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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章)
 
 
陶洛诵
 
 
第三十八章
      九十年代初期,我在悉尼接到北京三弟妹常洁的电话,说有一个叫鲍秀荣的中年妇女,到我家,自称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要我的电话,说同学聚会,想跟我联系。我问:“她是不是有一只眼睛是斜的?”弟妹说:“是。” 我说:“是我的同学,给她吧!”弟妹说已经给了。
      
       鲍同学是我们班功课最差之一,她和张琦都住干面胡同,又是对门,班主任董洁老师指定张琦和她一个学习小组,帮助她。指定我和住内务部街的另一个女孩差生张兰亭一个学习小组,我每天帮她到天黑,最受不了是她家高悬在屋顶上15度的微弱灯泡,看书极其吃力。
 
        张琦带我去过鲍同学家,她妈妈去世了,她家养鸡,她正在剁鸡食,我还帮她剁了两下,我从小就爱帮别人干活儿,在家却连一块小手绢都没洗过,因为家里的活儿从来用不着我。顺便说一句,我小学和高中,在班上的劳动是最好的,初中差一点。
 
         鲍同学是个独门小院,她请我们打克朗棋,我们打不过她。她初中毕业当了十三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上师大女附中有时座她卖票的车,还帮她收票。
         那个张兰亭初中毕业也参加工作,分配在东四邮局卖邮票。我在白洋淀插队的时候,临回村前去邮局买邮票,正好是她卖给我,她洋洋得意地翘着椅子,(我怕她摔过去)不怀好意地问我:“梁丽丽在哪儿呢?”我说:“不知道。”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邱婉梅,她和我少年宫文学组的朋友黄以平是小学同班同学,她们俩长得都很漂亮,都住在离我家不远。黄以平的爸爸是科学院地理所所长,她初中高中都是101中,后来在澳洲听作家原101中的田沈生说让插队时,黄以平为找不到好地方直发愁。而家庭生活困难的婉梅没上高中,上了护校。我插队回京,看见她和朋友春风得意地骑着自行车,她对我说:“除了上班,我们就到处玩。”
 
         那时候,妈妈非常羡慕这些留在北京的女孩,说:“谁让你们功课好,上高中要去插队。”我却从不曾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一分钟!
 
        在接到常洁弟妹的电话不久,我接到了史家胡同小学六年(四)班同学聚会打到悉尼我家的电话,他们挨着个儿跟我说话,让我非常感动,越洋电话费那时候可贵着呢!
        马花清,她是个干部子弟,小学时,我们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迪拜工作,是会计。
         庞其文:”我是你的好朋友庞其文。“是的,她是我一二年级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是温贞芳老师指定的班长,上课前去办公室给老师拿粉笔盒,下课后给送回去。她的父亲是留日自己在家开门诊的医生,东北人。听说文革中,她家被遣返,听到她的声音,我非常高兴。
         刘铁良:“我现在是火车司机!”大家都引他为自豪。
         李宗儒:“八九年......”他没说下去,我们心照不宣。
 
         他们一定亲身参与或见证过中国伟大的时刻,我为有这些英雄的同学们骄傲。
 
第三十九章
       我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发表过一篇我情窦初开的事件,在这儿我想谈谈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的始末。因为在小学我完成了一种蜕变,从小女孩向少女过渡。
       第一次的蜕变时间我思考良久,应该是九岁以后。我清清楚楚记得发生在我屋子里的那一幕,我是搬到了东四才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连着奶奶和陶江的屋子。
       
       一天,我突然感到我的右边胸痛,一种恐惧袭击了我,让我感到孤立无援,我大哭大喊:“我的胸痛!我的胸痛!”
       我的爸妈,奶奶和外婆,都跑到我的屋子,围着我,个个都是手足无措被我吓坏的表情。“到底是在哪儿?脱了衣服看看!”
       我解开上衣的扣子,指着右胸:“这儿!”所有的眼睛都盯在我的右胸上,我的肋骨一条条,清晰可见,原本平坦的奶头部位微微隆起,肿了!爸爸率先低下头,用他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研究了一下,妈妈用惊慌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被男生打了?”我一边哭一边摇头:“没有!”
        大家都不知所以然,众口一词说带我去医院。站在最外圈的外婆用浓重的安徽口音说:“该不是发胡子吧?”(胡是核的意思)一句话提醒了除我以外的所有人,他们松了一口气!
 
         我茫然地看着他们散去,剩下奶奶温和地告诉我:“你是长奶,在发育。”并嘱咐我以后有类似的情况不必大哭大闹。
 
         我妈妈总是说我越变越好看。她用令我一种不舒服的眼光关怀我与人的交往。我仅举几例。我的泳泳证丢了,我丢东西是常事,两块五的学生乘车月票我不知丢了多少回。
游泳证上有家庭地址,一个男孩捡到了给我寄回来,写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希望我收到后给他写封回信。我妈妈骗我说她帮我写回信,让我就别写了。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欠这个好心的男孩一个情。
 
         我的要好的邻居朋友关红芳搬走了,她给我写信,被我妈妈看到抬头,她大惊小怪地喊:“是谁叫你洛诵小妹?“
 
         相比之下,爸爸在处理我和男孩的“交往“上,让我感激得多。
 
         例一,爸爸带我在东单儿童影院楼上第一排坐着,等电影“巴格达窃贼”开幕,后面高一排右上方坐的是周状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比我大,瘦高,帅哥一枚。他主动跟我攀谈,我就扭过身子和他谈话,电影开幕了,他迅速把手压在我放在椅背的右手上,我不知如何是好。最怕的是被旁边的爸爸看到。过了好一会儿,周状环才放开我,我想爸爸肯定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次,我已经上初中一年级,我出落得美丽苗条。小学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叫朱大年的男孩到我家找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我家门的)。他比我矮一头,活泼可爱,我叫他“小豆”。那天,他穿戴整齐,新的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绸子红领巾。手里提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烙饼。他约我去游泳。
         他站在院子里,郑重其事,爸爸善意地对我说:“去吧,去吧!”
         在游泳池里,他用双手拉我的双手,我低下头微笑着看他,像看我最小的弟弟。
         他后来没再找过我了。
           文革后,上演一部电影“大宅门”,荧幕上打出的编剧是“朱大年”,不知是不是他。
 
第四十章
          小学五年级时,我迎来了我的的初潮。也经历了我的情窦初开。这件事情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于我却是刻骨铭心。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因为经常在一起参加社会活动,我“爱”上了六年级的一个姓姚的男孩,他当然不知道。快过年的时候,我很冒昧地送给他一张贺年卡。没有告白,只是祝他新年快乐。令我永世难以忘怀与感激不尽的是他回了我当时很贵重的礼物----一本畅销书”跟随毛主席长征“,作者是陈昌奉。在书的里面夹着一个菊花贺卡,祝我达到三好生的标准。
 
           这一送一还的两次我们没说一句话,也没了下文。原因是我愚蠢无比地把这事儿与梁丽丽分享。她“出卖“了我,告诉了班主任张老师。老师跟我谈话,这事儿到此为止了。
 
           最好的是除了梁丽丽和张老师再没人知道。梁丽丽可爱之处在于没给我散布。这可能得益于她本人惨痛的教训,在不久前,她托女生马花清送了一封信给男生苏平仲(马、苏均为我们同班同学),信中写道:“......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人人皆知,马花清从此得了”红娘“的雅号。梁丽丽从此在班上孤立万分。
 
           只有我理她,她告发了我以后,我和她还是好朋友,我们俩有许多事情要一起做。我们俩和回国的志愿军叔叔通信,和少年宫篝火晚会上认识的藏族女孩得结央金通信,
我们俩还要一起参加活动。
 
           姚同学顺利地考上了四中,我们顺利地升入了六年级。
 
          6、7年后的文革中,有人告诉我,姚同学被红卫兵打了,说他是流氓,我问:“他怎么流氓了?” ”说他戴墨镜,穿拖鞋、骑自行车。“我想,这不是主要的,红卫兵敢欺负他,因为他出身资本家。
 
          因为“流氓罪“被打的还有李群弟,她是我小学同学同学,出身正黄旗,因为长得太漂亮。我的邻居发小林萍,被剃了十字头,......
 
           文革史专家,我的同学王友琴前年告诉我,在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室里,红卫兵打死了一对情侣,她查出来女孩十八岁,名字叫关雅琴。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发生在天津的某个中学,红卫兵打死一对情侣,强迫校长搂他们的尸体跳舞,校长不堪受辱,自杀了!
 
      
           (202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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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陶洛诵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21年6月27日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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