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一）

一真溅雪

王家巷的进口在黄兴南路商务印书馆对面，该巷正在长郡中学操场的北围墙之外，爬在围墙上就能看到外面的王家巷和座北朝南我们新租住的王家大院的大门。这条巷之所以叫王家巷，大概是因为这条巷原住的几户人家都姓王。

大王家巷逸事 长沙卖水行业和水井的消逝 李曼青老师的苦难人生 高中一年级的学习与生活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王家巷的进口在黄兴南路商务印书馆对面，该巷正在长郡中学操场的北围墙之外，爬在围墙上就能看到外面的王家巷和座北朝南我们新租住的王家大院的大门。这条巷之所以叫王家巷，大概是因为这条巷原住的几户人家都姓王。我们的房主也姓王，但王先生已在刚解放不久就被当局以“恶霸”的罪名处决了，剩下三位太太，大太太五十多岁说话、举止都显得很有教养，她生有一个儿子叫王柏龄，也在长郡读高中，毕业时因其父是被镇压了的“阶级敌人”而被取消考大学的资格；二太太年纪比大太太略小，因丈夫被当局处决，精神上受到剌激己患间歇性精神病，未育有子女。据说二太太年轻时非常漂亮，我们搬进去看到她时，尽管她已年过五十，且患精神病，但透过其粗服乱发仍依稀可见她年轻时秀美的姿容；三太太是因为王先生前两房太太只养有一个儿子，对于迷信多子多福的王先生而言，见自己家里香火不旺，于是在快“解放”前，又娶了个比他小近卅岁的三太太，娶过来不久在王先生被当局处决前，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三太太长得并不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王先生之所以看中她，是因为听会看像的人说，三太太是那种能像母猪下崽一样不停地生儿育女的女人。我们在王家租了两间住房一间共用的厨房(二姐、我和弟弟都在长郡寄宿，只有礼拜天才回家，大姐在武汉唸大学，只有父母亲在家)。

搬到王家巷之后，我虽在学校寄宿，除星期天回家之外，平时每隔两三天就会在下午课馀活动时间，抽时间赶回家里用水桶到王家大院后门外的一个自来水站去提自来水供家里作饮用水(每次都会把水缸装满)。我每次回家帮家里提自来水，母亲都会煮两个鸡蛋给我补充营养，有时也会准备一瓶按四川人的办法制作的水豆鼓，放上剁辣椒、香麻油让我带到学校去下饭。直到许多年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深深地感受到那碗中盛的不只是鸡蛋；那瓶中装的不只是水豆鼓、剁辣椒和香麻油而是满满的母爱啊！然而那时居然没有感觉到母亲对儿女们如此深沉的爱。

因为自一九五二年长沙建设了自来水之后，随着自来水管网的铺设不断延伸，各街道先后建立了自来水站，向居民们供应自来水，每担自来水两分钱，不仅比买人挑的河水、沙水便宜，而且水质也比河水好。从一九五二年长沙建成自来水厂后，靠沿街叫卖河水、沙水的水贩也就随着自来水站越来越多而遂渐消失了。这个在长沙延续了近千年的以卖水为生的行当，从此也就在三百六十行之中消失了。那个时候除了机关单位安装了自来水之外，私人家里当时是没有人安装自来水的，有的家境较好、距自来水站又较远、自家又没有劳力的家庭还是请原先出卖劳力的“水贩”帮他们挑自来水，或按担计费或包月计费。长沙“水贩”们的彻底消失是在自来水管进入各家各户之后。

至于洗衣、拖地板之类的清洁用水，那时的长沙人尽管有了自来水站供应的两分钱一担(约一百市斤左右)的自来水，还是舍不得花那宝贵的两分钱，而仍然是使用那遍布大街小巷和许多人家里的或街边的水井里用吊桶吊上来的只花力气不花钱的井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自来水龙头逐渐进入各家各户，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两分钱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宝贵”之后，长沙市那数以千百计的大小水井才终结了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命，它们或因城市建设的需要而被填埋，或因独具特色而被当作历史遗迹而被保存下来，以供后人观瞻。

9月1号高中开学的第一天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秀、举止端庄的三十来岁的女教师走进教室，她首先自我介绍了她的名字，并用粉笔把她的名字李曼青三个字写在黑板上。他说她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并兼任我们的俄语教师。我在长郡中学唸初中时对李老师并不熟悉，但对她的先生张健知老师却很熟，因为张老师是教职工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时常在篮球赛场上看到他的英姿。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长相英俊，酷爱篮球运动的张老师在1952年当局为选拔几位优秀英语教师去朝鲜战场当翻译，而对他进行的体检中发现了癌症，据传医生对张老师的家属说他顶多只能活五年。李老师在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前两年多就是笼罩在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离别的阴影之中度过的。1957年冬张老师终于离开李老师和他们的三个年幼的女儿驾鹤西去。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李老师既要照顾病中的张老师，又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女儿，又没有耽误过一节课，还尽到了一个班主任应尽的一切职责。不难想象她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困苦。

李老师出身大户人家，有一次，我因事到李老师家去，那时张老师已过世，李老师又要教书又要当班主任，还要带三个年幼的女儿，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她的母亲接过来一起住，给她帮忙。我进去后李老指着我对她母亲说：“他就住在聚福园五号”，此时她母亲对我笑了一笑(祘是打招呼吧！)，然后神态有点悲慽地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当时我很奇怪。礼拜天回家后我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对我说这栋房子(聚福园五号)原来的房主姓何是个大地主，“解放”后搞“土改”，从乡下来了几个拿梭标的农会会员，要把何老先生抓到乡下去斗争，又爱面子、又胆小的何老先生趁农会会员在他家吃飯时不注意，一个人提了一桶水跑到阁楼上，将头插在水桶中自溺身亡。听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后，我立刻连想到李老师的母亲不是何老先生的女儿便是曾在聚福园五号住过的何老先生的至亲。不然李老师怎么会指着我对她母亲说，我就住在聚福园五号，她母亲听后又显出那样悲慽的神情。

也许是由于连生三个都是女儿，出于中国人之常情，她大概很想有一个儿子。我记得有好几次晚自习时，我不经意之间一回头，就看到李老师默默地站在我坐位后面，看着我做作业(那时的班主任时常晚自习时，都要到教室里来巡视学生们做作业的情况)。

1958年我高中毕业离开长郡中学之后，就与李老师天各一方，在各自经历了自己漫长而深重的苦难之后，再次相逢已是三十八年之后的1996年。

那年夏天我的内弟因患脑积水在湘雅附二院脑外科住院动手术，偶然遇到了已三十八年未见面的、在脑外科当主任的高中五十班的同学胡守兴教授，他邀我去他家小酌，谈及往事时，他向我介绍了这三十八年来李老师所经历的苦难和蒙受的耻辱，令我百感交集，唏嘘不已。我问清了李老师的住址(教师进修学院宿舍)便专程去拜访她，她住在一套宿舍房里，那年她已七十五岁，她的女儿们专门请了一个褓姆照顾她，她的二女儿、三女儿已经出国到了加拿大定居，只有大女儿仍在长沙工作，每个礼拜都会过来看望她，尽管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眼睛依然如当年一样明亮、神态举止依然显得那么高雅、端庄，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坚持要留我在她家吃午饭，她对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略有所闻，因我离开大学之后的处境使我与中学、大学的同学都断绝了往来，我大略向她讲了一下高中以后的经历之后，他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出国？我告知她两个女儿都只有十来岁，又不懂英语，出去难以谋生，只好留在这里。

我怕引起她的伤心，始终没有问及她的往事，她告诉我她正在办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等簽证下来她就会去加拿大两个女儿那里，再也不想回来了。

那次见面后再次相见不想又经过了卄一年才得以如愿，那是2017年夏，我应在加拿大的以前一起养蜂的朋友和在美国的大外甥的邀请，赴加拿大和美国旅游，这年7月我专门选择了一个要在蒙特利尔住一晚的旅游团，7月17日我随团抵达蒙特利尔，在参观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览市容之后。下午旅游团去参观老码头和大市场之前，我便向导游请假自由活动，我在蒙特利尔市政厅旁边的纳尔逊纪念碑小广场等候李老师的女婿黄先生开车前来接我前去拜望重病之中的李老师。下午5点40分，黄先生如约开车来到马路对面纳尔遜纪念碑旁，停车向我招手示意(大既那个时候，在贾卡提耶广场附近，正好只有我这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亚裔，所以他马上就断定我就是他要接的人)，我连忙跑过马路与他握手致意。上车后他说，因李老师正处于重病之中，他们一家人都为照顾李老师而忙得不亦乐乎，家里已很久没有做饭了。他先带我去他家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完晚餐，然后再带我去他家看望李老师，我说一切都由你安排吧！我看了一下车内的情况，车里放有一些装修用的工具，以我从事将近二十年装修工作的经验判断，黄先生大概是从事装修工程或是与装修有关的维修工程工作的。

大约三、四十分钟后，车停到了一家中餐館门前，下车后我和黄先生一起走进这家中餐馆，大概因为黄先生和他的家人经常光顾这家餐館，所以餐館老板立刻迎上前来与黄先生和我打招呼，老板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特意把我们安排到一个比较清静的位置用餐，以便我们交谈。黄先生问我喜欢吃什么菜，我说随意，只要清淡一点就可以，海鲜就不必点了，黄先生说这怎么可以，你这么远来到这里，现在又是吃海鲜的季节，硬是坚持点了一份龙虾，他还点了好几样荤菜，他又坚持要我也点一样，我见菜单上有油淋辣椒，就点了一份，心想终于能吃到一份合湖南人口味的菜了，我说你点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黄先生说吃不完打包，正好带给他夫人她们三姊妹吃。黄先生点的几道菜味道都不错，特别是那道芥兰芯炒龙虾味道鲜美，只是我点的那道油淋辣椒令我大失所望，端上来的油淋辣椒里面没有放浏阳豆豉，也没有放盐，而是放的糖，也祘是开洋荤吧！我终于吃到了放糖的油淋辣椒。

吃完晚餐，将剩下的菜餚打包后，我与黄先生一起登车前往距这家餐厅不远的他所居住的公寓，乘电梯登楼后就到达了黄先生一家所居住的房间，一进门就看见李老师斜躺在一张家庭病床上，面色蒼白，病床边放着输液的挂架、氧气瓶和一些急救的器械和药品。李老师留在大陆的大女儿(已退休)也从成都赶过来照应，二女儿(就是黄先生的夫人)和三女儿都在蒙特利尔，我和她们打过招呼之后，我连忙走到李老师的病榻前叫了一声：“李老师！我是长郡高五十班的陳Ｘ甫，我代表五十班还健在的同学和欧政武同学(欧同学比我们低几届)看您来了，您还记得我吗？”她的二女儿连忙说她记得，早几天得知您要来看她，我们问她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她还说：“记得！记得！好学生啊。”李老师见到我，她很高兴，但身体久病衰弱，语言含混，吐词不清（李老师咽喉部动手术后不能进食，在插管向胃部输入流质时，护士又不慎将胃壁刺穿，以至食物流入腹腔，又不得不剖腹清理腹腔），需借助她女儿的翻译才能交流。

1996年她在75岁的高龄时，毅然离开她生活了75年的故土，离开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生们，不远万里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从此再没有回去过。要知道75岁都是人们希望叶落归根的年纪，而她却选择了一去不复还，只有痛彻心扉、不堪承受的苦难和屈辱才能导致一个本应落叶归根的老人，作出远离故土出走异国他乡，而且一去不复还的痛苦抉择。当忆及往事时，李老师不时发出一声声痛苦而深沉的长叹，一滴混濁的老泪，从她那曾经明亮照人，而今已失去光泽的眼睛里从眼角沿着瘦削的臉颊流向耳际。为了避免引起李老师过度的伤感和影响她的休息，我只好在再三祝福她健康长寿之后起身告辞。临走前我把欧政武同学托我带给李老师的中药制剂交给她的女儿们，她的女儿们也把早已准备好的礼品：未经加工的美国核桃仁、深海魚油、每样分作三份，每份上都贴上了名字分别送给我、谭运华、欧政武三位同学，另备有几件儿童衣服、玩具是送给欧同学的小孫子的，我说谭、欧二位同学的东西我帮你们带去，我那一份我心领了，我就不带了，我实在拿不动(三人的东西一共重达十斤左右)他们坚持要我全部带走，他们早已用一个十分结实的袋子把这些礼品都包装好了，我实在推脱不过，只好连声道谢后与他们告别。看到李老师的身体状况，当时我估计李老师恐怕已不久于人世，我已明白这次也许是我与李老师见的最后一面了，想到这里心里有些伤感，但愿她能在女儿、女婿们的精心照料和加拿大完美的医疗条件之下度过眼下的难关，恢复往日的健康。出乎我意料的是，生命力顽强的老师后来又活了五年，直到２０２２年才与世长辞，享年１０１岁。

由于我们初中C─121班是通学班，同学都是长沙市的学生，而进入高中50班后，班上来了许多外县市的学生，他们都是各县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他们勤奋好学、循规蹈矩，从不调皮捣蛋，他们的表现令我们这些以调皮捣蛋著称的长沙伢子也收敛了不少，再也不敢上课时下棋、说悄悄话，更不敢翻窗户到大食堂去拿锅粑吃了。外县市学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风气上的变化，他们还带来了千奇百怪的乡音，因为湖南是一个号称“十里不同音”的地方，没有到湖南各地旅行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湖南话这一特点的。湖南各地的方言多达数千种，有许多县每隔不到十里地，其方言的发声、腔调都有不同的变化，其中有的方言即使是湖南人自己听起来其难懂的程度都不亚于北方人听广东话和福建话。对于我这种生性乐观又爱开玩笑的长沙伢子当然少不了拿同学们的方言来开玩笑。

进入高中后，长郡的高中部又回到了三府坪的老校区，此时的长郡中学除了合并了孔道中学之外，又合并了位于肇嘉坪的含光女中(“解放”后已收归公有，改名为长沙市第十六中学)，该校成了长郡的初中部，由著名的数学教师郭崇望老师任该分部的校长。所幸的是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仍然设在老校区。图书馆和阅览室仍然是我去得最多以地方。当时中共当局尚未彻底撕下其用来蛊惑民众和知识份子的和平民主的假面具，故还没有来得急对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图书馆进行彻底的清理，所以学校图书馆中仍有不少西方文学名著、西方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的传记……等等。在这些书刊的影响之下我逐渐经历了普世价值观念的启蒙，这些书籍和阅览室的各种报刊杂志不仅使我接受了普世价值观念的启蒙，还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面，激发了我广泛的兴趣爱好，这使我获益终生。

高中的学习仍然不怎么用功，平时上课也不怎么专心，除非那堂课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我就会十分用心地去听讲，而且课后不用复习也会记得很牢，记得高一的时候有天下午上物理课，老师叫周树秋，他讲课比较啰唆，一个内容喜欢反复讲多次，语言也不大简洁、连贯，时常在讲完上句接不上下句时，便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连串“这个、这个、这个……”。我不大喜欢上他的课，这节课讲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我很感兴趣，听得也十分专注，当我听懂了之后，周老师还在那里反复讲解，我心里感到厌烦，思想就开了小差，这时正好看到天井对面教室的屋顶上有几只麻雀在打架，我正看得入神，突然听到周老师在台上叫到：“陈Ｘ甫！你在看什么？站起来！说：我刚才讲的什么内容？”。我站起来马上把周老师所讲有关万有引力的全部内容重述了一遍。周老师大为惊讶，自言自语地说到：我明明看见你眼睛一直望着窗外，想不到你都听进去了。今后即使听懂了思想也不能开小差，要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我只好连声说是。

还有一次是高中一年二级此时高中部又搬到了黎家坡新校区(老校区后门与新较区前门相距不足百米)，新学期开学的第二天上生物课，内容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课本的名称是《达尔文主义》），老师是刚刚暑假前从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分配到长郡中学教高中生物的纵坪老师，这是她执教的第一堂课(实习时她也上过课堂)，尽管是纵老师执教的第一堂课，纵老师准备得十分充分，课也讲得非常好，她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也非常悦耳（纵老师是山东青岛人）。这堂课的内容又非常吸引人，讲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概论。我非常感兴趣听得很入神。纵老师讲完后，照例叫同学站起来回答她所讲内容的问题，以检验自已的教学效果，我当时坐在前排，大概纵老师又见我听得十分专注，所以就叫我站起来回答她所讲述的内容。我站起来后，立即把早期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生物的获得性可以遗传的生物进化观点，到英国的达尔文跟随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巡洋舰环游世界，在沿途各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化石从中发现生物循序进化的迹象，回国后达尔文如何依据环球航行收集的大量标本、资料总结研究发现生物进化的规律：生存竟争、自然淘汰、适者生存、优胜劣败、自然条件的改变导致生物技能、器官的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即拉马克的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观点)、生物的进化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最终达尔文不顾宗教界的激烈反对提出了他关于生物的“进化论”学说。如此完美的回答令纵坪老师赞叹不已，她当众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她这种赞叹，也许也包含着对自己执教的第一堂课就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的喜悦和兴奋)，对于我这个读书不甚用功，又长于调皮捣蛋，不大受老师们待见的学生来说，这是我到那时为止唯一一次当众受到老师如此的表扬，实际上直到高中毕业为止，我认真听课的时间实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