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陶洛诵

第十七章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这首歌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当初出现时最大的问题是有个人崇拜的苗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所不可避免的，如苏联称“我们的父亲斯大林”，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同志”，越南的“胡志明同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同志”......都是本国人民崇拜的对象。

   1994年，我在悉尼应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SBS民族台邀请，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谈到母亲在文革中被她教书的学校女十三中红卫兵殴打剃头，忽然想起这首歌，想到文革十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脱口而出：“什么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看是大灾星！”

这部片子里还有剧作家吴祖光先生谈他和他著名的評剧演员妻子新凤霞在文革中的遭遇，配上英文字幕讲解，同时在全世界各地播放。

  作家白桦说：“我们有过一个美好的早晨。”是谁毁掉了全国人民的希望，毁掉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文化，把中国人民一步步拖入地狱炼狱的深渊，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时间之长，手段之恶劣，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暴政与饥馑使上亿的生命灭亡，更为可怖的是对人性的毁灭，不对这所有一切进行揭露、批判与清算，中华民族不会有希望。繁荣也只会是昙花一现。

  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乃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冲突，是暴政与民主的冲突，是专制与自由的冲突，是谎言与真实的冲突，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中国的生存还是灭亡，全在于中国能不能在社会制度上成功地转型，还政于民。政治现代化。

  寡头政治，寡头金融，“他们依靠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抢走了所有私产归公，以建设的名义，强征农地和强拆民房，把卖地所得归公，再依靠权势化公为私，成了富豪。如今他们及家族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竟拥有三分之一的全国财产“（摘自古稀老人：向中共百年“献礼”）

   这段话点到了中共暴政的实质与死穴，中共岂有不亡之理！

   从1949年开始，中共端走了全国人民的饭碗，他们成了最大的奴隶主，人民想吃口饭，全凭他们施舍。他们打天下，靠的是农民，靠土地革命赢得农民，结果农民的命运在中国比谁都惨，三年中共人为的灾荒中，饿死4000万，主要是农民。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最后还是要农民买单，把十年积攒下来失学的青少年暴力驱赶流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分农民的本来就被共产后可怜万分的残羹剩饭。现而今的繁荣，又是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的所得与他们的付出成正比吗？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催促中共政权转型，放弃独裁，变中国为自由民主接受普世价值观的现代社会，反之是什么结果，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想。

第十八章

     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一击是致命的，听妈妈说，有一个人在反右运动中从头到尾一言不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有什么可说的？”

就这一句话定成右派，帽子一戴，本人与家庭的命运立即水深火热。

     这种引诱别人说话再以言定罪是秦朝赵高发明的，“指鹿为马”的成语就是从他那儿来的。描写右派分子悲惨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对整个社会起到的作用是杀鸡儆猴，从此一片肃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

有没有不怕死敢言一根筋走到底的，我知道一个，我的家族我该叫他三叔的人。他本名叫陶懿。大陆易帜前是安徽大学的学生，大概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听我老舅说，我这个三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地下党，天天恨不得和我大学校长的爷爷辩论，安庆一易帜，他就改名陶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了。

56年，我们接到他寄来穿着大尉军装的相片。正面用钢笔写着：“江湘二儿，你们也想当兵吗？”

57年，在部队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转到地方。58年接着反对三面红旗，发配到四川农村搬石头，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推下山崖，三婶找到他时还没死，嘴角流着血，眼睛流着泪，看着三婶怀里几个月的孩子咽的气。多惨绝人寰！

第十九章

比起1966年8月后北京变成法西斯红卫兵的屠宰场，我小时候的北京是宁静优雅美丽的，人是纯朴的。

我们从51年起住在东城区南小街老君堂胡同34号中科院的宿舍，是一座中等的崭新的四合院，两扇大门是红色的，旁边有两座可爱的小狮子蹲在石柱上。门洞四四方方，爸爸教我们在这里练倒立。

院子里有四户人家，最大的三间北房带一个另开门的长条煤屋在高高的石头台阶上，是我们家。东西两边的屋子先住着大刘姑姑和她母亲，她们很快地搬走了，妈妈说是因为大刘姑姑嫁了个叫李敦白的外国人。

胡爷爷胡奶奶带着跟我差不多大的胡文昆和他的哥哥姐姐搬了进来，他们家有一个收音机，大家都叫它“话匣子”，每天下午都播送连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声音开得很大，全院都可以听到，这是我最早的长篇小说启蒙。

南边住着两家，靠大门的是苏奶奶和她的当司机的儿子、儿媳妇。他们没有小孩，总表示想要陶湘诵当他们的孩子。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挨着他们家的是刘奶奶和她的成人儿子刘继凡（发音如此），还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大女孩刘英。我不知道刘英是不是刘继凡的女儿，只听说刘英有糖尿病，她呆在屋子里不出门。后来我们56年买房搬到东四，刘继凡到我家借钱，样子很狼狈，他被打成了右派。爸爸说不用还了。他还是还了，真不敢想象他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样。

开始时，比较宽阔老君堂胡同每个星期天都有“小市”，小商小贩们在胡同两边摆摊，有各式糖果，水果，瓜子花生等。

有一次，奶奶买了一些，说和汤奶奶带我去中山公园玩。汤奶奶的丈夫湯藻贞教授是毛主席的小同乡好朋友，经常出入中南海，还说要带我爸去见毛主席。

我把我老舅给我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洛诵，昨天晚上上不了网，我看看評点聊斋故事中的恒娘，故事中妻妾争宠故事。突然想起两件事故事你们。一 安徽大学教务长是数学家汤藻贞，解放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他是毛主席的家乡人又是毛主席的同学，在北京出入中南海很方便，一次准备带你爸爸去见毛主席，阴错阳差切（恰）巧毛主席到苏联没去成，我们到北京后，你爷爷回北京渡暑假，

他还来过，他大高个子，长年西服革履帅气，五一节参加天安门游行要早早起床集合，汤住大小老婆以周计，四月三十应该去小老婆处他没去，任留在大老婆家，游行后去了小老婆家，突然肚子疼（痛），厉害到在地上打滚，小老婆气没消，不闻不问，家里保姆看不下去给送到医院，晚了，一命呜呼......”

      汤太太住在老君堂胡同对面的东堂子胡同一个不大不小的绿门里，我也随大人去过她家，关于汤先生和汤太太，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最多传闻。汤太太个子不高，穿着旗袍，剪短发，有些胖，大概五十多岁。奶奶说她做过从肚子里取油的手术。奶奶和她带着我去中山公园玩，我穿了一件紫色的有孔雀翎图案的连衣裙。我走到铁丝网前看孔雀，孔雀见到我，打开了它绚烂多彩的孔雀屏，奶奶看见孔雀为我开屏，非常高兴，说我是个有福气的女孩子。

      小时候，老舅还给我讲过毛主席去汤先生家吃饭，自带一挑子饭菜，房顶上都布满了带盒子枪的警卫员。以至于我跟大人去他家，总要看看他家房顶，想象警卫员在房顶上的样子。妈妈说，汤先生和主席的关系好，是因为主席干革命时，汤先生周济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