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的中国梦——下流社会第九章
戴世軒
第九章 戡乱
光绪三十三年春节前的那场雪丰厚莹洁 ，足足下了四天，我原天真以为这漫天大雪足以洗去往年晦气，却又只是美好的祝愿。进入今年似乎比往常更要凶险，光是在南方由孙文领导的叛乱就出现了四次，先是在黄冈，然后七女湖，廉州，虽最后都被当地军队镇压下去，却又一次刺激到了政府敏感的神经，搞得北京城也是动不动就戒严，街上的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看到可疑的人先按倒再说，美名曰抓“革命党”，尽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叛匪长什么样子，却隐约听得些他们主张，类似明太祖朱元璋起事时“驱逐鞑虏”的口号。想必他们是要恢复大明，可在从小接受国民教育的人们印象里，明朝人也是留辫子的，所以这些假借恢复大明的人无异便是叛匪。
报纸上刊登的有关孙文叛匪消息更是给当下紧张时局增添了一丝慌乱，《申报》上那则“叛匪所过之处，当地人发辫尽失”的消息竟在南方掀起了一股“北上潮”，为了保住辫子，不少当地人纷纷卖掉田产，逃亡北方各大城市。相比之下，京城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政府颁布了无限期戡乱戒严令，每天下午不到6时就不许人们出门，警察在街边巡逻，谁出去逮谁。时间一久，不光民间哀声怨道，搞得八大胡同里的窑子和街边馆子因没生意也关门了不少。
作为冷眼旁观者，我倒觉得大清皇帝有些反应过激了，自古一个王朝崩溃无不与经济崩盘和饥荒有关，所谓民主自由，没有它中国人也一样过了五千年，反之大清国也绝不会因地方上农民搞出的几场小打小闹而崩溃，这一切都从洋人的报纸和有关目击者的描述中得到了验证，可以肯定的是这几场所谓叛乱不过是孙文从日本派来几个人，忽悠当地的会党和农民联合起来抢地盘。如庚子年的惠州叛乱，孙文手下有郑仕良者联合当地三合会反清复明，据有在现场洋人爆料，那些“革命者”成分不一，有会党打扮者裹黄巾扎红带，还有的穿着台上的戏服就去了，他们中多数手里都没枪，只能扛着锄头农叉凑数，更令人不解的是，“革命”队伍中还跟着二百多头骡子，不知作何用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支队伍还没等到与清军交手，走一半自己就散了，归根源竟是粮草接济不上了。又如不久前报上刊登的《平叛七女湖匪乱纪要》，一个叫陈亚纯的下寮村农民，在起事前作了一篇颇似当年义和团的檄文：
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轿，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恢复明朝。 竟也能忽悠起二三百人。
但这一切还是离我们寻常人家太遥远，尽管搞不懂发生在南方的叛乱和我们生活有何必然联系，却又不得不像所有人那样选择接受，毕竟不听话的人在大清国是无法存活的。也就是在这时，我家收到一封二舅的来信，说是要来北京躲些时日，他们家本在江西做点小生意，可能是听到广东发生的事情，也跟着凑波热闹。但这却令我着实为难，家父一直卧病在床，去年又中了风，家中的事只能是我做主，可又不知该如何接待他们，毕竟自家母过世后，我们与她娘家人便少有往来，自是不会有接待热情，可如若置之不理或怠慢了，以后经他们传出去，家父又不好做人，思来相去，我还是决定将人接回来，送到昔日闹鼠疫时我住过的巷子房安顿。
由于俩家生疏已久，我也不是太热心，到日子只是差小四去车站迎他们，至于后续接待，我去父亲寝居与他商量，打算一次性送20块银元，让他们拿着在北京做点小买卖，也省得以后接连烦扰。父亲自中风后，虽因体弱说话费力，考虑问题却依然远非我可比，他靠在枕头上嘟囔半天，我才听清“斗米恩，担米仇”六个字。
考虑他们之前在江西替人包过伙食，我便取8块银元给管家，让他到准备给二舅一家住的巷子口盘个早点摊，毕竟这家人在那边就不富裕，经这一路折腾应该比难民也好不了多少，有个早点摊多少可以为他们日后生活添点进项。可当小四将人领进来，我却发现这一家四口比我想像的还要狼狈，领头的一个头顶毡帽满脸皱纹男人，提个脏兮兮包裹，空手牵着个正在啃半拉脏馍的小孩，此人应该便是我的二舅，不知为何他一只脚丫还是光的，应该是逃难时把鞋跑掉了，见我们盯着他脚看，便尴尬的强迫自己挤出一丝笑容，却露出一口沾满污垢的黄牙。后面那个背有些微驼，破衣拉撒的女人我倒有些记忆，母亲在世时她常来我家，可能是二舅自觉不好意思，便派老婆来，尽管父亲不待见她，每次母亲还是会留她住上很久， 让她睡佣人房也不介意，临走也尽可能让她打些秋风回去，毕竟弟弟家又新添了两张嘴。我记得这位舅妈每回来都要先和母亲潸然泪下一番，却又不表明来意，“啊呀，我家那个天杀的窝囊死了，学什么不好学和人赌钱，输的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我准备了菜刀和上吊绳让他选，实在不行我们一家子就来个一了百了。”母亲自然是心疼她的弟弟，每次都瞒着父亲不让这位舅妈空手回去。时间一久，她又来的频繁，家里上下都称她顾大嫂，因她没有裹脚，也有叫她顾大脚的，她却一点不恼，还和人嘻嘻哈哈。如今许久不见，这位顾大嫂看起来已与老妪无异。
由于对他们一家没什么印象，眼前就像是站了四个乞丐，自然是亲近不起来，“二舅”两字无论如何却是叫不出口。我不说话，二舅和顾大嫂也老老实实在那里站着，唯有那对不足八岁的小姐弟，呆一会就又好动起来，不顾大人呵斥绕着大堂嬉戏，急得顾大嫂脱下鞋底子追着他们撵，为了缓解尴尬，我远远冲戴毡帽的男人拱了拱手，“路上旅途劳累，饭已备好，都坐吧，吃完饭我和小四送你们去我家另一处偏房安歇。”
“啊，不急，不急....” 二舅有些不安的右手使劲搓着大腿，沉默了许久才小心翼翼地说：“俺们想去瞧瞧老爷，平时也见不到，这大老远来了就想给老爷请个安。”
我知道父亲不愿见这些穷亲戚，却又不想做这个恶人，只好不置可否的打起了哈哈：“嗯，那我试着安排一下吧。”他们大概听出了我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饭桌上，这家人一改刚刚的拘谨，各个狼吞虎咽将一桌菜来了个风卷残云，连盘里的菜汤也要刮干净。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面吩咐小四到厨房让里面人再做点，一面与他们没话找话聊了起来，“那个....家里都还好吧？”
谁知这一下却引开了他们的话匣，“好个啥呀。”二舅伸舌头将盘子底舔干净，张口刚要继续往下说，却放出一个响亮的饱嗝，将我吓了一跳，
“俺们那里现在抓乱匪可厉害了，家家户户大门都先给你用木板钉起来，让你出不去，再挨家甄别，一经觉得可疑，马上全家拉走！现在是地也不让种了，都得搁家呆着，谁出去抓谁，俺一看这不行呀，不让种地事小，回头革命党真打进来，把俺辫子剪了咋整，这不以后更说不清了嘛！所以俺寻思着先来北京躲些天，天子脚下最安全，革命党打不进来！”
“可不！”顾大嫂在一旁补充道：“上头还要俺们各家互证清白，需凑齐三户给你证明才能解封，可你说如今这世道，谁不寻思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俺就和你舅商量，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了管事儿的，连夜俺们就逃出来了，这该死的乱匪，你说没事革的哪门子命呀！他们革命的倒是痛快了，罪全让我们受了，希望这回别像打长毛那会儿拖那么久。”
听着他们不着边际揣测革命，我对此倒有不同看法，毕竟孙文那句“驱除鞑虏”给我留下了很好印象，回溯中华所谓五千年史观，汉人上一回掌权还是明朝的事情，频繁的异族奴役，早已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北京城被契丹人占了，我们就侍奉大辽皇帝，金国，蒙古来了，我们又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就算是社会最底层也毫不介意，在女真人建立的大清国亦是如此，我们做谁都可以，只要有口饭吃，这应该是当下劳苦大众的普遍想法吧。只是这家人百般计算，还是估错了形势，自以为天子脚下就是太平的，殊不知北京城现在也日益严紧，“勿通匪类”标语贴的到处都是，似乎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将来临，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先带他们安顿下来。
饭后我让小四赶车，亲自护送二舅一家和他们全部家当去了挨东郊民巷的瓦房，车还没进巷口，远远就看到那里坐了个叼烟卷的老人，靠近一看，却是赵三爷，许久不见，他嘴歪斜的更加厉害，稍一说话口水就不住往下流，此刻他也认出了我，瞪着大小眼打量了一番马车，像含了核桃似的嘟囔一句 ：“噫，是你这二鬼子！”
我没有理他，故意吆喝一声，赶着马车与之擦身而过。他以为他是自由的，殊不知却是最可怜的。在早已破败不堪的瓦房前将二舅一家卸下，我却不愿久留，毕竟在这里留下了太多残酷的记忆，于是将早点摊车交付给他们，又给了顾大嫂两枚鹰洋做最后道别：“招待实是不周，你们且在这里先凑活住着，这两块钱拿去买些油面，这早点摊做起来应该也够你们一家挑费了，革命党在广东应该不会闹很久，估计年底你们就可以回去了，俩家离得不远，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再说。”
“是喽”二舅摩挲着从脑后盘到肩上的大蒜辫说：“来这里辫子总算是保住了，挺好，挺好。”
看他们也是很满足的样子我便告辞了，回去路上大概是卸去了心头负担，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却不料拐出胡同时又听到有人议论当下时局，
“听说了嘛，朝廷正式任命东先生为戡匪专家，马上就要全面实施他拟定的新政策了,听说北京城还是重点试行区。”
“这个东先生听得貌似有些耳熟，他该不会是司马北的大弟子吧?”
“正是此人，司马北这老兔子能教出什么好东西，听说这小子为了往上爬，最后连他老师都给卖了，现在好了，他一上来就要给我们每个人颁良民证，听说以后不管衣食出行咱要没这个证，就什么也干不了了。”
听了这些我心里咯噔一沉，赶紧让小四加快速度躲开他们，似乎唯有这样才是眼不见心不烦，但事后仍就此纠结，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那个东先生搞出的动静竟会波及到整个大清国。送走二舅没几天，就有警察挨家上门统计人口，看这架势我赶紧找到昔日同事刘差拨求证，果不其然是为良民证的事情。
所谓良民证不过是一块官府颁发的小木牌，正面标注持有者姓名生辰户籍，还有一处空白必须贴照片，因而良民证推广初始那两个月，照相馆生意竟格外好，家家都排起长龙，一时间开照相馆成了当下最赚钱的行当，与之同时的是朝廷颁下圣旨，强调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损毁，丢弃，伪造良民证，违者最重以死罪论处。它背面是个表格，持有者每四天需拿此到“防匪办”交代自己这几天的动向，以及见过什么人，过审后有关人员便在上面打个官戳，以证明此人是良民， 这个新的部门开始还设在衙门官署，后因需求量太大，就在大街小巷建起了一个个“安保”亭，旁边立个旗杆，挂着复制的皇帝圣旨，有政府部门人坐在里面亲自核验，一个牌打满后再到官府换新的。因而时间一久，人们便将每隔四天的必做行为称之为 “打卡”，正如之前听路人议论的那样，要是中途不留神少打一次导致良民证过期，就真的哪里也去不了了。上面规定，就算大街上买东西，也要先出示良民证。对此规定有不遵从者，朝廷的惩处是严厉的，轻则拘役罚款，重则脑袋搬家。
这一切还不算是最糟的，随身相伴的良民证就像一颗炸弹，不知什么时候便会突然引爆，一旦某人在打卡时有细节交代不清，或是隐瞒了行程，就会被有关部门定为“疑匪”，先将本人收押，其家属和这几日有交集的人都被判为“密切接触者”，简称“密接”，与“密接”有过接触的是“次密接”，按东先生订下的政策，前者拉到一个地方去集体关押，经十天甄别后予以释放，后者被要求呆在家里不许出来，门上贴封条，派专人看守，等有关部门五天内上门甄别。
按朝廷的话说，以此方法将会让孙文一众叛逆无处遁循，但我却不以为然，谁都知道孙文在日本，他在大陆搞得几次叛乱都是派些骨干潜回来忽悠会党起事，而这些会党本来就隶属地下组织，谁也不会脑门上写着“革命党”三个字等人去抓。以这样方式去甄别革命党，除了劳民伤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想必这点大多数人都会明白，可朝廷却还不懈余力的推广这损招，实属让人费解。
事实上他们不告诉你的往往比让你知道的更有意义，直到有一天在酒馆听邻桌有刚从大牢放出来的在抱怨：“娘的，在里面什么样怎么出来还是什么样！”才让我明白这其中蕴含。但是良民证却还是要时时更新的，这以逐渐成为大清国臣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每天大街小巷胡同口，只要有“安保”亭 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在排着长队，有时队伍太长，也有排错的，一次我排了许久才发现前面是个戏园子。人们就这样以此方式证明自己，生怕一不小心自己的良民身份就过了期。
在这样氛围下，对于二舅一家而言，无异刚出狼穴，又入虎口。按朝廷下发的规定，从“匪区”临时来此的外地人都先按“密接”拉走管控起来。不幸的是，临近广东的江西也被划为“匪区”。于是在京城正式推行良民证的第二天，官府的人便带警察上门将他们拉走了，后我派小四过去探回消息才知道，当二舅得知他们一大家子要和一群大老爷们关在一起坚决不从，毕竟谁也不愿自己媳妇和其他男人混处一室，警察却不愿多管，见二舅不配合，几个人上来就打，最后在一片哀嚎声中，他们一家四口还是被强行塞入了囚车。
听到这儿我后背一阵毛悚，想想也是后怕，要是他们现还在还住我这里，家里上下便全成了次密接。再看周围亦是如此，自从良民证推广后，人们都变得谨慎起来，谁也不愿去过问他人闲事，也不再向身边人提供帮助，生怕一不小心引火上身再弄个密接。
不久顾大嫂和两个孩子大毛，小毛提前被放了出来，刚获得自由她便带着孩子直奔我家，希望我帮着想办法把二舅弄出来。这却令我着实作难，不要说我以不在衙门当差，就算还在职，这样形势下也不敢管这闲事，大概是看出我不乐意，顾大嫂马上又耍起泼辣，不知从哪掏出根绳子，一头搭到我家门梁上，一头往自己孩子脖子上系，吓得孩子大哭起来，我也被这一幕吓得不知所措，赶紧上前拉住她，
“顾大嫂，你这是作何.....”
她就势扔掉绳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膝盖仰天干嚎起来： “天呐，俺们一家好命苦呀！俺男人家里人也不管他了，放他在里面自生自灭，俺可是看着你长起来得，你却给俺们住了个凶宅，之前那巷子里饿死了好多人，你不敢住让俺们住！现在俺家遭了那些冤鬼的霉运，你又不管了,大家来评评理呀.....”
眼见看热闹的闲人在家门口越聚越多，我脸上也挂不住了，为了平息她的怒气，赶紧让小四取来五块钱亲自交到她手里，“顾大嫂，你看你们刚出来还不赶紧回家，你经得起折腾，孩子经不起呀，这些钱拿去给孩子买点吃的，二舅那儿肯定没事的，这是朝廷亲自制订的政策，密接就是十天甄别期，到点儿了人准出来。”直到我好话说尽，她才接过钱，抽泣着拉起两个孩子走了。
经过这一次，我也不想再与这家人有所往来了，不曾想又过了几天，我出门打卡，刚走出宅门，就见一戴破毡帽的中年人迎着秋风在台阶下来回徘徊，看他瑟瑟发抖的样子想必已经等了许久。我却未曾意料二舅还会登门拜访，猝不及防下我俩就这样僵在那里，半晌，还是他先干咳了一声，“当家的，老爷这几日身体还好吗？”
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敬称，贫穷已令他放下了一切，包括我们间的伦理辈分，我点了点头说：“挺好的，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我现在要去更良民证，找我有事的话路上说。”
他见我态度不是很热情，便以为是因顾大嫂那件事，忙快几步跟在我后面解释起来，
“当家的，实在是对不住，你们收留了我们一家，我这婆娘还这麽混账，她就是一农村泼妇，在乡下混惯了，你们可千万别与她计较，我昨儿回去知道后已经打她了，如果你还有气，我把她叫过来，当着面看我用藤条抽不死她！这女人呀必须得打，不打就要上天。”
看他说这话时咬牙切齿的样子，尽管我知道他是不敢打老婆的，也还是让了个面子给他，“那倒不必，你回来就好，顾大嫂那也是为你着急，北京城现在也变严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如果想回家，我可以送点盘缠。”
二舅似乎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摇摇头说：“那也不能总这么麻烦你们，你妈我姐在世时就没少帮衬我，这回去的盘缠还是我们自己攒吧，有那个早点车，我在勤快点，就不用麻烦你们了。”末了怕我不信又强调一遍：“我这次来真是为这不懂事的婆娘赔礼的。”
而我却没心情听他解释，不知为何，今天常去的那家安保亭没开门，附近又不知道哪里还有打卡良民证的地方 如打不上戳，明天良民证到期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二舅见状马上推荐他附近的安保亭，我想想离得也不是很远，就与他步行着去了，说实话那里虽是我家资产，却不是我喜欢的地方，不光是因为疫情时被封在里面受过苦，更多却是不待见那些喜欢嚼舌见人下菜碟的邻居们。
这次我们刚到巷子口，又远远看到赵三爷驼着背在原地打转，不知作什么妖，直到离近了才从他哀嚎声中了解到原来是把良民证弄丢了。“我的良民证呀.....我的良民证没啦！谁见着我良民证了啊.....”此刻，他那副丧考妣的模样，仿佛正在告诉全世界，失去了良民证便再也不是大清国的良民了。
不过看他这样我倒是能理解，因为在大清国，良民证已经成为与个人性命息息相关的大事，出门可以不带钱，却不能没有良民证，否则不但寸步难行，还会招致各种不必要麻烦。让人们陷入这般麻烦境地的始作俑者便是东先生，司马北的弟子，据说此人还在汉旗，攀上司马北借其关系认识了胡锌退，后者又将其推荐给了袁世凯，此时袁正是老太后眼前红人，朝中无人不巴结，为此东先生将心一横，干脆趁着袁48岁大寿时当场自认干儿，这一下可惹恼了司马北，殊不知老小子不顾比袁还大两岁，早几年就自降辈分认袁做了干爷，这样一来昔日的徒弟现在变成了自己干叔，这让司马北如何能忍，从此师徒反目，见面就掐，以至发展到彼此都想搞死对方的地步。 最后还是东先生略胜一筹，向朝廷建议普及良民证，以此被授予大学士一职，正三品待遇。虽自此飞黄腾达，但在民间却早已被人恨得咬牙切齿。
此类情形自古不少有，中国向来是不缺汉奸的，据说大清国初期中国人是不用留辫子的，是一个叫孙之獬的前朝官员为了向摄政王表忠心，自己便留了条与满洲人一样的小辫，结果不但摄政王不领情，还遭到了同胞们嘲讽，恨得他心生毒计，以“中国从陛下，而非陛下从中国”挑唆摄政王让所有中国人都留上了小辫。如今这位东先生又给每个中国人都配上了良民证，实非异族祸害中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祸害自己人。
事实证明，此次东先生帮助朝廷推行的“防匪戡乱”运动给寻常人家生活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算的，搞得商家破产，民生凋敝，走在大街上，两排店铺关了一溜儿，但大街小巷却还挂着到处是“勿通匪类”的条幅，眼前这一切竟让我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感觉，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清国，当权者怎样折腾都无需与百姓商量，或许在他们眼中，服从决策的就是良民，反之便是刁民，时隔今日，“良民”一词终于被量化了，但老百姓大规模的抗议却始终没有出现，在一个全民争做良民的时代，也许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我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却时常能在街头听到些与“戡乱”有关的新闻，
“某某大人因戡乱不力被免职”，“河北发布道台大人的命令，戡乱期间，滞留外省的本地人无事不得恶意返乡！”二舅或许也是听到这些消息，便过来与我商量，希望那两间瓦房再借他们住久一些，这时候回去，怕江西那边不让进。对此我自是没任何意见，他们靠早点摊已然能自食其力，无须这边再照应，留在那里还能替我看房子。
谁想没隔几日，顾大嫂又哭哭啼啼找上门来，我托小四去和她说我不在，她便隔在大门外面哭喊：“你这没良心的，你舅又被抓了！”我只好先放她进来，却不用问也知道定是与良民证有关，果然她刚进门气还没喘匀就一把抓住我哭诉起来：
“你舅昨儿个去核良民证就没回来，现场有人看到被直接拉走了，说他是密接，俺们卖早点的能接触到谁？就前天他到卖豆腐的那里拿了点豆腐，怎么就通匪了呢？你给评评理，这还叫不叫人活了，三番五次拉去隔离，叫俺一个女人带俩孩儿可怎么过！你还不去瞅瞅，他可是你亲舅呀!俺地娘嘢......”
虽然我知道现在“戡乱”运动升级，但谁也不会去为难一个卖早点的，定是卖豆腐的被当作“疑匪”审讯后受不住，胡乱招出了二舅，即便这样，比起那个卖豆腐的他也是幸运的，只需隔离十天就又能出来，但眼下我被顾大嫂吵得头大，只好同意陪她去一趟隔离点，她却执意先回去给二舅拿床棉被，于是我们回到东郊民巷，趁她向邻居托付两个孩子时，我沿着巷子转悠，不知觉来到一座疫情时曾被点着过的瓦房前，因被封控饥饿难耐，房主一家五口便点着房子死在了里面，大火却很快被四邻扑灭，那时我也去看，印象里围墙房身被烧的黑漆漆，屋顶塌的也只剩了半拉。如今它被翻修后焕然一新屹立在那里，随着新住户迁入，昔日屋中发生过的悲惨往事也不会再被提及，这就如同中国人的生活，个人痛苦永远被大环境营造下的虚假幸福湮没。
就在我沉浸在遐想中信步漫游之际，不防有人从后面拍我肩膀，回头看去却是赵三爷，他比我上次见时更加憔悴，脸上挂着鼻涕，褂子沾满了泥巴，问他什么也不答，只是颤巍巍抓住我衣襟摇晃着，可怜巴巴的反复询问：“你有良民证吗？”看情形整个人已经完全疯掉了。可能也正因如此，才没有人去和他计较良民证的事情。想这可怜赵三爷的一辈子，响应国家号召接种鼠痘致残，最后因丢失良民证变疯。
比他更惨的是二舅一家，当我陪着顾大嫂走进隔离点，发现那里不过是由赶建的一排排简易房临时拼凑起来的地方，那些简易房看着比囚车大不了多少，门板上掏个圆，只够人把脑袋露出来，我们经过路上不断有人把脑袋伸出来哀嚎，有向我们讨水的，有央求帮忙把他弄出去的，那些政府雇来的看守就呆在阴凉下，抽着烟卷喝茶，懒洋洋注视着这一切。我们在其中穿梭，费了半天劲才找出二舅容身的地方，听到顾大嫂召唤，他把脑袋伸出来，豆大汗珠也跟着往下淌，可以看出那里面肯定是不好受的，但也许是为了不让家人太牵挂，他还是笑嘻嘻的瞅着顾大嫂埋怨起来：
“你说你这个老娘们，不在家给我好好带孩，跑这里来干嘛，我在这儿待几天就能出来了，隔壁的昨儿已经放出来了。”
看着二舅的模样，顾大嫂却忍不住嚎啕大哭：“老天爷！俺们这都是本本分分的良民，那孙文闹革命，干嘛要俺们陪着遭这种罪呀！”
哭声很快也将守卫吸引过来，领头的一个提起哨棒指着我们骂道：“这里是啥地方！瞎你娘嚎个啥！别他娘的给脸不要脸，赶紧滚蛋！不然也给你们装进去！”
我见势不妙，赶紧去拉顾大嫂，二舅也抻起脑袋跟着劝：“你这败事娘们，要真给你也装进来了，家里俩娃咋办？听话，赶紧回去! 等熬过这几天好日子就来了。”
听了二舅的劝，顾大嫂才抹着眼泪被我拽走了，回去一路上她都在骂孙文，用的都是泼妇骂街时的最恶毒词汇。或许她连孙文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却将在戡乱中所糟的罪化作满满仇恨，一股脑都寄在了他的身上。看顾大嫂的样子又让我想起了老罗头，他应该已经被处决了吧？此人也是因家遭政府强拆，却不敢有半点怨言，而对此那个叫赵大生的街坊一句风凉话却能叫他暴跳如雷，不惜挥刀相向，犯人命判了斩刑。或许这就是我们大清国的老百姓，“民不和官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智慧，被深深沁入我们每个人的骨髓。
原以为一切都像预想的那样，等过几天二舅出来，他们一家就又恢复了正常生活，却不曾想两天后的一早，我正准备去茶馆，外面小四却火急火燎的冲了进来，“当家的，听说了嘛？火器营西边那个隔离点昨晚着大火了，死了很多人，都是被隔离的，跑不出来全都给烧死了。”
我“嗯”了一声，抬脚继续往外走，在表面一派和谐的大清国，灾难天天有，兵祸，饥荒，瘟疫，轮番关照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就意味着每天都会有无数中国人死于其中，毕竟一则重大新闻反复发生也就不算新闻了，同样，对于无时不在与死亡打交道的底层百姓，死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在中国永远都会有比死亡更痛苦的事情发生，这样痛苦的生活久了也就麻木了，死一个人与死一群人只是个体的差别，就算死的是家里人，送走死者后也还是要继续生活，归国快十年，我亦何尝不是如此。
直到迈出大门，我才突然忆起火器营那个隔离点正是关押二舅的地方，记得上回陪顾大嫂去，发现那里的看守烟抽的很凶，隔离房又是木头搭的，定是晚上的时候不知谁胡乱丢的烟卷引起了大火。如此看来，二舅想必也是凶多吉少。我本以为顾大嫂马上又会来哭闹，便茶馆也不去了专在家里等她，甚至吩咐小四如果人来了赶紧禀报，但等了两个钟点却还没任何动静，终于让我有些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去出事点看一看。
当我带着小四赶到烧成一片焦土的火器营隔离点，那里早已聚满各式人等，警察，记者，死者家属，熙熙攘攘闹作一团。中途还有一具具焦炭状的尸体从废墟里被抬出来，在地上排成一溜。凑近看去那些尸体烧的都缩做一团，比猴子大不了多少。就在我努力想从里面辨出二舅时，却听得不远处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这哭声曾不止一次在我家大门外响起，令人实在熟悉，我循声过去，看到顾大嫂平仰在地上不停扑腾却动弹不了，原来是头发被警察用脚踩住。两个小的也蹲在那里，搂着妈妈嚎啕大哭，但那警察却还嫌不解气，指着地上破口大骂：
“你这母疯狗！不给你点厉害看看还觉得自己是天王老子了是吧？今儿非把你丫弄进去不可!”
我赶紧上前拉住警察好言劝道：“巡警老爷，消消气，与这疯婆子计较有什么意思？您不是一下就给她挑翻了吗，这女人是我宅里佣人，她男人昨儿在这里被烧死了，您就不要与这疯婆子计较了，这里有几块现洋，请各位巡警老爷去喝茶。”说完我将几块光绪元宝交到警察手里，对方才露出笑脸，掂着钱放开了顾大嫂，“这才像话嘛！你说要都像你这么懂事，咱大清国能不和谐吗？”
看着警察满意地离去，我又开始埋怨顾大嫂：“找男人就找男人吧，你说你去招惹警察干嘛？你以为谁都像我一样，你把上吊绳往门口一挂就都怕你了？”此刻她却没有理我，坐在那里与两个孩子抱在一起失声大哭。我也只好依她去了，转身吩咐小四帮着寻找二舅遗体。可怜这位二舅，为了保住辫子从江西不远万里逃到北京，最后辫子保住了命却没了，到死也未能过上他亲口向顾大嫂承诺的好日子。在偌大的大清国，像二舅这样的人应该还有很多，他们劳碌终生，自信勤俭持家的道理，殊不知上头的一个政策就可将一切化为乌有。
那天在现场翻了一下午，我们始终未能找到他的尸体，只好在废墟堆胡乱抓了把骨灰当作是二舅放入盒里。这场火灾共导致83名隔离人员烧死，负责看押的却无一伤亡，他们早在大火还没烧起来第一时间就逃遁了，事后从朝廷到具体执行者，无人出面声称对此负责，也难怪大清老爷们这般不惮，中国官场本就盘根错节，层层相护，若放在平时，只要事故负责人躲了，再让报社闭嘴，最后当地官员的上级出面遮掩一下也就过去了。这样的事故无论多大，最后都是肇事者赔点钱不了了之。归根结由，在向来将“人命关天”拿来说事的大清国，人命其实并不值钱，主要看死的是谁。只是这一次情况实是特殊，因为此事的最终责任人是东先生。若不是他向朝廷献上了了“戡乱”具体举措，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隔离。这自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尽管这套方案不会对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清权贵产生什么影响，但这些人周围的亲戚朋友却有不少遭殃的，久而久之东先生便在朝中越来越不受待见，特别是那些因防戡乱不利被免职的官员们，免不了托关系四处煽风点火，这恰好被司马北所用。此次事故一出，司马北马上联合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将此公诸于世，矛头直指东先生。在媒体煽动下，民间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人们涌到官署，一致要求朝廷严惩设计这套程序的东先生。在局势以非一两个地方官就能遮掩过去的情况下，皇上和太后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太后下诏，摘去东先生顶戴，停止其一切职务，接受朝廷调查。对死难者也做出安排，将很快给各家下发抚恤金。到这里事情看似得到了完美的解决，但只有那天在现场经了一切的我才知道，顾大嫂永远失去了丈夫。
拿到二舅骨灰，顾大嫂本欲带孩子离去，考虑她们孤儿寡母着实不易，我便劝她先留下来，等领到抚恤金再走，这样回去后也好有钱傍身。谁知一向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著称的大清国在发放抚恤金事情上却一拖就是很久，无奈等待期间顾大嫂只好继续支摊卖早点。
此事解决后不久，东先生又复出了，不但毫发无损还比以前更为嚣张，不知是不是报复社会，他又向朝廷提议“清零”，即以突击的形式轮流筛查各地区，保证无一疑匪隐匿民间。被选到地区所有人无论良民证是否齐全都不许出门，呆在家中等待甄别，为了不让人们出门，当地官员可谓奇招尽出，有门上钉木条的，还有雇人坐家门口看守。一时间举国上下再次陷入无休止内耗之中。
这场“清零”运动是我意料之外的，在这之前刚将父亲送去王府井洋人开设的教会医院，“清零”开始后，京城各大场所全部处于半停业状态，门口贴着上级下发的命令，要求只出不进，特别是与洋人有关的地方，门口都有清兵站岗，那明晃晃的刺刀早已说明了一切，不久父亲托出院的病友告诉我说想死在家里，为了完成老人最后遗愿，我与小四几次去医院接人，都被看守轰了回去，又赶紧托人四处想办法，没几日却传来父亲的噩耗，我悲痛不已，万万没有想到，在号称以孝治天下的大清国，竟会发生父亲弥留之际，不允许儿子相见之事。当我们将遗体运出医院时，又被看守拦住要查看父亲的良民证，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妄想借公众力量向这个下流社会讨要公道，便对着他大喊大叫：“人都死了！你还要看良民证，有什么意义？”
随着我的吼叫，周围果然聚起了一圈看热闹闲人，对方却丝毫不惧，指着我鼻子呵道：“你这忘八蛋，怎么这么不懂事！我问你，人是不是今天才死的，昨天前天还活着吧？大清律例，凡大清臣民活一天就得用一天良民证，难道躺倒了就不用更良民证了嘛？”
此时我也豁出去了，为了引起大家共鸣，终于鼓起勇气讲出了憋在心中已久的话：
“你们把医院都封起来，让我们家人进不来，弄得我连我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让我怎么替他更良民证？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么折腾人的！”
此言一出，人群终于炸锅了，始料未及矛头指向的却是我，
“真是个逆子，把爹留在洋人的医院，现在还在这里东拉西扯。”
“说明这小子没心呀！爹都这样了还不去见最后一面，要是我拎把刀就去了，谁拦着我就挑了他，大不了去阴间再跟老人团聚，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不让见那也怪你呀，干嘛非要送去洋人的医院？”......
在大众的嘲讽和看守幸灾乐祸目光中，我们拉着父亲遗体灰溜溜离开了那里，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下流社会其实由两部分组成：无良的政府和无耻的帮凶。二者相互作用，让这个时代越发善恶不分。我开始后悔将此事公开众议，毕竟这个社会是不会同情弱者的，那些试图依靠公众主持正义的受害者，多数情况下都会遭受二次伤害。
很快我就遭受了二次伤害，不过这次是来自政府，回家还不到一柱香功夫，就有两个警察登门拜访，他们指名道姓要我出来，并强行要走了良民证，在我还没弄清情况的时候，上头已被打了一个红戳，“你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一个警察冲我咧嘴笑了起来，我知道这便是传说中的“禁足章”，盖上它就意味着良民证出现了异常，在红戳上时间没到期这段日子一切公共场所都是去不了的，包括吃饭买东西。但我还是不服气：“巡警大人，你们凭什么胡乱给我盖这个章？”
那两个警察似乎一直在等我这句话，也早有说词在等我，“怎地是胡乱？我问你，你小子刚才在洋人医院门口胡说了些什么？你自己没数嘛！‘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么折腾人的’这句话是不是你说的？竟敢公然质疑大清国戡乱政策，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也就是本朝皇上开恩，要是搁圣祖爷那会儿，死八回你都不够，现在只禁足你十天，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了良民证的真实用途，它就像一个紧箍，套在大清臣民的头上，让人们再不敢乱说乱动。
那十天我哪儿也去不了，只好托亲属帮着准备父亲后事，自是无暇顾及其他包括顾大嫂一家，考虑她一个女人带俩孩子着实不易，解禁后我托小四去送了一趟菜，不料回来他就告我说顾大嫂那条巷子又封了，这回是只进不出。我不知就所谓的“防匪戡乱”，大清政府为何要变出这么多花样，以至我现在无时不在默默期盼，希望孙文能带着革命党赶紧打回来，革命党来了至少不要每隔四天更一回良民证吧，在当下大清国，与我抱一样想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毕竟为了生存而生活又有什么意义？
就在我暗自垂叹中国人在世不易之际，小四来报又有警察却找上门来，吓得我浑身一颤，以为还是就先前言论的事情，直到对方亮明来意，原来是通知去领人。我立刻明白过来定是顾大嫂，和她许久没联系只是这回不知又因什么事。那警察也不多说，只是一脸不耐烦的催促，直到我塞了些茶水钱过去，他额上眉头才舒展开，接过了我递的烟卷，一路上话也多了起来，
“那个疯女人是你家什么人，我来时还在寻思，你们这般通情达理的大户，怎会与这样的泼妇有瓜葛，定是你家八竿子打不着哪里冒出来的远亲，这疯女人昨晚抱着孩子拼命闯关卡，守着的两三人都拦不住，最后还是我们过去把人拉走了，你家地址也是她交待的。”
听了警察的话，开始我还以为又是顾大嫂在作妖，心中难免埋怨起她，直到把人保出来，才知道原来昨晚她家老大已是高烧三天不退，眼看快不行了，由于巷子要求只进不出，大夫都不敢进来，无奈下顾大嫂只好抱着女儿想去洋人的医院，却被巷口封控人员拦着不让出，便从家里取了把剜肉刀，攥在手中强行闯卡，吓得那些人都不敢近，直到警察赶到，才上演了先前一幕。知道了原委我不免又敬佩起顾大嫂，这个女人虽常以泼妇形象示人，同样境遇下却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情，可当下她却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不管与她说什么，嘴里始终不停念叨女儿名字，快到巷口时她突然加快脚步火急火燎地跑了进去，我正想叫住她，赵三爷却不知什么时候哭丧着脸挡到了面前，不待他开口，我就先呵斥：“我没有良民证！” 他这才踉跄着悻悻走开了。
就在这时，远远听巷子里传来了顾大嫂撕心裂肺的哭声，我赶紧快几步跟了过去，那里以围拢了不少人，还有人在议论：“这个女人也够惨的，男人隔离时刚被大火烧死，孩子昨儿又病死了，真不知她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我没理会他们，扒开人群将哭晕在地的顾大嫂搀了起来，掐人中尝试将她唤醒：“顾大嫂，你要振作，大毛不在了你还有二毛呀！”
这时周围有人送来一碗水，也有过来点香薰的，众人几经一番折腾，顾大嫂才缓缓睁开了眼睛，又马上哭嚎起来：“俺地大毛呀~，偌大的大清国怎么就容不了你一条命啊！呜呜呜.....你这是着急去找你爹呀！你们爷俩倒好了，留俺和二毛在这里继续受苦,呜呜...”
这绝望的哭叫无不令在场者动容，即便这样，人们也只是默默围观了一会儿，就都四下散去了，或许他们早已麻木了这一幕，又或许在大清国多数人眼中，北京城肆虐的风沙，无钱医治的疾病，恶劣的生活条件，都让死亡变成了解脱，也让他们不再具备同情的能力。转瞬间，空旷的巷子里只留下我与顾大嫂，短短不到一月，这个女人先丧夫，又失女，一般人谁又能受得起这般打击，看她以几近崩溃边缘，我便邀她带二毛搬到我家去等二舅的抚恤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戡乱”运动中，我们都失去了太多，我没有了父亲，顾大嫂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同样的遭遇令我消去了心中那道挡在我们之间曾认为不可被逾越的隔阂。
在这样世道下，众生皆苦，唯有为朝廷设计这一切的东先生，不但赚的盆满钵满，还受到了太后召见，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他春风得意之际，朝中以醇亲王为首的皇室掀起了倒袁运动，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冲着戊戌年事情来的，只是这回倒袁派决定先从袁世凯亲信东先生这里下手，以此拖袁下水，于是由德高望重的瞿大人率先上奏弹劾东先生，列举了他十项大罪，多有据可查，太后闻之勃然大怒，下令重启对东先生的调查，这一回就连袁世凯也感觉到了风向不对，不等东先生向他求救，就主动向朝廷上了一道自己弹劾东先生的奏章，用这个方法与昔日心腹做了切割。见大势已去，东先生当晚便化妆成女人逃进了日本使馆，随后大队清兵将使馆团团围住，逼日方交人。第二天东先生潜逃日本使馆的新闻就传遍了大街小巷，若是在平时，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必将成为大伙茶余饭后用作消遣的谈资，但眼下被“勿通匪类”折腾了整整快一年的大清国臣民，想必连看戏的心情都没有了，毕竟东先生跑了，良民证却还是要更新的，这件事之后，人们除了骂几声“活该”，一切都没有太大改变，也不知为何，在良民证问题上朝廷竟然出奇的理性。
好在快过年的时候二舅抚恤金终于下来了，三个十两银锭码在一起，便是二舅用生命换回的全部，拿到抚恤金，顾大嫂便迫不及待向我辞行，说是已买好了第二天车票，想着以后也不会常来京城，我便邀她母子去大栅栏逛一圈，让她们买点京城货拿去乡下卖，那时以临近年根，来大栅栏采购闲逛的人也多了起来，熙熙攘攘的丝毫没有受戡乱影响，在大栅栏市场外我给二毛买好糖墩，不经意看到路对面有核良民证的亭子，突然想到自己良民证也快到期，便将糖墩交到顾大嫂手里，让她领着孩子先进去，我换好良民证就去找她们，却不料悲剧就在这时再次上演，当我核好良民证准备往大栅栏那儿走时，只见里面人像发疯一样拼命往外闯，途中不断有人绊倒，他们的哀嚎很快就被各种尖叫声淹没，旁边还有差拨推着路障去堵大栅栏的入口。见势不妙我赶紧抓住一个从里面逃出的人询问究竟，那人喘着粗气一指那些差拨说：
“可不得了！不知怎地这里突然被宣布是‘匪区’，说是大栅栏里筛出了多例‘疑匪’，官府马上就封这个地方，里面人一律按‘密接’处理，拉去隔离那么久谁他娘谁受得了，不跑行嘛!”
听了这话我顿感事情不妙，正欲往那里去，却见顾大嫂哭哭啼啼一瘸一拐的向我走来，不待靠近便哭叫起来，“天杀的! 二毛被一穿蓝褂的抢走了，你快帮俺找呀！他穿蓝大褂....呜呜...”
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定是有人趁刚才乱劲，看顾大嫂孤儿寡母便心生歹念，将小男孩抢了去卖给人贩子，但人群往外冲时，我却没有看到二毛被人抱着出来，况且穿蓝大褂的男人这么多，又让人到哪里去找，即使这样我还是安慰她：“顾大嫂你莫急，市场已经封了怕是回不去了，我这就托里面差拨帮着寻一下，若是没有我再陪你去报官。”此时的顾大嫂坐在地上以快哭过气去，根本无意我在说什么，我便来到路障旁，给俩差拨各塞了一块鹰洋，托他们去里面看一下，对方却毫不在意顾大嫂悲痛欲绝的样子，接过钱戏谑道：“找也怕是找不到哩，哪个人贩子抱了孩子还不走等你去寻的，怕是你这钱也白花哩.”
“你们就赶紧去吧，他娘都快死过去了！”我冲他们嚷道。中国人向来不惮在任何情形下调侃别人，特别是在对方落难的时候，这一切很早我就领教到了，顾大嫂却还不明就里，
哭了一会袖子擦把脸爬起来，看到行人就拦上去迫不及待询问：“你看到俺家二毛了吗？他刚被穿蓝褂的男的抢走了，俺孩还不到六岁......”
“滚！”对方抬手将她推在地上，加快步伐走掉了，她却毫不在意，爬起来又去拦一辆迎面来的洋车，我怕这样会惹出事来，赶紧过去生拉硬拽将她带离了现场，考虑到她精神状态会让人产生疑意，我便将顾大嫂先带回家，自己去了官署，一路上心里却很明白，那些官老爷是不会为一个农妇花时间找孩子的。只是可怜这顾大嫂，一家四口逃到京城，以为天子脚下能享太平，却不料历经“戡乱”和“清零”后，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
到了官署，他们的答复正如我预料那样，而我却不敢将这些告诉顾大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历经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这个可怜的女人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我后悔当初二舅死后不该留她们等抚恤金，但在多灾多难的大清国，每天都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人们身上，谁又能说得准。这之后顾大嫂变得疯颠颠，像极了巷子口到处要良民证的赵三爷。即使这样，她每天还要坚持上街寻孩子，有时路口碰上赵三爷，便一个拖着哭腔问：“瞧见俺家二毛了吗？”一个嗫嚅着答非所问：“你有良民证吗？”颤巍巍擦身而过，我看着不放心，她每次出去便都派人跟着。那日我正好无事，就亲自上阵，跟着她走在街尾，听小贩正在吆喝今日的报纸，是有关东先生落网的新闻，便买来看，原来日本使1馆也不愿因藏匿这样无足轻重的人与清廷翻脸，公然交人又有损国威，便在夜晚偷偷将他放走了，走投无路之下，他本想去乡下躲藏，却不料一路上吃饭，住店都要看良民证，因而寸步难行，在露宿街头时被巡夜的发现了。最终被昔日他亲自制定的规定反噬，结局像极了两千年前为秦王献上疲民五术的商鞅。
东先生被拿下了，却远远不能弥补寻常人家在这几次运动中遭受的损失，我想将这一消息告诉顾大嫂，毕竟这个人间接害的她家破人亡，但她听完后仍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自顾自地叨唠着二毛，或许苦难早已让她没了知觉，就在这时，一个与二毛年龄相仿瘦弱的小乞丐拖着残腿一踮踮的从我们身边经过，顾大嫂顿时眼睛一亮，上前将小乞丐揽入怀中嚎啕大哭起来：“二毛！娘终于找到你了！以后再也不离开你，娘这就带你回家....”
见此情形，我赶紧上前将他们掰开，这个可怜的女人，定是因思念过度将流浪儿错认成自己孩子了，“顾大嫂，你不能要他，这孩子腿有麻痹，你带着他以后咋整？”此刻不管我怎么劝，顾大嫂却死死抱着小乞丐不撒手，或许在她那里已经将这带残疾的小乞丐认作是二毛，只是我心里最清楚，这个精神不是太好的女人带着个腿有麻痹的孩子，以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或许她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再受十几年罪，才能找到永恒的平静。
三天后，顾大嫂带着孩子向我辞行，这天是光绪三十三年的最后一天，傍晚天空又飘起了雪花，仿佛春节前那场雪的重现，再有不到一小时就是新年了，东郊民巷里洋人们的窗户都亮起灯来，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人举杯觥筹交错，我们站在巷口雪地里，四目无语，我将一包袱用银锭换的银元交到她手里，她拉着孩子向我鞠了一躬，相互搀扶踏着雪向远处走去，与此同时，从洋人住宅区那里传来一曲熟悉的旋律，那是《友谊地久天长》，我在咪俐坚时，新年和圣诞当地人都会唱这首歌，伴着歌声，望着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背影，我止不住想，或许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缩影，无论经历过什么痛苦灾难，即使失去挚亲，只要还有一口气，便会一直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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