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章）/陶洛诵

九十年代初期，我在悉尼接到北京三弟妹常洁的电话，说有一个叫鲍秀荣的中年妇女，到我家，自称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要我的电话，说同学聚会，想跟我联系。我问：“她是不是有一只眼睛是斜的？”弟妹说：“是。” 我说：“是我的同学，给她吧！”弟妹说已经给了。

鲍同学是我们班功课最差之一，她和张琦都住干面胡同，又是对门，班主任董洁老师指定张琦和她一个学习小组，帮助她。指定我和住内务部街的另一个女孩差生张兰亭一个学习小组，我每天帮她到天黑，最受不了是她家高悬在屋顶上15度的微弱灯泡，看书极其吃力。

张琦带我去过鲍同学家，她妈妈去世了，她家养鸡，她正在剁鸡食，我还帮她剁了两下，我从小就爱帮别人干活儿，在家却连一块小手绢都没洗过，因为家里的活儿从来用不着我。顺便说一句，我小学和高中，在班上的劳动是最好的，初中差一点。

鲍同学是个独门小院，她请我们打克朗棋，我们打不过她。她初中毕业当了十三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上师大女附中有时座她卖票的车，还帮她收票。

那个张兰亭初中毕业也参加工作，分配在东四邮局卖邮票。我在白洋淀插队的时候，临回村前去邮局买邮票，正好是她卖给我，她洋洋得意地翘着椅子，（我怕她摔过去）不怀好意地问我：“梁丽丽在哪儿呢？”我说：“不知道。”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邱婉梅，她和我少年宫文学组的朋友黄以平是小学同班同学，她们俩长得都很漂亮，都住在离我家不远。黄以平的爸爸是科学院地理所所长，她初中高中都是101中，后来在澳洲听作家原101中的田沈生说让插队时，黄以平为找不到好地方直发愁。而家庭生活困难的婉梅没上高中，上了护校。我插队回京，看见她和朋友春风得意地骑着自行车，她对我说：“除了上班，我们就到处玩。”

那时候，妈妈非常羡慕这些留在北京的女孩，说：“谁让你们功课好，上高中要去插队。”我却从不曾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一分钟！

在接到常洁弟妹的电话不久，我接到了史家胡同小学六年（四）班同学聚会打到悉尼我家的电话，他们挨着个儿跟我说话，让我非常感动，越洋电话费那时候可贵着呢！

马花清，她是个干部子弟，小学时，我们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迪拜工作，是会计。

庞其文：”我是你的好朋友庞其文。“是的，她是我一二年级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是温贞芳老师指定的班长，上课前去办公室给老师拿粉笔盒，下课后给送回去。她的父亲是留日自己在家开门诊的医生，东北人。听说文革中，她家被遣返，听到她的声音，我非常高兴。

我在微信公众平台“新三届”上发表过一篇我情窦初开的事件，在这儿我想谈谈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的始末。因为在小学我完成了一种蜕变，从小女孩向少女过渡。

第一次的蜕变时间我思考良久，应该是九岁以后。我清清楚楚记得发生在我屋子里的那一幕，我是搬到了东四才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连着奶奶和陶江的屋子。

一天，我突然感到我的右边胸痛，一种恐惧袭击了我，让我感到孤立无援，我大哭大喊：“我的胸痛！我的胸痛！”

我的爸妈，奶奶和外婆，都跑到我的屋子，围着我，个个都是手足无措被我吓坏的表情。“到底是在哪儿？脱了衣服看看！”

我解开上衣的扣子，指着右胸：“这儿！”所有的眼睛都盯在我的右胸上，我的肋骨一条条，清晰可见，原本平坦的奶头部位微微隆起，肿了！爸爸率先低下头，用他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起，研究了一下，妈妈用惊慌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被男生打了？”我一边哭一边摇头：“没有！”

大家都不知所以然，众口一词说带我去医院。站在最外圈的外婆用浓重的安徽口音说：“该不是发胡子吧？”（胡是核的意思）一句话提醒了除我以外的所有人，他们松了一口气！

我茫然地看着他们散去，剩下奶奶温和地告诉我：“你是长奶，在发育。”并嘱咐我以后有类似的情况不必大哭大闹。

我妈妈总是说我越变越好看。她用令我一种不舒服的眼光关怀我与人的交往。我仅举几例。我的泳泳证丢了，我丢东西是常事，两块五的学生乘车月票我不知丢了多少回。

游泳证上有家庭地址，一个男孩捡到了给我寄回来，写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希望我收到后给他写封回信。我妈妈骗我说她帮我写回信，让我就别写了。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欠这个好心的男孩一个情。

我的要好的邻居朋友关红芳搬走了，她给我写信，被我妈妈看到抬头，她大惊小怪地喊：“是谁叫你洛诵小妹？“

例一，爸爸带我在东单儿童影院楼上第一排坐着，等电影“巴格达窃贼”开幕，后面高一排右上方坐的是周状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比我大，瘦高，帅哥一枚。他主动跟我攀谈，我就扭过身子和他谈话，电影开幕了，他迅速把手压在我放在椅背的右手上，我不知如何是好。最怕的是被旁边的爸爸看到。过了好一会儿，周状环才放开我，我想爸爸肯定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次，我已经上初中一年级，我出落得美丽苗条。小学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叫朱大年的男孩到我家找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我家门的）。他比我矮一头，活泼可爱，我叫他“小豆”。那天，他穿戴整齐，新的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绸子红领巾。手里提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烙饼。他约我去游泳。

文革后，上演一部电影“大宅门”，荧幕上打出的编剧是“朱大年”，不知是不是他。

小学五年级时，我迎来了我的的初潮。也经历了我的情窦初开。这件事情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于我却是刻骨铭心。

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因为经常在一起参加社会活动，我“爱”上了六年级的一个姓姚的男孩，他当然不知道。快过年的时候，我很冒昧地送给他一张贺年卡。没有告白，只是祝他新年快乐。令我永世难以忘怀与感激不尽的是他回了我当时很贵重的礼物----一本畅销书”跟随毛主席长征“，作者是陈昌奉。在书的里面夹着一个菊花贺卡，祝我达到三好生的标准。

这一送一还的两次我们没说一句话，也没了下文。原因是我愚蠢无比地把这事儿与梁丽丽分享。她“出卖“了我，告诉了班主任张老师。老师跟我谈话，这事儿到此为止了。

最好的是除了梁丽丽和张老师再没人知道。梁丽丽可爱之处在于没给我散布。这可能得益于她本人惨痛的教训，在不久前，她托女生马花清送了一封信给男生苏平仲（马、苏均为我们同班同学），信中写道：“......我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人人皆知，马花清从此得了”红娘“的雅号。梁丽丽从此在班上孤立万分。

只有我理她，她告发了我以后，我和她还是好朋友，我们俩有许多事情要一起做。我们俩和回国的志愿军叔叔通信，和少年宫篝火晚会上认识的藏族女孩得结央金通信，

6、7年后的文革中，有人告诉我，姚同学被红卫兵打了，说他是流氓，我问：“他怎么流氓了？” ”说他戴墨镜，穿拖鞋、骑自行车。“我想，这不是主要的，红卫兵敢欺负他，因为他出身资本家。

因为“流氓罪“被打的还有李群弟，她是我小学同学同学，出身正黄旗，因为长得太漂亮。我的邻居发小林萍，被剃了十字头，......

文革史专家，我的同学王友琴前年告诉我，在师大女附中化学教室里，红卫兵打死了一对情侣，她查出来女孩十八岁，名字叫关雅琴。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发生在天津的某个中学，红卫兵打死一对情侣，强迫校长搂他们的尸体跳舞，校长不堪受辱，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