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陶洛誦
爸爸离家出走以后，我如愿以偿地和赵京兴恋爱，蹲监狱，結婚，生小孩，离婚...妈妈看着我的悲催遭遇，同情，怜爱，出手相助，生气，鄙夷。“你完全是自找的。“她说的一点也没错，我为能自己的青春做主我此生无憾。
在为我悲叹之余，她为自己能和爸爸结婚过过一段极为荣耀的少奶奶生活很是怀念。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教育部长任命我爷爷为安徽大学校长。本来任命的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他因私人问题不想回安徽。在办我满月喜酒时，来的客人大多是学者名流。“你要是个男孩儿就更不得了了！”妈妈炫耀的语气里带着些许的遗憾。
爸爸却因为我是女孩儿给我更多的教育与关注 。妈妈很喜欢打麻将，她的数学好，心算能力尤其强，每每赢的时候居多。赢了钱就去打金戒指。有位人称汪司娘的年青女佣负责照顾我，我饿了，她就把我送到麻将桌旁妈妈怀里吃奶。有次，妈妈抱着我，我不停地哭，妈妈很不耐烦地把我往床上一掼（安徽话：重重地一扔）。她要急于回去打麻将。她的这一举止被奶奶看见，奶奶劝说她以后不可以这样。妈妈不允许別人对我不好。到北京后，我外婆和外公跟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外婆重男轻女，我妈妈不高兴，就躺在地上哭向我外婆抗议。
妈妈元气十足，爸爸理性幽默，奶奶豁达大度。我的生命来自他们，我的灵魂同样由他们塑造而成。
从我爸的自述，我对他小时候的了解有如下的零星片断：
他的鼻子嗅觉灵敏，会走路时，捡到一块手絹，一闻是奶妈的，就交给奶母了。五岁时，对老子的“道德经”倒背如流。七八岁的时候，在九九山里玩，碰见老虎到喝边喝水，老虎喝完水，转身离去。老虎为什么没吃他？“老虎可能吃饱了。”爸爸猜想。九九山是我们家族的产业，由九十九个荒山野岭组成。十几岁时，抗战爆发，举家随爷爷大学迁往重庆。邻居是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教授。我们家的小狗来喜到苏教授门口拉屎，苏教授找奶奶告来喜的状。奶奶对来喜说：“来喜，你怎么能在苏教授门前拉屎呢？”来喜低着头，一脸歉意。
我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三年级时，班主任曹受珍让我们写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我回家问妈妈我们受过苦吗？妈妈说：“有。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飞机轰炸，把东西都炸光了。你爸爸在重庆没衣服穿，穿女孩儿的衣服。”
我爸没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因为他反对国民党的军训被开除了。他上的是武汉大学附中。他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四年后毕业时又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因为大陆易帜，国民政府偏安台湾去了。
年轻时的爸爸是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注意锻炼身体，从不打麻将。一有时间就伏案读书。我出生后，他对我十分钟爱。我一发烧，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从一间屋子抱到另一间屋子，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退烧。这些都是听我妈说的。我对爸爸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夸奖我。我们刚到北京住在靠近北海公园后门的剪子巷胡同五号。三岁的我无师自通，用小石子在地上写英文字母，我写一个，他念一个，我搜索枯肠，倾出所有。他高兴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对我妈的第一个人生印象。我四岁时，在南京大学教书的爷爷病倒了，妈妈带着奶奶，我和大弟弟去南京陪爷爷，二弟弟在妈妈肚子里。我没出息的事都让我妈赶上了。一天夜里我在床上拉了泡屎，全家都被惊动。奶奶没一句责备的话，起床为我换床单。妈妈也没敢骂我，只是瞪着两眼，恶狠狠地看着我。那眼光让我终生难忘。我从小很有主意。我们住的丹凤街三十三号不远有个小学校，我好羡慕那些上学的小孩。就缠着妈妈送我去上学。一大堆孩子围着个年青的女老师。“她多大了？”老师问，“四岁。”“太小了。”我觉得那些孩子眼睛中充满了排斥，好像生怕我抢走他们的老师。
南京的生活色调像我们住的灰色二层小楼也是 灰蒙蒙的，爷爷的气管炎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对他辉煌的一生了解不多。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前清举人。他有个哥哥，学问好，从小由哥哥教他读书。爷爷考上官费留学时，他哥哥哭得死去活来舍不得他离开，他却头也不回，登上来接他的轿子，径直去了。他参加过北伐，是二十九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据说属于桂系。受过蒋介石总统的接见，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向蒋先生建议经济改革。蒋先生不感兴趣，王顾左右而言他，爷爷就不再说话。张群曾建议爷爷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爷爷推辞了。一九四七年时局已经不稳，特意把妈妈送到南京广慈医院生我。我对到这个世界不很情愿，过了予产期三天还不肯出来，医生无奈，用产钳把我给夹了出来。妈妈总说生我最痛，最受罪。我却给她带来的麻烦最多。共产党炮火隆隆，国军节节败退。爷爷带着全家老少往广州方面逃难。全家老少包括爷爷去世哥哥的两房太太和她们的孩子。共军占领广州，我们没能跑出去。对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传闻，爷爷不太相信，说：“也是一个大的政党，不会吧。”他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殉难的人。
爷爷身体本来不是很好。爸爸认为爷爷缺乏体育锻炼。曾对一回家总躺在藤椅上的爷爷进言，动员他加强身体锻炼。爷爷没听劝。他要养活一大家人。除奶奶和爸爸，还有他去世的哥哥留下的两房太太和她们的九个孩子。众多的亲戚常常走动。他没有时间锻炼。尽管教授的薪俸是一个月四百块现大洋，本该绰绰有余，但观音菩萨请罗汉，粥少僧多，很是吃紧。爷爷兼任两所大学的课,有次，吃完午饭赶着去上课，吐在黄包车上。
江山易帜后，爷爷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十个月。他一直拉肚子，有时屎弄到裤子上需要自己洗。恶劣的伙食，身边没有亲人照顾，精神上的压抑…这一切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革大毕业后，爷爷被分配到南京大学教政治经济学，没教几天就病倒了。
他有过响亮的笑声。“陶校长在逗孙女儿玩。”
上革大时，他趁假期回家给大弟弟买了一个上发条能跑的小人骑摩托车。那时候我们住在剪子巷。
他带我去买成箱的广柑坐三轮车回家。那时候我们住在老君堂三十四号。
第一幅图画是听奶奶说的，后两幅画面是我亲身经历的。
爷爷的个子中等偏高，瘦瘦的，眼睛不太不小，厚厚的嘴唇，上唇有些翘，戴付镜片没镶边的金丝眼镜，穿着深蓝色的长袍。温和儒雅，不苟言笑。他的生日是五月初五。在南京最后相处的日子里，他真正是弱不禁风，奶奶让我和大弟弟离爷爷远一些，怕我们会不小心把他碰倒。他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我悄悄地走到他脚前，我总想和他亲近亲近，我总想跟他说说话。“洛诵都长这麽大了。”他没戴眼镜，看着我欣慰地赞叹。届时我五岁。奶奶把我轻轻地移开，小声的说：“让爷爷睡觉。”第二天早上，大人告诉我，爷爷去世了，他不会醒来了。我的頭轰的一炸，刹那间我知道爷爷不会再跟我说话了。我跳着脚大哭大嚎，死亡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了。
爷爷逝世后，奶奶，妈妈带着我和大弟弟回到北京老君堂三十四号。爸爸没能给爷爷送殡，他接到恶耗大哭一场。爸爸的工作从编译局变成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当编辑。三十四号是科学院宿舍，一个典型的崭新四合院。红漆大门两旁座落着两个不高不矮的石墩。门洞很大，四四方方的，爸爸在门洞里教我和弟弟练拿大鼎，也叫竖蜻蜓，或倒立。开始时，我两只胳膊不是很有力，还戳过一次脖子，爸爸让我別怕，坚持，我终于练出一身倒立的工夫，不关是一堵墙，还是一棵树，我只要輕輕地助跑两步，两手一撑地，身体一翻，两脚就結結实实地搭上去。一片压着一片的灰瓦排成一行行，像整齐的队伍覆盖着房顶，坚实的灰色砖墙，红色的柱子，绿色的门窗。我家住高台阶上三间较大的北房，北房的东面有一间单独开门的窄窄长长的小屋子。妈妈把外公外婆从安徽接到北京跟我们一起住，外公住那间小屋
东西房先住着大刘姑姑和她妈妈，大刘姑姑嫁个外国人，搬走了。搬进来胡文昆一家。胡文昆是个瘦瘦弱弱的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我们经常打架。大人们相处得还好，妈妈生二弟弟时，夜里动胎，文昆的妈妈胡奶奶帮助叫的三轮车拉妈妈去医院。事后，她还问奶奶，爸爸会不会因为没叫出租汽车怪罪她，奶奶说，我们都感谢她的及时叫车，不然孩子就会生在家里了。文昆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在上大学，姐姐长得很漂亮，白皮肤，一笑露出颗小小的虎牙。他哥哥总一脸阴郁，好像老有不祥的事情要发生。文昆的爸爸胡爷爷是基督徒，对人和气，对小儿子文昆疼爱备至，亲自给他剪手指甲。
南边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苏。苏奶奶的儿子是司机，脸上有麻子。另一户人家姓刘，刘奶奶的儿子叫刘继凡，五七年当了右派。
院子的地是长方形灰砖铺成，只有南面有块不大的土地，爸爸种上好多棵西红柿，我看着西红柿一天天长大，由青变红，忍不住摘下来送到嘴里，我后来再没尝到那种新鲜与清香。有天,爸爸用小铁铲翻地发现一个小洞，洞口越来越大，底下是水，用石子投进去，深不可测，爸爸赶快让我们小孩离开，他自己去报告有关部门，专业人士很快赶来，说这是北京地下水。他们修了管道，在上面压了块圆圆的白石板。大人们又讲了许多关于地下水的故事,其中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说是北新桥也发现过类似的洞，不过大得多，有石头台阶，人走下去，发现一条石船，有人蹬上船，一去不复返，船自己又跑回来，如是几次，再无人敢上船。
老君堂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齐整，街头干净，当过集市所在地，穿着白色对襟上衣，黑色扎腿裤，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农民，把自家产的农产品，像老玉米，花生，瓜子，糖...摆放一地，任人挑
选。奶奶有次和汤太太约好带我一起去公圆看孔雀，就在集市买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糖块。
汤太太家住在老君堂附近东堂子胡同一个大大的绿门里。关于汤家的传说很多。首先汤太太比较胖，她到医院里做过去肚子油的手术。其次，她的丈夫汤教授和毛主席是小同乡，毛先生干革命时受过汤先生周济。毛先生成功后，来東堂子胡同看汤先生，让勤务兵自带好几层的饭盒，请汤先生吃。汤家屋顶上趴满了掛着盒子炮的警卫。不幸的是，汤先生在一次欢庆“五一”劳动节的遊行后得了急性盲肠炎去世了。
奶奶和汤太太带我去中山公园玩，我穿的是一件紫红色上面有孔雀羽毛般图案的长袖连衣裙，那时候中山公园里有几只孔雀，其中一只看见我开屏了。奶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吉利的象征。顺便说一句，我出生时，大人还给我取了个号“有庆”。
有次，随大人们去作客，那个院子住的不是教授就是讲师。大人们要去看位钱讲师，在座的位太太说：“他不在家，他的房门没锁，我带你们去看看。”这太太着衣随便，不甚整洁，像个保姆。说话却甚有气勢。她引领我们走进钱讲师家，一进门，正对面的雪白墙上高高地悬掛着一幅不大不小的长方形玻璃镜框，镶着一封用黄色竖道信纸写的龙飞凤舞字体的毛笔信。信的落款：毛泽东。在镜框左上角上，则贴了钱先生一张小小的标准照。
妈妈特地跟我说：“看，看，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那太太却对钱先生表示不屑，微微撇着嘴说：“他老写信给人家，人家就给他回了信。“
在离我们三十四号不太远的一个大黒门里住的是著名学者，”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他的女儿，温柔贤慧的俞阿姨也经常带她那两个中葡混血小儿女去北海公园滑冰。儿子叫贝贝，比我大两岁，女儿叫梅梅，比我大一岁。贝贝从小练钢琴，梅梅练柔軟体操。我还跟俞阿姨学过一阵英文。贝贝有次淘气，把钢琴键一个个掰上去，俞阿姨很生气，拿鞋底子打他，追他满院子跑。贝贝边跑边泪流满面。
俞平伯先生当时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微胖，秃顶，脸长方形有些凹，额头很鼓，像寿星老。穿长袍，戴眼镜。从没见他跟哪个小孩子说过话。我想，他可能有些惧怕小孩子。他走在老君堂街上，有些顽皮的小孩子围着他叫：“书呆子，书呆子！”有几次，被我奶奶碰到，上去把小孩子们赶开,俞先生就冲奶奶鞠躬致谢。
俞家的四合院和我们住的三十四号四合院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房屋又高又大，結构复杂。主四合院最好的北屋住的是太婆，俞先生的母亲，一位矮矮瘦瘦挺拔的老太太。虽和“红楼梦“中描写的贾母外形不同，但衣着气派举止看上去就是个贵夫人。南屋和北屋一样寬大敞亮都要上高台阶。里面住的是俞先生和夫人。东西厢房住的是俞阿姨和她两个孩子。梅梅住在东边，俞阿姨带贝贝住在西边。东厢房旁边有个小跨院，里面不住人，冬天,俞阿姨在院里用自来水泼成一个小冰场，让我们在上面玩。
主院的前后还有房舍。前院住着胡祖奇一家。胡妈妈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一溜儿高大整齐的北房里，独享一个院子。听梅梅说，胡爸爸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因病已经去世了。胡祖奇长得很帅，我七八岁时，他已经上高中了。记得我很喜欢和他逗着玩儿，他问我是不是想和人結婚？弄得我极下不来台。胡祖奇后来上了大学，文革时与大家闺秀何永慧結为秦晋之好。永慧大姐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是公认的大美人。胡祖奇有个妹妹后来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到外交部工作。
印象中的俞家是个欢乐的大观园。对于传统的年节非常重視。记得一年春节，俞家买了许多烟花，特地嘱咐我请我父母过去观赏。我把这当成一件大事，生怕爸爸妈妈不去。那天晚上，大家围成一大圈，看贝贝一个接一个的放，老鼠屎，老头乐......，有的发着蓝光在地下一会儿窜到东，一会儿窜到西，有的直冲天空，再爆发成五颜六色的花雨......我得意地看着爸爸，爸爸面露笑容，我相信他一定感到不虚此行。
有一次，太婆让我们到她上房压宝，推牌九玩，小孩子输了没关系，赢了会得奖赏。我在梅梅指导下，压对了宝，居然还赢了七分钱。
我五岁从南京回北京后，和三岁的大弟弟一起被送到大方家胡同幼儿园。我在奶奶的教育下认识了很多字，会背唐诗宋词。我这辈子第一件亏大发的事情就是上幼儿园。以我当时的智力，上小学绰绰有余。可小学明文规定，必须年满七岁才能进。我生日又小，十一月份的，九月开学，我差两个月，又不得进。最后，弄得我七岁零十个月才跨进小学的大门。
我对幼儿园教的东西有时极不耐烦，比如，一个故事“玛莎和熊“恨不得讲几十遍。每个小孩子都要讲一遍。第一天上课是”玛莎和熊“，第二天上课还是”玛莎和熊”，老师真是不厌其烦。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喜欢去上幼儿圆。有一天，下瓢泼大雨，大人说別去了。我不听，带着弟弟，打着伞，一脚深一脚浅，淌着水往前走。从老君堂胡同到大方家胡同有两里多路，我们还都要穿小胡同。到了幼儿园，我傻了眼。平时热闹非凡今日空空荡荡，只见到一个姓李的小女孩和收发室的大爷。我不知道小女孩为什么那么懂事，她从锅炉房打来一盆热水，让我和弟弟泡了泡脚。
那天，我们无功而返。
有时,上课中途，爸爸来接我和弟弟，带我们和奶奶去看电影。电影是工作机关组织的，我们看的大部分都是苏联动画片，像“青蛙王子”，“一朵小红花”“白雪公主”什么的。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干过一次特别出格的事。可能是放假，我闲的没事，就决心带大弟弟去找妈妈。妈妈在崇文门女十三中任语文教师。我们家离那儿十几里地。我凭着去过一次的记忆，楞带着弟弟找到学校的大门。门房大爷看见两个比地高不了太多的小孩子傻傻地站在那里，问：“
你们找谁呀？”“我们找妈妈。”“你们妈妈是谁呀？“
”查全素。”门房大爷冲里面喊两嗓子：“谁看见查全素了？谁看见查全素了？她的孩子找她。”听见的人都摇摇头。大爷又努力地喊了几嗓子，还是没人应承。看样子找不到妈妈了，我带着弟弟悻悻地回家了。
没想到家里正掀起轩然大波。两个孩子不见了。妈妈因为坐公共汽车，比我们早到家。大人们看到我们施施然若无其事地进门，先是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是教育指责。等大人们说够散去后，妈妈觉得气犹未消。她顺手抄起桌子上一把剪子，冲我比划比划，我觉得她这个恐吓动作又多余又过份，破坏她自己的形象，对我也不起任何作用。她也许看到我胆大妄为的性格特征觉得不是好兆头。
幼儿园老师给我的评语甚佳，除了一条“有时爱独占玩具”外，其余都是优点。那时候的老师真是負责任，点点滴滴，对一个孩子观察得甚为仔细。有一张写满密密麻麻评语的优质白纸我保留了很久。所有的优点归結起来只有两个字：“认真”。干什么都当回事，干什么都一板一眼，不肯含糊。
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条是关心他人。这是我们家人对我一致的评价，根据是天凉的时候，我怕弟弟冻着，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我后来具备的犧牲精神也许就是由此的延伸。
大方家胡同幼儿园最后给我赠送的一个大礼物是教给我对小学的选择。快毕业时，小朋友在一起讨论哪个学校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史家胡同小学最好。”我对有关小学的知识一无所知，看到他们流露众面一致的羡慕向往我在心中暗暗拍板就是它了。我对妈妈说：“我要上史家胡同小学。”妈妈为难地说：“太远了啊！”
但她拗不过我，只好带我去考。发榜那天，妈妈看见黑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赫然登在高高悬挂的大红纸上。高兴地弯下腰直着胳膊指着大红榜笑着对我说：“洛诵，你考上了，你考上了！”她的笑是非常甜美可爱的,我的心快乐地像花开了一样。可能我只顾欣赏妈妈的笑容，以至我最终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史家胡同小学在灯市东口。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月票。我每天要乘坐二路公共汽车，坐两站，第一站东四，第二站南小街。我拐进南小街走不远再向东拐进老君堂走小半条胡同才到家。天天如此，对一个七岁多的孩子有些费力。我不觉得辛苦，因为在另一方面我很省力，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功课我根本不用学，全都会。班主任温貞芳老师指定我当班长帮她干些杂活儿，例如，上下课端送粉笔合，擦黒板。我乐此不疲。
有次，一个同班男孩打我，我回家将这事告诉爸爸，爸爸马上在院子里教我如何一手护着自己，一手出击。并且告诉我，不要怕，说他上高中时几个小流氓看他是少爷以为他好欺負，做出驾式想打他，爸爸练过打拳，一点不怕，他把衣服一脱，说：“来吧！”小流氓们反而一轰
而散。此时，正好有妈妈的同事来访，爸爸没顾得上过去应酬。事后，害得爸爸被妈妈埋怨：“有人来也不过来打招呼，还在院子里教女儿打架。”爸爸这一课对我而言却非常重要，他告诉我，无论我们处在何种地位，我们都不应该被人欺负。
除去家人，我觉得老师是生命中很亲的人，“温老师，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九岁那年，我上二年级，妈妈给我生了第三个弟弟。一大清早，我飞奔到老师跟前，把这个重要的喜讯告诉她。温老师三十多岁，瘦高个儿，剪着整整齐齐过耳的短发，家里有两个孩子和老母亲。我们经常去她家玩儿。“温老师，我们搬家了，我要转学。”
老君堂三十四号要拆迁，爸爸买了东四北大街的房子，这回，我离学校更远了。妈妈让我和在东城一中心小学上
一年级的大弟弟开了转学证明，带我们来到离新家附近的六条小学。
妈妈领着我和大弟弟走进一扇小红门，没有传达室，有人让我们在院子里等着。我环顾四周，除了墙还是墙。等半天没见一个人。“这个学校怎么这么小啊。”我悄悄地对妈妈说。没容妈妈回答，一个的声音突然吼道：“什么小不小的，学校都一样！”顺声望去，是个窄窄身材的瘦小年轻男人，他劈头盖脸地把我说了一顿，我不明白，一个小孩子的一句实话干嘛惹他发那麽大火。我从来没见过史家胡同小学的老师这麽对待小孩。我不知所措。他收下弟弟的介绍信，把我的介绍信退还给妈妈。说：“我们不要她。”
妈妈平静地对爸爸叙述：“湘诵转好了，洛诵他们不要。”“为什么？”爸爸不解。妈妈笑了一下：“她说那个学校小。”他们俩让我回史家胡同小学继续上学，他们继续给我买月票。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交还给温老师，温老师拦住正好经过的刘副校长，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刘副校长说：“那就回来吧，不能让孩子没学上。”我高兴极了。
我在史家胡同小学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三年级时温老师不再教我们。换了曹受珍老师。曹老师很年青，留着两条不长不短，不粗
不细的黑黑的辫子，皮肤没有温老师白。夏天的时候她穿一条有很多碎褶的花裙子，很漂亮。
我学会留心別人的衣着来自二年级的一堂美术课。教美术的杨老师，她教我们什么是图案，她说图案一般都是對称的。我们在底下全神贯注地听，她叫我的名字：“陶洛诵，你上来一下。”我真不知道杨老师叫我干什么，懵懵懂懂站起身，走到讲台上，面对黑板，背冲大家。杨老师和蔼地让我转过身去，面向全班同学。她左手搂着我的左肩膀，右手指着我的上衣，说：“大家看，这就是一种图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妈妈刚刚让裁缝给我做了一件柔软的棉袄和两件崭新的棉袄罩衣，一件是深绿的图案，一件是鲜艳的粉红色打底，上面是弯弯曲曲黑色的图案。那天我穿的是粉红色的。
从小到大，妈妈给我买过做过无数件漂亮的衣裳。有几次，给我格外深刻的印象。一次是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新建成不久，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去玩，爸爸买了两件滑滑的亮亮的短袖上衣，一件是海蓝色，一件是深绿色，穿在爸爸身上，是如此的朝气蓬勃。给大弟弟买了一身白色带蓝道道的海军服，还有一顶拖着两条黑飘带的海军帽。大弟弟湘诵是个非常害羞的孩子，他特别不喜欢照相，爸爸抓住他照，他就做鬼脸来表达他的勉为其难。爸爸妈妈给我挑了两件连衣裙，其中一条浅蓝色一朵朵白花的，腰上系有窄窄的腰带。
有一次，爸爸对妈妈擅自给我买的皮鞋和风衣表示不满。嫌太贵了。那双皮鞋是古铜色的，最奇特的是前脚掌的地方用细细白色的皮子编织成斜格子网状。爸爸说我长得很快，尤其是脚，一会儿鞋和衣服都穿不下了。妈妈不听，冬天，怕我滑冰手冷，又给我买了副昂贵的毛绒绒褐色皮手套。
小时候，大人给什么穿什么，稍长大点儿，开始有自己的向往。四年级时，在景山少年宫举办的营火晚会上，我看见扮演小白兔的女孩穿着镶红边的白泡泡莎连衣裙羡慕之极，回家就跟妈妈要。妈妈二话没说，第二天买了红白两色泡泡莎，找了个好裁缝立马给我量体裁衣，没几天，我就如愿以偿。因为太耀眼，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穿。妈妈看我老不穿，就送给她同事程老师的女儿了。以后我还是不停地要，什么同班梁丽丽穿的皮凉鞋，別的班女孩穿的裙裤......只要被我盯上回家就跟妈妈说，她从未拒绝过我一次，从未让我失望。
妈妈会织毛衣。我们全家的毛衣都是她织的。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开始流行戴毛线帽，妈妈也给我织了一顶上面紫红色脖颈绿色的毛线帽，戴在头上，同学都说好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妈妈亲自动手，为我剪裁缝制了一条绿白条相间的连衣裙，我觉得没有一条裙子像这件这么合身，这是她唯一亲手为我做的衣裳，我视为珍宝。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觉得“文革”前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幸福的。毕竟那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
史家胡同小学
我的童年，我人生的起步与史家胡同小学密不可分。想起那些为我们成长辛勤工作的老师，校长，辅导员足以令人感激终生。
我们的正校长是赵香衡女士，她中等个子，瘦瘦的，脸也瘦瘦的，颧骨有些高，不苟言笑。
二年级的时候，新年联欢会，我和另一个小朋友在大礼堂的舞台上跳“我们新疆好地方”的民族舞。我跳得欢快得很，看见坐在第一排的赵香衡校长冲我微笑。但我从没有机会跟她说话。
与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是大队辅导员康文信老师。
康辅导员二十几岁，高高的个子，他在一次教我们要多喝水的课上说：“我就不爱喝水，所以我很瘦。”其实他还好，很健康，头发很多左偏分。长方形脸，眼睛不大不小，单眼皮，腮帮下方有条淡淡的粉红色，不很明显。
我们到九岁的时候，表现好的话，可以加入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戴上三角形的红领巾。我虽然是班长，第一批队员却没有我。妈妈觉得很没面子，说：“你大了，不入队不好看。”因为我上课不听讲,有时还偷偷地吃零食，被邻座男生何伟告发过。我为了妈妈决定收敛一下，温老师看出我有进步，第二批就让我入了。那天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号，第二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我上课不听讲的毛病到三年级的时候才纠正。一次课堂练习，我发现有一道四则运算的题我不会做。我对自己非常吃惊，我在学业上是无往不胜的，每此新课本来，我挨着篇翻，没有不认识的字，没有不会做的题，我警觉到老本已经吃光了，我不是生而知之，以前会，是家里提前教了我，我必须跟老师学，不然就跟不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成为学校瞩目的学生。
我上三年级时，中国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口号是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全民大炼钢铁，实现人民公社化。当时还有一个附带的运动除“四害”，讲卫生。四害指的是蚊子，蒼蝇，老鼠和麻雀。对前三者归为害类大家没有异议。近年来，有些人对当年消灭麻雀颇有微词，认为破坏了生态平衡。可是当时也没见人站出来反对，大家一致认为麻雀偷吃粮食，会造成农作物减产。
“中国妇女”杂志到我们学校挑小孩，拍摄打麻雀的照片做封面。一位年轻的叔叔和一位较年长的阿姨在赵校长陪同下，在教室外面隔着玻璃向里面张望。最后，在我们班挑了我和另一个女孩于侠，在別的班挑了两个男孩，葛小熊和曹昆。我和葛小熊一组，于侠和曹昆一组。第一次，那位叔叔和阿姨带我们四人到中山公园摄影，第二次，就只带我和小熊两人。拍照时，让
小熊端着一枝没有子弹的汽枪，我则在旁边指指点点。我无师自通，相当入境，阿姨一个劲儿夸我演得好。照片登出来了，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份“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上。
我到学校办公室送作业本，老师们交头接耳议论我，一位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的郝老师还特地站起身来看看我。事后我和小熊经常被老师委以重任，辟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刚刚座落而成，我们全校师生要去献花圈。老师让我和小熊当代表，抬着神圣的花圈，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把花圈安放在镶嵌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的纪念碑下。我知道，纪念碑纪念的是所有为中国人民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国繁荣富强献身的人。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史小迎来了北京市委奖励给我们的一面锦旗，红色锦缎上四个大字“红旗学校”闪着金光。我的写作能力在三年级已初见端倪。这次，我即景生情写了一篇作文“迎红旗”。届年是一九五九，我刚上五年级，教我们的是位老先生姓张，语文课上，在有多位外校老师听课的情况下,他让我上讲台念了这篇作文。
我家新买不久的房子被居民委员会选中，用大厨房办食堂和兼做洗衣房，并让奶奶和外婆荣任义工。奶奶和外婆是一辈子的家庭妇女，能为社会出力，顿感自身价值的提升。她俩和另一位大妈在街道委员会李秀芝主任的带领下和面蒸馒头，邻居们有的不再做饭，来排队买
馒头。李主任让奶奶和外婆白吃馒头，她俩不肯。她们觉得能被社会重视，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洗了很多家庭送来的床单后，奶奶和外婆得到她们毕生唯一的一笔工资，每个人四块钱。据妈妈说，她们俩老骄傲极了。我那位地主外公被分到废品收购站做义工，他在那里认识了以捡破烂为生的纯朴的顾姥姥，他俩做主让我舅舅认识了顾姥姥的女儿。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文革”中，我舅舅倒霉，舅妈始终不离不弃。他们现在在美国安度晚年，这是后话。
爸爸不是一个爱随大流的人，他有种并非与生俱来的警觉，我听见他对大办食堂说过一句话：“这不是批判过的军事共产主义麽。”
“文革”后期，七八～～七九年间，我在银行当会计，记着记着账，忽然觉得大脑里有根头发丝般的細线下面坠着千斤重的东西要往下掉。我立马想到“千鈞一发”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明白那是从小被培养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一点一点离我而去的，我再没有力量抓住它了，它这回是走定了，它一走，我从此掉进虚无。
无论如何，它陪伴我走过儿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我们彼此曾相安无事，深信不疑。
史家胡同小学对我人生的影响是视野开阔，热衷于社会活动。
我们在工人体育馆里迎接第三批赴朝志愿军战士回国。比我高一年级的少先队大队长姚燕光担任大会司仪。他的嗓音异常高昂，他圆圆的脸上有双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眼睛。虽然不在一个班，却总能被选上在外事活动中见面。我们一起到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十一周年。我们到飞机场去欢迎并欢送东德总理格罗提沃率领的訪华代表团，把怒放的鲜花献给他们。周恩来总理离我们近在咫尺，他个子不高但也不能算矮，有两道粗粗平平的黑眉毛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我们争先恐后抢着和他握手。
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我们班挑了三个女孩和其他班的一些女孩到天安门广场护花蓝。有什么好事从没落下过梁丽丽，她爹是话剧名导演夏淳，她妈是话剧演员梁箐。她住史家胡同五十八号人民艺术剧院宿舍大院里。这次却没有梁丽丽。老师选的是我，张琦和任大和。
张琦的母亲是男二中的高中语文教师。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张琦有着和她妈妈一样敢说的性格。她在上课时站起来给老师提意见，说，不应该每次活动都是梁丽丽陶洛诵这几个人去。我想这肯定是她妈教她的。因为我爸就教过我给报社投稿，其实我当时狗屁不懂。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定了“小朋友”“儿童时代”两种杂志，爸爸看到“小朋友”上有篇歌谣，说用农药毒死偷吃粮食的小田鼠，小朋友拍手哈哈大笑。爸爸觉得这样种教育太成问题，他口授，让我写道：“小田鼠死得那麽惨，我们怎么能哈哈大笑呢？”信投出去后不久，接到杂志的回信，只说投稿收到，再无下文。
护花蓝为什么没有梁丽丽，是因为她太瘦，好像营养不良，尽管她长得比较漂亮。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正对着天安门。她跟我说老师说要找胖一点的女孩。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万人景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等他出现的时间很漫长，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讨他的欢心。我的左边是个巨形花蓝，比我还要高大，我的右边是一个高帅的男孩举着少先队队旗，他旁边还有两个护旗的女孩。我认识那个男孩，他是妈妈同事的儿子。后来他回家对他妈妈说到这次巧遇，他妈对我妈说：“他们俩儿一瞧认识，相视一笑。”他妈妈叫周梅生，皮肤特别白，戴着一副银框眼镜，黑色的头发烫成大卷花帔在肩上，冬天的时候总穿件淡黄色的长毛绒大衣。他叫周状环
我们前面是呈方阵列队的陆军，有的战士顶不住了，一个背着带红色十字药箱的军医就给他们注射葡萄糖。军医三十多岁，因为只有他可以走来走去而显得十分活泼。他介绍队前的一位领队的将军给我们，说：“他是元帅。”元帅五十岁左右，黝黑的面庞，胖胖的圆脸，亲切的对我们笑笑。
穿着白色衬衫，蓝色裤子的，系着我们都系的红领巾的帅哥额头渗出汗珠。他从裤兜里掏出手絹擦汗。我想起我俩那次的“艳遇”。妈妈学校女十三中组织看电影，地点是离她们学校最近的东单儿童影院。我正好坐在他的前排，我回头和他说话。电影开映，我们还在说，忽然他握住我因为侧身回头而放在椅背上的右手，我不知如何是好，最要命的是爸爸就坐在我的右侧,他如果看见会怎么想？我又喜欢他握着我的手，不想抽回来，我保持着这怪怪姿势良久，直到他松开我的手。爸爸到底看见没看见这一幕？我想，他一定看见了，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什么都没说。
快到十点钟的时候，大家紧张起来，军医蹲在地下，从腿缝里看哪个战士没站齐，用手左摆右摆地指挥着，刚刚大派用场的小药箱被扔在一边。我下意识看看自己，白衬衫，五颜六色的花裙子，老师瞩付我们，裙子要颜色鲜艳。我穿的这条裙子是爸爸给我买的，我嫌大红大黄的色调过于突出，很俗气，平时很少穿，但附合老师的要求。我按奈着激情等待伟人的出现。
他终于出现了。伟人高大魁梧，穿着灰色夹大衣，头戴一顶有舌帽。他的身影与面庞令每一个中国人从照片画像等宣传作品上早已熟悉。他皱着眉头站在城门楼上，心事重重，好像是不得不来应个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白废了。我们在他眼里又算什么呢？无论是步履整齐的三军仪仗队，还是拥有各种模型的工农商学队伍从下经过，他都没有一个笑容，我站在他的正对面，眼睛一眨不眨地仰视着他老人家，敬畏地猜测：“他在想什么呢？他要不高兴该怎么办呐？“没等到遊行结束，有人请他进去，我想是怕他站得太久会累。进去后再没见他出来。遊行結束时，按予定的安排，一直站在广场上的少先队员队伍热烈涌向天安门，我们遵从指挥向前方跑去......伟人早已不在了。
看网上说现在进史家胡同小学非富即贵。我上三年级时认识了一个胖胖的叫元元的女孩，她从隆福寺小学转过来，并不和我一班。我是三年四班，她转到三年三班。因为她家住在离我家不远的汪芝麻胡同，我们俩天天一起乘公交车上下学，一来二去就熟了。她双眼皮大眼睛，皮肤细白，声音悦耳。她也会背唐诗，她问我们家是念诗还是唱诗。我如实地告诉她是唱。我觉得她能提这个问题本身就了不起。她喜欢画画，她投稿还收到两元钱的稿费。她有天带我去金鱼胡同里的中央美术学院见她的绘画老师李琦。李琦穿着一身蓝制服，青年才俊四个字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他是一九二八年出生，五八年他三十岁，风华正茂。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站着作画，木桌上摆满了草图。每张画的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毛主席亲自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工程，画里有几张是毛主席拿着铁锨弯腰铲土。李琦身材修长，对这俩个不请自来的小女孩儒雅地微笑，他和元元交谈时，手中依然握着画笔。草图中，也有日后那张让他扬名天下的“主席走遍全国。”
我回家后，兴奋地把这事告诉妈妈，妈妈告诉我，李琦的妈妈严立明是她的学校的校长。我见过严校长，瘦瘦的烫着短发戴着眼镜，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
元元的爸爸是某部的代理部长。和她在一起没让我感到任何不自然。她家有门房，因为我是元元的朋友，出入自由，从不阻拦。外院有葡萄架，住着司机一家。里院南屋三大间住着
秘书一家，秘书很年轻，抱着小女儿，小女孩抱着秘书随部长出国买的大花皮球。我第一次到她家，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赞叹道：“你们家真够大的。”元元告诉我：“一共有十六间房子。”我们俩随意到处跑。四合院西屋是乒乓球室，是给部长锻炼身体用的。元元的屋子佈置得最为随意。元元有许多漂亮的洋娃娃，摆在我们够不着的柜顶上或架子上供人观赏。有位姓何的阿姨在这里踩着一台脚踏缝纫机给元元做衣裳。元元对我说：“我们家的两个阿姨特别有意思，
一个只会做饭，一个只会做衣服。”何阿姨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说话带些河南口音，和和气
气，面带微笑。做饭的阿姨像是上海人，背稍微有些驼。有次我看见元元妈妈坐在床上，腿上盖着被子，对站在地下的做饭阿姨说什么，阿姨一边哭一边大声辩解着。元元妈妈对元元要求也很严格。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元元和我急于挽救被吹倒的篦麻（学校号召种的），不顾自己被风吹雨打地奋战。元元妈妈怕我们着凉，叫我们进屋。我顺从地进去了，元元却怎么都不肯进来，非把篦麻扶起来不可。她穿上一件透明的雨衣，继续用铁锨给篦麻培土......我因为听话得到先吃盐水泡菠萝的奖励。
我妈妈看我天天在元元家泡着，有时回来晚。就前去拜访了元元妈妈。元元妈妈拿出一盒埃及糖果请妈妈吃，并告妈妈说：“陶洛诵最爱吃这个糖。”妈妈回家说了我一顿，”你怎么能在人家家里表示爱吃什么呢。”如果妈妈知道我和元元曾经一起请元元爸爸为我们攒糖纸，更无语了。部长大人当时是笑着回答我们：“我没那个时间。”
有一天，我生病了没去上学。下午我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元元站在我的床边。“谢谢你来看我。”我昏昏沉沉地又睡了。
妈妈过生日，元元做了一个贺卡，上面画着一头牛，恭敬地写着：祝查阿姨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这个词我第一次停听到，跟元元学的。
大年初一，元元妈妈请我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部长大人经常出国，他不在家。有两位中年女士好像是他们的亲戚。我很惊喜地看到元元的姐姐，那也是我看到她唯一的一次。她长得像她妈妈，圆圆的脸，尖下巴，大大的眼睛，脸上有些可爱的雀斑，梳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我是家中老大，很羡慕别人有哥哥姐姐的。元元告诉我，她本来还应该有个哥哥，她爸爸妈妈行军打仗，后有日寇追兵，刚刚出生的哥哥只好放到路旁。部长大人和夫人都是日本留学
生，回国后为了抗日和理想参加了共产党。吃饭的时候，大人们讨论元元姐姐该上刚刚在安徽合肥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还是北京清华大学。元元招待我喝汤，姐姐觉得不对头，说：“你干
麻非让人喝汤？”大人正为大学的事讨论得欢，听见小孩这边起争执忙问怎么了？姐姐对她妈妈说：“她非让人家饭前喝汤。”元元不服气，又不知该怎么解释好，不高兴地摇头哼唧起来。姐姐还有事，没吃多少离席而去。
元元姐姐先去了中国科技大学，后又转去清华。元元不久也从史家胡同小学转走了。她告诉我她的班主任张老师给学生灌疏个人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学习为自己，元元沉重地对我说：
“她开头先说学习为祖国，然后一转，说学习好了对自己也有好处啊…”我想着那位中等个子，长发披肩，戴着黄边眼镜，衣着朴素的张老师，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替张老师难过，我不觉得张老师有什么错。
元元转学后我们失去了联系。等我们再相遇时是四年多后，在师大女附中的宿舍楼前，我们四目相视，谁都没有开口。元元如果能看到我写的这段文章，不知会做何感想？
藏族朋友德結央金
小学五年级在景山少年宫一次营火晚会上，我认识了藏族女孩德結央金。央金和其他三个女孩穿着藏族服装跳藏族舞蹈。她个子比我高些，眉清目秀，单眼皮，皮肤微黑，她看人的时候总带着微笑。她跳舞时演溢出的纯朴与真誠深深感动了我。她演完后正好站在我身边。
“你跳得真好。”我由衷地赞叹。“谢谢。”她的普通话很纯正。通过交谈，我知道她叫德結央金，十三岁，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学。我们俩谈得很融恰，临分别时，我们交换了红领巾和地址。第二天，元元给我看“中国少年报”，上面登着我和央金的照片和事情。当时我丝毫没发现有记者关注我们。
不久我收到央金的来信，她的字写得不大，但秀丽工整。信的末尾，她说：“向最亲爱的爸的爸爸妈妈问好。”我立即回信，也不忘向她“最亲爱的爸爸妈妈问好。”
央金的家住在中央民族出版社宿舍。是一层的单元楼。客厅舒适优雅。央金的爸爸个子高大，四方脸，皮肤古铜色，穿着一身褐色的中山装，仍然掩盖不住雪域高原男人的壮实与豪
迈。他的眼神，他的举止总好像在对央金妈妈示爱。央金的妈妈特别漂亮，虽然也是藏人，
皮肤却又细又白，两条乌亮的大辫子垂到腰际，身材嬝娜，举止端庄高贵。央金的爸爸出门办事，央金妈妈送到门口，他用两只大手捧起她娇嫩的面庞，要不是坐在沙发上的央金和我直直地看着他们，他一定就会亲下去了。央金的妈妈让央金带我去附近的照相馆照相留念，我站在前面，央金稍后挨着我，照相的师父让央金把露出来的手背到后面，“你的袄袖太短。”师父解释道。我转过头去，央金正好微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是清澈，那纯净的目光令我终生难忘。
后来，她和父母全家回了西藏,岁月让我失去了和央金的联系，央金的命运一直是我深深的牵掛。我祈祷善良的央金有个顺利的人生，有个好的规宿，子孙满堂。
同班同学 梁丽丽
我对梁丽丽的好感并没有因为她对我的一次出卖而消失。虽然那是第一次被出卖可是
比起我人生路上的屡屡被出卖真蒜不了什么。
小学五年级时，有位同学在教室的地下捡到一封信，信的开端就不同凡响：“亲爱的苏
平仲，…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信的落款是梁丽丽。全班大哗，其声势不亚于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起哄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苏平仲属于小白脸，奶油小生的类型。衣着是男生里最讲究的，米黄色卡机布的裤子，裤缝笔直，夹克衫。一双细长的单眼皮小眼睛，梳着油光瓦亮的小分头。学习成绩一般。他家住在新开路协和医院宿舍。我们去他家玩，他家的客厅出
奇的宽敞，我说：“你们家真大。”他像个小大人似地回答我：“他们星期六星期天在这里开舞
会。”苏平仲的妈妈上嘴唇有粒大大的黑痣，对我们很和气。我想像着他妈妈穿着华丽的晚
礼服招待客人的样子。
那封信造成的結局是悲惨的，苏平仲转了学，丽丽在班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丝毫没有影响老师对梁丽丽的宠爱。
我对梁丽丽的好感源于三年级我没参加成的一次活动。那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问中国，学校接到任务，找些漂亮小孩去机场献花，正值学校放假。“数来数去缺一个人，谁也没想起你，只有梁丽丽想到你，说陶洛诵。”事后一个小孩如是告诉我。老师采纳丽丽的意见，曹受珍老师立即从衣袋里拿出些零钱叫同班的邵孔昭同学乘公交車去通知我，邵孔昭找来找去没找到我家，开学见到我后，还对我埋怨道：“我找了半天，你们家真够难找的。”我知道他没找到的原因，我家地址的编制虽然属于大街，却是在一个小胡同里。难为他了。对梁丽丽心里有我，无私地推荐，我一直心存感激。
在史小上学的“人艺“演员的孩子除了梁丽丽外，还有同级不同班的刁小林，他爸爸是名导演刁光覃，妈妈是名演员朱琳。二年级时，著名演员舒绣文的儿子吴兆元转到我们班，和我同桌。他不仅相貌俊美，而且性格温文尔雅。上课的时候，他喜欢从兜里掏出一些东西玩。有次，他拿出一样东西，我装做老师没收一样，他一点都不生气，最后，他拿出两毛钱纸币，问我：
“还有这个，要不要？”我不再管他了。梁丽丽告诉我，吴兆元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他爸爸是上海一个话剧团的团长。梁丽丽带我去吴兆元家玩儿，他家在“人艺”宿舍的楼里。满屋子都是玩具。我们进门时，正碰见舒绣文阿姨要出去。舒阿姨盯着我看了半天，我相信这绝不是因为她知道我是吴兆元的同桌没收过她儿子的东西。她的眼光是一个阅历丰富的过来人对一个还未涉世小女孩的审视，她看出了什么？这是我存于一生的一个疑问。她嘱咐梁丽丽几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了我几秒钟才离去。
梁丽丽家住在宿舍的平房里。她和弟弟，外公，外婆住在一处，她的父母住在另一处。她父母的房门是锁着的，去她家玩的小孩都喜欢趴着窗户往里看，欣赏高高的贴墙而立的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和舒适的佈局。丽丽告诉我，她外公本是个小军阀，有四颗珍珠。听说吃珍珠对身体好，就砸两颗吃了。别人又说，你已经吃了两颗，还留那两颗做什么，他一想也是啊，把剩下的两颗也砸了吃了。丽丽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说“科学家吧。你呢？”“我要不当歌唱家，就当女大使。”三年级升级后，曹受珍老师不再教我们。丽丽告诉我：“曹老师说你将来是作家。”我从未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一直沿着科学家的目标往上爬。曹老师的话成为现实后，我对史家胡同小学老师的眼光与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学校里设有许多课外兴趣小组，丽丽参加了绘画组，她平时练毛笔字，也爱画画。我在绘画组和缝纫组之间犹豫。杨老师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认为我更适合她的绘画组。我和丽丽几个孩子跟她学写生，她把一个叫杨玛丽的女孩请到讲台前坐着，告诉我们杨玛丽的特征，让我们用铅笔画她。还教我们用萱纸和水彩笔画葡
萄。杨老师表扬我葡萄画得好，认为让我选绘画组是对的。
五年级时，学校推荐我和梁丽丽去考北京景山少年宫课外小组，老师让我考文学组，我考上了，丽丽则考上了朗诵组。
引起轩然大波的情书事件发生在我们进少年宫之前。丽丽在班上被孤立，尤其是男生，有两个坏小子竟然用墨汁涂在丽丽后背的衣服上。只有我和丽丽依然是朋友，我和她谈心说话。
一天，班主任张老师突然找我，他是个老学究，干瘦，略高，戴老花镜。用河北口音讲课，在他教的作文课上，不管有多少外校老师来听他的课，举手回答问题的总是我一个人。他对我的作文欣赏备至。看他不同往常的严肃，应该是不祥之兆。他开口了：“你和哪个男生好啊？”这当头一棒真把我打懵了。“没有……”我嗫嚅。他以为我在狡赖，索性点出证据：“你和六年级的大队长……”我的天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情窦初开的心境被这麽粗暴地破坏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梁丽丽。出于对她的信任和友谊，我对她讲过我爱姚燕光的事情。
姚燕光比我高一年级，他是少先队大队长。第一次跟他近距离接触是在去飞机场的专用
汽车上。有个男孩问他：“我们给谁献花？”“德国总理格罗提沃。”姚燕光回答，他不经意地用
那双大眼睛看了一下就站在他斜对面的我。（汽车里有许多座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想站
着）姚燕光个子与我差不多高，他穿着深蓝色的呢子大衣，我则穿着西洋红的短呢子外套。我们的衣服都是学校提供的，头一天带回家去。爸爸和妈妈觉得我穿着很好看。爸爸说他会给我买一件。我觉得姚燕光很帅，不仅是他的娃娃脸和黑黑的亮亮的大眼睛，他还能把外国人
那麽复杂的名字说得那麽溜，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我的目光有意地追随他，耳朵留神捕捉他的信息。我了解到，他还有个妹妹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叫姚伟光，爱屋及乌，
每次看见姚伟光，我都会冲她微笑。还在心里对他们兄妹俩做一下比较,他们共同之处是都有双黑亮的大眼睛，不同之处是妹妹的脸比哥哥长些。新年快到了，我把一张精心挑选的贺卡害羞地交到姚燕光手上。
我没有期待会有任何下文。学校里，男女生之间是有界限的，无风都会起三尺浪，起
哄声此起彼伏，大家尽量避嫌，私下里想什么就不知道了。像我和梁丽丽敢大胆向自己所爱
公然表达的恐怕也没有。我能跨越年级的障碍把贺卡送给他我已经非常快乐，非常知足了。他别觉得我是个坏女孩就行了。
迎接一九六零年的新年晚会結束了。我从礼堂回到教室，准备拿书包回家。教室里没开灯，我就着窗外的月光和灯光低头从课桌里抽出书包，当我直起身来，发现心仪已久的姚燕光站在我面前。惊喜从心底漫延到周身，我激动地不知所措。我迅速地四周看看，还有几个同学在拿书包，没有人注意我们。他那两只乌亮的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无邪地看着
我，嘴角微微上扬，举着一本书准备递给我。我接过书，只管看着他，我们互相凝视着，什么都没说。他迅速地转身走了，就像他进来时没有引人注意，他走的时候也没引人注意。
那一瞬间的赠送与凝望深深刻在心上真是至死都不会遗忘。
张老师看我呆若木鸡的样子，认为予警的作用已经达到，就没再往下说。我回到教室，向梁丽丽的方向看去，她在若无其事地写毛笔字。怪就怪在我自己身上，我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她分享。我把藏族朋友德結央金介绍给她；我和她一起与一位第三批回国的志愿军叔叔通信；
我宏们一块儿猜测自然课的考试题，……以后一年多的小学生生活里，我还是要更多地与她在一起。
老师的干预没能制止住我对姚燕光的爱，我把一切珍藏在心里。等我升上六年级，班主任换成董洁老师，姚燕光已考上北京最好的男校四中。我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他从此没了音讯。以后的六年里，从十二岁到十八岁，我再没爱上任何一个男孩儿。
少年宫
北京市少年宫座落在景山公园里。景山公园本来名煤山，说是修其它皇家建筑挖出来的土堆集而成。有五个山头，踏着石头台阶从东面往上爬可以看见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歪脖子老树。五个山头上都有凉亭。中间山头最高，可以俯瞰紫禁城。少年宫在山脚下的宫殿里。合唱团和乐器组等在正对着大山头的大宫殿里，文学组和朗诵组在靠近东门的小宫殿。小宫殿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文学组王辅导员头一件事就是给每个孩子办了个借书证。
读课外书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上小学一年级，妈妈就给我订“小朋友”，以绘画为主。认字多些，就给我订“儿童时代”。很喜欢看里面的一个连载故事，关于小铁道游击队员的。作者在开场白里讲是对当时风行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一个补充。只要有儿童新书出版，妈妈必给我买。“宝胡芦的秘密”，“小黑马的故事”，“刚满十四岁”（我看时恐怕还不满十岁）等等。有次要过“六一”儿童节了，爸爸和妈妈从街上回来，爸爸抱着一大摞书，是他俩送给我和弟弟们的节日礼物，其中一本装订得尤其精緻，是郭沫若和柯岩等名家专门写给小孩子的诗。姚燕光送给我的书是陈昌奉写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书里面夹着一个明信片，上面是一朵怒放的黄色菊花。明信片的背面是用蓝色钢笔写的：送给洛诵，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争取达到三好学生。
妈妈买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特别感人，看到动人之处经常泪流满面。小时候，听父母讲故事我也常哭。有的书我看不懂。妈妈买的外国童话“金河王”，我看了好几遍才领会了作者的意思。“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这本书我左读右读都不知所云。只记的一个情节，老鼠把国王准备请客用的香肠偷走了，国王痛不欲生，王后安慰他。我们全家都喜欢看小人书。爸爸妈妈基本不给我们买，只是花钱租。星期天或寒暑假，由我拿着钱到离家不远的七条口小人书铺选书，二分钱租一本，三天之内还。拿回家大家都抢着看。奶奶，外公，外婆除外。东城区图书馆离小人书铺十米之遥，分两部份，一边是给大人外借用，一边全是小人书只给孩子看。我经常去看，被一位負责阿姨看中让我当义务发书员。工作内容是在门口的桌子后面给每个进来的孩子发三本书，看完再换。小人书铺我照旧光顾，因为有些书图书馆没有，也要租给爸爸妈妈
看。
我看书还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舅舅查全一，他比我大十二岁，在山西大同发电厂当电工，他经常来北京玩，每次来必到东四新华书店买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看完就都留给我了。
另一处是邻居关宏芳家。宏芳比我大几岁，她像个大姐姐，我很喜欢她。她家古色古香，有很多硬木傢俱。最引人注目的是挂在墙上镶着玻璃镜框的几副外国美女头像，我问宏芳她们是谁啊？宏芳说她不知道，得问她哥哥宏泰。宏泰是大学生，在我们眼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爸从小教我三个弟弟英文，独独教我俄文,宏泰听了我说的俄文，评估说有的发音不准。我就不跟爸爸学了。可见我们对宏泰多么崇拜，主要是他的那股气勢逼人。宏泰告诉我和宏芳
那些美女是模特，我们信以为真。宏芳还有个弟弟，大名叫关宏麟，大家都叫他小名小肥。他们的妈妈去世了，我没见过。不过我参加上了他们爸爸续弦的婚礼。婚礼在家里举行。来宾主要是院里的两家亲戚兼房客。关爸爸結婚后不再和三个孩子住。三个孩子都喜欢从图书馆借书。我在他们那儿看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等等的名字和作品一个一个一本一本映入眼帘，让我大开眼界。
少年宫图书馆里的书大多是儿童书籍，我第一次借的书是讲小革命者的“他们在地下作战”。
少年宫的活动丰富多彩，绝大部分成员是小学生。年轻的王辅导员邀请著名的儿童作家来为我们讲座。任大霖伯伯就来过，他个子不高，戴着副眼镜，和蔼可亲。王辅导员向他介绍我时笑着说：“別看她小，看过*红楼梦*。”任伯伯乐了，拍拍我的肩膀：“后生可畏。”我很不好意思，不知道王辅导员这是批评还是表扬亦或两者都有。因为刚进少年宫时，王辅导员让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着重谈谈都看过什么书，我家的藏书里有中国的四大名著，学文学的妈妈视为珍宝。学科学的爸爸却极为不屑。我随 口说了些我熟悉的书，提到了“红楼梦”，没想到王辅导员记住了。小时候，虽然看过很多书，只是囫囵吞枣，很多都不理解，随着年龄渐大，才慢慢领会作者的意思。当时认为“红楼梦”只是爱情故事，贼人胆虚，不打自招，自己把脸先红了。
我五年级暑假期间，参加了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地点设在北京西山鹫峰脚下的四十七中。蓝天白云，蒼山翠柏风景如画。一共五天，白天遊山逛水，参观人民公社。晚上点溝火举办营火晚会唱歌跳舞捉迷藏。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每到天黑，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下，由小声呜咽变为痛哭失声。女辅导员和小朋友惊訝地问我怎么了？我伤心欲绝地说：“想奶奶了。”大部分人“哦”一声，觉得没什么大事离去。有位叫刘曼依的小姑娘很同情我，每天晚上她就主动陪着我。她是“友谊合唱团”的，有副好嗓子，梳着两条粗粗的乌亮的长辫子。她是府学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我们俩后来成为女十二中同班同学。
在夏令营里认识了许多小朋友。有个男孩儿叫刘沛，有个女孩儿叫徐红懿，长得很出色，一年多后，在谢添执导的儿童影片“花儿朵朵”里，一个是主角，另一位也有不少镜头。跟我同睡上铺的冯真真，伍正怡后来成为我高中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冯真真比我高一级，小伍和我同班。很不幸的是，小伍患了胃癌，于一九六七年去世。
梁丽丽也参加了这次的夏令营，我和她没分到一个宿舍，只有大集体活动时才会遇到。暑假过完，我们升为六年级，新班主任董洁老师让我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讲夏令营的事儿。我接受上次讲在友谊宾馆跟苏联小朋友联欢的教训，不再着重讲吃什么了。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儿莫过于参观“四季青人民公社”时，有位中年偏老的男人让我们跟他一起呼几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他喊得响亮，我们响应的激情万丈。我站在课桌旁，把这个场面绘声绘色描述出来。没承想董洁老师大为反感，她不耐烦地说：“让你说真事儿，没让你在这儿写作文。”我十分惊诧她对我的不信任，只好求助于梁丽丽，“梁丽丽也在场。”董老师把脸转向丽丽，“你说说，有这事吗？”丽丽以她惯有的优雅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有。”她看董老师仍面带疑惑，补充道：“真的，特别好，特别好……”董老师喃喃道：“怎么让陶洛诵这么一说听上去这么假。”两次活动的汇报演讲均以失败告终，我接受教训，以后再让我讲什么，我不再揣测別人的好恶，只捡自己感兴趣的说。
董洁老师
董老师是我在小学最后一年～～六年级的班主任。她实际上一至都在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她中等身材，腰板笔直，四方扁脸，齐耳短发，无边眼镜，不怒而威，令我们五年级这个出名的淘气班望而生畏。上任伊始，她招集几个学生討论黑板墙上贴什么标语，我提议“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说：“太小孩气了。”她拍板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私下，她自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
她发觉我每每能做出精彩的发言可往往并不付诸行动。冬天，教室中央装上煤球炉子，一节节結起来的圆滚滚的银白色铁皮烟囱从炉子上矗立又绕过教室上空。董老师让我去自来水管接一大铁壶水放到炉子上。我放上去后，她不满意，“把壶嘴对着烟筒。”她指挥道。我一下就懵了，笨笨拙拙地重新把铁壶提勒起来，把长长的壶嘴对着烟筒，壶的屁股怎么都坐不到炉子上，我面红耳赤，力气快用光了。一个男生从座位上冲上来，把壶嘴贴着烟筒坐好，免于了一个事故的发生。站在讲台上的董老师感叹道：“一看陶洛诵就是一点儿实际生活经验都没有。壶嘴放不对方向，人走路容易碰到很危险。”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以后无论是火炉，电炉，煤气炉，我都会注意壶嘴锅把放的方向。
“我想把你们培养成精明强干的人。”这是她的口头禅。
她教课极其认真负责，课间十分钟休息时间，无论春夏秋冬，她一定让大家都到户外活动，留她一人在教室里翻看讲义或作业本。有个三年级从外校转来的一个胖乎乎叫熊大方的男孩儿，在作文中说：“我总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董老师在班上宣读了他的
文章，评道“我觉得熊大方写的作文有股文人气。”我听不出这是褒还是贬。她也喜欢给我们讲
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就是从她那儿知道的。她说这是刘备给他儿子刘禅的遗训。一个卖草鞋的到三分天下的皇帝靠的是什么，还不是正确的思想应用到实际。这般成功者的话当然不容置疑。有次，她让我们用“坚持”一词造句。我张口就来：
“我们应当主持正义，坚持真理。”说完后我期待她的首肯。她重复一遍，变成问话：“我们应当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我悻悻坐下，她可能觉得我又在喊口号。她在班上公开批评我：“陶洛诵
光说不练。”在一次植树活动中，我终于扭转了她这一印象。我挥舞铁锨，飞快地铲土，大汗淋漓，我索性脱掉外套，只穿一件天蓝色的高领套头棉毛衫，我的胸部尚未发育成熟，里面没有奶罩。我干得自由洒脱，痛快之极。我并没注意到孙主任和董老师一直在观察我们。我的力气在女孩子里算是比较大的。上体育课时，在操场上扔垒球，我輕輕一甩，球快飞出围墙，同学们都“嗷”了一声。教体育的大高个儿王老师沉吟片刻说："起码有三十四米。"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体力劳动，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好好干。
董老师发现我天性慷慨。有天早上，我没带早点，董老师说："每次都是陶洛诵分早点给没带的同学，今天谁分给她？"一个叫刘志贤的男孩儿把他的馒头掰了一半，带着很不好意思的表情递了给我。
为了让全班同学都能考上中学，董老师让学习好的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学。她指定我帮助一位叫张兰亭的女孩儿。现在想她的名字是不是出自“兰亭序”。她的父亲是个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家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间屋子里面床占了很大面积。有一个长长的黑色条案，我俩在条案上写作业，温习功课。没有台灯，屋顶上的电灯泡发出昏暗的光，我感到看书写字都很吃力。兰亭对我说，榆树的叶子可以吃，榆树开的花儿可以吃，榆树的皮也可以吃，她说她爸不久前弄回一大袋。下回要有的话可以给我尝尝。我一直等，最终也没能等到。
最后一次见到兰亭是若干年后，我在河北省白洋淀插队当农民回京小住，我到东四邮局去买邮票，为返回农村给妈妈写信用。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张兰亭，她坐在柜台里面，见到我，把椅子前两条腿翘起来身子往后仰。我听说她初中毕业没再升学直接参加工作了。第一句话她问我：“梁丽丽在哪儿呢？”我说不知道。她再说什么我没听进去。她让我想起最后一次见梁丽丽。那是一九六六年，我路过史家胡同对面的人民艺术剧院办公楼。平日里，一楼临街的一个个明亮的大玻璃窗里张贴着新剧上演的剧照，那些照片让我流连忘返。“悭吝人”“伊索寓言”“骆驼祥子”“文姬归汉”……，我从那橱窗里学到不少知识。那天经过看到橱窗里一片狼籍，正不是滋味，也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梁丽丽。她问我干嘛去,我说去接妈妈。我心里有事没和她多说。以后再没了她的消息。“她也插队去了！”当我告别兰亭时，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句。
升中学考试终于来临了。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我们俩是好朋友”。我写的是邻居小朋友钟菊。她具有男孩子的性格，勇敢，豪爽，坦率。我和她相处得非常愉快。事后，我这篇文章被选进“小学生模范文选”。算术卷子发到手里，我粗粗阅览一下，觉得不难。我从容不迫地一道一道解答着。卷子右边用于算草，我不肯马虎，凡用横线处都用三角尺。卷面干净整洁。我早早做完检查了一遍，没发现错误。监考的两位老师中，一位是外校的，一位是我们学校的教自然的年青的黑黑的马老师。我洋洋得意地坐等打铃交卷。铃声响了，我的眼睛盯在最后一道题的要求上：“求圆柱体的表面积”猛然才想起忘了加上下底……
我知道第一志愿“师大女附中”落空了。回家后我忍不住号啕大哭，嘴里还喊：“我这辈子白活了，我这辈子白活了！”爸爸说：“你这叫什么话？那么多人没上师大女附中，都白活啦？”我不听劝，继续哭嚎，被爸爸臭揍了一顿。
暑假里我接到第二志愿女十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女十二中是许多女孩子心仪的中学，班上一些女孩子做为第一志愿而没考上。董老师对我没能上师大女附中深为遗憾，对我被女十二中录取称赞到：“还是平时基础好。”
饥饿的记忆
“文革”前，我成长过程中最坏的事情是赶上三年饥荒。爸爸痛心疾首地说“你们一下子停止不长了！”我那三个弟弟是够惨的。我小弟弟挨饿时才两三岁，最后身高一米七八。我两个大弟弟一七五左右。他们本该长得更高些。我在小学六年级时，是全班最高的。我上中学在班上排个儿第五，定格在一六四上。在现而今普遍减肥艰难的社会里，我不由得想起大饥荒把我锻造成为个苗条少女。
五年级暑假，我和邻居小朋友邱婉梅一起到东安市场找她在那儿工作的妈妈。她们是上海人，在大街上有个铺面房。邱妈妈先自己卖上海小吃。奶奶让我买过她家的红豆粥，我就和婉梅认识了。婉梅对我说，她妈妈告诉她，姓邱的和姓陶的祖上都是当大官的。她还当我的面向邱妈妈求证：“妈，是吧？”邱妈妈说：“是。”不久邱妈妈关闭了自己的小卖部到东安市场一家饭馆打工。好心肠的邱妈妈看见两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来找她，对我们说她现在很忙，一会儿可以让照相馆的朋友给我们照张相。我和婉梅手拉着手逛东安市场等着照相。
东安市场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市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吃喝穿戴应有尽有，尤其是工艺品精雕细琢令人目不暇接。我最爱吃糖烧麻雀，每次都要爸爸妈妈给我买。可是和婉梅去的那次怎么都找不到了。我们终于照上了相，我抱着一只塑料长颈鹿，她抱着一个洋娃娃。
照片洗出来后，我俩喜欢极了。我比婉梅高大半头，她清秀瘦小，论年纪龄我们一样大。我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女孩子都是以瘦为荣的。我到妈妈屋里对着黑色大立柜的穿衣镜掀起裙子，小肚子圆溜溜的，腰也比以前粗，天，我刚五年级，难道就要开始发胖了吗？正在我为自己的身材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场席卷全中国人民的大饥荒悄悄地来临了。
食物的溃乏在我身上的作用是明显的。六年级毕业相我瘦刮刮的小脸上好像只剩下双
还算有神的大眼睛。全班与董老师在北海公园白塔下面的合影我站在后排，因为最高，脖子显得格外长。让我想起语文书中形容旧社会穷孩子的一句话：“三根筋挑着一个头”。
六年级的下半年，吃饭做为一个大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以前谁都不会拿吃饭当回事，饿了吃，渴了喝，天经地义。吃饱喝足该干嘛干嘛。饥荒来了就不同了。首先副食品商店柜台上只有五块钱一斤的高级糖可以随便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芝麻酱每人每月二两，苹果每人每月半斤……繁琐之极。
粮票本来也是要的，饥荒来后做了次調整。家庭妇女二十九斤，年纪大的学生三十斤。男人因工作性质评定吃多少。像爸爸这样的高极知识分子有个特殊的本子，可以买到大马哈鱼，松子和高极香烟之类。爸爸不抽烟，妈妈就把烟送朋友。“主要是副食少了。”妈妈哀叹。星期天，爸爸给我几十块钱，让我到街上转，耳提面命：“见到吃的就可以买。像鸡什么的都行。”我从没拿过这么多钱，很小心地揣在兜里，我满大街走，希望能够不辱使命。听奶奶说有次她在街上有个人主动地走过来，压低声音神密地问：“你要白果吗？”那人畧畧掀起篮子上盖布的一角，是鸡蛋。奶奶问他多少钱一个？那人用手比划一个八。奶奶觉得八毛钱一个太贵了没买。回家说起这事，大家觉得无限挽惜。我祷告让自己碰到类似的人，买回吃的让大家分享。我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满目潇瑟，没人手上有盖布的篮子，更不要说鸡了。正当我沮丧万分准备往家走时，忽然看到人们像潮水般向一个小饭馆涌去，我急忙跟在后面，不一会儿形成一条长龙般的队伍，我前面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为谁先到吵起来。问题是谁都不知道卖什么东西，只知道饭馆卖的肯定是吃的。一个买到的男人兴奋地用双手捧着几块黑乎乎的东西，如获至宝。原来是用酱油和淀粉熬成的冻子。我谨记爸爸的教诲，只要是吃的就买，我虔诚地排在那里等到的是队伍的溃散。“卖完啦！卖完啦！”店伙计的吆喝声像在宣佈世界末日的来临。
我拖着疲乏的脚步，两手空空地回家。怀着有負重托的惭愧，从兜里掏出钱还给爸爸：
“什么都没买着。”“没买着就算了。”爸爸的口气没有失望只有安慰。
爸爸决定带我们生产自救。在院子里种南瓜和扁豆，用自家的粪便当肥料。夏天，妈妈的同事一位藤阿姨来访，坐在大圆石桌旁，嫌臭，不由用手捂着鼻子。爸爸不顾一切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我们收获了一个个硕大的南瓜。不仅吃瓜，嫩的叶茎也舍不得丟到，弄熟吃。以至于以后我养成习惯吃南瓜茎。饥荒过去了，我还以为要吃。爸爸对我说：“有好的东西，就不用吃这个了。”
有两次赶上天上掉馅饼。一次是老家在武清县的舅妈送给我一个大窝头。我从小不吃棒子面，嫌剌嗓子痛。那次我一口气吃下去，夜里肚子发胀要上厕所。
还一次是爸爸在编译局的老同事王松山携太太从苏联来旅遊。王先生是中苏混血儿，几年前去了苏联。那天我心血来潮，跑到九爷府里的科学出版社找爸爸，爸爸先带我到食堂吃了碗不见一滴油的水煮茄子，说要去看王松山先生，并嘱咐我别乱讲话。
我随爸爸来到一家旅馆，见过王先生和他金黄头发蓝眼睛的太太，寒喧过后，他们拿出许多吃的招待我们。面包，黄油，火腿，香肠……丰盛之极。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光，也许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看到天堂。我不再听大人说什么，全神贯注享受这突如其来的美餐。不一会儿就饱了。趁王先生和太太不在的空当儿，爸爸碰碰我让我接着吃，我说：“饱了。”“再吃一片。”
我领会他的用意，像骆驼一样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大片香肠，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吐了。
外公去世
我的外公查焕然（实际上我们安徽管外公叫家爹，外婆叫家妈奶）是安徽省舒城县中梅河镇人。他是家中的独子。太外公是个地主，听妈妈说是很省吃俭用的。从私塾到大学毕业时已二十七岁，早与外婆成亲。太外公怕他离家出走，就让他吸鸦片烟。太外公去世后他自然而然继承地主的身份和头衔。一九五五年，妈妈挺着大肚子，肚子里住着我第三个弟弟，领着我去老君堂派出所，听见妈妈与民警的谈话是这样的：“同志，我的爸爸是地主，可不可以到北京来？”“只要当地政府不反对就行。”那次的谈话给我两个印象，一地主是另类。二我妈有意欺骗我爸。外公外婆共生过七个孩子，存活的只有妈妈和老舅。因为农村医疗条件差，其他的都病死了。妈妈经常自豪地说她是自然淘汰的結果，辟如她得过黄胆性肝炎，不医自癒。她一生为鼻窦炎所累，开过十一次刀割鼻息肉，嗅觉不灵。我记事起，老舅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比我大十二岁，他十六岁时跑到山西大同学了电工手艺，在发电厂当了一名电工。爸爸后来几次向我发泄对妈妈的不满。说妈妈跟他说外公外婆去山西找舅舅，到北京就不走了。我想起妈妈和民警的谈话，她实际是的打着让外公外婆长住北京的。我当然不会去向爸爸印证。
外公外婆来北京后，科学院宿舍老君堂三十四号要拆迁。给我们家的新宿舍在朝阳区大红门，爸爸不喜欢住集体宿舍，决定买房。他和妈妈看了几处房子，决定买下我们后来住的二八六号。妈妈说挑中这所房子的原因是八间北房够大家住，二是院子比较大。
外公外婆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毛伢住在靠院门最外面两间。全家相安无事，幸福地活着。
我小学五年级时，我感到自己肚子有些胖，正担心着，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我的肚子越来越瘪，四肢越来越瘦，小学毕业照，我瘦成“大眼灯”。（现在想，那时真是最佳的被迫减肥方式----饿！）
外公个子高大，顶不住，率先倒下了，不久就去世了。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放学回来，听到消息，不由自主伤心地😭哭起来。妈妈看到我哭😭，好像很意外，低低地自言自语道：“洛诵哭😭了唉！”轮到我感到奇怪，外公是我的亲人，生离死别，我为什么不该哭😭呢？后来才知道，我小的时候大概三年级吧，我回家敲打大门，外公开门晚了。我居然骂了他一声：“老地主！”我早就忘了。
外公临去世前，我到他的床前探望，拿了个小板凳坐在他身边，他躺在床上拼尽全力对我说：“你的脾气要改。”我不知就里，只是哭😭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外公感到很安慰。
安息吧，爸爸
我从小娇生惯养，非常任性，口不择言。爸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小时候，他给我和弟弟讲故事“有人吐出来的是玫瑰花，有人吐出来的是癞蛤蟆。”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右倾。爸爸对我性格上的担心又凭添了一份政治上的深深忧虑。他把管住自己和家人的嘴当做第一件大事来抓。不幸的是爸爸还是失败了！是人皆知，嘴除了吃饭就要说话。不让人说话岂不是像不让人大小便吗？
文革伊始，在女十三中教语文的母亲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我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被抓进监狱关了八百三十三天半。
2013年爸爸在澳洲悉尼去世，走完了他八十八岁的人生旅程，爸爸的故事很多，有机会还要继续写。
（第一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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