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代（二）长郡简介 由租房到买房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由于到长郡中学去看榜是一清早去的，看完榜时间还早，我和几位被录取的新生一起，怀着愉快的心情对这所我们向往已久的著名中学进行了一番“考察”。

长郡中学位于长沙城南学院街的三府坪，学校大门前有一块空坪(这是否就是地名所指的“三府坪”？不得而知)，学校木质大门两侧是围墙，门上方是门楼，门楼中有一个白色凹下去的矩形门牌，上书“长郡联立中学”六个大字，在这六个字的上方正中还书有湖南二字，长郡中学虽已于1951年秋改名为“长沙市第一中学”，但原在大门上方书写的校名并未被凿掉，只是在大门右侧的墙上挂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竖立的木牌上书“长沙市第一中学”七个大字。进门左侧是传达室，传达室右侧还有第二道铁质栅栏大门，这道门通常是不开的，只有来车或大型物品进出时才打开，有时有学生队伍进出时也打开，第一道木质大门通常是不关的，只有夜晚12点至清早5点才关闭。

传达室配有专人值守，守传达室的是一位姓周的老头，年龄六十余岁，头发已花白，一张园形的脸上佈滿记录着他人生沧桑的皱纹，他为人和善，喜言谈，师生们都称他为：周家大爹，他在这个职位上他已服务多年，每逢节假日同学们没事都喜欢到传达室坐一坐，听周家大爹讲长郡中学的逸闻趣事。

学校范围很大，设施也很齐备，教室、实验室、水池、假山、大操场、风雨操场、小操场、办公室、教研室、医务室、图书館、学生寝室、礼堂、教工宿舍、学生食堂、教工食堂、厨房、洗澡堂、木工房、理发室……一应俱全，大操场里还有一座“汉忠臣韩玄之墓”的古跡。除办公楼和学生寝室是两层木质楼房外，其余建筑均为砖瓦平房，教室宽敞，教室之间有天井相隔，又有走廊相连结。参观完长郡中学之后，心里很高兴，觉得能在这样一所设施完善、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唸书非常幸运。

在1951年由于“土改”使许多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失去了财产和土地，使他们丧失了部份甚至全部生活来源，看到自己在乡下的财产、田地被无偿分掉，都担心自己在城里的房产也遭此厄运，都份纷出售自己在城里的房产換取现金，以维持一家的生活，或换成现金便于藏匿，这导致长沙房价下降。母亲看到这一点，认为这是购买住房的好机会，仅花了1200元便买下了聚福园12号的半幢二层楼房，这是一所两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楼房，进大门便是一个有屋顶的过道，过道两侧是两个小天井，两个小天井的两端，南端是卫生间，北端是洗澡间。卫生间和洗澡间的顶上是两个露天阳台。经过过道便是客厅，客厅与过道连接处为一道与客厅一样宽的木质活动门，这一道活动门由好几扇门组成，这些门夏天可以拆去以利通风，冬天可以装上，以避风和保暖，客厅两侧各有前后两间住房(二楼房间的格局也一样)，客厅后面是一间杂屋兼楼梯间，有木质楼梯登二楼客厅和住房，楼梯为木质。二楼东西两间后房之间有一走廊，走廊靠楼梯一边有木质扶手，此走廊东端的木质天花板上有一米见方的人孔，有简易木楼梯可上到二楼顶面上的人字形阁楼(可供杂物堆放，也是我们躲迷藏时的好处所)。一楼杂屋兼楼梯间后面是一个东西向的小天井，天井两端是两个厨房，厨房靠天井一侧各有二个混凝土水池，一个装饮用水(河水、沙水，后来是自来水)；一个装清洁用水(井水)，每个水池上面都有活动木盖以防尘埃落入水中。

房主为在北正街开米厂和米店的陈炳生先生，陈先生五十来岁、光头、胖子。他早年从乡下进城，在粮食行当学徒，出师后自已开米店，又办了打米厂，陈先生在乡下时由父母包办娶了一位妻子，年纪比陈先生略大，为陈先生生下三子一女，长子己娶了一位彭姓女子为妻，生有一子一女，可能是包办婚姻的原因陈先生的长子与妻子的关系不太好，所以离家长期在湘西贸易公司工作极少回家，彭女士携一子一女住在二楼前面一间房。陈先生的次子在北正街他父亲的米厂帮忙，女儿头脑不十分灵活，十五六岁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未考取中学，在一次慰问荣军的活动中，经当局动员、鼓动嫁给了荣军医院一位残疾军官。小儿子陈海南与我弟弟年纪相仿，当时正在鱼塘街的湖北小学就读。

陈炳生发迹后又在长沙娶了一个小老婆，他和小老婆另居一处。陈先生在小老婆处住的时间多，逢年过节小老婆也会带着她的小女儿到大老婆这边来团聚。陈先生除开了一家米店、一家米厂之外，还在长沙购置了两幢房子分别安置大、小老婆两个家。

聚福园12号的一半房子大概也是基于前述原因出售的。正好被母亲看中买下来了，主要是因为聚福园属长沙市正中心的一条幽静的弯曲小巷(在五一路与解放路、黄兴路与蔡锷路这四条路之间的正方块的正中心，可惜这条我家前后在那里居住了十余年、让我留下了青少年时代许多美好和恐怖记忆的幽静小巷，已在２０１６年前后长沙市的旧城改造中被当局拆除殆尽)，这里没有商店、没有摊贩，到哪里都近便。附近的游击坪是一个大菜市场，鸡鸭鱼肉、蔬菜水菓都能买到，是个居家的好处所，加之距新搬家的广大药房不远，方便父亲上下班(新的广大药房位于黄兴路与新街口交叉处的转角上，就在著名的九如斋南杂食品店的对面)，这所房子以客厅、过道及客厅后的杂屋的中线一分为二，我家买了东边的一半，但东边洗澡间和西边的卫生间为公用，过道两侧的天井每家一个、楼上楼下的客厅各半间，楼上楼下的杂屋和楼梯间各半间、后天井各半个、住房各四间、厨房各一间。

当时母亲决定买房，除了房价便宜和基于金元卷贬值的教训，害怕当局发行的货币贬值，而当时当局又禁止金条、光洋(银元)等硬通货流通，已无法用它们来保值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家原租住的青石井1号的房东周吉蓀先生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一是收入锐减，乡下的田产、房产已被贫下中农瓜分，还退赔了大部份财产、现金，家中历年年辛勤所得积蓄几乎丧失殆尽，仅靠租给我家的一点房租和药王街大有绸布庄的收入和大儿子周泰康在湖南大学当助教的工资收入要维持一家14个人的生活己感十分拮据。

因周家大爹的大女儿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念大学、二女儿在贵阳念大学、三女儿和小儿子在念高中、小女儿念初中，雇的老佣人刘姥佬已在周家做了近三十年佣人，周家的子女都是她带大的，现在又在带周泰康的儿女，刘佬姥终身未嫁，又没有什么亲人，她祘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周家了，周家也答应为她养老送终(后来刘佬姥随周泰康一家去了武汉，周泰康履行了周家的承诺，为她养老送了终)，雇的一个中年佣人我们都叫她彭妈，她有一个年纪和我相当的女儿，和她一起在周家吃住，她的这个女儿叫彭杏云长得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只可惜因家境困难，长那么大了还没有念过书。周家全家大小共计十四口人的生活费用(周家又是大户人家过惯了较为优裕的生活，这笔费用比常人更高)，再加上子女们的学费，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是促使周家大爹作出卖房决定的重要原因。

此外，“解放”后因连年战争民众普遍陷入贫困状态，原来有钱的人家和官员或携财产逃往台湾、港、澳；或移居国外，带不走的财产也被当局罚没，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家的财产也多被瓜分一空，剩下当时还有点财产的城市资本家、商人也多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运动也被勒索得差不多了，还有点财产的，也怕被人知道，都要装出贫穷的样子(那时以贫穷为荣)，男士们已很少有人敢西装革履，女士们也已不敢再花枝召展，无论男女都是清一色的灰、兰色的中山装、列宁装(“解放”初流行的一种大披领、斜口袋双牌扣的女式服装，当局称是苏俄的列宁设计的一种女式服装，故名之为列宁装)。大家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有钱。

记得在1950年，因“解放”后那些经营西药的洋行都己迁离大陆，而当时我国西药基本上全靠从欧美进口，所以“解放”后只能到香港的洋行去进西药。那时共产独裁政权初建，各方面的控制尚未严宻到后来那种天衣无缝的地步。当时只需到公安局去办一张港澳通行证，便可轻易往来于大陆与港、澳之间。父亲到香港去采购西药时，在香港的一家童装店看到一件英国出产的花呢儿童夾克，适合10-13岁的儿童穿，父亲认为很漂亮，便花了二十几元港币把它买下了(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为家人添置衣物。父亲认为购置衣物都是母亲的事，父亲出差时帮儿女们买的是玩具、文具和书藉)，拿回家一看那件夾克的确很漂亮，紧口袖和夾克下部的紧身都是由两层澳大利亚黑色细羊毛线织成的，身上和袖子是翠绿色底配有红黄黑线条构成的花格呢做夾克的面料，里子是灰黑色细羊毛呢，配有金黄色的铜拉链和棕黄色的毛领，穿如此漂亮的衣服，实在太显眼，母亲埋怨父亲不该给小孩子买这么漂亮这么显眼的衣服，不过既已买来了还是只好要我穿上，但在穿着这件夾克去学校上学时，母亲一定要在这件夾克的外面再罩上一件旧的兰色的学生装，以免让人家看到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会认为我家很有钱。这是“解放”初期一般家境较好的人家普遍的心态。

周家大爹担心自己拥有这么大一处宅院会给人留下周家很有銭的印象，再加上收入锐减，一家人开支厐大难以为继，促使周家大爹作出卖掉自已的大宅院，再买一所够住的小房子，多余的钱用于补贴生活上的开支和子女们的学费。这样大的一所大宅院，当时私人不是买不起就是不敢买，只有“公家”才敢，也有能力买得起。最后周家大宅被长沙市营造业同业公会买下作为办公、开会的场所。所谓营造业就是现在的建筑业，“解放”初和“解放”前都把建筑称之为营造。周家大爹把自已祖传的大宅院卖掉后在二府坪买了一处小宅院，这样我家也不得不搬家，这也是促使母亲决定趁房价下跌买一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我们买下陈炳生先生的半幢房子后就搬了过去住，因青石井1号距聚福园12号很近(约200米左右)，所以搬家很方便。

在我考初中的同时，大姐也在艺芳女中高中毕业，参加全国大学招生统考，可能是受父亲从事西药业的影响，大姐决定报考医科，又因父母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上海的印象深刻而良好，上海距陈、马(母亲姓马)两家的祖居地南京又很近，陈、马两家在上海都有很多亲戚，所以父母都支持大姐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而没有报考当时在医学界名气比同济大学医学院还要大的湘雅医学院。

不料因1952年中共当局全面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将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的中国大学改造成苏联模式的大学。欧美大学办学模式是综合大学下面分设文、理、工、医、农……等学院；而苏联大学办学模式是各大学的科系分别成为一个一个单独的学院。大学从欧美模式向苏联模式的转变过程，被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

这年暑假后各大学的院系调整已先后完成，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与武汉大学的医学院分别从这两所大学调整出来，合并在武汉成立同济医学院(后改名为：武汉医学院)。当时大学也是首次实现全国统考，由于考生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跑到自已报考的学校来看榜，所以各高校统一在全国性的大报上发榜，诸如：人民日报、长江日报(武汉市出版、是湖北省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著名全国性报纸上刊登各高校录取新生的名单，在预定的发榜那天，家里专门派人去邮局购买了一份当天的长江日报，拿回家一看，那天的长江日报整版整版都登滿了各高校被录取新生的名单，不久我们便在武汉同济医学院的下面找到了大姐的名字，一家人都很开心，父母亲更是高兴，母亲到菜市场买了不少菜，母亲自己下厨做了一桌好菜，以示庆祝。

住在青石井的时候，由于税收增加、西药货源短缺，导致利润下降，以及各种捐献活动层出不穷，我家在经济上已感吃紧，除大哥已参军无需家里负担之外，四个子女都在读大学、读中学、读小学，负担已很重，父亲亲决定不再生孩子了，以前母亲生孩子以后奶水不好，都是请奶妈喂养带大的，“解放”后难以请到合适可靠的奶妈。那时父母亲虽也采取了一些避孕措施，但仍有两次怀孕，当时尚未流行引产技术，只好找中医服打胎药，以引起流产，这些打胎药不仅会引起流产大出血，还会严重损害妇女的健康。有次母亲打胎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不得不送到湘雅医院抢救治疗，住了两个星期的院才回家，回家后，又把湘雅的医生请到家里来为母亲治疗，此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头晕。一向相信西医只能治标，只有中医才能治本的父亲，又找了著名的老中医到家里为母亲治病，老中医把脉后认为系打胎导致的贫血和体质虚弱，需进大补方可恢复元气，除开了补药煎服之外，还嘱咐父亲购一些鹿茸、人参、西洋参研成粉末供母亲服用，父亲找到中药行的朋友购得一盒东北野山参，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內装了两支最粗处直径约3厘米的浅黄白色的人参，固定在木盒底部的红绸布上，透过盒面的玻璃盖可以看到那两支人参挖掘和加工都很精细，主参下面的须根都保存得非常完好，又买了两盒美国产的西洋参(每盒大约一磅)，父亲又找人买到一架东北鹿茸，为加工这架鹿茸，还请了两位中药行专门加工鹿茸的技师，技师带着专门的工具来到我家，把这架鹿茸碾成合格的细粉末。加工好的鹿茸粉装入一个小瓷坛宻封保存，服用时用一个容量与一个人每次的用量相当的专用小匙，从瓷坛中舀一匙鹿茸粉倒在一张糯米纸上，用糯米纸包好鹿茸粉放入口中用温水吞服。人参和西洋参都先在甑里蒸软，然后用药刀切成薄片，每日煎水服用。如此调养几个月后，母亲身体有所恢复，但仍时常头晕，全身无力。搬家到聚福园12号后，母亲的身体仍不堪家务重负，不得已只好请了一个叫王妈的媬姆，从事洗衣、洗菜、打扫卫生之类的家务事。“解放”后由于怕人家说家里有銭、剝削工人就一直没有请媬姆，所有家务都由母亲一人操持，有时换洗衣物、床单、被单太多或是天气不好，所洗衣被干不了，就拿到解放路的洗衣店去洗。由于父亲吃不惯媬姆做的湖南口味的菜肴，所以烧菜只好还是由母亲自己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