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电话骚扰

毕汝谐

2006年某一天，我没来由地想起文革年代的两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男的姓王，女的姓徐。

（哦，我的上帝，毕汝谐这辈子没来由地想过、做过多少好事、坏事、不好不坏的事情啊。） 

我恨他们，却又不是非常恨他们，程度适中。文革年间，他们两个组织、主持过批斗我的群众大会，

王工宣队员却又出乎意料地对我网开一面。批判会一开始，

有个王八蛋率先提议要彻底清算毕汝谐拍婆子的罪行，全体革命群众热烈响应；

嗯，我甚至看到很多人眼里那种如饥似渴的盼望（我坚信他们都是手淫患者）；

我由是臊得低下了头，两颊发烧；这时候，这个王工宣队员却出乎意料地说：

生活作风的问题，我们不整；大家揭发批判毕汝谐的反动、落后的言行吧。

我如蒙大赦，松了口气。我简直不相信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宣队员竟然有这么高的政策水平；

我觉得他的水平比倪志福还高呢，不进中央，太可惜了。 

闲着也是闲着；我想对他们两个进行适可而止的报复。

我通过北京一个铁哥们查出这两位工宣队员（哦，前工宣队员！）的家庭电话。

某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纽约时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清晨两三点钟，我打过去越洋电话，

一言不发，形成骚扰；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座机电话没有静音功能，也不可以灵活地拔除电话线。

深更半夜，电话一响起来就很吵人；徐女吃不消了，很快就改换了电话号码。初战告捷，我很满意，

从此专攻王男；谁知这位先生油盐不进，是块难啃的骨头。

王男毫不示弱，每次接听，总是恶声恶气地质问：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回踢上铁板了。是的， 铁板 铁板 铁板 。

一个在文革期间能够说出生活作风问题我们不整的工宣队员，绝非等闲之辈！

而且，我相信王男猜出此人就是当年的毕汝谐；当年，王男总是居高临下地问我：

你学毛选有什么心得呀？我随便拿起毛选的某一篇文章，肆意发挥，滔滔不绝，令他惊诧不已。

而且，王男也知道我恨他，因为我看他的眼光是抱有明显敌意的，彼此心照不宣。

相隔四十年，我与王男展开了一场电话马拉松之战。我隔三差五在纽约时间下午两三点钟打过去，

王男积极接听；有时候是他的老伴儿接电话，嘟嘟囔囔地抱怨说：好不容易才睡着，

哎呀，又被你吵醒了，你到底是谁呀？

我自然一声不吭。

王男以非凡的韧性，对抗我的马拉松式的电话骚扰。

他只能忍受忍受忍受，就像四十年前我只能忍受忍受忍受。可是，旷日持久，

我已经感受不到报复的快感了，反倒觉得我的生活平添了一种负担。

我与王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相折磨的模式，却不得不如此耳。

到了最后，我在心里苦苦哀求：老王，老王（不打不相识；我已经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了），

你赶快换个号码吧，换个号码，咱俩的恩恩怨怨就了结了。 

但是老王就是不肯换号码。非善茬老王碰上了非善茬毕汝谐，针尖对麦芒；他一直坚持着接听电话，

用文革时髦语言来说：一直坚持着与我对着干。我简直拿他没有办法了。当然，他拿我也没办法。

我想起杰克伦敦短篇小说热爱生命,那个半死的淘金人与垂危的饿狼的抗争；

狼是动物中最有耐心的（小说里有句话：这条老狼的耐性真惊人啊），可是淘金人也表现出惊人而又可怕的耐心。

就这样，从2006年到2008年，几百次电话骚扰！我烦死了，腻死了！我在心里苦苦哀求：

你赶快改了电话号码吧，咱们俩的恩恩怨怨就一笔勾销了！你好歹给我一个台阶吧，

你别再接电话了，我打几次，也就不打了。

但是，老王不屈不挠，死扛到底。

我受不了了！我还有好多正经事呢，耗不起了！

最后，我竖起白旗，打退堂鼓了。

最后胜利属于王男。他赢了，我输了。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毕汝谐说：工人阶级了不起。

人到晚年，每日三省吾身；睚眦必报——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呢？

如果拘泥于世俗的迂腐观点，睚眦必报自然不好。 

然而，从心理学角度看问题，报复行为也具有积极影响。报复行为其实是一种精准的回应，

有助于解放自我。

文革年代，我只能听凭男女工宣队员的主宰， 如同俎上鱼肉 ，完全不具备反击的能力和机会；

我只能被动接受驴唇不对马嘴的批判，被动接受愚蠢而蛮横的填鸭式的洗脑，以至于我的内心极度脆弱；

长此以往，被压抑的报复心理，很可能导致恨意倒灌，伤害自己（例如抑郁症）。

从心理层面看，睚眦必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这种负面情绪；被伤害却选择宽容，

完全不符合毕汝谐这样一个北京土话叫格涩、英语叫special的奇葩人物的行为规范，

毕汝谐是文化革命造就的恶之花！

人性自私，往往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强行忍让，有可能导致心灵创伤，

甚至严重的自我否定。

心理学研究发现，适度的报复行为，对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打击予以回应，

有利于我们释放压力，避免陷入困境。

所谓睚眦必报的积极意义，是报复心理、报复行为对于心理和身体层面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