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代（六）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这年的“反右运动”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因为整个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事后看起来都像是事先设定好的一场大骗局，当局先通过各种方式鼓动、诱使、甚至迫使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帮党整风，向党、向各级政府和单位领导提意见。结果反过来又把怀着善良愿望为改进党和改府的工作和作风，而向党和政府提出各种宝贵意见的民众(其中主要是民主党派负责人、中高级知识份子和大学生)当作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而进行批斗、打击、关押、处以“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回原籍，甚至判刑坐牢，搞得右派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被划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老师几乎都是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优秀教师，而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却都成了党、政府和领导大力称赞表扬的反右积极份子，纷纷得到提拔重用。这一切都有违我的常识和良知。我心里时常思考：一个拥有如此英明、伟大的领袖、如此光荣、正确的党和如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何把那些品学兼优，当时国家建设又十分需要，并且又十分稀缺的中高级知识份子、教师和大学生当作国家的敌人加以打击、弃之不用，而重用那些品格卑劣不学无术的小人？

“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当局“解放”后通过它们的宣传、歪曲、误导(报刑、广播、文艺作品、课堂、电影……)在我心目中建立起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光荣正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信念已开始发生动摇。

这段时间我经常处于猶豫、彷徨和苦闷之中。不知我究竟是应当相信自己的常识、良知；还是应当相信当局的宣传、灌输？经过激烈的思想斗爭和冷静思考之后，我终于确定：我应当坚信自己的常识和良知，因为人类社会公认的常识是人类数千年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它是被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实践所反覆验证了的；而良知是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为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人与人交往和人与社会交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也是为数千年来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所反覆验证了的。所以我确认凡是违反常识、违背良知的人和事都是错误的。此时我已开始从以前对领袖、对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盲目崇拜、盲目服从之中逐渐开始觉醒，不再那么轻易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

高中时代的课余生活与初中时代相似，课余时间除了完成不得不完成的家庭作业之外，仍然很少把时间花在功课上，图书館、阅览室依然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是我具备较为丰富的常识的一个重要原因。高中时兴趣爱好比初中时更为广泛。在这个时期偶然得到的几本书对我的兴趣爱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本就是在家中书柜里找到的一本，大姐在艺芳女中读书时的一本老版课外读物《唐诗三百首》。这本书是用老式的石印印刷的，纸张是“解放”前小学生常用的那种浅黄色、未经漂白的薄土纸，这本唐诗每首诗后面都附有较详尽的白话文注释，介绍作者的生平；生僻字的读音、字意；诗中典故的由来与含意。这本唐诗使一个初读唐诗的人很容易理解并进入那首唐诗所描写的意境，从中得到无穷的心灵享受，这本最早读到的《唐诗三百首》及以后购读的龙榆生编撰的《唐宋名家诗选》、詹安泰编撰的《李璟李煜词》、俞陛云编撰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等诗词书藉和高中语文中的一些古文、古诗词教材中所表现出的幽深的意境在我的心灵深处激发出了极大的共鸣，使我从中得到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

对于我这样一位对中国历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持批制态度的人来说，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水墨字画是以糟粕为主的中国传统文中十分难得的精毕；第二本是有一天偶尔从南阳街(长沙书店、文化用品商店最集中的一条街)经过，看到一个书摊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解放”前出版的《古今名人画稿》，我买回来之后爱不释手，这是一本介绍中国历朝历代著名水墨画名家作品的画册，通过对这本画册的反覆观赏之后，才逐渐领略到水墨画那看似简单的潦潦几笔所蕴含的无穷意境。中国画的精华在写意的彩墨画，而不在写实的工笔画。你看齐白石老先生潦潦几笔所画的毛茸茸的小雞、小鱼、小虾不仅诩诩如生，而且仿佛都在画面上觅食、游动。再看看张大千的山水，他用简练的笔触就把山水画面上或是雄伟磅礴；或是秀美幽深的意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偏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份缺乏必要的了解，中国的水墨、彩墨画在世界画壇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如果西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有足夠的了解，哪怕他是个世界一流的西洋画家也会对中国的水墨、彩墨画佩服得五体投地。

记得近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有一年游历欧洲到达法国，想去拜访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西班牙人，常住法国)，他对他旅法的华人朋友表达了这一意向，想让这位朋友跟毕加索联系一下，约定一个拜访的时间。那位华裔朋友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心想，人家是全世界当今最著名的画家，你在中国虽然名气很大，但外国人知道的恐怕不多，人家那么忙，恐怕不一定会见你。张大千说：你想办法帮我联系一下，人家如果不愿见就算了。这位朋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幫张大千与毕加索联系张大千要去拜访毕加索一事。不料毕家索一听是中国著名国画家张大千要来拜访他，居然非常高兴，连忙表示非常欢迎，立即安排拜访时间。当双方见面时，毕加索对张大千的画技十分钦佩，特别欣赏国画中的写意，并要张大千教他如何画国画，谈话时还对张大千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们中国画水平、技法如此之高妙，为何许多中国青年跑到欧美来学绘画？毕加素对此表示十分不理解，这一事例表明国画水平之高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三本书就是有一天到距我家不远的五一路新华书店(“解放”后长沙最大的国营书店)去逛，发现一本美术教科书《素描》，购回观看之后发现这本书除了介绍素描的技法之外，对我来说它最重要的是介绍了许多鉴赏美术作品的常识，大大提高了我的审美、鉴赏能力，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还有一本书也是在五一路新华书店买到的《中国广播歌曲集》，这本书集中了我所喜爱的几乎所有中外歌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歌和一些地方民歌。我对音乐的喜爱最早缘于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对京剧的兴趣和喜爱。这本广播歌曲集收集的好几百首“解放”前后的中外歌曲特别是其中我所喜爱的少数民族和地方民歌不仅陶冶了我的性情、愉悦了我的心身，而且也不知不觉之中提高了我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我对京剧的喜爱和鉴赏水平的提高除了小时候跟母亲一起看了不少京剧之外，还得益于母亲收藏的数十张“解放”前各流派京剧名家灌制的唱片，和家里那台手摇式唱机。母亲在欣赏这些京剧唱片时，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至今仍记得那些京剧名家有潭鑫培、金少山、马连良、麒麟童(周信芳)、肖长华、杨宝森、言菊朋、高华(著名票友)、叶盛兰、姜妙香、梅兰芳、程砚秋、筍慧生、言慧珠……等。印象最深的剧目有金少山、梅兰芳的覇玉别姬；马连良的甘露寺、借东风；梅兰芳、马连良的打渔杀家、游龙戏凤、四郎探母；四大名旦合演的四五花洞；楊宝森、高毕的桑国会；程砚秋的荒山泪、锁麟禳、钓金龟、红娘……等。

高中时还喜欢和几位意气相投的同学一起玩两种游戏：一是、每人轮流各唱一首歌，互相之间不能重复；自己唱过的也不能重复，直至一个人唱不出新的歌，则这人就祘输了；二是一人先说出一个字，另一人接着说出发音相同字意不同的另一个字，如此往返直至一个人再也说不出同音的字时，此人还可说出意思想同但读音不同的另一个字。于是又转向这个字的同音字的比拼，这样到后来比赛的字的音和字意都演变成与原来最初的那个字完全不相同的字了。例如：园字同音的有原、源、缘、铅、沿………，按园字的意思可转成“圈”、“环”、“球”………等(都是园形的东西)，这些字又可生出许多同音不同意的字，这些字又可引伸出许多同意下同音的字，如此引伸下去变化无穷，这种游戏能增长不少同音字和同意字的知识，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益智游戏，也祘是我们的发明吧！

此外从初中时代起，每年秋季在天心公园都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的菊花展览，观众无需花钱买票，而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尽管如此，因那时普遍贫困，人们大都一天到晚忙于生计，少有空闲时间，有此雅兴又有空闲的人大都是知识阶层和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又害怕被别人指责为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所以前往参观菊花展览的人很少。这是我每年秋天必去参观的展览，因为菊花展览会上不仅有五颜六色、各式各样令人赏心悦目的菊花可供仔细品味观赏，我更欣赏的是那些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菊花名称，诸如：“紫盘托桂”、“玉盘托桂”、“泥金钩沙”、“珠帘飞瀑”、“大獅头”、“天女散花”……等等不胜枚举。菊花展的同时也伴隨有少量名贵花卉的展出。1957年的菊展上，我去参观的那天下午居然有幸看到一盆盛开的昙花。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学校吃完午饭，在学校看了一场校际兰球赛之后，我一个人到天心公园去参观菊花展览。天心公园内的小路两旁的花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种在各种精致的花盆里的菊花，每盆菊花上都吊着一个标牌，标牌上写着这盆菊花那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名称、送展单位的名称。当我走到天心公国临近它的北门的一个展出精品的、带有温室性质的展室内时，突然看到一盆放置在一个十分精致的四腿花架上一个古色古香的花盆里种着的一颗形状十分奇特的花，其枝叶是绿色的十分像那种扁平的仙人掌，只是比仙人掌更薄，在它下垂的几支茎干的顶端各开着一朵高雅美艳无与伦比的白色花朵。我走到近前已有几人在那里观赏，还有一位园艺工作人员在向我们讲解，从她的讲解我才知道这竟是那久负盛名的昙花，她又介绍了昙花的习性。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昙花一现”这一成语的由来，原来昙花一年只开一次，而且只在午夜时分开花，从开始开放到凋谢一共只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人们很少能有机会一睹昙花盛开的芳容，我们今天下午之所以有幸能看到昙花那难得一见盛开的芳姿，是因为园艺学家采用以下“偷天换日”、“颠倒昼夜”的科学办法予以实现的。在它的花蕾长到10厘米时，每天上午7点钟把整株昙花搬进暗室里，造成无光亮的环境。到傍晚8点钟至9点钟，用100瓦至200瓦的电灯进行人工照射，这样处理7至10天后，昙花就能在白天中午前后开始开放，而且开花的时间也从原来的四小时左右延长到现在的五、六小时后才开始凋谢闭合。

1957年暑假，转业到河南省泌阳县工作(先在县公安局，后调至县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哥回长沙探亲。我十分希望他能温习一下高中的课程，明年与我一道参加高考，以我对他素质的了解，他在一年的业余时间内，温习好高中的课程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何况他兼具转业军人和现职干部的双重身份则更有把握，因当时当局鼓励复员转业军人、在职干部、职工参加高考，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录取标准也比应庙高中毕业生要低。我当时认为像具备我哥哥这种素质的人，不上大学实在是太可惜了。我哥哥也被我说动了，文史方面的课程.他完全可以自学，我只耽心数理化的课程，他只具备初中二年级的水平，所以那个暑假，除了偶尔去湘江游泳之外都和他一起复习高中的数理化课程，他超强的理解能力和记忆力，使复习课程进展很快。不知不觉一个多月的探亲假期到了(他是把两年的探亲假集中到一起休的)，他带着我给他准备的所有高中各科课本和复习资料回泌阳去了。哪知一个多月后他写信给我说.他仔细考虑之后，决定继续留在泌阳工作，不参加明年的高考了。他没有洋细说明其中的缘由，我当时十分不解，也十分失望。后来我才理解到，他这一选择是为了让我们四姊妹兄弟能顺利完成学业而默默地作出的牺牲。他就是那种为了他人的利益宁愿默默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还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人。就像他读初中时，为了幫助缴不起学费的同学不致缀学，而默默地把自己的中餐费幫这位同学交学费，宁愿自己每天中午挨饿，也不让其他同学和家人知道一样。

1956年我的二姐正华在长郡中学高43班毕业，这年是“解放”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份，高考时尚未十分看重家庭出身，而是以成绩为是否录取、录取什么学校、录取什么专业的重要依据，我二姐幸运地遇上了这一年，她顺利地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两年后因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不过表面上仍维持中苏友好的表象)，中共当局已开始着手扭转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许多高校已开始恢复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教学工作，俄语课程和俄语专业的学生受到削减，二姐也由俄语系转到了中文系，并因此推迟了一年毕业。到1961年她毕业时，当局为了转移和压制民众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不满，已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大学毕业分配也强调家庭出身，本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教书的二姐也因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舅舅又在台湾军界工作，而被他人顶替，二姐最终被“发配”到宁夏吳忠市“支边”(即支援边远地区建设的简称)，到吳忠后，先分到吴忠市一中教语文，不久又调到吳忠师范执教，在这里她遇到了先期从陕西师专分配到这里执教的吕学修老师，后来他们结为连理，吕老师便成了我的二姐夫。

1957年夏天，我的大姐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当时已改校名为“武汉医学院”)，在这一年的“反右运动”中大姐自知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又有舅舅在台湾军界供职，所以尽管校方一再怂恿、动员仍不为所动，一直保持低调，未能让当局抓住任何把柄，才得以侥幸过关，她的男友黄明生原比她高一年级，后因病休学一年，病癒复学后才降到了大姐这一班。他老家在江苏泰安(现改为泰州)农村，属贫下中农出身。大鸣大放时虽也怀着幫党整风的真诚愿望，向学校和党支部写了一些大字报，提了一些不是十分尖锐的意见，但因有贫下中农出身这顶保护傘，也未被划成右派份子。尽管大姐和黄明生都成绩优异，但他们二人仍然双双被“发配”到大西南的四川成都华西医学院(当时已改名为“四川医字院”)当医生。大姐分在内科；黄明生分在精神科。黄明生虽老家在泰安农村，但因他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工作、生活，所以黄明生从小就跟随他大姐一家在上海唸书。大姐和黄明生于1959年结婚，大姐自大学毕业后，以及结婚之后一直坚持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那时他们刚毕业只有42.5元一个月，一年以后转正才有51.5元一个月。二姐毕业及成家后都是一直坚持每月给家里寄20元钱，大哥转业到泌阳工作后每月都要给家里寄30元钱(他按排级干部转业每月工资有53元，比当地的一般干部略高)。因为“解放”后我父亲身体不好有结核病和胃溃疡病，需要服药和补充营养，他虽有公费医疗，但有许多自购的药是不能报销的。父亲因时常请病假要扣除一部份工资，每月实发到手的工资仅40元左右。而我唸中学和后来唸大学都需自交伙食费和学杂费。1957年不仅对国家来说是多事之秋，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如此，这年我父亲的病势加重，胃部经常出血，肺结核引起的咳嗽也有加剧，而且咳出的痰中常带血丝；大姐的毕业分配也不如意；一向聪明伶俐的弟弟正仁初中毕业又未能考上高中，只好在家里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家庭复习小组复习初中课程，准备参加明年的升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