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身女作家的心灵生活（十八）
陶洛诵
徐小棣妹妹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刚刚十三岁，是“北京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她们于65年搬离了我去过的那个家。那个给我留下美好回忆温馨的地方。
小棣在书里写到，父母分手后，母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母亲的朋友黄伯母（真实姓名黄厚普）夫妇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她丈夫曾是国民党官员，她是退休医生，就腾出自家（东单新开路30号）四合院的四间南屋邀请母亲居住。那四间南房留给我的印象是宽敞明亮，家具考究，小棣母亲适中的个子，适中的身材，端庄温柔美丽，烫着垂肩的波浪长发，和蔼可亲。母亲和孩子们其乐融融。
搬出黄家四合院是小棣父亲的命令，在“坏人之死”一文中小棣写到：
我父亲65年初从杭州调回北京，得知离婚妻带孩子在那里住，顿时勃然大怒。他找到我妈妈，破口大骂，“你这糊涂虫！和国民党同流合污，和美帝沆瀣一气！我不能让我孩子住在那个龌龊的地方！”父亲又找我们谈话，痛心疾首说明黄伯母夫妇是怎样的坏人。
……母亲终于在65年底草率地找到前门外一处条件不好的房子……
黄伯母在66年红八月被红卫兵打死在米市大街路边。小棣在同一篇文章里写到：
坏人死了！
过了没有半个月，我的与他们势不两立的父亲脖子上也挂了牌子挨上了斗，再后来他居然身陷囹圄长达七年。他是金洲湾贫苦渔民的儿子，曾经是日本鬼子悬赏捉拿的通缉犯，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阶下囚，他曾经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曾经在开国时为破获李安东、
山口隆一的间谍案立功……他是那样重视他的革命气节，连“妻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都不能迁就，他是那样注意教育子女，让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时刻明白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红色的血液，他怎么会是坏人呢？
小棣的成长经历是艰难的，她在物质上一直受到母亲的照顾，不曾匮乏，但在精神上比别的孩子多了些磨难。一开始主要来自父母的关系。
小棣作文一直很好，每篇都能得好分数，五年纪时，老师出了一个题目“我的家庭”，因为父母经常吵架，她形容家里是“峰火连三月”，她不愿意如实写，所以擦了写，写了擦，可见父母关系带给她幼小心灵的创伤。
文革开始前，她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母亲听从“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父亲的话，搬出那个“深深庭院”。小棣描写到：
那个幽深的庭院尽管春天海棠盛开，椿芽满树，秋天红枣挂枝，月桂飘香，可在我眼里确实是个龌龊的地方，黄伯母夫妇也确实不是好人。他们生活得过于讲究……
这时候小棣的思想与绝大多数青少年和孩子一样非常“正统”，党怎么说就怎么信。疑问是从坏人黄伯母被打死、自己的好人革命者父亲几乎同时被抓产生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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