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
———知青纪事之四

羊圈头

    当年,我栖居的茅屋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室，而是一排四间的土墙老屋，属于生产队的公房。当头一间挖有一个很大的深坑，用以存放苕种；第二间是队里的时事、政治学习室，摆放有桌凳，墙上除了“伟大领袖”，还有了几幅“最高指示”；第三间原是队里煮猪食的用房，当时空置，便用来安置我；最后一间是猪圈和大粪坑。
    我住了一年多后，情况有了变化，队里安排我住进学习室，原住处让给一对从城里流放下来的老夫妇，从此，我们成了邻居。
    我认为，在这里对他们不用“下放”，而用“流放”一词，要来得准确。我“百度”了一下，这个词条是这样解释的，“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是的，对他们这一类人确是“惩罚”，也就是“一种刑罚”。因为，他们不是干部，带着工资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一年半载还要回来；也不是学生，不管主动、被动，都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手捧一张“光荣证”，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他们是什么人？以阶级划分，他们不属于人民范畴，是阶级敌人。敌人嘛，等同罪犯，当然不讲人道。在那个时期，城里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尽管他们大都年已五十岁左右，但在官方无耻的“遣送安置”名义下，基本上都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垃圾一般统统地扫地出门了，好象这样城里就清除了“污染”，变得更“干净”些。
    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雷霆万钧般摄人心胆，因而具有强悍、蛮横的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有道理可讲，更没有也不可能有地方申诉。命运，随时都可能改变；厄运，随时都可能降临。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在滚滚的革命的狂流中，个人如飘篷、如浮萍，因此，你左右不了自己，你安排不了自己。老夫妇等就如此这般，被抛到这偏僻的穷困山区。象他们这类人，不遭灭顶之灾就算万幸，给你这条“出路”，你还要皇恩浩荡地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当农民，待遇当然与我们不同。我记得知青的安置经费是230元，他们的经费是多少，确数我记不清了，但肯定要比我们少得多。从当时的政策看，广大的知青都要扎根农村，何况他们。而同样身处困境，我们毕竟是小青年，用“伟大领袖”的话说“正在兴旺时期”，还抗得住；然而，他们都是一帮年过半百的人了，人渐趋老，体渐衰微，一生未经体力劳动的磨炼，临近晚年，却置身农村，栉风沐雨，以艰苦的劳作来苟延残喘其余生，其中的辛酸是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顺便补一句，当时流放在我们公社的“阶级敌人”大约有十多个，大都是只身一人，老婆幸免；只有我的邻居老夫妇同是人民之敌，双遭厄运，身陷死地。
    老夫妇的年岁有多大，我没有当面问过，反正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从外表看他们十分般配，高矮相当，身材瘦小，体质单薄；同是两张饱经时代风霜的老脸，沟壑纵横；女的脸色黄而少血色，精神有点萎靡；男的要精神得多，特别是两只眼睛略微鼓凸、显得炯炯有神，给人留下精明干练的印象。
    夫妇俩来的那天是上午，我记得当时的景况，天气阴沉，下着濛濛细雨，春寒料峭。他们只带着两床被子、一张老式的简易木床和一些衣物及少许炊具。没人接洽，就他俩站在屋檐下等我赶回来开门；也没人陪伴，显得很落寞。事实上，他们来此，事先我并不知情，只是得到队里的通知才匆匆赶来的。当时，我就觉得奇怪，我们知青下乡那天，都有亲人相送，一来是亲情使然，二来是看看子女或同胞兄妹重新生活的地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环境，这是人之常情，应该概莫能外。但是，他们却缺了这个“情”。我认识女方的儿子、儿媳，但我从来没见他们探视过母亲。男方亦有一个儿子，听说在百十里外就食，同样，也没瞧见他来看望过父亲。后来，我听说了，他们是再婚，可能是基于此，儿女们心有芥蒂；或许，他们另有苦衷，非正常年代嘛，現在想来可以理解。
    不过，大约半年多后，倒是媳妇带着小孙子来替儿子略微表示了一回孝道，也算是抚慰了一下老父亲孤苦的心。那天中午，我下工回来，女的很高兴地告诉我这个事情。我前趋几步，站在他家的房门边，看见爷爷搂着孙子，吻着孙子，舒心的笑在老脸上括展，嘴上还念念有词······
    考虑到老夫妇和我同样的居住条件，我主动让出我的床位安置母子俩，于是，在当晚我就摸黑赶到邻近一个知青处住宿。但是，第二天中午下工回来，就没有再见到其媳其孙，他们仅留住一宿就走了，老夫妻的欢愉就是这么短暂。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任何亲人，踏足于此。而且，在我记忆中，已没有他俩回城小住一两天的事例，看来事实上他们只有农村这个家了。其实，身处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从流放那天开始，亲人就只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但是，在实际上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他们就是一对孤独的老夫妻,他们就是一双的苦命的老鸳鸯。他们老无所依，唯有相依为命；他们老无所靠；唯有相濡以沫；他们无人问津，只能自生自灭；他们无处求助，必须自食其力。他们胸有块磊，难浇难平；他们心如死灰，“绝望等死”。
    说明一下，我之所以把“绝望等死”打上引号，乃是这四个字，确是男的在和我交谈时,内心无限哀伤的真实吐露。听闻此言，我也有同感，虽然当时我还很年轻，但同遭罹难，我又有何尚没有如此之想，无非等的时间长点而已。然而，毕竟在未死之前还要“等”下去呀，这等的过程就是生存。蝼蚁尚知惜命，何况乎人？不管遭际如何，谁不希望活下去?置此，老夫妻面对残酷的現实，其它的都谈不上了，余下的就是动物的原始本能，既如何生存下去。
    和我们不同，虽说上头高喊“扎根农村”，私下里谁不嗤之以鼻，个个都怀抱希望，盼望着通过招工、入学、参军等跳出“农门”，谁也没有当农民一辈子的打算，时间久了，还走不出那片泥淖，精神上就会泄气，行为上就会懈怠。但他们不行，没有期盼。从政治方面要求，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改造；从生计方面考虑，他们必须和农民一般无二地挣工分吃饭。
    好在我的邻居老夫妇，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既来之，则安之。他们除了购置一些必须的、基本的居家用品和农具外，还买了只小猪，猪崽就养在隔壁的猪圈。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大体了解到，余下的安置经费除了预留未来一年的生活开资外，已所剩无多。在此要解说两句：和我们一样，他们来的时候，生产队早就搞过结算，口粮已经分配完毕，所以，政府为其提供一定时期的粮油供给，用安置经费购买。民以食为天，生存是第一要务，面对未来的日子，他们很清醒。天道昏暗，世道不明，只有自己救助自己了；岂能坐毙，乞食于人，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了。于是，在刚刚安顿下来，处理完一些必要的事务后，他们很块地进入新角色，接受人生更为严峻的挑战：男的出工、苦挣工分；女的在家、煮饭喂猪。夫妻俩就这样打起精神，为来年国家断供后，开启自己救亡图存的余生之路。
    据男的说，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女的风貌俱佳、如花似玉，人称“小美丽”。这话我相信，从她的五官轮廓看，她青春时期是美少女不假。但是，历经政治风浪的吹打，又经农村风霜的侵蚀，早就成了黄脸婆。特别是那一双手，手皮粗糙不说，而且，由于宰猪草时残留的汁液、锤搅煤炭时沾染的黑尘，两者混合，日积月累而形成的斑迹，好象已经渗透到皮肤里，洗也难净，脏兮兮的；特别是冬天手皮皴裂了，尤为彰显。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就是肥皂也是紧俏商品，隔三差五供给一点，连清洗衣被都要节省着用，至于洗手嘛，大都只用清水搓洗了。
    虽然看似弱不禁风，她却表现得很坚韧，把所有的不幸全都埋压在心里，从不吐露。但是，人不是机器，特别是女性，总要脆弱些。从早到晚困在家中，周而复始地做着基本不变的家务劳动；同时，又身陷艰难处境，生活艰辛而晚境凄凉，必然心情沉闷、情绪低沉；当委屈郁积在胸，膨胀得快要挤爆的时候，也就是发泄的时候———我说的是，一墙之隔，听见过她哭过。那天晚上，我因写诗而兴奋，沉醉在写作的迷思中，迟迟未寝。当我定稿搁笔、注意力不再集中时，忽然听得隐隐的哭泣声，其声凄戚；没过多久，就是男的一声沉重的叹息；随即，哀声戛然而止。但是，这并非万籁具寂，人籁绝了，还有天籁：唯闻雨声夹着风声淅沥。
    说完女的，再说说男的。没有城镇人的派头了，他比我们更象农民。晴天一汗，雨天一身泥，除了身体小恙、过年过节、家务俗事等因素，基本上不会缺勤。在人民公社化的大集体年代，精壮劳动力，一个劳动日记工十分，我记得他的每个劳动日队里给了六分，这个分值相对于他付出的劳力大至差不多。其实，他也干不了什么，只能干点挖地、薅草、打窝子等体力付出较轻的农活。举两个例说吧：他曾担过一挑粪肥上山，山路陡窄、曲曲弯弯，很不好走，虽然憋足了劲，却总显得步履不稳，看他脸红筋涨、喘着粗气的样子，好象是经过一番拼死的挣扎，才勉强爬上山来；从此，他再也不干这种农事。还有，插秧时节，他也曾涉足水里，但是，仅仅干了一天，待收工回家后，就俯卧在床上直喊腰疼，忙得老婆不停地为其拍打腰背；自此，他再也不敢下田。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转眼过去一年。我记不起他一共挣了多少工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挣的工分换算成现金，不够夫妻俩的口粮款，必须补钱。好在他们对此已有所准备，之前就把养的大架子猪买了，买猪得来的钱，主要用于补交口粮款和购买小猪崽。
    虽然我们做了邻居，但是，农活辛劳而多疲惫、年龄代沟而少共识，所以，在一起吹牛、聊天的机会不多。現在回忆起来，在有限的闲聊中，我认为其中的一次值得记述。
    白日的酷热消退了，深蓝的夜空缀满了星斗，似粒粒钻石般熠熠闪亮；在周遭山岭的轮廓宛如剪影一般的映衬下，夜空更显得高旷、深邃；一阵阵微风徐徐而来，轻佛着人面，感到格外清爽；沙沙竹叶响，唧唧虫鸣声；真是个美丽的乡村之夜啊。我和男的不约而同地走出茅屋，在星光下闲坐纳凉。
    本来，在晚上我大都爱就着油灯信笔涂鸦，或躺在床上随意翻书，见我也很难得地走了出来，男的好象找到了谈资，话匣子一打开就不大收得住。一杯清清茶，化作絮絮语。在约两个小时闲聊中，我基本是听客，只间或插一两句。事隔久远，他讲的琐事在我的记忆中许多都已模糊，但有些我还记得清晰。在讲述一些往事的时候，兴奋得还为我特意表演了一套拳术；現在看来，完全是花拳绣腿，说不定是某个体育教官的传授。然后，又说到女的，他老婆曾经的绰号“小美丽”，就是在那时颇为得意地告诉我的。他的兴致蛮高，还沙声沙气地歌吟起来，先唱的是抗战歌曲，如“日本的飞机炸毁了我的家”等，我兴趣不大。但是，当他唱起了《夜半歌声》时，其婉转悲凉的曲调动人心弦，很契合我当时的心境。应我的要求，他先把歌词道白一遍，然后把电影故事大略叙述了一遍。之后，我又跟着他唱了几遍，当然，我们是低吟浅唱。这支歌较长，我只记得其中最喜爱的几句，平时也爱哼唱。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直到女的叫他洗浴了，我们才结束在美丽的星光下的坐谈。
    往事如烟，在眼前聚合，又缓缓地散开。我对他们的记忆就到此结束了。不过，我还要交待一下：
    物换星移，历史走进新时期。象广大知青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最终告别农村、返回城镇一样，他们这一类人也获得了赦免，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见到男的最后一面。听说他们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劳燕分飞，他离别古宋去投靠儿子；而女方则依附于女儿，我见到她的最后一次，大约是九十年代初。
    根据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这对老夫妻应该都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