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对儿女
陶洛诵
我的儿子是电脑高级工程师，我的女儿是戏剧化妆师。
我的一生在家靠父母，一直靠到我出国。
出国靠情人（女儿的爸）。
现在靠儿子。
我这辈子光顾遵循内心呼唤，不管不顾，倒也自在。
像我这么一个傻白甜，蹲共产党大狱800多天，又在农村插队5年，现在能过上小康生活（儿子认为是中产）全靠上天的垂怜。我儿子说我一生什么都不会，就会写几个字，我就写几个字给大家饭后茶余解闷吧！
1.
10年前，我和女儿、女儿她爹生活在悉尼西区卡市。卡市是个极其特殊的town (城镇）。我1987年来澳洲第一站是南澳阿德莱德。经罗锦姐姐的丈夫吴范军先生介绍认识了悉尼的刘芭阿姨，刘芭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写信给我，让我到悉尼来，说悉尼机会多。
在阿德莱德我住在一对30多岁的澳洲夫妇家里，他们有一儿一女，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属于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叫“道德重整”。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教堂，他们介绍我认识了两个台湾青年，女孩叫琳，二十多岁，胖胖的，短发，戴副圆形的眼睛。男孩姓罗，二十多岁，中等个子中等身材，戴副黄边眼镜，有点儿忧郁气质。
我和他们一下子就成为朋友，无话不谈，我把从大陆带出来的自传体小说手稿“留在世界的尽头”给他们看。我40岁生日是和他们俩在墨尔本一个大教堂里度过的。
他们俩不是男女朋友，是“道德重整”的成员，非常善良，有思想。我问他们“什么是道德重整”，他们说是一种运动，在台湾是由何应钦将军牵头发起的。
他们俩人先于我去的墨尔本。我在英语学校放假时去悉尼考察一下路过墨尔本，去看看他们，他们见到我，高兴地说：“蓬荜生辉！”让我受宠若惊。11月15日是我的生日，罗给我写的贺卡里有这样一句话：“艰辛的日子已经过去，收获的季节已经来临…”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自己另一种艰辛的日子刚刚开始。
他们俩参加完墨尔本教堂的活动就要回台湾，罗给我写下他台湾家的地址。我保存了好久，2008年，距离认识琳和罗21年后，我带着在澳洲出生的16岁的女儿去台湾台北参加“自由文化运动第三届会议”，想起罗和琳，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话说回来，我去悉尼之前，澳洲夫妇听说我要去卡市，他们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卡市都是黑头发，找不到一个黄头发，晚上很早街上就没人了！”言外之意，卡市是亚裔人聚集的地方，而且治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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