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对儿女（三）
陶洛诵
利用语言学校的假期考察悉尼，我大有斩获。
最大的收获是我拥有了一对善良的老夫妻当我的干爹干妈。当然这是在刘芭阿姨指导下进行的。
刘芭阿姨是个有恩必报的人。仅仅因为我干爹阿廖沙是她和季莫大叔的婚姻介绍人，所以把这对老夫妇担保到澳洲来。我住进了他们在卡市Hill St 43号的家。我在澳洲的人生轨迹就从这儿开始了！当时我却一无所知！
我相信，全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卡市。许多人称之为：Special Island。这儿是亚裔移民大本营，无须英语，会普通话足够用。越南人和越南华人占大多数，大陆移民（当时主要是中苏混血），柬埔寨华人和柬埔寨人，老撾华人和老撾人，为数不多的印度人和南斯拉夫人…
John St是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有几家银行，服装店，鞋店，冷饮，pork roll铺子，饭馆，好多家是专卖越南粉的，理发店，美容院，…中文、越南文和英文相映生辉。人气火爆。
其它Town在30年前不是这样，冷冷清清的，有的大街空无一人。
干爹阿廖沙60多岁，是罗马尼亚和苏联混血。他瘦小驼背，满头白发，胡须也是白的，有一个鹰钩鼻子，有一对鹰隼般锐利的眼睛。他在中国生活40多年，年轻时在上海十里洋场当乐队鼓手，嗜烟酒如命。
干妈是韩国人，能歌善舞，虽也60岁出头，但面容姣好，身轻如燕，她十几岁来到中国北京，嫁给了一个资本家，生了六个孩子，一女五男。公私合营，财产没了，丈夫没了。她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六个孩子。
干爹干妈中文说得比我还好，常常教我一些北京土话，例如：猴吃麻花---满拧。
他们是在来澳洲前不久结合的。这是干妈告诉我的。在北京时，一些单身老太太知道单身汉阿廖沙有机会去澳洲，展开了追求他的激烈竞争，这个骨瘦如柴、咳嗽哮喘、一无所有的无人答理的驼背小老头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抢手货。
干妈让孩子们凑钱给他买烟买酒，这着果然奏效，干妈胜出。
但干爹说因为干妈在中国是外国人，所以带她来澳洲。
干爹给我们讲过他年轻时在上海的一次艳遇。他经过一栋洋房，被楼上窗口探出身子的一个金发碧眼妙龄女郎叫住，给他一张大钞票，请他帮忙买巧克力。干爹就帮她买了指定牌子的巧克力，把找的钱一并交还给她。
我和干妈期待着下文，可干爹的故事到此结束，我们怅然若失。干爹故事的效果让我们知道他从年轻时就是一个正派的好人。
干爹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戴礼帽，手持拐杖。瘦小驼背仍有绅士风度。有一次，他驼着背，猫着腰，在屋子里迈了几个舞步，亮瞎眼。
4.
假期满了，我回到阿德莱德继续上语言学校。我经朋友介绍，在四川楼饭馆找到一份洗碗工作。
四川楼的老板夫妇是台湾人，他们有一儿一女上小学。我的工作非常简单，每天下午五点钟上班，先把门前不大的一片空地扫一扫，不扫也是干净的。然后洗盘子洗碗。九点钟下班。
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我练出了把碗洗得又快又干净的工夫。
不久，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找到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一天，我乘公共汽车上班，车上通常人很少，车门口座位上是个中国人，他年龄长相像极了我二弟，我不由一愣。他和气一笑，问：“从中国来的？”“是…”他自我介绍叫徐友，新疆某大学派来短期学习的。他的朋友苏珊正请他找一位说纯正普通话的家庭教师。他留下了我的电话。
很快，我接到苏珊的电话，让我到她开的老人院面试。她三十多岁，不算矮，精瘦，凹刀脸，戴着一付无框的度数不浅的眼镜，头发不长不短，烫过有一段时间了。她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笑容，我们俩人对面坐在椅子上，她的衣着随意，白色T-恤衫和牛仔裤。有一个工作人员外国姑娘过来问她事情，蹲到地下礼貌地笑着跟她说话。苏珊表情不变。
苏珊问了我的住址，说晚上会去，向房东了解我的品质。
晚上，她如约而至，怀里抱着个两岁多的男孩。男孩看见我，高兴地笑。她和我的澳洲女房东说话，男孩眼光一直追随我，笑。她和女房东没谈几句，她冰冷的面容有所舒展，“他一直在看着你笑！搬到我家去住吧！”他的儿子的笑容帮我赢得了这份工作。
当晚，她就让我拎行李上了她的Mercedes。她家的豪宅在山上，还有一辆Mercedes是她丈夫的。她安排我和她九岁的女儿住在一个房间里。我打电话辞去了四川楼的工作。
苏珊和丈夫邓先生是千万富翁，马拉西亚华人。九岁女儿，七岁和两岁儿子的儿子。她家还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漂亮女人蒂，特地从马拉西亚召来的华人女佣。她负责做饭搞卫生和带最小的孩子。我的任务是教两个大孩子中文，蒂很快和我成为好友。我也以一贯诚心实意的待人态度对待她。大家一起吃饭，饭后我主动洗碗，苏珊夸我洗得干净。我还越俎代庖，做中国大陆的宫廷菜宫保肉丁给大家吃，大家都喜欢吃，小孩子们更爱吃。蒂嫉妒我，故意把个叉子扔进水槽电动搅拌器，两败俱伤。苏珊特别精明，一眼就看穿了蒂的伎俩。
我和蒂挺聊得来，苏珊看我们聊得热火朝天，有时也凑过来。苏珊给我们讲了她的故事。
苏珊的爸爸是马拉西亚大富翁，不满她和小她五岁的男朋友交往，苏珊不听。她爸爸就给她两张飞往澳大利亚的机票。苏珊打两份工，供丈夫读书。她的脚上有一个鼓起的包，是赶路打工磨起来的。她对我和蒂说：“你们现在来澳洲有房子给你们住，我们那时候哪有人给我们房子住，住在铁皮屋里，风一吹直晃动。”她说：“我们中国人最能吃苦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扎下根！”
苏珊与丈夫邓先生主要经营房地产、旅馆和老人院。星期天带着我们大大小小全体外出玩。
我们去过中国来的展览会，有瓷器，地毯等工艺品，他们买了不少。
有次，我们到美食城，里面有个摊位卖炒饭等食品。邓先生与老板打招呼。他对我和蒂说：“我大学毕业后，我们揣着仅有的八百多块钱来找这个老板，找生意做。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卖炒饭。”
有个星期天，微胖、中等身材、四方脸、戴一付黑边眼镜的邓先生又带着我们大大小小浩浩荡荡开往一个较远的老人院，边郊游边视察工作，我们在老人院的草地上野餐，中年女经理亲自给我们上餐，其中一个大铁盒子里装的鸡蛋羹和肉末混合好吃。我夸了一句。
邓先生那天在草地上讲他赚钱的三个秘诀：垄断、买破产生意再造，还有一条忘了。
苏珊和邓先生都是重商主义者，认为人活着谁会赚钱谁有出息。
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想念留在国内儿子的日子，我的儿子，我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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