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幽默
大风
三生有幸，居然能住进如此宽绰的屋子。这是公社小会议室。四壁洁白——大约才粉刷过一个多月吧。屋角并拢的两张长椅子上放着一床旧被子，虽黄中带黑，但还认得出原来是白的。“床”边一张方桌，上面孤零零的放着一本书，是翻开的，标题上有红杠，是革委主任亲自指定的必读文件，限我三天背熟。房门口和桌子边还有两把长椅子。墙上挂着两幅宣传画，一律鲜红。这就是屋子里的全部陈设。
门口长椅上坐着一个小青年，不住地打着呵欠。他不多说话，很和善。比起前一阵的十人“警卫班”的气焰来，简直天上地下了。
我坐在那临时铺位的一端，也就是桌边，拿出昨天弟弟送来的叶子烟，一张一张地轻轻理开，慢慢地撕下骨头，又细细地撕成丝线一般的细条，放在一堆。将烟叶掐成一节一节的，又鉴别归类：最好的为第一类，有一点洞的为第二类，洞较多然而尚成块状的为第三类，太烂的为第四类，骨头丝为第五类。先拿第三类一张，加一些第四类的，再加第五类的几丝在中间，裹一个雏形，再用第二类的一张裹一层，最后用第一类一张像绑绑腿一样缠一道，就大功告成了。像雪茄烟那么长，中间大两头小，光光生生，比买的烟卷还精致些。只是没有糨糊，便在头子上轻轻一拧，成为一条细而尖又微翘的尾巴，生动极了，别致极了。
裹完一批，向门口那青年要个火，深深地吸一口，鼻孔里徐徐冒出两股青烟，一圈一圈袅袅上升。烟斗上的烟灰矗立不倒，像一支光亮的粉笔，我真不忍心抖掉。慢慢地品味，悠闲地欣赏，我陶醉了。良久，才找来棕叶，二十支捆成一捆，放在桌边；总共捆了五捆，剩三支零的。五捆烟用旧报纸包起，好大一封，如果放在摊上去卖，一定会招徕许多顾客。这样就消磨了大半天时间——看看太阳已经打斜。这把烟大约可以卷一天吧。
清阶开始，我是全区一号，想立功、升官、邀宠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曾经失势刚被“解放”的当权者和强弩之末的造反派——都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最大的鱼无论如何要网住。从大队游斗到公社重点突破，触及皮肉的暴风骤雨时有发生，我居然活下来了，而且，椐说还长胖了，真是奇迹！而我的“爪牙”有两位“自绝于人民”，丢下白发老母和娇妻幼子，其中有我儿时的朋友金哥，牵连到他，我终生负疚，将另文悼念；另一位是与我淡交的太元，想不到会牵连到他。根据提审和外调的情况看，这一网至少牵连一百多人，唉，实在对不起许多朋友和一些素未谋面的无辜者。另有几位自杀未遂，还有几位被迫编造神话，公推我为“总头目”。我无处可推，无处可躲，只有硬抗。
记得在大队时，一个霜冻的清晨，大队周副支书——我远房侄女婿，平时很亲善——叫我交代组织纲领和章程，我没法写。他指两条路由我挑：一条是回屋去写，一条是下塘捞沤肥的青柴。我脱了鞋袜，跳下结冰的水塘。钻心刺骨，一会儿双脚就麻木了。几次叫我起来，我不肯，反正感觉不到冷了。副支书无奈，叫我不写也起来。起来一看，鲜红的脚太漂亮了，虽走不稳，但还在发热呢。
大队的千人斗争大会上，民兵连长周某声嘶力竭地领头呼口号，从“最大的、另一个”到“省最大的、县最大的”都打倒之后，就轮到“打倒反革命分子”我，我居然与刘、邓、李、董平起平坐了，有些荣幸，有些滑稽。有一个戴红袖套的小卒指着我吼：“你还笑，笑什么？”我只有赶紧低头咬住嘴唇。
到公社后，我更煊赫了。那阵势——庞大的专案组、警卫（看守）班，外调人员游逛到甘肃、新疆、陕西、云南、重庆和全省各地，捞回不少稻草。轮班昼夜逼供，渣滓洞的法术也用上了。原来与我相熟的人，甚至亲善的人，也变了脸，如贺副书记三年前当小队会计时是我和堂弟交好的朋友，曾互换图书，交流心得，现在指挥吊打我了；看守班蒋班长，读过书当过兵，新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算得上农村知识精英，我们同一个生产队，交往甚多，原来是我棋友，而今他虽不直接出手，但暗中指挥。真是人心叵测！置之死地而不让死，几次以“大案要案”报县公安局批捕，都被以“证据不足”退回了。于是更增加火力，轮番轰炸，可是也未将我煨熟、扬烬——尽管已无完肤，欲死不能。这么惊天动地，这么兴师动众，这么鸡犬不宁，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真不甘心。我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日子就好过吗？县公安局两次派人来找我，我请求带我走，我未进过真正的监狱，也许比这土牢美妙些吧。他们只笑笑，走了。于是，就将我转移到此闲置起来，看来我成了“鸡肋”——魏武大帝也不想啃。
紧张、激烈的日子过去了，成天坐在公馆里，实在太清闲了。无聊也无赖，只有回味着、等待着、观望着。百思不得其解，不知这胜过天方夜谭的滑稽闹剧的编剧和总导演是谁。我不知怎么收场，也不知他们怎么收场。
这个临时监狱我非常熟悉，也很滑稽，居然是我的“老房子”。祖父五弟兄分爨时这里分给幺爷爷，我们在距此五里的河堰嘴建新房，我的哥哥们都在老房子出生，我则在新房出生，却常常到老房子走动、玩耍。改朝换代后家破人亡，五大家都被扫地出门，这所老房子面目全非，一半成了小学校，一半成了公社，现在这间屋本是客厅，他们居然这么款待我这个贵客。重门深院，高墙厚壁，逃无可逃，祖辈建房时没有想到他们的后辈子孙会被囚禁于此吧。
突然，门口喳喳的。仔细听，才知有人想进来，门卫不让。
“我老远来，就是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传得很神的，莫非有三头六臂？”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不行，得革委批。”
“看吧。”我走到门边，“我就这个板相。”
原来是个白发大娘，拄着竹杖，颤颤巍巍的。身边带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们不眨眼地看了我十来分钟。“这个样儿，糟老头。我还以为……”失望地慢慢走了。
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摸摸乱草般的须发，我笑了。我这模样——
一会儿，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公社蒋秘书，穿一双厚皮鞋，挺着胸，头发向上耸立，大概要使矮小的身材显得魁梧些吧。后边两位比他高大些，都戴者鹅蛋大的像章，金煌煌的。一个上黄下蓝，一个上蓝下黄，大约是两弟兄合穿一套军装吧；不过，凭我的直觉，他们并没有当过兵，那衣服似乎太黄了一点，举动也不像。
“雷公，恭喜恭喜，你天天生意兴隆，外调的川流不息。”秘书幽默地一笑，“今天这两位同志找你，你要老实交代。”
我磕了磕烟灰，“唔”了一声，眼睛看着书上，静静地等他们开口。
秘书请那两人坐下，对他们笑一笑，走了。
那两人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上黄突然吼一声：
“站起来！叫你站起来！”
我缓缓站起来，依然不看他们。
“你叫什么名字？”
“雷公。”
“多大岁数？”
“三十二。”
“才三十二？”
“唔。”
“你这个反动大学生，美美的工作不干，跑到农村来干什么？你犯了什么罪？”
“这个……请你们问公社——公社有命令，不准对外乱说。”
“哼，谁不知道你里通八个国家，你遥控指挥重庆武斗，谁不知道你是右派分子，谁不知道你是大同党的总头目嘛！”他见我嘴里仍在冒烟，也点燃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你认识哪些人？”
“很多，太多了。”
“哪些？”
“生产队全部，大队大部分，公社……”我使劲忍住笑。回过头去，门口那青年在掩住口咕咕地笑。
“金堂县认识哪些人？”
“很多，我们隔河就是金堂。”
“你在石龙公社认得哪些人？”绕这么大个圈子，还是自报家门了。
“不，一个也不认识。”
“不认识？哼！你去过石龙几次？”
“没有，有史以来就没有去过，石龙在哪一方也不知道。”
“装疯！今天我代表党，代表政府宣，宣……”
“你好好想想，”上黄还没有“宣”出来，坐在一旁静静抽烟的下黄搭腔了，“党的政策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别人早有揭发，你看，×年月日晚上，你和周×蒋×三个人在石龙东街喝了酒，还作了什么事？”
“我没有去过，我从娘胎里就不喝酒。”
“别人早就交代了，你说了还算你坦白的，不然，我们就要揭发了。”
“你们三个人都举起右手，宣，宣……”上黄又“宣”不出了。
“还是争取主动的好，你不是正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吗？”下黄正翻我案上的经典，“就看你何去何从了。”
“请你们揭发好了。”我突然感到索然无味。
“限你三分钟。”上黄看看表，手腕抬得高高的，凑近鼻眼，仍是金煌煌的，“一、二、三。怎么？”
“你的钟跑得太快了，不过，三天、三年也一样，我没去过。”
二黄一齐站起来，四目圆睁，气势汹汹，看来要扑过来挥拳了。
“二位，请到办公室坐坐。”秘书不知什么时候来的，“让他再反省反省。”
上黄哼了一声，抓起卷宗冲出门去，下黄慢慢跟着。秘书走在最后，出门前回头对我神秘地笑笑。
我颓然倒在铺上，公社喇叭正在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着“万寿无疆身体健康”之声不绝，北京什么大会还在开吧。
突然感到肚子咕咕地叫，我于是不再朦胧，天快黑了，公社食堂又该施我半碗饭了吧。
２０1 8·１２ 于彭山岷江畔
〔附记〕：这是很遥远的事了，完全真实，至今记忆犹新。二十年前写过“二黄”一段，本想调侃一下，不愿再现严酷。这次重写，有违初衷，不得已耳。许多当事人还在，如有冒犯，请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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