为同学们做了动员报告。

当时，报纸上提出人人都是普通劳动者。他在讲话中做了发挥，说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我们学校要建工厂，办农场，培养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会后，同学们都在领会报告精神，进行讨论，做报告的人下来了解思想动向。人人都要表态，大家口径一致，都是赞成拥护领导的讲话。唯有陈早春却按捺不住，对前来的报告人说：

“我 认为，你对报纸上所提的普通劳动者进行了曲解，目前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普通的工人农民才能享受高等教育 。如果你要把我培养成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我就不会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拜你为师了。我的父母比你强多了，我当过三年预备农民，也比你强。”

陈早春本想激怒他和他辩论一场，但副校长很有领导者的涵养和教师风度，不与他一般见识，什么话也没说，使得他暗暗自责，觉得自己太狂妄了。可是事后得知，这位副校长在第二天的全校干部会上却拍着桌子大发雷霆，指责陈早春狂妄，公然抗拒教育革命。

从此，陈早春抗拒“教育革命”的恶名不胫而走。

本 来，他的劳动本领在学校是数得上的能手，在农场，种的每一茬菜都丰收，硬是被人抬举为农场顾问。后来修建宿舍楼，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一天到晚挑红砖，每 担都在220斤左右重。教育革命让他成了壮劳力，每顿要吃一斤半粮食，纯肥肉，猪板油都得吃半斤。当时粮食都定量，他在学生中是最高的，每月36斤，家里 还得按月给他付30斤全国粮票。

就是这样，有些左派在劳动间隔的批评会上，还说他什么“劳动虽好，但不结合思想改造”。陈早春也不是好欺负的，反问他：“你是不是我肚里的蛔虫，你怎能知道我劳动没结合思想改造？”

后来，这位左派同学也在北京工作，两人还经常有来往，但谁也不提这件事。也许是忘了，也许是不耻说出口。明代杨慎有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武 汉大学的教育革命由于彻底革了教育的命，在当时的大学中颇具盛名，以致引来了毛泽东主席的亲临视察。视察完了，在学校办公楼前的操场上接见了全校师生。在 一片山呼万岁万万岁中，陈早春却在想，英明的毛泽东啊，在视察中，你到底看到了什么，挂锁的教室，阅览室，图书馆，你是否也去视察过？见到过结网的蜘蛛和 穿梭的老鼠吗，我们这些皮肤黝黑，四肢发达的人，还有个学生模样吗，他这样想着，以致忘了山呼万岁。真是“罪该万死”。

在整个大跃进中，不断在放卫星，各行各业都在放，文艺作品高量产生，诗歌是到处在贴在唱，撒泡尿的工夫，也有大作告成。至于稻谷产量，从亩产万斤，几万斤，直至十万斤，二十万斤。著名的科学家也发文论证，说亩产这么多，完全是可能的。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这个来自农村并当过三年预备农民的小内行，成了不少同学垂问的对象，生性耿直的他当然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但也不敢点破，只是说如果种红苕（薯），亩产万斤是可能的。

这 样的浮夸农民是不满的，以至于他身在农村的老父亲，连连给他邮寄来的这类讽刺挖苦浮华风的打油诗，他本意是寄给儿子，让他转给领导看的，朴实的老农民总以 为共产党是最讲实际，又最听民意的。所以他才给儿子寄这些可以说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东西。他哪里敢转，而且也不知道转给谁，将之一封封背着人烧毁了。  

有 趣的是，清朝武昌人叶存仁（1710-1764），曾作过一首诗： “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他知道别人虽不知道，但头上三尺有神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做任何事，你头上三尺地 方的神明都会看得清清楚，所以任何人不要以为没有人在旁边就做坏事。人可欺,天不可欺。  

是的，天不可欺，正当亩产为万计、牛皮吹上天的时候，报应来了，武汉三镇却出现粮荒，据说这个几百万人口的粮食只有两天的储备，必须想办法了，省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这些年富力强，且不要任何报酬的壮劳力。

武汉大学的这些壮劳力曾经去东西湖围湖造田，修过京广线的复线，后来又去修汉丹线（1958年9月始建，该线路自汉口站至丹江口）。粮水自备，政府一个铜子儿也不花，比用劳改犯还省事，劳改犯还得有警察监督，而且他们不用警察，不必监管。

他们系里十多个同学，从“拔白旗”的第一线撤了下来，提着扁担就去安陆当运米的脚夫去了，陈早春也在其中。每人挑着百来斤的粮食往返几十里，辛苦还能忍受，沿途所见的农作物都烂在地里，没人去收拾，却感到很难受。

一天夜里，村里的广播将大家叫醒，让都去坪里听最高指示。这最高指示是毛泽东主席与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对话。大意是毛问王，为什么这么好的粮食烂在地里不去收？

王答，由于粮食亩产太高，仓库装不下了。

于是引来了最高指示，大意是，粮食多了，可以酿些酒，让大家有吃又有喝，地多了，就不种那么多的粮食，可种些果树，让老百姓多吃些水果。

听 到这样的最高指示，让他们哭笑不得。没过两年，老百姓就得去啃树皮了。他们在武汉，只能吃些从湖北西部山里运来的，已被虫子蛀蚀得只剩下空壳的大麦，全国 不知饿死了多少人，他们这些没被当时饿死的大学生，却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后来患肝癌死去的不在少数。陈早春患者上了胃溃疡，是喝稀粥修汉丹铁路时造成 的。谁曾想到浮夸风竟成了一种瘟疫。

从 安陆运粮回来，“拔白旗”运动已接近尾声。中文系师生正在批判教当代文学的胡国瑞老师。胡老师干瘦干瘦的，深眼遂目，在修京广复线时，陈早春铲土，胡国瑞 老师担土，在上土时陈早春总给他少上些，怕把他压趴下。他没有被重担压趴下，可在批判他的重炮下，把他轰得晕头转向了。他承认在讲李白杜甫时，讲他们的艺 术性太多了，没有突出政治。陈早春听后却批判他说：“你不讲他们诗作的艺术性，我到中文系来学什么，要学政治的可以到别的系。”

本来这件事陈早春早忘了，武汉大学百年校庆时，他随同学去拜望胡国瑞老师。他一眼就认出了陈早春这个愣头青，并重述了当时的过程。

后来，据相好的同学悄悄告诉他，之所以派他还有在学语言专业的王伯X去当脚夫运粮，是为了保护他俩躲过这场在刼难逃的运动。

人性都有善的一面，果真如此，就证明了左派中也有好人在，被各种运动扭曲了的人只是少数。

“拔白旗”是教育革命的关乎全局的一役，学生不敢学了，特别是不能学得太好了，教师不敢教了，特别是不能授其真传，总之是想让他们威信扫地。一级教授刘永济因年老授课时语速较慢，有人挖苦他，说他在讲台上喘一口气，咳嗽一声就得值多少多少人民币，准确到元角分。

由 于陈早春没参加拔白旗的全过程，不知道白旗中还分灰旗黑旗，他们班上有个小不点龚仁锁，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特别是古典文学和外语 学得特好，常让来辅导的助教们出洋相。由于他有眼疾，常以白眼看人。而左派们总看他不顺眼，被拔成灰旗（后来据他自己说不是灰旗，而是定案为黑旗，黑旗相 当于右派）由于他在班上只与陈早春搭话，团内即让陈早春去帮助他，两人结成对子，不想，陈早春与他臭味相投，两人从不谈政治，只谈学习，所以没有授人以把 柄。

课 堂好不容易从田间、工厂、农村、街道搬回到教室。但三尺讲台上，教授们胆战心惊，要不没有资格上，要不不敢上，于是请来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来打开场锣 鼓，继之上台的是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学生们听这些课倒也轻松，用不着记笔记、课下背笔记，也不用考试，只是课后讨论时，讲几句赞扬的套话，这些话套到哪 里都行，都不会犯错误。可是陈早春不习惯说套话，轮到他表态时，他不识时务，只说，高抬我们了，我们不是干部，是学生。

高干劳模英雄总是有限的，三尺讲台是流水的筵席，你方唱罢我登台，不能晾得太久了，于是又出来了个新点子。即由学生自编教材，让老师们去代讲。出错了，由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承担错误。

当 时，他们年级三个班，重新划分，甲班专学语言，编语言教材，乙班学古典文学，编古典文学教材，丙班重点学文艺理论，编文艺理论教材，陈早春被编在丙班。这 班集中了一批笔杆子，想初战告捷，首先将文艺理论拿下，而教文艺理论的是王文生老师，他年轻有为，虽然也批判过他有唯毕达可夫（前苏联政治家理论家）是崇 的崇洋思想，但他算是教师中的左派。

王文生拟就了这教材的章节，每节由学生报名领写。同学们争先恐后都领了，唯独陈早春没有报名并扬言：

“我是学生，是来听老师讲课的。如果教材由学生写，还要老师干什么？学校可以关门了。”

为此，惊动了这位王老师，亲自找他谈话，说：

“学 生编写教材，是要算成绩的，你不写，你就缺了这门成绩，不能毕业。”并说：“现在全书的各章节，都被同学们领走了，只剩下导言《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 发展》前部分即马恩列斯这一阶段没人领……这部分不好写，我们胜任不了，准备请哲学系专搞马列美学的教授帮忙。要不，我们成立个三人小组，你先为我们准备 一些资料……”

看来不参加是不行了，不能硬顶下去，但王老师给他的任务，只是为他们找资料，他觉得太小看自己了。他的自狂症从未犯过，这次可发展到躁狂了。他懒得为他们找资料，而是找到资料就自己动手写，大约有一个星期，他就全班第一个交稿了。王文生老师看了，说：

“看来写得可以，但还得请美学老师把把关。”

没过几天，他将美学教授的意见转告陈早春说：

“写得很好，一个字也用不着改了。”

这 根硬骨头之所以能被他独自啃了下来，源自于苏共二十大后的信仰危机，让他啃了不少马恩列斯的原著，懂得了不少原理，虽然弄得他通宵失眠一个多月，没想到这 失眠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同学中早就知道他的根底，给他取了个绰号苏斯洛夫。苏斯洛夫是当时苏联掌管意识形态的理论家。

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然让他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这是后话。

自 编教材，假以教学相长，走群众路线的大名，但它到底让学校恢复了一些秩序。高烧过后，人多少变得冷静一些。老师重新上了讲台，学生们鱼贯走进了教室，该开 的课都开了，还开了一些专门课程，如刘永济教授开讲的《文心雕龙研究》《离骚研究》，沈祖棻教授开讲的《关汉卿研究》等，刘博平教授为语言专业新开的《古 文学研究》，他虽然是学文学专业，也去听了一两回。至于黄焯老师所开讲的《诗经研究》，刚入学的第一学年就听过了，他还开过《尚书研究》，陈早春也去听。

外 语这门公共课，到第三年就该结业了。陈早春因在中学学的是英语，到了高二时教育局要求改学俄语。他以斯大林所说：“语言没有阶级性”为由抗拒，没有学俄 语。当时学校对外语要求不严，不学也不追责。进入大学，仍是这样。前两年都没学，但第三年开始，却要求不学的同学必须提出免修申请。他没缺胳膊没缺腿，不 好意思去申请，而且考虑到自己的英语已学过几年，有自学的基础，而当时颇热的俄语，以前赌气不肯学，何不去学学。他听人说，学俄语比学英语难，他是个不怕 难的人，听这样一说倒要迎难而上了。他想，今后能掌握两门外语，何乐而不为，于是就半路出家插进了俄语班。紧紧跟了近半年，才能与班上同学齐步走了。待到 下学期，他已能自由阅读文艺理论书籍，看苏联《文学报》了，业余还在翻译叶赛宁的一些短诗。之所以选择叶赛宁诗，一是喜欢，一是当时没有译本，免得去依仗 拐棍。

在 业余翻译过程中，碰到了很多问题，授课的彭老师，是刚从俄语系毕业的助教，她解决不了，就请了陈守成老师来辅导陈早春，陈老师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专攻马 雅可夫斯基的，在苏联取得了副博士的学位。这位老师为人厚道时刻不忘记做好事以助人，所以对他的辅导特别认真，每周固定时间来辅导两次。来了除了为他解疑 释惑外，题外的话一句也没有说过，近乎古板。

大学五年，虽然搞运动搞劳动耽误了近两年，但教学大纲规定的各门功课都学过了，只是教元明清文学史的著名教授程千帆被划为右派，他在资料室抄卡片，没资格上讲台，临时拉夫来应付，学生们没学到多少东西。

1961年夏天，陈早春大学毕业了，毕业前还得履行一道手续，即在毕业鉴定上签字认可。一日，系党总支书记召他到办公室里，递给他一份关于他的鉴定书。他一看开头两句话头就发懵了，写得是：“该学生思想一贯右倾，农民意识严重。”

他想，你说我思想一贯右倾，历次运动已使我分不清左，中，右了，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至于说我农民意识严重，我认为自己很小就以天下为已任，湖南骡子大都如此，不能苟同。

面对这么一份鉴定书，他相对无言良久，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但胳膞扭不过大腿，临末他不得不签字认可，但心又不甘，给对方甩下了几句执地有声的话：

“权柄在你们手里，你们既然这么写，我不认签是不行的，但我告诉你，我只要不被打成反革命，将我这颗种子撒在沙漠里，也会生根发芽。信不信由你。”

歪打正着当研究生

在家乡度完暑假，他回到学校看分配情况，布告栏前围满了查看的同学，毕业班分配榜一批批地公布了，看一次没有他，再看一次还是没有他，前几批均没有他。

正在纳闷时，发现当时班上的党员孙沉伯，班长华济时，团支部书记刘原任，左派骨干卢福咸也是榜上无名。落寞者还有几个伴。他看到他们不但不忧愁，而且都很高兴，胸有成竹似的，他们中的有一个人，搂着他的肩头在耳边悄悄告诉他，说他被校里的实权派看上了，有好果子吃。

有好果子吃，什么意思？是反语吗？陈早春想到自己的那份毕业鉴定，总是心存疑虑，忐忑不安，怕被流放，怕没单位敢要他这个“思想一贯右倾，农民意识严重”的落后份子。

终于在最后公布的一批几个人的名单中，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没错，确确实实是陈早春。这一批名单中除了他以外是清一色的左派，而且学习成绩也是优秀的。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五人，古汉语研究生两人，共七人。前者刘喜任因患肝炎，没读研究生，改任助教了。

当时国内的研究生不多，每个综合性大学也就寥寥几名，最多的也不超过两位数，据说全国总共也就三百人。本校的往往是综合考核其全面素质，以及五年来的全部成绩，只用推荐，不经考试。如是考外校的，则比过去考举人、进士还难，录取率不到千分之一。

陈早春这个政治落后生之所以能成为研究生，这是他意料不到的，可以用“生逢其时”四个字来概括。让我们回顾一下当年的形势。

　 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学十四条”）与聂荣臻的有关报告上报中 央，“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尊重科学家、保护科学家，提出“初步红”的标准（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 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明确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区分政治问题和 学术问题的界限、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的界限。

为 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一九六一年年六月十九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中，除了重申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外，他还对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他说：“几　 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是‘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一 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 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学十四条”），要求“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科 学十四条”总结了新中国十余年科学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大跃进”期间科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重点纠正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错误，纠正对待知识、对待知识 分子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整顿科学技术工作的规章制度，强调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科研人才”，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被邓小平称为“科

学工作的宪法”。……

中央正式批准“科学十四条”并以中央文件下发执行，对全国科学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陈早春赶上了这趟时代的顺风车。

也 可能是在这种大气候下，极力推荐他的实权派老师才有了底气。没去考虑原党支书给他的鉴定了。极力推荐他为研究生的是某某某老师，他当时已内定为中文系的系 主任。陈早春之所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就是那次编写教材时写文艺理论的僭越行动，把他和哲学系的美学教授惊动了。所以他才说，一定要把陈早春这个学生留下 来。

由此也可以体会到留不留他，当时是有一番争论的，他作为内定的主任，是有权力这样拍板了。

当年做研究生真是一种享受。

当 时的武汉大学中文系是国家设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基地。指导教师为刘绶松教授。他曾经向同学们说过，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化艺术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周 扬，认为当时国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只有三个半专家，他们是：社科所文学所的唐弢，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刘泮溪，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刘绶松，而北大的王瑶还兼着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只能算半个。

他们在籍的研究生只有如前的四位 ，但有四川大学，济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的教师在跟班进修，其阵营还算可以。等到第二年，又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招来了李华盛和洪元，队伍逐渐扩大。

当时研究生的待遇是四人一个宿舍，每月39元的助学金（国家按助教每月46元拨付，剩下的钱，集中补助困难户）吃教师食堂，学校开大会，总是安排坐在教师坐席的前排，其身价有点特殊，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修正主义苗子。 

课堂大都设在导师家的客厅或书房，师母还得为大家准备茶水，大家一边品茶，一边谈所学过东西的感想。

1. 重点是学鲁迅，人手一套《鲁迅全集》（十卷本），继而学郭沫

若， 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导师要求他们看原刊、原著，所以整天得去资料室翻旧刊报。在阅读郭沫若的一些著作时，陈早春发现他在解放后有些修改得过分了，将 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改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了，特别是他在“五四”时期写的《女神》，如其《匪徒颂》中歌颂的华盛顿和罗素，分别被改成马 克思和列宁了。他认为这样的换头术，是很不合适的，当时有位叫XX的批评家据此来评价《女神》，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在文艺创作中的反映，而作者是共 产主义者。

这 一观点，他不敢苟同，将自己的想法向导师做了汇报，在汇报时，由于急不择言，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致使导师搬出了作者是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 来压服他。这使他更为不服，与老师争论了起来。但导师到底有导师的涵养，并不因此对他存有芥蒂，把他视为另类。可见当时老师的师德多么高尚。   

经 过反胡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肢解的面貌全非。现代文学史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早就被放逐了，而左翼文学阵营中只剩下了孤零零鲁迅一个 人，茅盾巴金等在反右斗争中还是保护过关的。在周扬，邵荃麟主导的重修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历史性和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如陈早春辈者， 特别是对他们的导师刘绶松为周扬等特别依重，他是颇有看法的。  

所 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专修课，他仅得了三分（那时执行五分制，三分刚及格），这是他当学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稀罕分数，主考的教师是导师的助教XXX。虽然 导师说这个分数给的太低了，陈早春认为这是老师在安抚他。他有自知之明，心想能给我三分算是照顾我了，自认为是不合格的。因为它完全不按主旋律在蹦跳。

有一次，周扬、邵荃麟特来学校视察，周扬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一次洋洋洒洒的报告，获得了不少掌声。可陈早春的手一直袖在袖子里，只是在脑子里惊叹他的演讲本领，也为这么一个聪明人干了那么多蠢事而惋惜。

在 研究生三年过的日子，他认为比一九四九年前还苦，吃的主粮是被虫子蛀空了的蚕豆壳，和连须壳一起研磨成的大麦粉。三年没开过荤，没沾过一滴油珠子，有钱也 买不到吃的，所以身体日益垮了下来，连看场电影也支撑不住，竟整日躺在床上。先是经校卫生院诊断为肝炎，打了约两个月的治肝炎的针，打得满屁股都结痂，针 扎不进去了，只好放弃治疗，而他自己诊断为胃溃疡，因拉的大便都是柏油状，而校卫生院又不给转诊，只好听天由命了。

临到毕业那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系主任同意他休学。

他由于感到身体不行，就笨鸟先飞，早将六万字的毕业论文写完了初稿。导师说，让他先看看论文。老师看完了惊喜万分，向同学们说，这论文处处充满了闪光的东西，是个富含黄金的沙矿。于是老师就找他谈话，叫他不用休学了，凭这篇论文，可以毕业了。

老师要他将论文压缩至一万字左右，以便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因为刊物用稿，不能超过一万字。等他抱病将论文按老师要求改完了，形势发生了变化。

上 世纪六十年代文坛在对于柳青《创业史》中“中间人物”梁三老汉形象的讨论中，提出了中间人物这一说法。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组 织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邵荃麟在会上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强调描 写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中间人物是大多数，而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品比较少。周扬、田汉、林默涵等领导对此表示肯定与支持，在这次“大连会议”上，赵树理被 誉为写农村生活的“圣手”。 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发生的作为“文革”前奏之一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赵树理与邵荃麟，连同山西作家西戎等，开始遭遇厄运。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写中间人物”成了“文艺整风”中最突出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公开讨论和彻底的批判”，林彪、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写中间人物”论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张”。

论 文的论主赵树理成了《中间人物论》的祖师爷。所以这篇论文就只好压箱底不敢示人看了，只是后来他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一位正在社里招待所改稿的作家贺 敬民偶然看到，他借去一字不漏地抄了一份去。算是它唯一的一份手抄本。这作家后来与陈早春成了朋友，可惜他英年早逝，这手抄本也不知所终。

这篇不合时代潮流，甚至是逆潮流的毕业论文导师居然没有要求陈早春重写或修改，拿到专家委员会去评审了。在评审答辩会上，专家们也没太难为他。他们似乎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和“政治标准”这条线，居然全票通过了。

他本来想在答辩会上发一顿牛脾气，对当时全国在批判的“中间人物论”发些“谬论”，可是评审委员会没给他这个机会，找不到冒烟的窗口。

他带病毕业了，由于研究生的分配要求个对个的对口分配，即每个毕业生必须分配到位，所以分配的时间拖的很长，他是第一批分配的也等了将近半年。  

在等待的过程中，这些待分配的研究生就在校园里做些园丁的工作，拔拔草，松松土，浇浇水什么的。

这时，《光明日报》总编辑亲自给学校来电话，要他们中文系的研究生写一篇批评电影《早春二月》的文章。
    《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创作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由著名导演谢铁骊执导的电影，出演的都是当时的大腕演员。该片讲述了对革命感到失望的知识青年肖涧秋 应好友陶慕侃之邀来芙蓉镇教书，与两个女人产生爱情，后因北伐他抱着“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信心，毅然离开芙蓉镇，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的故事 。

    陈早春看过这部电影，感到很好。

《光明日报》的主编在电话里说，该文章是要带总结性的，要站的高，概括广，批判深，通篇要惯彻马克思毛泽东文艺思想。

没 想到，系里把这一任务居然落到他这个病号身上。而《早春二月》他是看过的，并且观感不错，要批判找不出由头，其实是不想批判。但这是政治任务，拒绝是不行 的，于是他以身体不好为由，另行推荐了学语言文学的王伯熙，王伯熙是个写手，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这一类文章。但王伯熙坚持说，自己不会写理论性的批评文章， 他要早春拟提纲，出观点，上纲上线。他可以据此写出初稿，由早春改定，并说，这一任务非你这个“苏斯洛夫”完成不可。

文 章还未动笔，《光明日报》又来电话，说十月下旬的某一天必须见报，已经空出了一个整版的版面。于是陈早春与王伯熙就分头工作，按时交了差。文章按时刊出 了，由于它说的是些违心话，陈早春连再看一下的兴趣都没有了，只是发现它是完全按原文刊出，没做任何改动。署名为“武中研”，文题为《‘早春二月’有认识 作用么》。

由于他当时正在病中，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在等候分配的半年中，也没回家看看自己的老婆孩子，以至于小家庭产生了不少误会，闹了将近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