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的心灵生活（29）
陶洛诵
看这几天国内的新闻，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浮想联翩。
说有一个军事专家，抱着一大堆机密文件，半夜两点打滴上机场，撞上垃圾车了，因公殉职。（滴哥也牺牲了）网评有说被暗杀，有说被定点清除，有说就是滴哥疲劳驾驶，是一桩普通的车祸。
我想起大概二十年前，墨尔本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车祸。三位二十几岁大陆留学生，其中两位是计算机博士，办报纸，工作到凌晨，开车回家，在拐弯处撞上停在路边的垃圾车，三位年轻人当场身亡。
这件事在澳洲华人社会轰动很大，大家都为这三个年轻人哀挽，有位笔名“真真”的墨尔本女作家在阿木主编的“大洋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报纸值多少钱一斤？”尽洒悲痛之情。
这位最近殒命的军事专家应该有专机接送，打滴好像与身份不附，坐军车如果走同样的路线，不知会不会避免悲剧的发生。
澳洲垃圾车都是凌晨收垃圾，想必世界各国都一样，所以夜里开车要小心垃圾车。
还有一件事就是秦刚外长，有一种说法是年轻连升三级招人嫉妒，大家一块儿咬他。
这让我想起在“颠倒岁月”一书中看到的一篇文章“有谁还记得安建设？”
安建设是在内蒙古赤峰兵团插队的呼和浩特知识青年，他不是“思想进步”的好青年，更没有令人瞩目的家庭背景，他的道德品质似乎还有点问题。
1970年的一天，他心血来潮，在宿舍里往同伴的大茶缸子里尿了一泡尿，他遭到同伴的毒打，五花大绑被扔到沼泽里喂蚊子，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安建设当然罪不致死。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岁月里，暴民政治成风，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校长，凶手不但没被惩罚，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进一步被教唆：“要武嘛！”
红八月血雨腥风开创了不加任何法律审判随意处死人的社会风气，我们知道了一个安建设，还有多少安建设我们不知道。
有篇文章说“从秦外长的失踪看大陆人权问题的可怕”。
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部长，说没就没，对内对外一个多月没有正式的交待，只有各种花边新闻满天飞，有点国将不国的意思了！
这种做法绝对是个不祥之兆，让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法事件，甚至和刘少奇主席被拉下马异曲同工。
一个外交部长的人权都没有保证，遑论普通小老百姓。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一部“拿破仑法典”，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让每一个人的人权都有保障，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祈祷中国千万别倒退成北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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