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代(三)
一真溅雪
公和合营后家中生活的变化 徐老太爷家正宗的南京烤鸭 初中的二部制学制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搬到聚福园后,因广大药房在1951年秋便参加了湖南省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湖南建湘企业公司”,公私合营后,父亲在这家企业下属的医药分公司工作,开始每月工资为一百卄元,大约一、两年后,公方代表以职工们对资方工作人员工资比职工工资高太多为借口,将资方人员的工资调到与普通职工一样,于是父亲的工资便被降到每月45元。由于父母亲过惯了较为优裕的在活,一时难以改过来。我记得,由于媬姆不熟悉父母亲的四川、南京口味,所以通常都是母亲自己去买菜,后来母亲身体不好之后,每逢节假日、寒暑通常都由我代母亲去买菜,因我也知道父母亲喜欢吃什么菜。通常鸡鸭鱼肉和蔬菜都能在附近的游击坪菜场买到之外,有时还要到道门口菜场(长沙最大的菜场)去买活鳜鱼、活鲫鱼、活虾、江苏运来的大闸蟹、春末夏初的鲥鱼,这是一种回游鱼类,每年春末夏初由海里经长江口进入长江各支流的上游产卵、孵化成幼鱼后又顺流游到长江,再经长江进入海里生活,成年后便迴游到长江各支统的上游产卵,这种鱼,肉质鲜嫩,味极鲜美,每年只有一、二十天时间可以捞捕到,所以极为珍贵,这种鱼一捞上水立即死亡,所以从未见过活的鲥鱼,买时要看它的鳃判断是否新鲜,鳃为鲜红色为新鲜,鳃颜色暗淡为不新鲜,现在由于水质污染、到处拦河筑坝阻断了鲥鱼的洄游产卵繁殖路线和过度捞捕,鲥鱼己经绝跡。
除了讲究吃之外,父亲还喜次喝酒,最喜贵州茅台、山西汾酒和竹叶青。“解放”后酒类改由政府专卖,私人不得经营,酒类的专卖局设在织机街黄金大戏院对门,每当家里的酒快喝完了,母亲就会在星期六的下午学校不上课,而其他部门仍在继续上班时,要我到专卖局去买一箱(12瓶)茅台、汾酒或竹叶青。那时“五粮液”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很少见父亲喝“五粮液”之类的其他酒,但是有时也喝一种叫“绍兴花雕”的黄酒。那时的酒价也远没有现在这么高,茅台每瓶仅2.7到2.8元左右,汾酒、竹叶青价格更低大约不到2元一瓶。那时的物价都较低:活鳜鱼0.45元一斤、牛肉和鸡都是0.4元一斤,它们与茅台等名酒的差价不过4-7倍,而现在这种差价竟达30-100倍,甚至一百多倍。
要维持这种生活水平和四个儿女的学费,父亲的收入早已入不敷出了,买房子后家里所剩的存款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已所剩无几了,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逐渐降低家里的生活水平以节省开支;另一个是变卖家里值銭的物品,以维持家里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以坚持到儿女们完成学业参加工作,这是母亲的计划。决定先降低酒的档次,茅台逐断减少汾酒、竹叶青逐渐增加,后来是汾酒、竹叶青逐惭减少,本地酿造的普通白酒逐渐增加,父亲饮酒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饮茶也由原来的西湖龙井、古丈毛尖慢慢改为云南沱茶、湖南的茉莉花茶。以前隔一段时间全家人就会到“徐长兴”(以南京烤鸭著称于长沙餐饮业)去大饱一顿口福的次数越来越少,代之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徐长兴”去买一份“烧鸭”(南京人把烤鸭称之为“烧鸭”)或其他菜来调节一下口味。“烧鸭”是“徐长兴”餐馆的当家菜,在长沙久负盛名,其制作秘诀由老板徐家麟的父亲徐老太爷掌握。其制作用的鸭子非常讲究:先将从养鸭场买来的半大仔鸭子放到徐家在长沙城郊(老龙潭)的专用育肥饲养场饲养,养到3-4斤重左右出栏之前要“填鸭”,就是每天早晚各向鸭子填喂一次约手指粗细十厘米左右长的面粉条,鸭子经填喂之后便迅速长肥,到皮下都有一层脂肪时便可以出栏宰杀去做烧鸭了。
宰杀的方式也不同,先在鸭颈上开一小口放血,去毛后,在鸭的一边翅膀肘下开一小口,然后从此小口伸入两个手指把内脏都掏出来,这需有技术的师付才能完成。然后用一专用铁钩挂住鸭子的下颚,凉干水气,再用加工成醬色的糖漿刷在鸭子的表面,这称之为“上色”,再把洗净拍扁的生薑和香葱从鸭子腋下的小开口处塞入鸭子的肚膛内,以消除鸭子的腥臊味,并增加鸭的葱香味。在入烤炉前还要用一个园锥形的小木塞,塞住鸭子的肛门以防止烧烤鸭子时鸭子肚膛内分泌出的味道鲜美的汤汁流失。烤炉就是烤鸭房的一面墙,墙下用砖和铸铁炉桥砌的一排炉子,炉子宽约40-50厘米;长2.5米左右,烤鴨时先将下面的烤炉用柴火点燃再加上木炭,待木柴烧尽,木炭点燃烧旺后,便用一专用的毛刷将上好色的鴨子外面刷上一层油后,再用一个铁叉将刷好油的鸭子一排一排挂在烤炉上的铁管上烧烤。至于什么时候用大火;什么时候用中火;什么时候用小火,以及每种火烤多久都有严格的要求,这其中的诀窍只有徐老太爷自己一个人知道。这个烧烤的过程总是由徐老太爷一个人亲自操作,从不假手他人,就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徐老太爷烧烤鸭子时,从不让其他厨师在旁观看,以防洩宻。鸭子在入炉前刷过一次油之后,即无需再刷油,因隨着烤鸭时温度的上升,鸭子皮下的脂肪不断渗透到鸭的表皮上,使得烧烤鸭子的皮就像在鸭油中煎炸一样变得酥脆香鲜(这就是为什么用来制作烤鸭的鸭子在宰杀前要“填鸭”以使鸭子皮下有一层脂肪的原因)。徐老太爷按其祖传秘诀烧烤出来的正宗南京烤鸭,香气扑鼻味道鲜嫩、皮色醬红,尤其是烧鸭皮香脆可口。,南京烤鸭实际上是北京烤鸭的鼻祖,是明成祖朱棣用武力夺取量位后,从南京迁都到北京时,从南京带过去的烹制技术
如果食客们点的是一鸭四吃,最先上的便是从刚出炉的烤鸭上趁热用快刀剔下又香又脆醤红色的烧鸭皮盛在一个大瓷盘里,配以直经约15厘米的小烙饼(厚约1毫米)、专用的甜面醬、葱丝。吃时,先用筷子夾一块烧鸭皮蘸上甜面醤放在小烙饼上,再加上葱丝,把小络饼像包春卷那样包起来食用,其味香鲜甜脆妙不可言;第二道便是炒鸭丁,把去了皮之后的烧鸭身上的肉剔下来切成丁,配上鲜菱角肉或荸荠肉加上香菇葱花爆炒而成;第三道是炒鸭杂,将鸭的心、肝、肫肝、腸等洗净切碎后,配以芥菜心、葱、薑等爆炒而成;第四道叫作鸭舌掌汤,将剔去皮肉后的鸭骨架斩碎与鸭舌、鸭翅尖、鸭头、鴨掌(去骨)与口磨(张家口外,内蒙一带出产的野生小干磨菇的简称,味极鲜香)一起熬出来的清汤,出锅时还要加上时令菜芯,并撒上胡椒粉、葱花。烧鸭除一鸭四吃之外,就是斩成一份一份地卖,通常一只烧鸭可斩成四至六份。掌刀的厨师叫刘得胜,是徐老太爷的徒弟,刀法精湛,随手快速剁出的烧鸭块宽窄一致几乎没有差别,而且一只鸭斩成的四至六份烧鸭,每份烧鸭其份量、以及肉和骨头的多寡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刘师傅不仅刀法好,而且烧鸭块在盘中码放得十分整齐美观,码好后再淋上一种特制的汤汁佐料,便是一份烧鸭成品(当时卖0.6元一份)。烧鸭烤好后,从烤炉内取出时,烧鸭的肚膛内积满了烤制时鸭体分泌出的汤汁,这种汤汁又浓又极鲜美,拔掉塞在鸭肛门处的木塞,将鸭肚膛内的汤汁倒入容器内,再加上少许醬油、醋等调料便成了那种淋在烧鸭上的鲜美无比的汤汁。
说到开“徐长兴餐館”的徐家,与我们陈家倒还有点亲戚关系。原来我父亲刚到长沙不久,便听当地人说长沙火后街(这个街名可能与这条街在长沙有名的“火宮殿”的后面有点关系吧!)有一家南京人开的餐館,其制作的“南京烤鸭”在长沙颇有名气,便和友人一起去“徐长兴”吃“一鸭四吃”时,因与该餐馆老板徐家麟和掌门人徐老太爷均系南京同乡,经彼此交谈方知徐家麟的岳父陈老太爷与我的祖父陈锡章是叔伯兄弟。那时父亲与卢先生初到长沙开西药房,在长沙举目无亲,遇到一位自己的远房亲戚,自然十分高兴,从此两家人便当做很亲的亲戚互相往来,因徐家麟的夫人,也就是陳老太爷的女儿,在陈老太爷的儿女中排行老大,所以我们就叫她大姑妈,叫徐家麟为大姑爹,徐家的孩子叫我父亲三舅舅(我父亲在他们只弟中排行老三),叫我母亲三舅妈。徐家离开南京到长沙开餐館已有好几十年了,他们在长沙附近的乡下还购置了田产,在当时长沙南门外燕子嶺下的老龙潭旁边买了一块地和一口面积约2-3亩大小的池塘,在地上建了一幢平房,把池塘用围墙围起来并在池塘旁边又建了两间房,一间是鸭饲料仓库,一间是供鸭子晚上歇息和产蛋的鸭舍,这就是徐家的鸭子育肥场。鸭场的池塘有沟渠与老龙潭(老龙潭面积约两三百亩水深平均也达三、四米深)相通,可隨时更换鸭塘里的水,以使鸭塘的水质保持清新,以确保鸭子能健康生长育肥。当时老龙潭是长沙南门外一个很大的池塘离长沙城区不远,水质清新,没有污染,塘里除有鱼虾之外,还有不少鹅、鸭、白鹭、蒼鹭、凫雞(因这种鸟脚上有蹼常潜没水下觅食鱼虾所以长沙人称之为“妹(没)雞子”)……等水禽出没。大姑妈家就在老龙塘的西岸边上,老龙潭的东侧有粤汉铁路由北往南穿行而过。大姑妈家的东北面,穿过铁路便是长沙著名的白沙井。
小时候我们兄弟姊妹都很喜欢到大姑妈家去玩,把那里当成乡下,可以站在大姑妈家搭到老龙潭里的跳板上钓鱼;用沥箕放点米饭沉到水里捞小鱼小虾;到铁路边看响着铃铛呼啸而过的蒸汽驱动的火车;到白沙井用竹筒舀清冽甘甜的白沙井的泉水喝;到附近的菜园里看菜农种菜、收割蔬菜;到菜园里、草地上捉蜻蜓、捉蝴蝶、捉蟋蟀;看徐家的养鸭师傅喂鸭、填鸭;和表弟到鸭舍撿鸭蛋。总之那里的一切都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们感到新鲜、有趣,以致每次去大姑妈家总要玩到天黑,在那里吃完晚饭才回家,回家途经南门口、黄兴路时那里早已是华灯初上了。如遇到第二天不上学,还非要在大姑妈家住上一晚不可。大姑妈家南边背后便是著名的妙高峰,这是一座黄土山,这是附近一带的制高点。抗日战争期间的几次长沙会战时,都是国民革命军与日寇激烈战斗的地方。表哥带我们去妙高峰上游玩时,站在妙高峰上不仅可以远眺像绿色玉带一般的湘江;而且还可看到妙高峰上抗日战争时遗留下的碉堡、堑壕,有时还能撿到当年中日双方激战时遗留下的枪弹壳。
自从1951年下半年搬到聚福园12号之后,我家的经济状况就日显拮据,到1952年下半年父亲的工资从120元/月降至45元/月之后,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尽管哥哥知道家中的困境,每隔两个月就会把他当兵的所得微薄的津贴中所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但这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此时家中要维持子女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得不变卖家中仅存的一些值钱的物品。记得此时母亲常带我去蔡锷路一家上海人开的寄卖行寄卖家里的皮袍(大约有近卄件)、父亲的西服、毛呢大衣、衣料……等物品。到我进初中后,有时星期六下午(学校不上学,但银行、机关单位、商店还上班),母亲便会拿出一套银餐具(包括银饭碗、银盘、银筷子、银碟、银汤匙、银菜碗等每样八件为一套),或几枚镶有红、绿、兰色宝石的金戒脂,叫我拿到司门口的一家中国银行去兑换现金。那时长沙只有这一家银行经营收兑金银珠宝、玉器的业务。一套银餐具只能按重量兑换,大约只能兑换50元左右的人民币,镶宝石的金戒脂也只能按金子的重量和宝石的价值兑换二十几元、三十几元人民币,很少有超过40元的,有时也拿光洋(是一种称为袁大头的银币,银币的一面因雕有凸出的袁世凱的头像而得名)去兑换,一枚光洋换一块钱的人民币。由于我去这家银行兑换的次数多了,这家银行负责收兑金银珠宝、玉器;并由他估价的一位老先生(大约五十多岁戴一副园形老光眼镜,面目慈祥)都认得我了,以致我一进这家银行的大门,这位老先生便会含着笑臉对我说:“小同学,你又来啦!这次拿来的是什么东西?快拿给我看看”,至于每件东西兑多少钱完全由他说了祘。兑换完临走时,他还要交待我:把钱收好,赶紧回家交给大人,不要在外面玩耍。
对我这种12-13岁的学生拿金银首饰珠宝到他那里兑换现金,他从未表现出过惊讶或疑问,大概是因为去他那里兑换金银首饰珠宝的像我这种年纪的小孩有不少,基于同样的心理,大人们经常拿这些东西去银行兑换现金怕被同事、邻里遇见会被认为家里有钱,年纪再大一点的青少年都要追求进步,怕在银行遇到同学、邻里说他与剝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而不愿意去干这种事,只有12-13岁左右的小孩出面,父母辈的同事、朋友们大多不认识,不易引人注目,又能听从家长的叮嘱不会误事。所以司门口人民银行负责收兑的这位老先生见多了与我类似的小孩,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对于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大钻石戒指、镶有七、八颗大珍珠的金手镯、镶较贵重宝石的金项链、镶翡翠的金戒脂……等较贵重的首饰还是由母亲自己选择一个大家都上班的、银行人很少的时候去兑换。正是这些寄卖、兑换得来的钱、父亲微薄的工资和哥哥节省下来的津贴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和学费,使大姐、二姐和我得以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
1952年秋我进入长郡中学初中一年级时,正逢那个学期突然扩大招生名额,由原来每学期招收两个班的初中新生,一下子扩大到那个学期招收了12个班的初中一年级新生,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仪器设备、教室都不够用。仪器设备可通过错开时间,各班轮统使用解决;师资不足可从大量失业人员中招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民国时代的各类人员,这样,不少前政权时代的党、政、军、商中有文化的人士和高中以上的失学青年进入了中学教师队伍,基本上解决了师资匮乏的困难。最难解决的是教室问题,修建新的教舍可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学校被迫实行“二部制”,所谓“二部制”就是同一年级的班次按单双数分成两部份,如单数班本星期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自习;双数班就上午自习下午在教室上课,下星期单双数班的上课自习时间互相调换过来,如此循环反复。
班次又分寄宿班(均系外县市的学生)、通学班(均为市区内的学生) ,寄宿班轮到自习时只好到寢室里、阅览室、大操场、大食堂等处去寻找做作业和自习的处所;通学班按学生住处比较近的编成十来人左右的一个个家庭自学小组,以一位家里比较宽敞、周边环境比较安静的同学的家,作为通学班轮到自习时集中自习和做家庭作业的地方。我和钟生群(家住白马巷,家里开一家帽子店)、张威德(家住鱼塘街湖北小学,他母亲在此小学当教师)、刘概清(住在福源巷,他家开了一家旅店)、刘荣华(女,家住药王街)、湛翠霞(女,家住药王街,父亲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张友韜(家住织机街,父母均为科技人员)、曾和平(女,家住织机街)、袁炎俊(家住福源巷,他父亲与人合资在黄兴路开了一家百货店),因他家房舍比较宽敞位于福源巷的中部,离马路较远,十分清静,对我们这几位同学而言,位置又比较适中,所以班主任杨琼英老师在征得袁炎俊家长的同意之后,就决定选择袁家作为我们这个家庭学习小组集中自习的场所。
我们C-121班(通学班)与C-120班(寄宿班)共用一个校室,我与C-120班的赵更生共用一张课桌。那时的课桌桌面的斜面部份可以开啓,桌面下有一小书柜,课桌与坐位有木方相联,坐位也是一个可以开啓的小书柜,两个书柜都有锁扣可以用锁锁起来。至于谁用桌面下的书柜,谁用坐位下的书柜,通常由共用这张课桌的两个学生自行商定。
我那时读书不很用功,贪玩。轮到不上课的那个半天,到家庭学习小组学习时,鬼画符涂一般胡乱做完作业,便开始捉迷藏、下象棋、下军棋、下跳子棋和玩其他游戏(有些游戏器具是学校配发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带去的,因学校也有规定,在这半天内中间可以安排一节课的娱乐游戏时间,以代替体育课,因在校上课的半天时间一共四节课,主课都安排不过来,也就不能安排体育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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