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负疚

雷崇功

一生结交朋友无数，有许多亲切的回忆，也有许多的遗憾，而让我负疚四十多年至今无法释怀的是儿时朋友金哥。

金哥姓李，本名顺恩，其弟顺德，与我同在一个小镇上居住，隔一条小溪，有石板桥相通，两家相距不过两百米，我家在小桥旁，他家在河对岸小坡上，站在他家门前大声呼叫，我能够听见。他家境富裕，父亲早亡，母亲性情温和，对儿子有些溺爱，弟兄二人自幼放纵，不爱读书，只知嬉戏游玩，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经常惹祸——当然只是顽皮、恶作剧，年纪尚小，还不能说是为非作歹，往往是偶尔逃学、赌博、斗嘴、打架、撒谎、逗小妞之类，顶多是率领一群少年打群架，弄得街坊不宁。浑名就叫金哥和银哥，大概因为他们很骄贵。

我与他弟兄二人同班读书，从小学到初中，金哥大我两岁，银哥大我一岁，转弯抹角有点亲戚关系，我应该叫他们为表哥。他们慷慨大度，讲义气，身材都比我高大壮实，我们是好朋友，经常一起玩耍，我成了他们的保护对象，也就没有谁来欺负我。金哥成绩不好，特别怕作文，往往求我给他代笔——他自己誊写。一到考试他就紧张，不过一直顺利升级，能作弊就作弊，我和其他同学帮衬过，他的家族在当地很显赫，他的姑父是镇上私立中学校长，老师们大多会手下留情。

改朝换代之后，我家和他家都是打击对象，覆巢之下无完卵，苦难自不待言。其时我们刚读完初二，都去报考军干校，当然都是虚报年龄，我尺码相差太远，没有资格，他俩都报上了名，结果银哥上榜，金哥落榜，个中缘由不知。因为镇上房屋被没收，他们到乡下居住，与我失掉联系，银哥走后，金哥没有来上学，也不知缘故。

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巨变，我只有报考完全免费的中等师范学校，得以顺利入学。大约开学一月左右，金哥突然也来上学，一问才知原来是开后门进来的，他的姑父吴高文这时已调到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又以民主人士身份当上副县长，成了新旧社会两面吃香的红人，这是后话了。

金哥进校后与我同级不同班，我在甲班，他在乙班。进校不久，正遇土地改革，教师、学生都在思想改造，这时学校抓了一个典型，全校开展批判“李顺恩思想”，开了多次批判会，还出了一个墙报专栏。原来他能说会道，但往往口无遮拦。这时正唱着“谁养活谁呀大家想一想”，他却说是地主养活了佃户和长工，收租和雇工都是双方自愿的、互利的，不是剥削，他家的佃户和长工就非常感激他家，土改太过分了------这些话是私下说的，不知谁告了密。批判了多次，金哥拒不检讨，反而说有人陷害他，他的原话不是那样。最后学校将他除名，本不是正式录取生，也就没有正式开除，他在校不到一学期。

我送他走时只有惋惜，劝诫他以后不要信口开河，最好不要回家，想办法参加工作。他已经17岁，完全成人了，拍拍胸脯，说，天无绝人之路，就是下苦力，也能混口饭吃。

这以后与他失去了联系，经常想起他，多次暗中感叹：祸从口出啊！可是我们都没有真正接受教训，后来我进入大学，遭到“阳谋”，被打下十八层地狱。1962年回乡务农，才知金哥也在家务农。原来他在外做过多项工作，修成渝铁路、小学代课教师、机械厂工人，也因多言得罪了领导，被解职回家，旋即参加大炼钢铁，在仁寿县呆了三年，大跃进破产，他就被精简，先我半年多回到老家。

同病相怜，我们恢复了联系，在街上碰面时一起聊聊天、吃顿饭。有一次喝了一点酒，不多，他下肚的不会超过二两，可是他突然趴在桌上嚎啕大哭，引来众多围观者，我才赶紧扶他走出饭店，并送他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到他乡下的家，见着了他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很幼小的女儿。我们同一个区，不同公社，相距不到二十里，以后经常交往，他赤诚豪爽依旧，我们仍是莫逆之交。他妻子姓谭，仁寿人，只有二十来岁，尽管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仍是乡间难寻的美女，性情温柔，初通文墨，落落大方，也很能干，陋室清理得干净利落——两间草房，是原来他家佃户居住的。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但夫妻和睦，女儿乖巧。我问金哥为什么哭，他说突然想到身世，家国巨变，老母惨死，妻女跟着他受罪，前途茫茫。我只有宽慰他：不幸中的万幸，是娶得这么好的妻子，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哪像我孤家寡人一个。又开玩笑：鲜花插上牛屎巴，你怎么把美女骗到手的？他笑而不答，当然应该是凭他堂堂外表和三寸不烂之舌。

金哥仍然有些夸夸其谈，好吹牛，怕吃苦，不大管家务，但也有他的优势，善于交际，陌生人不用十分钟就可成为朋友。他信息灵通，常常搞一点“投机倒把”，补贴家用，如在成都买当垃圾处理的旧衣服到我们小镇上来卖，往往有成倍的利润，为这事，公社、大队找过他的麻烦。他与我一起贩卖过两三次票证，数量不大，他是熟门熟路，也是我的师傅。

金哥爱吹牛，只要我俩在一起，碰到他的熟人，总要介绍我，特别要说是雷久安老师的儿子，名牌大学毕业生、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毛根（儿时）朋友，听说我不在跟前时他也常常向别人吹嘘我，似乎为他脸上增光不少。我说过几次，黑五类，我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值不得炫耀，但他不听。他又介绍了不少有些文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与我认识，还有许多老同学和“慕名”前来结交的，物以类聚，我的社交圈越来越大，这就留下了祸根。“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我喜爱曹子建，却没有听从他的谆谆劝告。

1968年春节生产队放几天假，我根据金哥提供的信息，大年初二跑了一趟遵义，买回了一些四川奇缺而贵州能限量买到的商品，如电池、香烟之类，提包装不下，买了一口很廉价的木箱，才5元钱。货物在成都全卖了，赚了一笔，当然也不多，因为本钱很小。提着空箱子，立即乘火车回家。在五凤溪车站下车已经黄昏，离家还有40多里。我考虑晚上提口箱子回家不大好，因为我们是大院子。金哥家正在半途，又是单家独户，于是就把箱子暂时寄放在他家，站着寒暄几句就匆匆走了，哪知这竟是永别。

不久，运动套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到，首先把我揪出来。我坦白了投机倒把、涂改返销粮卡等违法行为，但被认为是鸡毛蒜皮，根本不追查这些，而要我交代组织“大同党”、遥控重庆武斗、私通八个国家等罪行。这太荒唐，想象力太丰富，太高抬我了，我从未听说什么党，也绝不会做而且绝对做不到那些神话般的傻事。这是当时当地很轰动的大案，是全区全县的重点，开始失势的造反派和刚卷土重来的走资派都立功心切，于是我就体无完肤求死不得。

经过近两年的土牢和土劳改，我居然活出来了。案子不了了之，莫名其妙地放我回家“反省”，这时已经是1970年初夏。关押期间到我这里来外调的络绎不绝，公社秘书说我“生意兴隆”。许多亲友受到牵连，甚至有些素不相识的人成为我的“党羽”，可是从未有人提起金哥。只有一次公社秘书突然问我：同和公社有熟人吗？我如实说有，秘书说：“你还坦白。”他怪怪地笑笑，不再追问下去，令我纳闷很久。

一回家，就听到许多消息，最使我震惊的是金哥在运动开始不久就自杀了。我立即跑到金哥茅屋前，只见房门虚掩，了无人迹，一片凄清。多方打听，不得要领，好不容易又跑了十多里找到他一个堂弟，才知道比较真实的惨状。

原来运动开始就把金哥弄到公社，要他交代与我的关系，特别是加入“大同党”的经过。金哥当然无法交代“党”，只把与我交往的细节如实交代，连那口箱子也说了并且上交了，可是仍然过不了关，不交代“组织”就动大刑。几天之后，他承认参加了我的党，胡乱编了一些，却没有达到审问者的要求，如果总编剧发个统一的剧本以免口径不一就圆满了。后来审问者重点问起那口箱子，要他交代箱子里装的什么，是发报机、传单还是钞票？绝不可能是空的。这时人已变形，站立不稳，可是审问的火力还在升级。一天解手时趁看守疏忽，他捡一块石头猛击脑门，顿时红白冲天喷出，便玉山倾倒，自绝于人民了。埋在哪里，他堂弟也不知道。他的妻子不堪骚扰和凄凉，几月后就带着女儿回了娘家，迁移也没有办，好在她娘家是贫农，处境会好一些吧。她娘家的地址问不到，我无法表达心中的愧疚。

如果我回乡后不与金哥交往，他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不是风霜刀剑，生比死难，他怎么舍得抛下如此美满的家庭？我鬼迷心窍，一口破箱子，怕带回家就该甩了，什么宝贝，竟夺走我挚友的性命！千不该万不该，唉，可惜找不到后悔药，只有负疚终生了。

40多年过去了，常常忆及，总是颤栗、悲催、愤怒和愧疚。这场“风波”的风源何在？波及有多广？危害有多大？这幕荒唐离奇的闹剧和悲剧的总编剧和总导演是谁？“大同党”的命名权属谁？真有这么个党吗？作为主角，我却一片茫然。

据我所知，除了金哥，还有本公社与我只有淡交的卿太元也是自杀已遂，卿明凤、蒋增喜等自杀未遂，有自杀欲望的无法统计。估计这一案受到牵连被审讯、追查的至少有二三百人，十来岁的堂弟崇能、年逾花甲的四婶华德琼和在外教书的堂兄崇志被编排为我的通讯员，受到牵连的有远在新疆的堂弟崇清和表弟李越明、远在甘肃的好友周崇寿和蒋辉，崇清被正式判刑5年，崇寿也是5年，蒋辉3年，我却要求进正规监狱而不可得。周崇寿出狱后成了残废，生活难以自理，女友离去，孑然一身，不知他怎么度过了余生。

我们的案子至今未结，根本说不到赔偿、平反和昭雪，滋事者连口头的认错也没有，他们永远伟光正。这个小运动全国整死多少人？伤害多少人？文革这个大运动呢？更大的，90年的中国赤化运动呢？一百多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呢？这个幽灵对世界对人类的危害恐怕根本无法统计，罄竹难书，恐怕罄草也难书吧。而今不少人还在为什么主义、思想、理论招魂，不知包藏什么祸心！

                 2018.10.28 于岷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