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食指（郭路生）

毕汝谐

五十多年前，文革动乱时期，外交部大使楼徐庆东（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待分配学生）

家聚集了一帮有文艺天赋的干部子弟， 系当时全北京最高雅的文艺沙龙之一；

徐庆东利用自身的机械化优势（其时，全大陆没有谁拥有录音机），率众创作并录制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一个老红卫兵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凯旋的虚幻故事，典型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文艺。

毕汝谐的真实面目没有暴露之前，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员；我因而结识了该文艺沙龙的骨干成员、业已享有诗名的郭路生。

我被郭路生的代表作相信未来镇住了——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1949年以后，整个中国大陆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优美深刻、别具一格的诗句呢。而且，

他的长诗短诗都保持在同样的水平上，每一首诗都堪称一个艺术品。

特别是，当我知道何其芳（文革中被诬称为何其臭）、贺敬之高度评价郭路生的作品，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相信何其芳贺敬之是很懂诗的，他们的判断肯定是对的。

于是，郭路生成为我深深嫉妒的对象，用当今最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羡慕嫉妒恨；

我曾经冲动地对文友Y（即日后的著名诗人 J）说：万幸万幸，郭路生一不是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二不是美男子；

否则我真的会像周瑜要杀诸葛亮那样，不顾死活地去把他杀了！

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的嫉妒心更可怕，简直像魔鬼附体——我根本拿魔鬼没有办法、根本管不住魔鬼！

这些疯狂的话，很快就被好事者添油加醋地传到他耳朵里了，但是郭路生丝毫不以为意，

依然用真诚善良的态度对待我，与我畅谈文学、交换书籍，始终以一颗善良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因而感到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的心思很可耻；从此以后，我诚心诚意地折服于郭路生的非凡才华，再无恶念了。

那时候我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是普希金之死；郭路生看了以后说：你的文笔挺棒，要是写革命作品就好了。

我冷笑着回答说：我不想革命。我只想胡飘乱色（读shai），吃喝玩乐。

郭路生叹气不已。

我与郭路生本质上不是同一类人，在很多方面没有共同语言。郭路生真诚地热爱身处的火红的时代，竭诚拥护文化革命；他在山西插队期间写诗歌颂杏花村，自费考察南京长江大桥和河南林县红旗渠，认为这是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是中国人的骄傲；郭路生相继写出热情洋溢的诗篇，歌颂工人阶级自力更生，歌颂红旗渠是中国农民用人工创造的奇迹，等等。

然而，我与郭路生都喜欢在大街上拍婆子；我至今记得他拍婆子的一个笑话：他在王府井看见一个手拿折扇的女孩，就走过去与之搭讪，那女孩从容地打开折扇，扇面上赫然两个毛笔大字：有主。

他邀请我去他家玩，邀请的方式也是郭路生式的、独一无二的：没有告诉我他家的具体地址，

而是很有几分自得地说：你到了百万庄打听一下，所有人都认识我家。由此可见，当时郭路生的知名度之高到了什么程度了；我果然随便问路人就找到他家了。 

后来，郭路生放出口风，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事业上都成熟了，现在只缺少一个贤内助，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老婆。

这下子，北京干部子弟圈轰动了，人们疯传郭路生要找老婆了、郭路生要找老婆了！不少女孩子仰慕他的诗名，主动去敲他家的门，想结识他；先是电影导演崔嵬的女儿，后来又是宋姓7级高干的女儿；郭路生欣然选择了这位7级高干的女儿。我冷眼旁观，觉得他们俩真的不合适。郭路生很早就因为学业上严重偏科离开了某中学，当过一段社会青年，然后进行函授补习。他自己说，函授和上正规中学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打开话匣子就是了。

可是那位宋姓高干女儿是师大女附中有名的高材生，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就要直接保送去法国留学了。

他们走的是不同的人生道路，仅仅因为文革动乱把他们胡乱拧在了一起，我觉得这样的搭配是不牢靠的。

果然，他们的恋爱一波三折；诗人郭路生感到很痛苦，多次向我倾诉内心的衷曲。他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连与宋女接个吻都当成个了不得的事，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大家宣布。

有一次，我和郭路生夜宿在同一个房间里，他用鼻音很重的深沉的声音说：我最近读了西班牙斗牛士的小说血与沙，我很担心有一天我的身体将会背叛我。

我很吃惊，表面乐观豁达、一天到晚笑呵呵的他，内心还有这样的担忧呢。

后来，毕汝谐创作了中篇小说九级浪并且发布一步到位的性爱宣言（性爱和握手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社交礼仪），彻底激怒了徐庆东这一大票左派人士，成为众矢之的；毕汝谐被徐庆东们视为流氓，逐出了那个左派文艺沙龙；

他们还对郭路生说千万别搭理毕汝谐，毕汝谐就是一个会写作的流氓；而郭路生坚定地说：你们说的不对，毕汝谐是一个有流氓行为的作家。于是，郭路生成了那个左派文艺圈里唯一与我保持来往、唯一为我辩解的人了。

1973年秋，郭路生说他常常去北医三院精神科就诊；朋友们都觉得有些奇怪，因为一点也看不出他和大家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据精神科医生说，郭路生患有艺术型的精神分裂症。

现在的文艺圈文革回忆录都喜欢吹牛皮，说自己当年怎样反对四人帮反对江青等等，瞎说八道！

绝大多数正常人既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现实主义者；当年江青四人帮是中央的权势熏天的大当权派，谁敢公开反对他们呀？大家倒是要找机会讨好他们的。徐庆东导演这样的大左派自不必说，就连毕汝谐这样的右派也是一样啊，写出马屁剧本黑旋风扯诏；郭路生也不例外，积极地为马屁电影芒果之歌写主题歌的歌词。

还有那位彭宁导演；文革期间，彭宁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公认的第一才子，又是6级高干彭家伦的儿子，实在了不起。

彭宁导演也想方设法讨好江青他们。他写了一个歌颂上山下乡的马屁剧本，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噱头：

有个知青从插队地方往城里跑，在火车上，素不相识的革命群众东一嘴西一嘴地劝说他，硬是把这个知青劝回农村了。 

那时候，彭宁表示不嫌弃毕汝谐臭名昭著，欢迎我加盟他的那个文艺沙龙；本来我高高兴兴要去找他了，却不料郭路生说：彭宁说欢迎毕汝谐，我这里广聚贤。

毕汝谐那时候年轻气盛，把自己看得非常了不起，生气地说：彭宁算老几，以为他是宋江吗，

他有什么资格来聚我呀，我不去了，不去了。

就这样，我错失了加入彭宁那个中间偏右的文艺沙龙的机会，现在想想，真是可惜了。

——文革后，徐庆东编剧、谢晋导演的电影啊摇篮，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彭宁导演、创作的两部电影苦恋（白桦编剧）

以及瞬间（独一无二的林立果小舰队题材），如果能够及时公开上演，必将引起地震般的轰动效应；

遗憾的是，这两部片子都被封杀了，人们只能在纸面上讨论它们了。

1976年春，郭路生和李立三的小女儿（中苏混血）结婚了；我送给他两瓶白兰地，却知趣地没有出席他的婚礼；

因为我知道婚礼上清一色都是那些红色文艺圈的人，我的露面将使郭路生的婚礼大煞风景，宾主尴尬。 

那时，我常常觉得怀才不遇，愤愤不平；郭路生很同情我，说干脆我带你去找贺敬之吧。

我们来到东单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找到贺敬之。这是一个脸色青黄、精神萎靡的中年男人，好像没有睡醒的样子。

郭路生开门见山地说：我这个朋友毕汝谐很有才华，可是每天劳动很累。贺敬之则大而化之地对我说了许多套话空话漂亮话。

然后，他们谈起了郭路生的病；贺敬之甚至没有问郭路生最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作品，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他最近的病情怎样，吃了哪些药；郭路生说他现在靠氟奋乃静维持，除了口服，还进行肌肉注射。我听了不寒而栗，

也因此感受到一己之外的林林总总的痛苦和不幸。 

郭路生很热心地要给我介绍对象。当时四届人大刚开过，谷牧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他说，

谷牧有个宝贝女儿是北京郊区某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想介绍给我；我很有兴趣攀高枝，

然而，人家一听毕汝谐这个名字就严词拒绝，还责骂了他这个介绍人。我很过意不去，而郭路生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

毕汝谐，你要是早早知道爱护名誉的重要性就好了。我固然脸皮很厚，却也一时羞得无地自容。

打倒四人帮后，李立三的问题平反了，郭路生的混血妻子从黑帮子女变回为3级高干的女儿；于是，两口子的龃龉日渐增多，郭路生经常长时间地向我倾吐苦水，连伉俪间的房帏矛盾也不讳言——

他相信我能够理解他的苦衷，并且守口如瓶。

他们终于离婚了。

出国后，我听说郭路生住进了精神病院，甚至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和意外。古往今来，诗人从来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他们和精神病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紧走一步，慢走一步，都可能迈过这条界线。 

窃以为，郭路生住进了精神病院，自有个人原因、家庭原因、社会原因，却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即政治因素被忽略了；

当年，我与徐庆东曾经当着郭路生有过这样的争执——

我坚定地说：中国肯定会出修正主义；这是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徐庆东则坚定地说： 肯定不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郭路生旗帜鲜明地支持徐庆东。

所谓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真的变修了；崇尚南京长江大桥和河南林县红旗渠的郭路生，

在思想上一时找不着北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郭路生对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度怀疑。

那年，美国总统卡特提出人权外交；郭路生认为，此举击中了当局的软肋，根本无法抵挡。

徐庆东这一大票左派人士随机应变地迎合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如鱼得水；

而一根筋的老实人郭路生则被抛出了正常生活轨道。

进入新世纪，郭路生被诗坛尊中国朦胧诗的鼻祖，可谓名至实归。

我在新华文摘上看到郭路生写给第二任妻子的献诗，真心很高兴：

像他这样的天才诗人不宜接受7级高干3级高干的女公子，找一个老百姓家的女子很合适。 

我经常打越洋电话与郭路生聊天。我问他在福利院里吃不饱怎么办呢，郭路生说出让我毛骨悚然的三个字：

吃空气。我不忍再问下去了。

郭路生毕竟老了、病了，他在热爱生命中勉为其难地低调地吟道：

也许我瘦弱的身躯像攀附的葛藤，

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前程，

请在凄风苦雨中听我的声音，

仍在反复地低语：热爱生命。

每年春节，我都要给郭路生打越洋电话拜年；他总是嘱咐我说：毕汝谐啊，

你在海外要坚持民族的立场啊。而我总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再后来，他的电话打不通了；听朋友们说，郭路生和所有老关系都不联系了。 

屈指数算当年外交部大使楼徐庆东左派文艺沙龙的老人马：徐庆东导演过世了、彭宁导演过世了、李平分编剧过世了；芦苇编剧因倒卖黄金蹲了四年大狱，诗人郭路生（食指）精神失常了。

而其中唯一的右派作家毕汝谐，却像是昆仑山上一棵草，顽强地全须全尾的活到今天，健康快乐。

全须全尾的活着就是幸福。

实践证明，不想革命只想胡飘乱色吃喝玩乐的人生结局，比赤胆忠心干革命的人生结局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