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代（六）

一真溅雪
 

长郡的学生食堂 总务主任李士谋 对外公的怀念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学校还设有一个理发室，每学期每个男生交几角钱就可以在理发室理一个学期的头发，理发室请有三个理发师，学生理发的次数没有限制，要理发的同学先到理发室的小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排个队挂上号，就可依次进行理发，十分方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生食堂，食堂属学校总务处管，食堂办得非常之好，每月八元左右的伙食费，每餐都是三菜一汤，另加一小碟辣椒酱或豆豉炒辣椒，三菜之中必有一样荤菜，两样素菜，汤通常都是豆腐汤或豆腐脑汤；每星期有两个中餐打牙祭，红烧肉、红烧鱼……等，由于数量多，都要换用大蒸钵来盛装，每日三餐都是干飯(因每天上、下午各要上四节课)，都是烧谷壳煮成的“柴火饭”，由于煮飯大师傅手艺高超，加的水、烧的火都恰到好处，每餐煮的飯又硬又香又熟透，特别是锅底铲起来的锅粑，色泽金黄又香又脆，从未烧糊过。每当一下第四节课，同学们都拿着自备的碗筷，搶先“冲”进食堂跑到飯桶边的首要任务就是搶先拿住一个木质飯瓢，把飯上面的锅粑盛到自己的碗里，然后后再添上饭。食堂每八个人一桌，每学期一开学，总务处就会基本上按班级把学生编为八个人一桌，每桌都有编号，编号与总务处编桌的编号一致，开学时总务处就会把编桌的名单贴在食堂的墙上，学生们便按此到相应的桌上去就餐，通常每学期只编一次席，中途很少有变动，每当早自习、上午第四节课、下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响之前，食堂的工友们便已经把三菜一汤，和一碟辣椒酱摆到了每一张餐桌上，并且把一大桶一大桶的米飯均匀地放在了一行行餐桌之间，以减少盛飯时的拥挤。工友们上菜、上飯的时间掌握得十分精准，几乎是在下课铃响起的同时上完所有的饭莱，所以即使在寒泠的冬季，食堂南面又是敞开的，学生们仍然能吃到热饭热菜。

食堂的工友大约有六七个人，由一位姓尹的师傅负责，他们这几位工友除了食堂的工作之外，还要负责供应全校师生的茶水、洗澡洗臉的热水；要用食堂的剩飯剩菜喂养猪栏里的二十来头肥猪，以及负责猪的宰杀；还要用黄豆、绿豆生黄豆芽绿豆芽；用黄豆磨豆腐、滤豆浆、炸油豆腐、用豆渣做霉豆渣或喂猪；他们每天早上还要派一、两位工友随同总务主任去菜市场购买蔬菜、肉食。总之他们几位工友的工作十分烦忙、辛苦，然而他们均无怨言，且十分负责，把食堂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学生们吃得十分满意。

那时早上每班的寄宿生要派一位学生用木提桶到食堂里去打回一桶热气腾腾的豆浆给同学们喝，以补充学生们的营養，家境好一点的同学还会从家里带一点白糖来，放在豆浆里喝，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大多数同学都只能喝白豆浆。这是总务处为改善学生的健康采取的办法。未喝完的豆浆仍送回食堂供工友们打豆腐脑、做豆腐、炸油豆腐，豆渣用来做霉豆渣或喂猪。那时的伙食之所以开得那么好、又那么便宜，完全应归功于总务处的李士谋主任殚精竭虑的精心谋划和食堂工友们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

李主任年约五十、中等个、常着一身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长着一个因体态较胖而显得又园又大的光头脑袋、臉上长一臉络腮鬍子，形象非常象语文课本上《野猪林》里面插图上的魯智深，因而被我们这些顽童背后叫他“鲁智深”。李主任把全校的后勤工作；特别是食堂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全校师生教学、生活的所有需要，其工作之繁杂、沉重，使得他总是迈着频率极快的步履，在学校内外来去匆匆。当时洗衣房的工作、理发室的工作、木工房的工作、食堂的工作、医务室的工作；教具、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生物标本的採购，及教师的生活福利都由他负责，可见其工作繁重之程度。他不仅想尽一切办法节省开支，自力更生、综合利用：像用打米厂十分便宜的谷壳代替燃煤；自己生黄豆芽、绿豆芽；自己磨黄豆、打豆浆、做豆腐脑、做豆腐、炸油豆腐、豆渣做霉豆渣、豆渣喂猪；残飯剩莱、老菜叶喂猪……等等，不仅为学校节省了大量开支，还大大改善了师生们的生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士谋主任对自己的工作有极强的责任心，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十分严辂，这一点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初中三年二级夏天的一天中餐时，我们正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可口的午餐；一边欣赏着食堂旁边的广播室播出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突然音乐声嘎然而止，喇叭中传出了李士谋主任那特有的低沉而略帶唦哑的声音：“同学们！今天中午由于我工作上的疏忽，中餐的香干子少了一点，请同学们原谅，原谅”。对于中餐的香干子比平日少了一点，这种同学们基本上都没有察觉到的“失误”，李主任居然都怀着深深的歉意，请求同学们原谅，那种对工作的一丝不苟、那种对自已工作要求之严格、那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负责采购香干子的工友)由此可见一斑。从此李士谋主任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在我内心深处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至今仍不时迴响在我的心中，特别是每当我工作上、思想上稍有懈怠、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要求稍有放松时，脑海里便会迴响起李士谋主任那低沉而略带唦哑的“检讨”声，这声音便会立刻使我振作起来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地坚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这声音不断鞭策我坚定不移地朝着我预定的人生目標奋勇前进，不论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打击、灾难和风險始终不改初衷，使我置身于这个道德沦丧，到处充满欺诈、告密、出卖灵魂、仇恨、斗争、杀戮、自私、贪婪、腐败、背信弃义、醉生梦死的社会大染缸里数十年，而没有被这些乌七八糟的“染料”所污染，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本色。

我查阅了1994年、2004年和2014年长郡中学建校九十周年、一百周年及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期间，编辑出版的诸多师长、校友们的回忆文章，对历届校长、教师、校友都有不少回忆、纪念的文章，对他们的人品、学识都不乏溢美之词，就连那位“解放”后在长郡担任校长时间最长、忠实实行当局打击有独立见解和对当局种种倒行逆施政策不满的优秀师生最卖力、使许多优秀学生因遭批判而丧失升学机会、在“反右运动”中将绝大多数优秀杰出的、敢于直言的老师打成右派份子，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把他们送去劳教、劳改或剝夺其教职，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李Ｘ琢先生，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不乏吹捧赞美之词。而李Ｘ琢先生本人至死也从未表示过对自已所作所为有过任何反省、悔悟；至死也未对受害人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歉意。在这些回忆文章中唯独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那位对长郡中学劳苦功高、品格、工作均堪为楷模的总务主任李士谋先生。不知长郡诸君(教师和学生)已逝去的和仍健在的如何面对李士谋先生的在天之灵。谨以这一段文字表达我对这位品格高尚、工作极端负责、对长郡中学功劳卓著的总务主任李士谋先生的敬佩与怀念。

我不知道在我离开长郡之后，在那个是非颠倒、人性扭曲、充满血腥的年代，李士谋先生是否能安然渡过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劫难？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进入初中后家里的生活水平虽比以前下降了许多，但我家基本上还是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生活上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尽管也有一些朦胧的理想，也不十分强烈，所以学习上也没有什么动力，学习上也就谈不上刻苦用功，通常是应付了事，这方面与许多家在农村的同学和城市家庭贫困的同学的刻苦用功相比相距甚远，但依靠自己较好的记忆力，和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两三天突击，以及对各科重点较为准确的判断，使得自己的成绩也能维持在中上等或上下等之间的水平。

 不过我对学校图书館的各类藏书和阅览室的各种杂志、报刊却都抱有强烈的兴趣，一有时间就喜欢往这两处地方跑。这些范围广泛的阅读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面，而且培养了我多种多样的兴趣爱好，这些都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此外对课外活动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到节假日或是邀三、五志趣相投的同学去郊外池塘钓鱼；或去沟渠、小溪摸鱼捉虾给家境团难的同学带回家去“改善生活”；或去岳麓山采集各种动植物回学校供学校仪器、标本室的黄紫阳老师制作动植物标本；或趁月色清明的夜晚几个同学一起去烈士公园小山上的仿古长廊吟颂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或在春光明媚的时光去烈士公园人工湖划船游玩；或在炎炎夏日到江水碧如兰的湘江去游泳、戏水。

只是有一次几乎把我的小命送掉了，那是初中二年级暑假的一天，午睡后，我和同是暑假留校的C-120班的杨树民、C-123班的李国义三人一起到猴子石旁的湘江的木簰上去游泳，因那里是长沙木材公司貯放木材的地方，从湘江上游釆伐顺流流放到长沙的木材都以木簰的形式排放在猴子石附近的湘江里，木簰从江边几乎一直排到了江的中间，所以在木簰外面的江水又深又清，是个游泳的好处所。那时我刚学会游泳不久，“水性”还很差 ，当我往江中间游去返回木簰的时候，在木簰上的杨、李二位同学和我开玩笑，用手往我臉上喷水，以阻止我靠拢木簰，我一慌神就往后一仰头，不料这一仰却把身子由水平变成了垂直，此时整个身体就直着往下沉，一下子头顶也没入了水中，我当时想平时见人们在水中“踩水”就是直着身子用腿往下踩，于是我就用腿往下踩，由于未掌握“踩水”的要领，腿往上提的时候过快、往下踩的时候速度不够快(正常的“踩水”是腿往上提的时候要慢，踩下去的时候要快，这样才可使头部甚至上半胸露出水面)反而加快了身体下沉的速度，我越慌踩水的速度越快，下沉得越快，此时坐在水边木簰上的杨树民一看再不出手救援，我就会沉入江底淹死，他连忙跳入水中潜到水下，从后侧面伸出一只手托住我的腋下往上推，我一只本能地往上伸出的手一伸出水面，刚碰到李国义从木簰上伸过来的手，一下子就死死抓住他的手，他顺势把我的头拖出了水面，我才得以呼出了一口已经敝了很久的气，这下人才清醒过来，一看李国义伸过来拉我的那只手，已经被我掐出了几个深深的指甲印。原来听说有些人去救溺水的人，因不得要领反而被溺水者死死掐住不能动弹，结果人没有救成，反而赔上了自已的性命的事，还似信非信，这下自己经历过，才知道此言不虚。幸亏杨树民同学不仅水性好，而且也深谙水中救人的诀窍，从我的后侧面伸手托住我的腋下往上推，这样才不会被我死死抱住无法解脱。此后在杨同学的指导之下，不仅我的游泳技术大有长进，而且也学会了踩水。

1954年春天由于父亲的工资已由120元降至45元，又有四个儿女在唸书，经济上已很拮据，只能靠变卖衣物、手饰来维持，再加上前两年又买了半栋房子，经济上更显困难。而此时在上海的二姨妈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姨爹、姨妈都先后参加了工作，三个小孩都还在唸小学开支比较小，经两家商量后决定让从1946年起一直住在我家的外公迁到上海二姨妈家去住，外公很不想离开我们，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对他都很孝敬，他也很喜欢我们这几个外孫，他不仅绘声给色地跟我们讲三国、讲水浒、讲西游、讲聊斋，还跟我们讲他那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讲如何识破古董市场和江湖上的种种骗局，这些人生经验我们当时都只能把它当作有趣的故事来听，直到后来走上社会后经历各种欺诈和骗局之后才体会到这些人生经验的宝贵。

外公走之前的一个礼拜天早上，外公特意带我出去，他一只手拿着拐杖，一只手牵着我从聚福园的家里一直走到黄兴北路的一家茶館里坐下来要了一壶茶、一盘白糖饅头、一盘盐菜糖包子(外公知道这两样点心是我喜欢吃的)，外公坐在一旁边喝茶一边默默地望着我，84岁的外公心里知道此次去上海后，恐怕是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他寄以厚望的外孫了，我当时年纪小并没有看出外公的伤感，所以也没能用语言和行动来宽慰外公那颗凄凉的心。此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照例要先去叫一声外公，然后再到母亲那里叫一声妈，可是没有看到外公，问母亲，母亲说外公到上海去了，我听后心中一阵酸楚，忍不住跑到楼上去大哭了一场。

那天午饭之后，父亲送外公到株洲转车，当时没有长沙到上海的直达火车，要在株洲中转，父亲在株洲把外公送上到上海的列车的卧铺之后，又交待列车员路上小心照顾，到上海站一定要等到有人来接时，再幫他把行李拿下去。这一别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外公了。

1958年秋冬之际，有一天，我从中南矿冶学院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在流泪，我问：“妈！怎么啦？”母亲没有作声，指着桌子上的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吧，我一看原来是上海姨妈来的信，信上告知外公已于某月某日去世，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后来听姨妈说：外公一向身体健康(外公身高约一米八，年轻时又练过武术)，但这年春天下楼时不慎摔了一跤，导致多处骨折，以他那样的年纪(那年外公88岁)和当时那样的医疗条件和姨妈家的经济状況，也就从此一直卧床不起，瘫痪在床。到这一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姨爹、姨妈每天除了上班之外，下班还要通霄达旦地去炼钢铁，还要安排一日三餐，实在没有多少时间来照顾瘫痪在床的外公，就这样一直拖到这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外公怀着对远在台湾音讯全无的儿孫们的牵挂；怀着对远在湖南的女儿、女婿和外孫们的思念和对姨妈一家人的不捨离开了人间。这天我和母亲谈及外公的往事，母亲说你外公一世精明，到老来也糊涂了，母亲指的是外公他们一家1937年从开封逃难到重庆时，离开开封之前的一个夜晚，外公一家除把换洗衣物、现金随身带走之外，把带不走和怕在路上被搶掉的一些文物古董、字画(因外公从事古董生意多年，后来家道虽已中落，但还是保留了不少精品)、不便携带的金银器皿放在一口木箱里，外面用油布包好，在租住的院子里的一课大树下挖了一个坑把箱子埋在坑里，盖好泥土，使地面恢复原状，在倉忙之中，在埋箱子的时候，居然让家里的佣人站在旁边掌灯。母亲对我说：你想想，恐怕第二天，外公他们一家前脚刚出门逃难，那个掌灯的佣人后脚就会把那个箱子挖出来拿回家去了。可是后来外公却一直对他埋藏的“宝藏”抱有希望。记得外公在长沙时从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曾多次写信到开封的房东那里打听“宝藏”的下落，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记得我大哥参军抗美援朝之后，外公在一次写给他在开封的房东的信中，我看到有这样的话：如果你们继续不予回复，图谋侵吞我的财产，将来等我外孫从朝鲜得胜回朝后，再来找你们祘帐……这样的话。不知外公到上海后是否还在牵挂他那早已被佣人或房东挖走了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