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对儿女在澳洲的生活（四）
陶洛诵
5.
我所在的阿德莱德英语学校班里一共只有十几个人，有六个上海女孩，一个上海男孩，两个广东男孩，一个日本男孩，他们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大部分人都抱着通过婚姻达到移民的目的。有个叫蓉的女孩痛快地喊出大家的心声：“就是嫁！”
有个姓竹的女孩找到了个中国人，有个女孩找到了个美国人。
担保我到澳洲来的朋友某某夫妇，为我想得特别周到，在我没来以前就给我物色了一个大学老师，介绍我们认识，很谈得来，但他是个同性恋。我需要另寻出路。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次悉尼之行。
在悉尼我认识了两个和我命运至为重要的男人，一个是彼尔，我女儿的爸爸，他陪伴了我二十多年，直至去世。另一个是沈先生，他帮我变了身份，得到澳洲永久居留权。
这两个人全和43号的干爹干妈有关。认识彼尔在前。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干爹干妈要带我去卡市的军人俱乐部。他们的惯例是每星期六必去，要来接他们的是艾玛夫妇，艾玛是印度尼西亚人，丈夫是澳洲人。在我们出发前大约半小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个子高高，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皮肤微黑，很英俊，卷曲的黑发，而且看着很年轻。我想起苏联电影里的一个西班牙青年。“没想到干爹干妈还认识这等人！”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他是个中苏混血儿。木纳，老实，忧伤，害羞是我对他的感觉。他和干爹聊天，用俄语。
艾玛他们的汽车来了！我们坐了上去。彼尔说他也去，开他的车跟着我们。干妈告诉我，彼尔的老婆有病，所以他心情不好。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卡市的这个军人俱乐部。它是一种连锁店，据说只有退伍军人才有权力开。它座落在st Johns road的东头，隔马路的南面是卡市最大的公园，对着火车道。
我第一次与干爹干妈去的时候，它只有一个不太大的舞池和围着舞池有限的几台老虎机。
后来它不断扩大，盖了拆，拆了盖，全拜亚洲人爱赌博，尤其是越南人。如今，它已成为卡市一个地标形建筑物了。
顺便说一句，卡市的社会福利部和警察局都得到了相当规模的扩建。
音乐一起，干妈打了我一下，示意我跟她下舞池，我犹豫了一下，只见得胖胖矮矮的艾玛紧跟干妈蹦了进去，她们俩随着音乐节拍随便扭动，我一看，这个容易，跟着走了下去。彼尔此时找到干爹，他们坐着抽烟喝酒聊天。
分手的时候，艾玛夫妇请我们去她们家玩儿，彼尔与我们分手时笑着对我说：“你的舞步太大了，可以小一点！”我没回答，只记得他说的这句话。
艾玛的家井然有序，处处可见女主人的精心布置。他丈夫称赞妻子好。他拿出相片册给我们看，热心讲解每个成员。艾玛在印度尼西亚有三个孩子。跟他是再婚，他只有一个妈妈。他是澳洲人。
沈先生是干爹干妈为我郑重物色的一个人，我并不知道。我和他偶然在Villawood火车站碰到，他告诉我的。
在43号没住几天，干爹干妈申请的政府公房批下来了！刘芭阿姨和季莫大叔都来帮忙搬家，新家在离卡市两火车路的Villawood公房区。两房一厅，刘芭阿姨对我说：“这在中国，部长不也就住这样的房子吗？”我自然也跟着住了过去。
一天，我进城去“星岛日报”去拜见主笔刘谓平先生，我在阿德莱德见上面有征留学生文章，就投稿给他们，回信给我的是一位叫刘谓平的编辑，说登我的文章，请继续投稿。我就一直投，他们就一直登我的文章，第一篇是“澳洲随笔”分三次登的。
我在Villawood火车站登火车的时候，一个扛着一大卷筒纸的中国人走近我，用毫不犹豫的口气对我说：“你是陶洛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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