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早春传第十章
陈寿昌
第 十 章 友 情
冯雪峰
1903年6月2日，出生于浙江义乌赤岸乡神坛村。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结识了鲁迅，编辑出版《萌芽》月刊，并与鲁迅共同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
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 。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陈早春与冯雪峰是忘年交，早在学生时代陈早春就知道冯雪峰的大名了，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大学的教材里。等到一九六五年他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谜一样的人物，那时他已经被打倒了。
一九六五年底陈早春从河南省四清所在地回北京过春节，大年初一，他所在的编辑部副主任叫他和另一位单身干部去北新桥的家中做客，那里离冯雪峰的家很近。晚饭后，副主任力劝他俩去冯雪峰家看看，并说“雪峰身上集中了许多红军老干部的优点，不少群众把他看作革命干部的化身。一九五七年，上面将他划为右派份子，不少人号啕大哭，有一位老作家，社的副总编辑甚至说：‘我是雪峰派，他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
来到雪峰家门口，还没敲门门就开了，冯雪峰一迭声地说：“欢迎欢迎，我早知道你们来了，你们在北京没有家，就该到同事家过节，热闹热闹。”这天，他们一直聊到深夜才离开，冯雪峰将他们送到大门口，频频招手告别。
一九七二年，由于出版鲁迅著作的需要，冯雪峰从五七干校调回社里，早一年回到社里的陈早春和孙用去看他。自此以后每一个星期他和孙用都要去看望冯雪峰，冯雪峰也常来他们在红星胡同的住地回访。
经出版局革委会的批准，冯雪峰可以参加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了，他很高兴，可是他不知道是王仰晨同志经过多番努力才争取到的，而且还有许多附加条件，如，一，不能参与编选、注释等重要工作，只能做一些资料性的工作，二，不许对外，不要来社里办公，以防“不良”影响，三，凡外来向他了解鲁迅的人，必须经组织批准。这些限制，王仰晨不敢告诉他，陈早春也不忍心告诉他，所以冯雪峰一直蒙在鼓里。冯雪峰是鲁迅研究的通才，有不明白的地方，只要一问冯雪峰就迎刃而解。
“文革”期间，陈早春与冯雪峰谈论最多的是当时的时事与政治。冯雪峰有着特别繁感的政治神经，不愧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预测到即将来临的政治风云，从一些正在飞黄腾达的跳梁小丑的行动中看到他们的可悲下场。他对林彪、“四人帮”痛恨至极，当林彪红极肆虐时，冯雪峰也不怕隔墙有耳，高声斥责道：“庆夫不死，鲁难未已。”林彪死后，四人帮又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冯雪峰借用鲁迅的话一个个进行反斥，他说江青（他常用三点水来代替）是个惯行妄妇之道的嬖幸，王洪文是上海滩上的浮尸；而对姚文元有时称之为文痞，有时又称为破落户的飘零子弟。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曲折的斗争，小道消息满天飞，冯雪峰那时已在病中，他和陈早春一见面就是互相转告小道消息，分析它的可靠性。在他病情严重，只能用笔交流时还向陈早春说：“三点水这伙人，日子长不了！即没有枪杆子的支持，笔杆子也很拙劣，民愤太大，受蒙蔽的老干部人数微乎其微，成不了气候。他们是梁上君子，只能偷偷摸摸地行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末日，我也要争取活到那一天。”
在文革时期很多知识份子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多有怨言，陈早春也一样，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他向冯雪峰做了倾诉。冯雪峰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说他的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并说，毛主席百年之后，是非功过将引起争议。这天，他向陈早春讲了在瑞金时他与毛泽东秉烛夜谈的情况，讲了毛泽东与瞿秋白的友谊，讲了他从上海给毛泽东带礼物的情形。他即谈正经事，也讲许多生活中的小故事。
那天，冯雪峰留陈早春吃过便饭之后，又继续分析毛泽东在解放后所犯的错误，列举了一些事实，认为他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走群众路线，被坏人包围了。他向陈早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国际共运的时代背景，分析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分析，大都与后来党中央所作《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吻合。
在冯雪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向陈早春表述最多的就是关于自己要求重新入党的问题。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各方面情况有所好转，有一天晚上，冯雪峰又向陈早春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的愿望，说打算向出版社正式提出申情。
陈早春听了禁不住流出了眼泪。
陈早春知道，在当时的处境下，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于是委婉地告诉他：一九五八年将你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名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您解决，为您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
冯雪峰像小孩子一样问陈早春：那么你看还有其他别的方法吗？
陈早春说，可以用走上层路线的办法，通过您的老朋友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
冯雪峰听了默默地点头。
在冯雪峰的感召下，陈早春提出了入党申请，秋天就批准了。但他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冯雪峰，怕刺痛他的心。他去看望冯雪峰时告诫自己不要说这件事，但一进门冯雪峰就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特大的精装书，端端正正地送给他，并翻开扉页，只见上面写着：
早春同志入党纪念。
一九七五年十月冯雪峰。
这是一本德文版的《马克思纪念册》。
以前冯雪峰送给陈早春的书，包括他一直珍藏着的一九三七年许广平送给他的特精装本《鲁迅书简》都重未签过名，唯独这一本签了名，可见其神圣的感情和厚意。
这年年底，陈早春要回湖南老家探亲过春节，临走的前一天去向冯雪峰告辞。冯雪峰正躺在破旧的沙发上闭目养神，身体极其虚弱。得知陈早春的来意后，神情变得阴郁，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强装笑容地说：
“看来，我怕不久于人世了，吃什么药也不顶用。人总得一死，这是自然规律，没有法子的。只是我以前从未想到死，生平还有三件事没有赶着做完……”
他说话已失声，说起来很费劲，但还是强打精神，一口气把三件事说完：
-
看来，我难以等到自己的组织问题得以解决的那一天了，我如果能
够多活几年，相信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第二，关于鲁迅的文章，这几年把要写的文章，刚想了一个眉目，一点没有动笔写。本来是有话可以写的。第三，关于太平天国的小说，我是总想弄完，现在怕只能撒手不管了。中国这么大，作家这么多，有无我这本书，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我始终相信，这本书写成了，多少可以给创作界添补一点新东西。
陈早春听到这些近似遗言的话，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
冯雪峰见了，怕陈早春难过，忙把话题转过来问他家里的情况: 小孩几岁了，该上学了吧？
一九七三年孙佩华带着孩子来探亲时，冯雪峰曾见过他们，还给他的孩子送了一架玩具飞机。告别时，冯雪峰抱歉地说：你看家里又没有人，不能给你的家属送一点礼物。代向他们问个好吧。
陈早春的假期还没有过完，就得到了冯雪峰去世的消息。等他回到北京时，遗体已经火化，未能看到遗容。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严格限制人数，不准放哀乐，不准致悼词，陈早春要求参加，但因为当天要下干校，请求参加追悼会没有被批准，成为他一生的憾事。
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生于北京，女，作家。清华大学肄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建国后，历任《中国青年》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享受副部级待遇），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文学期刊工作委员会主任。2002年1月2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5岁。
一九六五年，陈早春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韦君宜的麾下做个小编辑。陈早春所在的办公室就在韦君宜办公室的隔壁，低头不见抬头见，韦君宜除了在工作上和大家接触外平时很少和大家交流。有一次，陈早春乘公共汽车去上班，正好与韦君宜碰了个正着，那时候领导没有专车，不是步行就是和普通人一样挤公交车。他主动和韦君宜打招呼，她却滴溜着眼珠，看了陈早春一眼，就毫无反应了。弄得他好尴尬。
陈早春仔细打量她，见她在那里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服装，上衣的扣子没对准扣眼，前襟一片长一片短。裤子前后片也不对称，裤线溜到腿后去了。肩上斜挎着一个布袋子，不住地耸鼻子、扶眼镜。下了车，他们一起走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此以后，陈早春说他再也没有主动和她打过招呼，迎面碰见了，他总是侧身让过。
在上级的眼里，韦君宜是属“右”的，一些革命性很强的人也这么看她，在反右派运动中她差点划成右派。但大多数群众却喜欢她这样的人，认为她有人情味，在中年时就叫她韦老太了。
一天，陈早春的夫人孙佩华正在家里收拾卫生，就见进来一个穿着很随意的女人，戴着一副眼镜，左看看右看看一句话也不说，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后，仍是一句话也不说。那时，孙佩华刚来到北京不久，还不认得社里的人，忙问，老师您贵姓，是找陈早春的吗，他出去了，一会就回来。这人也不回答，从兜里掏出十块钱放在桌子上，头也不回地走了。孙佩华见状，忙拿起钱追了出去。可是这女人死活不收。陈早春回到家，孙佩华就对他讲了这件事，描述这个女人长得样子。陈早春一听就知道是韦君宜，忙拿起钱追了上去。韦君宜说，这是我私人的钱，不是公家的钱，给你补贴一下家用。
韦君宜人很随和，从不与人争执，也不拘礼节，但有时却又很固执。一九九0年的时候，韦君宜患过一次脑溢血，后来又中风，正准备去上海就医。那天，陈早春刚上班，就听电话铃声不停地响，拿起来一听，韦君宜急匆匆地说：
早春，快点给我安排担架来，把我抬到新闻出版署署长办公室去，我有要事跟他谈……他们岂有此理！
陈早春还是头一次见她这么着急，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韦君宜的家里，了解情况。一进门见地上放着去上海的行李，原来她买了当日下午的火车票。她坐在轮椅上不满地说：
出版社的干部，我离任后一个也没有管过，你当社长，我也没管过。但这次新闻出版署打算安排来的这个干部，我非管不可。他到外面当什么官，哪怕当国家主席，我也不管，但来到人文社当总编辑不行，就是当编辑也不行。这个人，是我瞎了眼，瞎了眼，把他扶起来的。他绝对不能回来，因为我对他太了解了……
陈早春一听是这么回事，放下心来，费尽口舌安抚她，最后，她答应只给出版署长打个电话，说明她的意见，不再坚持去见署长了。
一九八四年韦君宜坚持离任回家，机关给她开了个欢送会。在会上，她谈得都是内心的感慨，她说：
“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哽咽着擦眼泪。
韦君宜是位卓越的编辑家，凭她的慧眼经她手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文学方面的英才，出版了不少名留青史的著作。
韦君宜病了后，陈早春经常去看望，但韦君宜已经丧失了记忆，面对陈早春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时隔不久，她的女儿打电话给陈早春，说妈妈记起来了，你就是在鲁编室干过的那位。
牛 汉
牛汉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1923年生于山西定襄县，蒙古族。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1940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写诗，获全国优秀新诗集获，马其顿节杖奖，曾任《中国》杂志执行主编、《新文学史料》杂志主编。
牛汉被称为中国作家的硬汉子，笔者在与牛汉的交往中，他给我讲过两件事足见其“硬”，他曾对笔者说，在现代文学馆的一次纪念冯雪峰诞辰百年的会上，他发言说，毛泽东从来不看鲁迅的书，看不起鲁迅。有人问，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又说鲁迅是伟大的旗手、新文化运动战线的主将呢？他说那是毛泽东搞的阳谋，当时国统区的文化人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毛泽东，没有一个文化的首领，为了政治的需要，国统区要找一个众望所归，能团结大家的人，经过冯雪峰的介绍，毛泽东选中了鲁迅，所以说是阳谋。
牛汉性情耿直，没有媚骨，不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协为1983——1984年优秀新诗集颁奖时，他获奖了。但在接受奖状时，他竟然不与授奖的中央领导胡乔木握手。
牛汉是二00四年马其顿“文学节杖奖”获得者，这样的诗人作为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当之无愧，他说中国作协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时，他确实是评委之一，负责诗歌的评选。在评选时，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要把他写序的《邓小平之歌》评上，牛汉不同意，说那是政治不是诗。但这位书记坚持要评上，他说如果要评上去我就退出评委会，说着提起包就走了。从此后，鲁迅奖的评委再也不见牛汉的名字了，他说现在两人见面了都不说话。
陈早春与牛汉打了近五十年的交道，一起审稿，一起下干校，一起编刊物，交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在审稿会上，陈早春是刚来的新兵，初生牛犊不怕虎，有话直说，没想到运动中久受挫折的牛汉也像个小孩了一样，直率的很，有什么说什么，陈早春很佩服他的见解和胆识，引为同道。在会上，小说组组长宣布，陈早春审稿这一关已经通过了，但他的书评写的太学院派了，要改变文风。牛汉附在陈早春的耳边悄悄说，学院派有什么不好！
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清理阶级队伍”，牛汉当时除了头上的“胡风份子”的帽子外，还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社里几次派出革命性很强的干部，到公安部查档案核实，但都没有查清楚。工作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陈早春，于是他就一个人到公安部去查档案。关于牛汉的档案一大摞，要逐一翻看得好几天，陈早春随意一翻，翻到了他在西北大学的材料，得知他是西北大学“真理卫队”的队长，听从中共地下党的指挥，充分说明了他的光辉历史，没有一点污点。陈早春逐字逐句抄了下来，加盖了公安部的公章，回来交给了工作组。他将此事告诉了牛汉，牛汉拍拍他的肩膀表示感谢。
一九八四年牛汉离休了，陈早春接任了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牛汉反聘回来做《新文学史料》主编，新文学史料隶属于现代文学编辑部。一次，陈早春感冒发烧近四十度，在家里休息，忽然接到秘书室秘书陈琼电话说，XXX编辑利用工作之便，盗用了《新文学史料》的重要档案材料，拿去写文章在别的刊物上抢先发表了。牛汉气愤极了，扬言要揍他。陈早春了解他们俩的脾气秉性，真怕他们打起来，于是抱病赶到出版社开会，进行调解。但XXX不但不认错，反而跟陈早春没完没了地吵起来，而且对陈早春一直忌恨在心。好在那次牛汉没有到场，虚惊一场。
一九八三年，一位新提拔的年轻副总编，主管现代文学编辑室。本来牛汉具有终审权，但经他终审的稿子还得送副总编签字才能发排。一次牛汉见到这位副总编签过字的发稿单，当着陈早春的面撕得粉碎。这两个人都是陈早春的朋友，陈早春不得不去当和事佬，做双方的工作。
《新文学史料》在牛汉的主编下，海内外影响很大，牛汉的编辑思想很明确，就是实事求是，拨开云雾，拉开帏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也引来一些非议，说什么刊物成了胡风派，雪峰派。听到这些，陈早春在私下对牛汉说，可以登一些周扬那一派的文章。牛汉说，我已经向他们发信了，但没有反应，接到的稿子更是很少。有人提出要撤换牛汉的主编，陈早春没有同意，而是采取了变通的方法，让自己和牛汉同时担任主编，但私下对牛汉说，业务的事还是你当家，我不插手，出了问题我负责。
李曙光
李曙光，笔名黎之。做过纪者，编辑、从事各种文体的写作，曾是周扬、林默涵手下的笔杆子。
李曙光是个老革命，生活作风非常朴素，总是一身平民百姓的服装，从没看过他西服革履。他是个副局级的干部，却从不坐单位的小汽车，总是以步当车。家里住房也很逼仄，陈早春曾让他写个申请，给他分一套好一些宽一些的房子，却被他婉拒了。
李曙光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时还是个“小八路”，一九七三年从中宣部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陈早春成了同事，也成了他的上级。先在现代文学编辑室当副主任，一九七八年任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
那时候出版现代文学都要由李曙光签发才能出版，陈早春编好的书稿也拿去请他终审。书稿送到他那儿，他抽看了一下，说：“你们比我懂得多，照发吧。”
陈早春曾私下和别人说他是个甩手掌柜子。后来陈早春才认识到自己的看法错了。他在终审书稿时，凡认为有经验，有水平又有责任心的责编编发的，他只抽查一下，对别的编辑则看的非常仔细。在一次评定职称的会上，由于被评对象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多数评委都投了赞成票，只有他投了反对票，他列举了这人在编发稿件中的许多硬伤，不仔细审查是决不会发现的。
一九八三年，国家出版局决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行职称评定的试点工作，社里成立了评审委员会，李曙光是评委兼办公室主任，陈早春是办公室副主任。职称评定是第一次搞，谁都不知道怎么搞。要评审总得有个条例做依据，而大学里一九七九年就开始搞了，他们选定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为学习的单位，李曙光让陈早春去取经。陈早春回来后，参照他们的条例，起草了一份《编辑业务职称评定条例》，李曙光看后，一字没改交评审委员会通过了。
在评审会上，韦君宜提出了XXX应当评为编审，陈早春觉得这个人确实符合条件，但从横向来考虑，同样资历和水平的人也不应该漏掉，因此陈早春又提出了应该补评的四个人，和李曙光一说，李曙光完全同意，马上转告了评委会，这四个人也都评上了。
在评审工作这个阶段，两个人配合默契，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没有发生过磨擦 。
一九八六年，陈早春被公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他曾五次找到国家出版局提出辞职，说自己不能胜任。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托他的朋友也在出版社当副社长的人捎话，说，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需要有人出来制衡。他明白这个意思后，又跑到出版局，推荐李曙光来担任总编辑。
主管人事的副局长说：你们社的人员情况，我们很了解，李曙光有很多优点，资格也老，但他较软弱，关键时刻顶不住，不如你硬气……我们就看上了你这个湖南人。
陈早春无话可说了。
一九八五年韦君宜将离休，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交由群众选举产生。选举结果上报后，中宣部没有批准，而是派了新社长来。李曙光向陈早春讲了中宣部这样安排不为人知的内幕。
一九八七年，中宣部文艺局在涿州召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会，陈早春也参加了。在会上他看到一些作家被打棍子，戴帽子，火药味十足，他十分反感，半路就溜号了。回来他将情况对李曙光说了。
李曙光说，不要再去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事，出版社在审稿时把好关就是了，不必参加这样的大合唱。
会后，有人要求将会上的一些主旨发言和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早春以当时能想到的理由婉拒了。婉拒后他向主管这方面书籍的李曙光打了招呼。李曙光完全同意他的做法。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风波，也波及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天安门广场出动军警清场的前两天，社里正在开领导班子会议，后院吵吵嚷嚷，几位“群众代表”冲进会议室，要求交出仓库的钥匙，他们要去拿支援学生绝食斗争的物品。
陈早春镇定地说，一，仓库里只有桌椅板凳，信封信纸，图书的纸型，没有吃的也没有用的，二，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国家的，我无权动用。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等革命群众走后，李曙光说，你马上走。我安排两位年轻的社领导为你放哨探路。
陈早春没有溜，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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