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想像中的俄羅斯/蔡詠梅

這次俄國侵略烏克蘭，讓人對一個現象感到迷惑不解。我們在俄羅斯文化，無論是文學、音樂、美術、芭蕾舞，還是帶有藝術元素的體操、花式滑冰、水上舞蹈等體育運動，都看到無與倫比的藝術審美和高貴人性。但有這種偉大文化的民族，為何在現實中卻能接受普京這樣一個專制強人，會向文化親近的斯拉夫兄弟發動如此野蠻殘忍的戰爭？

俄羅斯燦爛的文化與俄國冷酷的現實，俄羅斯文學中悲天憫人的情懷與俄羅斯權力者的肆無忌憚和野蠻專制，兩者之間的反差非常驚人，令人極度不解。

因為俄羅斯文化的強大氣場，受俄羅斯文化影響，而沒有去過俄國，無親生體驗過俄國生活的，會對俄國有一種無法捨棄的依戀，會無限拔高俄羅斯的精神傳統，但親身體驗過俄國生活的反而感受不一樣。

我曾經也是一個對俄羅斯文化情有獨鍾的中國人。從小讀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這個名單要一一寫出來會很長很長。然後還有很多蘇聯文學，而且中學還學俄語。俄羅斯文學的偉大不說，即或蘇聯文學也讓我們非常感動，比如《靜靜的頓河》。同是紅色文學，但蘇聯文學與中國乾巴巴的革命說教不同，會用詩意的筆觸歌頌河流、草原、白樺樹、大地、炙熱的愛情、偉大的母親，有一種特別觸動人心的抒情之美。連蘇聯的歌曲都抒情無比。我唱得最多的就是蘇聯歌曲，我在香港長大的兩個女兒因為從小聽我唱，也會哼上幾句《山楂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條小路》之類。

讀俄羅斯和蘇聯文學作品，不是如讀中國小說那樣只是獲得閱讀故事的快感，而會撥動到你心深處最柔軟最敏感之所在，會觸及到你的靈魂，讓你的精神受到震撼。記得我讀高爾基的成名作《草原集》後，有好幾天都處於一種深思恍惚的境界，好像從我生活中的現實抽離開，腳下踩的是俄羅斯厚實的土地，耳邊吹著俄羅斯草原的風。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他對靈魂、人類良知的凌厲拷問，讓我緊張得透不過氣來，讀的時候好像自己也親身經歷了一場心理備受煎熬的煉獄之旅。還有讀艾特馬托夫的《查密莉雅》和《白輪船》，這是蘇聯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那種對精神自由和大自然的謳歌，那種詩情畫意到至極的審美，即或是現在讀來也無法與紅色蘇聯聯想到一起。

由於從小受俄羅斯文學、蘇聯文學的薰陶和潤育，青少年時代對當時的蘇聯也十分嚮往，也可以說是一個俄粉，甚至中蘇關係惡化後，仍然對蘇聯完全恨不起來，到文革時中蘇因爭奪珍寶島惡戰，我還與幾個理念相近的朋友盼望蘇聯來解放我們。

當然後來對斯大林紅色政權罪惡所知甚多，特別是上世紀80年移民香港後讀到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對蘇共政權已徹底否定，不過情感上對俄羅斯之愛還是餘韻未了。直到2000年赴歐洲旅遊，在維也納和一個奧地利朋友談起俄國，提到我視俄羅斯文化為精神祖國，他一聽瞪大眼睛，難以相信，說你講的真是俄國嗎？朋友的大吃一驚也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熱愛的俄羅斯可能只是我想像中的俄羅斯。

讓我對俄羅斯真正改觀的是兩次俄國旅遊和幾位長期生活在俄國的朋友所講的親身感受。當踏足真正的俄羅斯大地，雖然看到了那些神往已久的美麗建築，但卻看不見文學中描述的那個溫情而富有詩意的俄羅斯，你感受的這個國家冰冷生硬，無法產生其文學那樣的情感力量。

我第一次遊俄國是2002年夏去莫斯科。當時香港人要入境俄國，只能通過在香港的俄羅斯航空申請簽證，簽證費很貴，而且還必須訂好酒店，訂幾天酒店，簽證就給幾天的停留時間，日子也定死在那幾天，如果日子有變動，簽證就作廢。而且入境時就遇到了一件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我把護照遞給入境海關人員，他說了幾句俄語，即面無表情地把護照退給我，我以為要看訂酒店的文件，連忙從袋裡翻出來，他依然不理，又說了好幾句話，我雖然學過俄文，但已是幾十年前的事，早已忘的一乾二淨，只記得幾個單詞和句子。此時，不知這位館員說什麼，要我做什麼，我非常惶惑無助，向排在我後面的一長隊人用英語求助說，有誰可以幫我翻譯一下，所有人都面無表情地沈默著。就這樣，我僵站在海關櫃檯前，不知所措。僵持了好幾分鐘後，這位官員終於不再堅持，拿過我的護照，但仍然是僵著一張臉，揮揮手，放了我過去。

住的是著名的俄羅斯大酒店，是當時遊莫斯科唯一可選的酒店。地理位置極佳，就在紅場邊緣，出到酒店大門，就是紅場。而我住的房間可看見莫斯科河及克里姆林宮。俄羅斯酒店是當時世界最大的酒店，有3000個房間，但大而不舒適，進出很不方便，從房間到酒店大門要繞很大的彎，走很長一段路。而且這個3000個房間的酒店，空蕩蕩的大堂竟然只有一張可供客人休息的沙發椅，會客如不到房間，在大堂只能站著說話。用今天的話來說，這種設計是根本缺乏人性化的考慮。

在酒店見到在莫斯科當記者的朋友，我講了發生在海關的這宗怪事，他告訴我：這是向你要錢，是勒索你，所以沒人願意出面為你翻譯，也幸好你不懂，他也沒辦法讓你明白，所以最後只能讓你過關。

這讓我大吃一驚。隨後更讓我吃驚的是，朋友講到俄國社會官方的腐敗，警察的野蠻，簡直與黑社會無異。記得在紅場，我用相機四處拍攝，當我將鏡頭對準一個警察，朋友大驚，即刻阻止我說，警察發現，會搶走我的相機，罰我的款。這樣的事，就在紅場，俄國的政治心臟地，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簡直匪夷所思。朋友說，俄國不是一個正常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他只是因為學俄語，走錯了一步，來到俄國，但不想終老此地。

後來認識的另外兩位在俄國長期生活的朋友，一位在俄國遠東經商已入俄籍的商人，一位是長居俄國的俄文翻譯家，他們講述的親身經歷，對俄國現狀的描述，與那位記者朋友完全一致，總的來說，政府腐敗、野蠻、霸道，權力無所制約，而人民順從，習以為常。這讓我的戀俄情結從此灰飛煙滅。

第二次赴俄是在2017年，去了一趟聖彼得堡，印象比莫斯科之行要好很多，可能十多年過去，俄國有所改善，聖彼得堡人也比莫斯科人好像親和一些，這可能是文化上聖彼得堡比莫斯科較接近歐洲。但此行對俄國官方的僵化冷漠，缺乏人性化的印象一點無改變。而對俄國專制主義和開疆拓土的擴張性傳統還有更深的認識。

俄國一面是輝煌的文化，一面是冷酷的現實。這種巨大反差的二元對立，在聖彼得堡體現得最為充分。三百年前，俄國彼得大帝在寒冷的涅瓦河沼澤地興建聖彼得堡，徵集了20萬農奴無償勞動，最後有10萬農奴死於苦役。這座俄國最輝煌壯麗，最歐洲化的城市實際是建在纍纍白骨之上。之後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在此大造美倫美奐的宮室、教堂、城堡，聖彼得堡因而被譽為北國威尼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而同時沙俄帝國開始無止盡的向外擴張，最盛時期沙俄帝國一度橫跨歐亞和北美三個大陸。

因此行的感受，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遊記《建在寒冷的涅瓦河沼澤上的帝國輝煌》，將俄羅斯這座最偉大的城市之興建比喻為俄國版的秦始皇長城。中國民間傳說中有個向秦始皇叫板的小人物孟姜女，最後挑戰成功，哭倒了長城，在普希金的長詩《青銅騎士》中也有一個向國家權力叫板的小人物葉甫根尼，但他的挑戰則徹底失敗，被俄羅斯國家力量擊潰得粉身碎骨。

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將筆觸插入人心深處，對人的良知和靈魂反覆拷問，可能與東正教強調靈魂的救贖傳統有關，很多俄國大文豪都深受東正教文化的影響。但俄羅斯東正教的另一面是依附於政治權力的傳統，以神權來加持皇權，因而也加重加深了專制主義的傳統。

最近看到網上有人介紹法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安娜·科林-萊貝德夫說“俄國存在一種制度化的暴力。”這一論點大概不少人會認同，但也不能不看到，俄國也有寧願粉身碎骨也要向威權叫板的葉甫根尼這樣的人物，比如向普京挑戰而死於普京暗殺的反對派領袖和包括安娜·玻璃特科夫卡婭在內近200人之多的良心記者，還有在普京專制淫威下，仍然敢於走上街頭反對侵略戰爭的俄國民眾。他們承載的就是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來的人道主義精神傳統，只是這種精神還無法壓到以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和普京代表的這種對立的專制主義暴力傳統。

在蘇聯解體後，俄國何去何從，當時俄羅斯人還是有選擇的，但他們最終選擇的是威權主義的強人普京，而符合現代文明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政治家戈爾巴喬夫在國際社會備受讚譽，但在自己祖國卻始終受到民眾的冷遇。似乎今天的俄國人仍然還沈睡在帝國夢中沒有醒來，潛意識還在幻想著一個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時代的再生？

俄國和中國一樣，從19世紀末已開始的現代化轉型到今天已經歷了一百多年的血與火的磨難，至今仍然未走出“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資中筠語）的怪圈。俄羅斯那些悲天憫人的偉大文豪今天若在人世，目睹俄羅斯的現實，會作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