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四章 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寿昌
第四章 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
1·藏龙卧虎之地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能够跻身北京成为首都的市民，是一般人不敢想向的。陈早春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做到了，他的工作分配到了北京。他从一个山村的乡巴老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北京，而且是令人羡慕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知识份子的圣殿。
乙已年正月十六日，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浓厚的新年味还没有完全消失，家家户户的春联还贴在门上，北京的天气寒冷无比，暖气烧得正热。陈早春扛着行李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
按说武汉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他在那里生活了八年，也算个城里人了。但从武汉来到北京仍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耳目一新，好像是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夏、钓鱼台国宾馆还崭新地耸立在首都的大地上。下了火车， 站在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前的广场上，他被这雄伟的建筑惊慕了，久久不愿离开。但接站的人来了。
来火车站接他的是出版社行政处的工人高图，见面时，出于礼貌赶忙从兜里掏出一包“大公鸡”香烟（黄鹤楼早期产品），这可是当时武汉专供的计划香烟，五分钱一包。他从中抽出一根恭敬地递上。高同志接过烟，点燃后只抽了一口就当着陈早春的面扔了。陈早春心中一凛，看来，北京作为首都比他生活了八年半的武汉市强多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位于朝阳门内大街小街处，路南
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从外观看并不怎么显眼。
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程序，首先向主管人事的办公室主任陆耿圣同志报到，他没有与陈早春寒暄，甚至连眼皮都没抬，看不出一点热情劲，然后就叫他去现代文学编辑室内找王致远同志。
王致元是当时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常务副主任，一位老革命，也是一位作家，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胡桃坡》，王见到他显得很热情，向他介绍了这个编辑室内的人员和机构情况。告诉他这个编辑室主管的社领导是韦君宜，主任是老革命邓力群（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副总编）的夫人罗立韵，她由于身体不好，每星期只来编辑室一趟，其他的副主任还有王大心，王仰晨，欧阳柏。编辑室下辖小说南组，小说北组，诗歌组，群众创作组。编辑约有四十人。
王致远给他安排岗位时说，考虑你的学历和水平，就不去校对科实习了（按规定新来人员都要到校对科实习几个月），直接安排到小说南组当编辑。
于是，又把他引到南组和大家见面。组长王甦是抗战时期老干部，组员分别是诗人方殷，寓言作者编发过《林海雪原》的编辑家龙世辉，解放前毕业于西南联大政治系的向云休，副社长许觉民的夫人张木兰，解放初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袁榴庄，原社长巴人的高参江秉祥，他们每人都有辉煌的履历，仅陈早春一人是刚入门的大学生，在这里更像个小媳妇。
经过一段时间，他才逐渐得知，自己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座巍峨的文学殿堂。集中了搞中外古今文学最优秀的人才。自“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界崭露头角的俊才，数不尽数，人才最为集中的是编译所、古典文学编辑部、外国文学编辑部、原鲁迅著作编辑室，像冯雪峰，王任叔（巴人），聂绀弩，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郑效洵，许觉民，金人，刘过逸，许磊然，赵少候，蒋路，孙绳武，周汝昌，绿原，牛汉，舒芜，萧亁，王士菁，秦兆阳，屠岸，就是校对科的科长石永礼也是1949年毕业于重庆相辉学院外文系的高材生，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严文井兼任，他很少来社，难以见到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韦君宜，她最忙，另一位在忙的也是副社长副总编辑许觉民，他主管行政，党务和出版，副总编辑孟超主管戏剧编辑室，副总编辑郑效主管外文编辑部，副总编辑王士菁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副社长楼适宜主管编译所。韦君宜后来感慨地说，这里是个联合国，谁也管不了别人，只能各管一摊。但是有问题还得她担着。
由于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是一浪接着一浪，不少名人被浪掀翻了，或在浪中呛了水。他来社里时，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在编译所做一名普通编辑，第二任社长巴人刚从编译所调走不久，到别的单位去编写印尼史，号称第一才子的聂绀弩则在北大荒劳动。其他不少人要么是胡风份子、右派份子、历史反革命份子。甚至日伪汉奸，也为人文社每月以三百元预支稿费的名义将他们供养起来。看来那时候国家的政策还是很好的，对他们施以仁政。凡有一技之长的人，人文社都可以收编起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人文社的职工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业务人员主要来自南方，以江浙上海居多，这也难怪，近现代的出版业，印刷业以上海为中心。令陈早春惊叹的是，这支队伍中的老革命很多，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党员就有好几位，其中有1923年参加共产党的，有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员，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老红军、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抗美援朝的志願军。也有起义的国民党的将军，始于“五四”时期的各种文学社团如《湖畔》诗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等进步文学团体的成员，也有不少在这里从事编辑工作。他们大都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朋友。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陈早春感到真是三生有幸。
走进这个大门，看到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前辈同事，他又一次感到自己的不足，鞭策自己要迎头赶上，于是他对工作不敢稍有松懈，业余时间除了看书之外，还去总编室借阅书稿档案，学习老编辑处理稿件的经验。
他所在编辑部近四十人经手的书稿档案，他都一一借来看过，学习过。最令他叹服的有三个人，一是小说北组的组长王笠耘，一是小说南组的龙世辉，一是诗歌组副组长张奇。他们虽然各具特点，风格不一，但对于书稿，都是望闻问切，妙手回春的神医。从他们那里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编辑能力。
组内的龙世辉与他交往最多，他是湖南武冈人，与陈早春的隆回县紧紧相邻，算是同乡，这人不像知识份子，像是个行伍出身，膀大腰圆。在组内，好像是个小媳妇，每周礼拜六的生活会，总得挨组长的批评，不是说他工作时打哈欠，就是说他午休后，总是无精打采，心不在焉。
为此，陈早春在生活会上，还为他打抱不平，他说，人都到中年了，领导不宜当幼儿园小孩来管。
此语一出，组内同事一愣，觉得这个小媳妇居然敢说婆婆的不是。龙世辉对他的每次批评，倒是不太在乎，我行我素。所以成了和尚的木鱼，总是每次生活会上都得挨敲打。
后来，陈早春才得知，龙世辉为了“擅改”《林海雪原》的稿子，被作者告了挨了批评，甚至扩展到全社员工的一次“整风”。他对书稿的把握，及对书稿的修改的确要高人一筹，但却得不到领导的认可，所以他为了自慰自籍，喜欢吹牛，以自娱乐。
他一般不吹自己的工作，只吹自己的成功，说如何把武林高手打败了，如何逮住了在车上行窃的小偷，如何会制服犟牛，又如何会干农活……陈早春当过预备农民就看出他的破绽，但知道他是在找心灵的慰籍，从未点破，任他吹得口沫四溅。
他对陈早春却很关心，每天下班后，必来陈早春的宿舍看煤球炉子，手把手教他如何伺弄它，说弄不好会死人的。他对陈早春讲话总是直来直去。他说，凭你的长相，身手的样子，绝对是出身书香门弟，你说出身农民家庭，那是在瞎吹。他告诉陈早春，编辑这碗饭不好吃，首先要过审稿关，又要过改稿关，要过这两关起码得熬个三五年。有的熬一辈子，也过不了这两关。当陈早春来社不到三个月，王致远当众宣布他已过了审稿关，龙世辉又有话说了，说你不要翘尾巴，最难闯的是改稿关。他大都是以居高临下看待他，但有一次，居然暗地向陈早春翘起了大拇指。
一九六五年，当时全编辑室在讨论一部国庆献礼书稿《煤都春秋》是写刘少奇在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的，是主旋律的题材。连续开了几天会，会上几乎一边倒地肯定了这部稿子，说它题材如何伟大，是史诗，要重点抓 ，突击性地加工改定。但陈早春感到作者太稚嫩了，驾驭不了这么大的题材。
快散会了，陈早春憋不住说了一句：题材虽然好，但它不是作品，只是一捆草，我看，要作为献礼书，是赶不出来的。
当时讨论会是韦君宜坐阵。临末总结了大家的意见，肯定了该作品题材好，但加工难度大，亲自点将要龙世辉当责编，要他以改《林海雪原》的那种劲头来改，每章每节地改。
会后，龙世辉直说陈早春：你太不懂人情世故，这书稿是编辑部主任和编辑组长御批的，你居然说它是一捆草，太不识时务了。不过你的看法与我一样，只是我不敢说，你这么说，就等着挨整吧。
后来，人家没整他，倒是由此让陈早春看出了领导们的水平，他提醒自己不要犯自狂症。
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自狂症还是犯了，一次组长来检查大家处理稿件的进度，陈早春却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怒目向她说，我每天处理五个中篇，每篇都写了审稿意见，你是见到了的，你说这进度怎么样？
一次，社里组织大家去潮白河游泳，在返回的车上，副主任任大心和他们组的组长在聊天，组长报怨说，现在来稿太多，劳务杂事也太多。实在忙不过来。任大心说，劳务杂事就让新来的大学生去干吧。坐在身后的陈早春听到此话，却插了一句：“劳动锻炼思想改造谁都需要，新来的大学生就我这一个，我包不下来，代替不了。”弄得他们很尴尬。他们的闲聊不得不终止，环顾左右而言它。
当时，国内饿殍遍野的苦日子稍稍好了些，像首善之区的北京街头的小吃店，又重新开张了，于是又开始折腾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全国文联所属的各协会，要大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他们的上级机关文化部，是“死人统治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而陈早春这个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农家子弟，一下蜕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得经受劳动教育和思想改造。于是，每礼拜六必须到大栅栏一个新华书店去站一天的柜台，卖一天书，又相继去北京郊区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双抢季节更得去农村帮农民抢收抢种，单位的一些脏活累活也是“编辑老爷们”的事……
真正的编辑业务却成了业余的活。
2·四清
时间的列车进入一九六三年，当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已进入尾声，形势稍有好转。但中国仍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心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认识这一危局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是指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四清”,在农村中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一九六三年进行“四清”试点，有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在中国部分地区掀起“四清”革命高潮，开展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
正当陈早春在出版社刚由小媳妇熬成婆婆，可以独立发稿当责编时。一九六四年初冬他与出版社的一大批编辑们分两批去安阳和林县参加四清。
他去了河南安阳，在安阳市郊的一个叫后贵堂的生产队搞“四清“，带队是韦君宜，同组有孟超，卢永福等人。
当时农村所谓“四清”，就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
他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清出来的四不清账目不过几十元钱，弄得会计罢工坚辞不干了，他们又苦口婆心地劝这位会计，劝他要经受得住委屈和误解，并告诉他这几十元钱并没说是他贪污了，可能是账目做得不细致。到了“清仓库”，仓库中除了一些农用工具外，别的几乎一无所有。
当时，这村里的日子，过得极艰难，几乎家家吃的是榆树皮和高梁玉米面混合的窝窝头，家家户户没有炒菜锅及铲。招待女婿的佳宴也只不过是碗葱花面。葱花放在一个铁勺子里用一点油煸一下拌在面里，农民的生活已苦不堪言，一到农闲季节，就由队里的干部们带队到外地要饭乞讨去了。就是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阻止不了。
农民对这样的苦日子极为不满，说了不少“反动”的话，说“公社化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低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还说“爹亲娘亲不如自己老婆亲，共产党总是亲不起来！”这些“反动话”谁也不敢向上级汇报。
同去的冯雪峰由于是臭名昭著的大右派，他化名为冯福春，地方干部和农民只认识这个冯福春，由于他有一种天赋的亲和力，与地方干部和农民处得十分融洽，加之他的工作又特别认真，所以被地方干部和群众评为“四清”先进工作者。带队来的韦君宜又不方便出面制止，如出面即暴露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违犯了党内纪律。后来，韦君宜的罪名簿上，加上了一条包庇大右派分子的帽子，任你怎么解释，都通不过，算是铁板钉钉了。
另一位孟超虽然当时还没有被揪出来，但他的自由散漫，不修边幅，却挨了不少批。他给陈早春的最深印象是，好像一辈子没洗过脸，脸上的皱折里，总是藏污纳垢，像个垃圾箱。衣服被香烟烧得千疮百孔，冬天老穿一件带帽的棉袄，晚上开会时，烟不离手的香灰总是往脑后的帽子里磕，散会时翻盖帽子，这烟灰就自由落到自己的脸上身上。他好像已习以为常，毫不在乎。
另一位刘过逸，“四清”时正在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衣袋里总是塞满了各种卡片，见缝插针地翻看这些卡片。当时陈早春也在偷偷地学俄文，将他引为同调，碰到疑难处，也偷偷地向他请教过。
在这“四清”的将近一年中，大家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地洗过一次澡，当地农民更不用说了。当地缺水，据说农民一辈子只洗过三次澡，一次是刚生下时洗胎秽，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死去入殓。他们赤膊劳动时，身上污垢一层层地往下掉。
再有就是一年没吃过猪肉，当地一年没有宰过猪。喂猪的人家很少，为了节省饲料，厕所设在猪圈上，让猪吃粪，所以猪总是不上膘。由于看到这种场景，后来回到城里，陈早春有好几年见到猪肉就恶心。
经历过这些，对他触动很大，毛泽东说农村也有资本主义，他却认为农村，至少是大部分农村还是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四清”不应该清别人，倒是应该清清自己脑子里是否不清了。
3·在特殊的年代
社会总是不消停，“四清”刚过不久，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史家称为“文化浩刧”历经十年。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比起“四清”运动来，文化大革命阵势要大的多了。
一九六六年初，中央各单位在外地“四清”的人员都归队到了这条主线上。
陈早春本来被留下在原生产队做扫尾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尾可扫，扫尾的事已无人过问，是烂尾也无碍，都得投身主战场——文化大革命。
当他被召回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业务是全部停了，各领导和有问题的都集中去社会主义学院集训了。他们如何集训的陈早春不得而知，但一看到他们回来的样子就知道这些人已被打入另册。
他们回来时，不知是谁在主导，让他们一字排开，由曾经宣传过鬼戏《李慧娘》的戏剧室编辑曲六乙，敲着一面破锣领队，在朝内166号的大楼里游楼，逐层游遍。凡过道里的字纸篓都被扣到他们的头上，算是游街的高帽子。这些被扣帽子的人，没有一人反抗过，可见集训已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和尊严，甘为阶下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被戴纸篓的人，都集中在原编译所的楼内“集训”。
一直担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好像是保护过关了，取而代之的是从南京军区调来的肖望东，用枪杆子来指挥笔杆子。他随后调来了一大批部属，部署在机关和各部属单位。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充任第一把手的是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事，大名叫牛玉华。她的职务是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是根红苗正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小说北组的助理编辑赵国庆。人文社的文化大革命就由这个革委会来领导了，原有的各级干部都成了革命对象。
新来的革委主任牛玉华，人如其名，很牛气。她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懂得发动群众搞斗争的重要性，也“发动”过陈早春。有一次她跟他长谈，讲些文化大革命的大道理，讲人文社如何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已经变质了，如何腐烂了，这个老宅子非得推翻重修。队伍要重组，干部要一个一个重配。临末，她特别郑重其事地对陈早春灌米汤，说：
“你年轻有为，出身好，学历高……将来出版社的天下就是我等的天下……你的组织问题还未解决，可以火线入党吧…… ”
可是陈早春很不识相，自她与他这次彻底交谈后，他看清了她的水平，他不仅不领情，反而对她存有戒心了，对她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开始怀疑，心存厌恶。
社里的文化大革命在牛玉华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每天除天天读最高指示、背老三篇是在各自的办公室外，其余的时间都集中在后楼的食堂里批判走资派和各类牛鬼蛇神，以前的社领导无一例外都是走资派，首先被揪上台批斗的是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韦君宜。
主旨发言的大都是刚来的大学生，并不了解情况，他们发言虽经搜索枯肠，从各种报刊上抄来的八股，总是打不到被批判者的要害，革命性最强的工人阶级只是跟着会议主持者喊“打倒某某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口号。对这类批判会给陈早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韦君宜惊人的记忆力。
当批判者说及她的某一反革命言论时，她总能述及这一言论的来由，是那年那月那日在何地由何人提出，当时到会者有何人等等，她又是如何贯彻的。
批判韦君宜的会还未告一段落，她已经精神失常了，住进了医院。
下一个批判对象是名誉社长严文井。他在被告席上，仍不乏领导者风度，举止文雅，讲话一板一眼，条理清晰，批判者批其罪行时，他便会上纲上线，批判得很深刻，正当批判者以为击中他的要害时，但他话锋一转，点出其罪行是源于某某红头文件或某某高官的某某指示，把自己洗涮的一干二净，让批判者语塞，于是就得上演“批不下，口号吓”的惯用技法，满场的骂斥声，口号声。说是不让他开溜，可是他总能开溜，让唾沫四溅的批判者哭笑不得。
走资派中比较好斗的是副社长副总编许觉民和副总编郑效洵等。
最让旁人着急的是副总编辑王士菁，他每每一上批判席，就神情紧张，语焉不详，辞不达意。一场批判会下来，谁也不明白，他到底承认了什么罪行，否认了什么罪行。副职社领导楼适宜任你说他什么罪行，他都承认，屎尿盆子都往自己的头上扣，但革命群众特别是些厨房的大师傅和勤杂工嫌他嬉皮笑脸，不老实，对他拳脚相加。另一副职社领导孟超早就由中央专案组在审查。案情绝密，不与革命群众接触。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些批判走资派的会上，倒是很少见到过“全武行”，连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喷气式”也几乎没有见过。倒是有个别部门，如党委办公室，行政办公室分别批斗其主任陆秋圣、秦萍时，却很少用嘴，多用手和脚，却是地地道道的全武行。有同事曾约陈早春去看过一两次，由于他革命性不强，后来连看都不敢去看了。
一次，原出版部副主任卞祖纪挨批斗了。他是个老病号，因肝病已休假几年了，临到文化大革命，不时要来单位画个卯。一次来画卯时，顺手将办公桌上的报纸扔在了座椅上，一不小心，屁股就坐它上面了。还偏偏让人看见了。
这下可坏了，革命群众发现他污辱了传大领袖、红彤彤的太阳毛泽东主席，因为他正坐在毛主席像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被揪住，挨了一顿批斗，饱尝了革命群众的拳头。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每天的报纸都是套红登有领袖像和最高指示，稍不留神，搁置不当，就得遭殃闯祸。这类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在宿舍里你把一张报纸盖在尿盆上，会被打成反革命，墙上刚画上的伟人像，你唾口唾沫在手指上，去试试颜色干了没有，也会说你污辱毛主席被打成反革命，他有一位在北京做建筑工程师的本家兄长，就因这种“罪行”被打成反革命，遣反原籍当“五类份子”，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落实政策。
当时领导出版社批斗走资派和横扫牛鬼蛇神的牛玉华，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她主导下成立了各种造成反组织，都拥戴她为主帅。她俨然成了殖民者，原来的旧人（工人师傅和新来的大学生除外），几乎都成了印地安人。陈早春虽然是她重点争取的革命骨干，并为重用他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但他却不买账，一是因为她张贴出来的通知、告示之类文理不通，深揑一把汗，觉得“文学殿堂” 受到了玷污，二是看不惯她所擅长的官场权术，拉帮结伙……
一天上午，她气宇轩昂地来到他们的办公室来监督大家的天天读，陈早春见到她那居高临下的派头，就看不惯，看不惯就有气，就想刹刹她的那股官气，于是怒不可遏地向她先念一段最高指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然后，历数她不符合共产党员素质的种种不端行为。并断定她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小政客……
由于他越说越气愤，嗓门越来越高，招来了不少观众。连军宣队的头头脑脑都来观战了。同室的两位女同事张木香，袁榴庆甚至吓得哭了起来。倒是当事者牛玉华不见惊愕，对他这位唐·吉诃德先生不做任何辩驳和指责，倒让陈早春好生奇怪，不由对自己这种莾撞妄举自责。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也可能只有三日，陈早春这位曾被她倚重的左派，一下子就变成了漏网右派，连他的出身成份也被怀疑成造假，于是，她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去湖南他老家洞下和武汉大学调查，紧接着又制造流言蜚语，说他与xxx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去抄了XXX的家。
这位革委会的主任，权来得容易，所以用起来也就很滥。“走资派”，“牛鬼蛇神”已经够她忙乎的了，她的斗争方向却又转向了不顺眼的“革命群众”。陈早春想仅从这一点看，也证明了他以前对她的观察、判断没有离谱。于是他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认真剖析了她在执行的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有无革命气息。挥毫写了一篇长长的大字报。
当第二天大家一上班时，就看到了三楼楼道两侧的墙壁上都贴满了他写的大字报。现在问他写的具体情况，他说事过境迁大字报的题目内容已忘记了，用的是什么战斗组的名义，是敢革命还是敢战斗也记不确切了。从书写到张贴，他从没想过拉帮结伙，但帮忙张贴的刘岚山和王树芬，愿意属名参加这个战斗组。一个战斗小组就这样出现了。
这张过万字的大字报引来了大家的围观，特别是出版社编辑部门和业务部门同事们的围观。来围观的还有驻社的解放军工作队，他们看的比别人更认真。由于陈早春在赶写时为了节省时间用的是行草，用了一些文言，社内一些文化程度较底的工人阶级同事们看不懂，而他们又是当时的革命主力。
从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派，牛玉华从指挥革命的宝座上掉了下来，而归属于走资派。保牛玉华的那派到是旗帜鲜明，毫不隐讳，而他们所在的这一派到底是在保谁，连对方也不能明指。
社里还有一支队伍就是解放军工作队，来自北京航空大院，约有十多人，由师团级干部组成，文化和政治素养远比后来派驻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高。他们指挥运动都在幕后，在两派形成时，也不选边站。陈早春说在印象中，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进驻了。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显得井然有序，不温不火，反对一切的刑讯逼供，更不准武打火攻。
一九六六年夏天，红卫兵在社会上掀起了“破四旧”运动，那些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四处抄家，打人砸物，北京城弥漫在红色恐怖中，一次陈早春由单位下班回家时，就在朝内南小街看到一辆满载男女尸体的大卡车，吓得毛骨悚然。听说这就是红卫兵在附近作战一天的战果。
也许是有鉴于此，驻社的解放军工作队，就指挥社内也成立了红卫兵，挑一些出身好，年富力强的人，每人发一个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箍，临到有任务时，就将它套在胳膊上，他们的任务有些特殊，不是进攻，而是防御，防止外来的红卫兵来社里打砸抢。
他们还有两次是奉命去抄可能会被社会上红卫兵来袭扰的两位干部的家，一位是国民党起义将领高宗禹的家，一位是诗人方殷的家。抄家的主要任务是
在事完之后在其门上贴上一张大布告，意谓该家“某年某月某日，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红卫兵彻底查抄。”并加盖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的大红章，这与其说是抄家，还不如说是去贴一纸“护宅符”。所以被抄的方殷一直对他们的抄家感激涕零，文革之后还多次向他们面谢。
人民文学出版社需要照顾的家实在太多了，如舒芜、肖亁两家就被忽略了，没有去贴保护符，以致舒芜的爱人和肖亁的岳母被社会上的红卫兵活活打死。
由此，可见这批驻社工作队还是干了不少好事，但后来居然说成是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的产物，很快被撤走了，并遭到批判。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形势趋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任凭两派斗得沸反盈天，“走资派”，“牛鬼蛇神”反而暂时得到了消停的机会。
许多人至今仍不能明白，两派何至于对立情绪那么激烈，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社里的编辑孙用有句格言“大人说小孩话，小孩说大人话”。不仅说话如此，人的行为也概莫能外。比方说，出版社厨房的大师傅掌握菜勺权，凡是对立面去打菜时，他手中的勺子就起作用了，一个空勺子在你盘上一扣，就将你打发了。一次，陈早春连点了三份，菜盘子上也只是一点残羹和菜渣。你的床板坏了，理当由行政人员更换，如果你不是同派的，他会去挑一块更坏的给你，让你晚上一上床就得趴下……这些都是只有三岁小孩斗气能干的勾当，在文革中比比皆是，让人哭笑不得。
革命的大义不知在哪儿，两派斗来斗去实属无聊，他感到厌倦了。一九六六年末，还未到春节，陈早春却自己给自己放假，回湖南老家了，乐得一时清静。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一月四日，夺了《文汇报》的权，五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六日，张春桥、姚文元等藉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政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政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
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二月五日，张、姚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二十三日，改称为“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红色风暴“一月革命”。
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全国各地仿而效之，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不例外，为了抢夺党政的印把子——木疙瘩印章，两派斗得更厉害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木疙瘩在一夜之间被拥戴牛玉华的一派盗走了。陈早春所在的一派头头几次急电召他回京应对。
陈早春出于哥们义气，急忙从湖南赶了回来。回来当天，就赶赴正在食堂召开的另一派的夺权庆功会，一进会场，就发现自己所在一派的“勤务员”都不在，所谓的勤务员就是一派的领导班子成员，到会的战友很少，自忖是落入敌阵了。但当时年少气盛，陈早春越是处于困难境地斗志越旺。
当主席台上彭庆生在宣布陈早春所在的一方为非法组织，勤务员卢永福为“狗特务”时，他怒火中烧，三步并两步冲向主席台，在彭庆生面向的麦克风面前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下去，麦克风掉到地上了，茶杯扩音器也稀里哗啦一起摔下了地。陈早春别看瘦但并不小，一米八的大个子仍然具有威慑力，主讲的彭庆生吓得一溜烟地跑了，会场地立刻响起了口号声，责骂声。
厨房里的几个大师傅张肇隆、李俊、崔成全、崔珍等捋胳膊挽袖子，抡拳头冲了上来。陈早春双手插腰，站得纹丝不动，并扬言：“你们要动武吧，那就来吧，你们来一个我就放倒一个，我可有言在先了。”
他们也许慑于陈早春那震动讲台的一巴掌，领队的张肇隆乖乖地退了回去。这时，会场上除了他一个人在，对阵的几个人都跑光了。
当时上上下下对文革都不理解，都在捶胸顿足，大闹会场。据稍后的反击“二月逆流”得知，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瑧在闹，怀仁堂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都在闹。可见这个夺权的红色风暴很不得人心，也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长征，即将爬雪山过草地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早就踢开党委闹革命了，一九六七年又来了个彻底砸烂公检法，各地革命群众闹得更无法无天了，有些地方动用了枪炮。到处乌烟瘴气，硝烟弥漫。
自二月逆流，准确地说应该是一月红色风暴之后，陈早春与一大批紧跟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开始对这条路线产生了怀疑，很不情愿再折腾了。只是一派受到了另一派的挤压，出于哥们意气，出于自卫参加过一些防御战，慢慢地就厌倦当起了逍遥派，躲进斗室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社会上逍遥派多了起来，作为文化革命初期的主力中学生，渐渐淡出了，开始玩世不恭，养鱼，闲逛，打架，拍婆子……
这期间，逍遥派陈早春自学过裁缝，修补过旧书，刻过章子，做过煤油炉子。最令人骄傲，耗时最多的是做木工，他仅凭自有的几把刻字刀，和借来的锯子，刨子，做就了一个上下两层，双开门的书柜，和即可藏书又可坐靠的书柜，这两样家具使用了近二十年，由于它们是由杂木拼凑而成的，很沉，搬家时，难以搬动不得不抛弃。在他不务正业的这段时间，深感自己走错了门，不该当知识分子，而应该做手艺人。如果早就做手艺人也许早就成名成家了，何至于成为下三滥的臭老九。
一九六七年，七斗八斗全国形势大乱，无法收拾时就动用了军队，搞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又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工宣队。
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工宣队由钱币印刷厂的工人组成，带队的叫“耿政委”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组织大家加班加点地学最高指示，一是各部门成立各派别的联合小组，将黑五类下放到各联合小组中加以监督改造，老革命前社长冯雪锋被下放到陈早春的小组里。冯雪锋看到那么多同志被批斗，心中十分难受，他找到陈早春，悄悄对早春说：“如果要说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出版黑线的话， 作为三十年代‘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作为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看着这么多人为我受过，感到很难受，请求批斗我。”早春安慰他说：“批不批斗，你不用去管，更用不着去争，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应该比一般群众更清楚。”
第三件事是，过了一段时间，将全社职工集中到办公楼内，不得随意出入，只有礼拜日可以回家，“黑帮”在家时干了什么，都得送交汇报材料。而列入中央专案组的孟超，却没有回家的权利，被囚禁在后三楼的资料室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
陈早春本准备专心致志做逍遥派了，没想到工宣队进驻没多久，却被推举为现代文学编辑室联合小组的组长。
好在联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些有思想的知识份子，例如陈早春，在那段革命中，不时得反刍人类进化史、社会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反刍猴子是怎么变成人的进化过程。他们感到谁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恐怕只是梦呓和幻想。他们认识到“文革”是强扭的瓜，不甜，而且反胃口。
这样，他在联合小组长的任上，派性很少冒头，真心实意在搞联合。社内成气候的两大派如需要开会，他总是代表所在派出席，另一派出席的总是彭庆生。他俩都不是所在派的主要头头，但各自在所在派有影响，也为对应派所接受。联合小组大都是奉命行事，在后面出主意的是工宣队，但他也有过自行其事的时候。
一次部室主任要集中到后三楼去办集训班了。他所在部室去集训的有主任罗立韵，副主任王致远，王仰晨，任大心，欧阳柏。这些人虽来自旧社会，除了欧阳柏在武汉当过《大刚报》主笔外，其余都是在革命阵营中从事革命工作，他估计他们不会被打倒，所以他们来向他告别时，他只说了一句套话：你们应该相信共产党，应该相信革命群众。我相信你们终会回到群众中来。
临末，罗立韵单独向他“汇报”：
说她丈夫邓力群（邓力群，原名邓声喈，湖南省桂东县人，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早就下放到广西去改造了，她要与她离婚，要与邓力群彻底划清界线，并要为此发一个声明。
对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陈早春来不及思索，说了在当时很失“原则”的话。他说：
我知道你们的夫妻关系经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的考验，应该说是患难夫妻了。即使邓力群有问题，你可以帮助他，不要采取这样断然绝决的措施。也要为你们的儿女考虑。
后来他们没有离婚，事后，陈早春也曾猜想，是不是她误以为自己是“领导”了，要向领导表演一场苦肉计呢？
从原编辑所下放到群众中监督改造的有好几位，与他同在一个办公室内的是冯雪峰。联合小组对他们没有举行过一次批斗会，工宣队也没作这样的安排。这时，他倒与冯雪峰成了朋友，整天相处，陈早春深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折服，无形中成了他的保护神。
一次“对外文委”的造反派找冯雪峰调查张奚若的问题，由于他说的情况不合造反派的要求，当时就挨了打。他给陈早春说及这情况时，陈早春一听就火了，要追着这些造反派去与他们理论。冯雪峰死死扯着他的衣服，不让他去。
又有一次，人民大学造反派来社贴大字报，点名冯雪峰四十年代在上饶集中营叛变了。陈早春就向冯雪峰询问事情的原委，他详细向陈早春介绍了在集中营及出狱的情况。说，他出狱是中共中央通过董必武找了胡秋原、顾祝同等高层关系保释出来监外就医的。
陈早春相信冯雪峰的陈述，立即向他所在的造反团的勤务组（领导班子）汇报，并要求他所在的这一派不要参加这次的揪“叛徒”斗争。果然，他所在的这一派，一个人也没去参加批斗会。会后，陈早春问冯雪峰会上挨斗了吗，他淡淡地说，没有，只让我与其他的“叛徒”站在一起，在批斗台上亮了一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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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小组副组长赵国青要他去参加小说北组的“核对会”，到会的有原古典文学的室的副总编辑王士菁。他的妻子杨立平在小说北组当编辑。向王世菁核对的主要内容是，杨立平是否为地主婆？在核对过程中，王世菁很紧张，语无伦次，本来三五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拖延了一个小时，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倒是陈早春这个旁听者帮他理出了头绪：杨立平与杨立平原来的丈夫是四川某大学的同学，后来结为夫妻没多久，因原夫患肺结核回安徽南陵地主家修养，杨立平陪丈夫回夫家照顾，时间不到三年，且其中有一段时间杨立平还在乡里当代理教师。他认为不宜将她划为地主成份，1969年经他去南陵调查，也是这种情况，应该下这样的结论。但王士菁总说不清道不明，所以杨立平不得不当了好几年“地主婆”。
工宣队来了没多久又来了军宣队，时在一九六九年。
军宣队将社里约三四百人集中到办公楼三四层摊地铺住宿，像海滩晾咸鱼似的。晚上，梦呓声鼾声四起奏着交响乐。陈早春有失眠症，这下可好，更睡不着了，只有辗转反侧，睁着眼等天明。
天亮了去食堂早餐，要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念最高指示，行礼仪后才能举筷子。这使他想起了三千多年前《诗经》中的那套崇拜奴隶主的仪式，心里老大不舒服，领教过一两次后，他就总是在大家用餐完了才去食堂，以便躲过这一仪式。
在这一时期，被盘查揪斗的大都是些虾兵蟹将，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定案的走资派，叛徒，历史反革命倒被弃置一边了。
这种怀疑一切的作法，使不少神经脆弱的人寢食难安，原戏剧编辑室一名普通编辑赵觉远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从办公楼四楼的厕所里跳楼自杀了。当时，凡自杀都以叛徒罪论处。但论处过程中没有找到他任何罪行，只是他的老婆因反对副统帅林彪定为现行反革命。他自杀后没几天就被枪毙了，所以赵光远的自杀到像是一种殉情。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乱，罪不该死的也死了。
鉴于赵光远无辜自杀的教训，主导斗批改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斗批虾兵蟹将时，大都由急煎炒改为慢火炖煮的方式。凡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得炖煮，陈早春所在的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多数被炖煮过，时间最长的要数诗人方殷和寓言作者龙世辉。
方殷被安上了叛徒、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的多顶大帽子，所谓叛徒是他在三十年代，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后来由他在国民党政府担任高官的胞兄花重金保释了出来，而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因他于四十年代在四川被同伙供出来参加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游行示威，他考虑到即被同伙供出来了，当局已掌握所有情况，他不得不反供出同伙的情况；至于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是他曾经浪漫过一回，在延安追求他的意中人潘奇时，看过江青的演出，毛泽东深为江青的演出激赏，得意忘形而流了口水。
至于龙世辉的罪行，一是他曾去黄埔军校参军，二是他某篇寓言中，有影射毛泽东的嫌疑，三是他曾经在编辑部同事间传播过方殷在延安时的见闻，即毛泽东激赏江青演出的那一幕。
对于方殷龙世辉这样的定案，陈早春一直持怀疑态度，任别人说他如何右倾，也不敢苟同，他在群众大会上，并明确向工宣队和军宣队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一九六九年下五七干校前，军宣队和工宣队特别召开了一次干部会，在行政大楼一层西侧的一间大办公室里，开了一天的会，将陈早春的军。到会的人一边倒地支持工宣队军宣队的定案。
临到散会时，工宣队的耿政委再次将他的军，问他的态度是否有转变，陈早春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说，我的态度什么时候也不会变，即使你们这样连开三天的会，也说服不了我。我郑重声明，你们的定罪缺乏根据，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当然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组织原则。你们可以按你们的意见上报，但我希望在上报材料中附上我的不同意见。
后来得知，上级并没有按他们的意见批复，以致将他们的问题挂了起来，带去干校继续审查。
当时，在整个初步落实政策，也即实行甄别好人坏人的过程中，陈早春也被甄别为“右倾”份子。给他的恶名很多，说他是“坏人的保护伞”，调侃的诨名是“贫农大少爷”“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因为他表现的极为另类，比如，人家说刘岚山是特务，因为他曾去过延安，又去过华中解放区，在红色地区都没呆多久就走了，肯定是在搜集情报。陈早春却说他是个流浪诗人，像个游方和尚，四处搜集诗的素材和诗的灵感，与政治无关，且总的倾向是追求进步的。
他说杨立平之所以不是地主婆，她是迫于无奈，出于亲情在地主家照料生命垂危的丈夫，且时间没有超过三年，不久即去苏北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了……
总之，说他凡是坏人都包庇，打派仗时期对立面是坏人的也包庇。
其实，陈早春与这些“坏人”无亲无故，也无交谊，有的还是打派仗的对手，他之所以“包庇”他们，无非是遵照了最高指示“严格区分敌我友” “事实求是”。是一种善良人性的体现。他觉得不能像内战时期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
由于陈早春的顽固“右倾”，失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信任，就将他这个文弱书生派去做苦役了，与几位膀大腰圆的行政人员一起，作为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先遣队而先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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