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代（七）

一真溅雪

一九五四年的特大洪水和特大冰冻 粮油棉的统购统销 农业合作化 短暂的肉食水产品过剩现象  考入长郡高中５０班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54年5月底至7月底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当时长沙附近的湘江东西两岸，包括江中的水陆洲都已成一片汪洋。那是我初中二年二级，那个学期我还未寄宿，每天中午从家里吃完午饭后从聚福园的家里去长郡中学上学时，为了好玩，都故意不走鱼塘街、解放路、黄兴路、学院街、三府坪这条近路，而绕道犁头街、五一路到沿江大道往南直到西湖路往东到南门口、学院街、三府坪去上学，为的就是可以在水齐大腿深的五一路、沿江大道上去淌水，沿江大道是原来的江堤、五一西路是新修的地势都比较高，所以水只淹齐大腿深，沿江大道内的太平街、碧湘街、半湘街一带地势低，水已淹至二楼。灾民们依靠小木船和用门板、木盆等札制而成的小木簰穿梭往来于各街道、各房屋之间运送人员和生活物资。站在沿江大道放眼西望只见一片汪洋，大水已淹至岳麓山下，河西的潆湾镇已淹得只见屋顶，江中的水陆洲房屋己全部淹没在水下，只有一些大树的树梢还在水面随波逐浪迎风摇曳。

当时只觉得在五一西路、沿江大道淌水；站在沿江大道齐大腿深的洪水中看从湘江上游被洪水冲下来的茅屋顶、各种散乱的杂物、家具、木材；观看小木船、小木簰在被水淹没的街道上往来穿梭觉得很稀奇有趣，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特大洪灾给受灾民众所带来的深重苦难。

这场洪水使得洞庭湖区域所有的堤垸都全部溃决或是主动掘堤分洪，湘资沅灃四水中下游沿岸的农田城镇全部被洪水淹没，被洪水淹没的田地基本上都颗拉无收，湖南是重灾区，湖南东北部的洞庭湖四周的冲积平原是全国著名的粮仓，此时已成为“水仓”。光湖南的灾民就数以百万计，长沙街头巷尾前来讨飯的灾民扶老携幼络绎不绝。

初中三年一级，我们这一年级的班次已搬到黎家坡的新校区上课，两层楼的新教学楼宽敞明亮，夜晚是清一色的日光灯照明，条件明显比老校区要好，这学期我和黎懋明(女，生物老师黎升洲的女儿)分在一个学习小组(坐在同一行位子的学生为一个学习小组)，她学习用功，又不苟言笑、守规矩是老师们心目中的模范学生，因此被老师任命为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负责檢查我们的家庭作业、个人卫生、轮值时组织我们打扫教室或公共区域(走廊、操场、楼梯间、教室之间的小花园等)的卫生，并负责向班主任、生活辅导组的老师报告小组内各同学的表现。此人表现非常积极，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入了共青团，她经常向班主任和生活辅导组的熊老师(女，五十多岁，被我们背后称之“熊婆婆”)打我们这几位调皮同学的“小报告”，报告内容多有不实之词，害得我们隔三差五地被熊老师叫去训斥一顿，而熊老师又不容我们对一些不实之指责进行申辩，常令我们深感委屈，所以对这位“模范学生”黎同学素无好感。

1954年这一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夏季发了那么大、持续时间那么长的洪水，到这一年的冬季又迎来了长沙历史上罕见的低温和大冰凍，而且冰凍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地全部被两寸多厚的坚冰覆盖(长沙人把这称之为“桐油凌”)，连马路上都是如此，池塘水面结的冰层，厚到人可以在上面滑冰的程度，这对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的长沙来说是十分罕见的现像。大冰凍给不适应冰凍环境下生活的南方人带来了许多不便，造成汽车翻车、老年人在冰上滑倒造成骨折……的事时有发生。蔬菜都被冻死，以至学生食堂除了萝卜和胡萝卜可祘是蔬菜之外，只能靠鹹菜、腌菜度日。

冰凍期间的一天清早，我路过学校办公室，进去一看温度计上显示的温度是零下7摄氏度，考虑到室内外的温差，那么室外至少已到了零下10摄氏度，甚至更低，这个温度恐怕在长沙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低温。我那时在学校盖的是一床两斤半的小薄棉被，为抵御严寒，晚上睡觉时把被子摺成一个园筒，把脚那一头折起来，睡觉时从另一头钻进被子，再把身上脱下的衣裤全加在被子上，即使这样，睡到早上一双脚仍然是冰冷的。室外露天的电线也时常因结冰太厚，不堪重负而断裂，在断裂的一瞬间因放电而伴随发出巨大的响声和强烈的闪光，并因比而导致与这条电线相关的区域的停电，这种停电在我们学校就发生过好几次。

到1955年上半年我初中三年二级时，由于以下原因：1953年底中共当局通过了由陈云提出来的粮、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从1954年正式开始实施，当局为尽可能多地征集粮食供应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和增加粮食、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換取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所需的资金，加大了对粮油和主要农副产品的征购力度，使留给农民的口粮和农副产品已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再加上1954年的特大洪水造成大面积的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以及这一年（１９５５年）中共当局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而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由原来生产资料私有的互助组，升级为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导致农民和普通民众的严重不满。

这一年春季中共当局为了打击知识份子，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借此打击全国文艺界的知识份子，又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掀起一场抓“小胡风”运动，搞得全国知识界人心惶惶，全国各界民众都心怀不满。为了镇慑民众，当局以阶斗争的名义加強了对民众的镇压、威慑力度。就连中学也不能例外，我们年级一位家在农村的戴姓同学因发表了一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的言论，在全校遭批斗，并以反革命罪名开除回家。高中C－38班的成绩优异的学生谭炳麟，其父系株州农村士绅，在“解放”初曾带领地方自卫武装与中共当局周旋，后被中共当局镇压。谭炳麟同学不仅聪慧过人、成绩优异(据他同班同学称：谭同学曾在历史课上与精通英语的历史老师用英语对答如流) ，而且篮球也打得好，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又是文艺活动的积极份子，是学校文工团的主要演员。如此优秀的学生竟被学校当局於高中毕业时剝夺其报考大学的权力，遣送回株洲农村老家务农改造思想，理由是“解放”初谭炳麟曾跟隨其父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想一想这种借口是何等的荒谬：“解放”初谭炳麟不过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儿童，怎么可能拖得动一条槍与解放军打游击？谭同学却因此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后据知情人称：谭后来在农村曾任过代课老师 。

这一年由于当局在农村强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当局公开宣传的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哪由得农民自愿、自由)，导致农民们在入社之前先把自家养的猪、羊、鸡、鸭、鹅、鱼等偷偷私下宰杀掉或捞捕起来，除自家食用之外，大多拿到市场上出售，或送给当局的肉食水产部门收购，市场上一时消化不了这么多的肉食水产，只好由商业部门收购加工成香腸、腊鱼、腊肉……到这一年下半年由于商业部门积压的香肠、腊鱼、腊肉等太多，那时又缺乏冷藏设备保存，商业部门只好把销售这些产品的任务分配给每一位商业职工，这些商业部门的职工只好拿着秤，背着盛满香肠、腊鱼、腊肉的袋子挨家挨户地找自已的亲戚朋友、同学推销这些产品。这是中共当局前三十年共产极权统治时代绝无仅有的一次短暂的肉食水产品过剩现象。这也是中国大陆共产极权社会物资匮乏到饿死四千多万人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回光返照。当时之所以没有像前苏联一样在推行农业合作化时，农民民入社之前在大量宰杀猪、羊、雞、鸭、鹅的同时还大量宰杀耕牛、奶牛，是因为耕牛、马、骡、驴等大型牲畜是当时农业生产唯一的动力来源，当时中共当局早已把私宰耕牛列为犯罪行为，农民不敢因私宰耕牛而去坐牢，而当时的中国奶牛极少非常珍贵更没有人敢去私宰。因此从初中三年二级下半学期到高中一年一级的上半学期这段时间内，学生食堂可没少吃香肠、腊鱼、腊肉、腊雞、腊鸭……这大概要祘是“大饥荒”到来之前，人们享受的最后的美餐吧！

1955年上半年是我们初中毕业的一个学期，由于中共当                              局盲目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中去了，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很少，以致师资、仪器设备、图书和校舍方面得不到必要的扩充，无法容纳我们这一届大扩招后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入高中。因为高中对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校舍方面的要求更高。这导致有大部份初中毕业生无法进入高中学习，以长郡中学为例，我们这一届初中招了12个班而高中只招6个班缩减了一半，而长郡的师资、仪器设备、图书、校舍不仅在长沙市而且在全省都祘得上是最好的，都只有一半的学生可以升入高中，其他中学升高中的比例就更小了(估计全省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甚至更低)，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共当局提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不能升高中，回乡务农，当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一样光荣。

我班肖学祥同学在毕业前即表示不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初中毕业后即回故乡捞刀河附近的肖家洲去务农。学校当局立即把他当作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的典型，认为肖同学思想好、觉悟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回乡务农，要大家向他学习。初中毕业考试刚一考完，肖同学便打整行李准备回家，那天中午午餐后，肖同学就要出发，我和同班的王伯钧同学一起去送他，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一起来到草朝门湘江边上的船码头等船，在路上我为肖同学未能报考高中深感惋惜，肖同学说：他父母身体都不好，家里以前是靠母亲养鸡、养猪和父亲养了一群蛋鸭卖鸭蛋维持生活和他的学费。今年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后，农民都被“自愿”由过去的生产资料私有的互助组加入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为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私人养猪养鸡数量受到限到，父亲的一群赖以养家的蛋鸭也归了集体，只能去出农业工，父母身体都不好赚不到多少工分，一家人生活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钱供他上高中？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决定回乡务农，哪里是什么思想好、觉悟高，学校老师要这么说，他也没有办法。

草朝门码头有小帆船往来于捞刀河、肖家洲一带。临分别前肖同学邀请我们升学考试后到他家去玩。我们答应了考完后，一定去肖家洲看望他，他登上小帆船后与我们挥手告别，我们站在码头边上望着他所乘帆船一路顺风顺水快速向北驶去，那情景正是：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湘江天际流(仿唐诗：孤帆运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此时我的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怅惘。

肖同学走后我们开始准备升学考试，我报考的仍然是长郡中学高中部，父母和姐姐们都没有怎么过问我考高中的事，倒是我自己抓紧考前的几天临时抱佛脚突击把各门功课复习了一下。考试的时候并不觉得很难，都是早早做完就提前交卷了。大概过了十多天吧，就到了发榜的那天，我早餐后便到长郡中学(那时已由长沙市立一中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二中学，原来的省立一中改名为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去看榜，张榜的位置与考初中时发榜的位置一样，榜贴在进大门后空坪右侧的那面墙上。这一届录取的新生六个班是从高48班到高53班。很快我就在高50班录取的新生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心里略微感到一丝欣喜，C-121班考到高50班的只有我和鹿居正二人。平日成绩比我好的王伯钧因考语文时时间没有掌握好，作文没有写完而未被录取(他于次年考上长沙六中高中)。

此时我家已搬到黄兴南路的王家巷里面居住，因为家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家里能卖的东西也卖得差不多了，大姐念大学，我和二姐念高中，弟弟也进了长郡读初中，一年四人学费开支不少。此时由于这几年长沙城市人口的剧增，而又未有新的往房建成，使得长沙城内住房日趋紧张，房价又开始大幅上涨，母亲到房地交易所打听行情后，决定将自己的半栋住房出售(大姐去武汉念大学，我和二姐寄宿后，母亲已将我家二楼出租给别人)，后来房子被一位老中医看中，双方商定后以2400元成交。 这样从1952年春到1955年春我家在聚福园12号白住了三年，而且还倒赚了一倍的钱1200元钱，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少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