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 第二部（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
陶洛诵
第十二章
“聊斋“里有一个故事叫”促织“，讲的是皇帝喜欢斗蛐蛐，让下面官吏进贡好蛐蛐。斗蛐蛐是一个残酷的游戏，用一根有几根毛的笔杆来回触碰蛐蛐的触须，激起它们的怒火，让它们厮杀，咬个你死我活。
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很像这个游戏。只是逝者无法生还，活人伤痕累累。
和许多抱着真诚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同班同学不一样，我一开始就非常害怕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运动。我担心妈妈会有不测。这预感果然也应验了。
妈妈并没有料到这运动会烧到她的头上，她留给我最后一个美丽的形象是1966年8月6日那天下午，她烫着不长不短的卷花头发，头发黑亮浓密，更衬托她肤如凝脂，她穿着有腰身的淡蓝色泡泡纱旗袍，端庄高贵，左手挎着黑色皮包，右手里托着一个黑绷筋西瓜回家，满面笑容，想找个水盆冰镇西瓜。全然不知道危险向她逼近。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我犹豫再三，还是把早上在学校广播里听到的消息告诉她：“妈妈，我们校长被打死了！”
从8月11日开始，我每天早上送她去女十三中挨红卫兵的打。
8月10日，她回家，身上被女十三中红卫兵用棍棒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发被剪得像狗啃的。外婆和奶奶忙着让我到七条百货商场买纱巾，买染料，把白纱巾染成黑的。
晚上爸爸回家见到此景，口授我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求救。
公共汽车售票员看妈妈大热天用纱巾包着头，知道属于被剪头发的行列，说她“不是好人”，不让上车。我怕她路上有危险，就搀扶着她走几公里去女十三中，看着她走进女十三中的大门，明明知道里面等待她的是红卫兵棍棒、皮鞭，却不得不去，无路可逃。待到快下学的时候，我就到学校门口等她，能看她活着走出来就非常高兴。
等待我们求救信的是8月18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将红卫兵袖章给领袖戴在臂膀上，领袖指示她：“要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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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居民和学校校长老师工友一下子被打死虐杀一千多人。
妈妈很侥幸，活下来了！
第十三章
文革伊始，虽然各个大中小学校院校纷纷仿效被毛泽东主席赞扬“何等好啊！”的北大聂元梓给校领导贴的第一张大字报，但党的最高喉舌“人民日报”并没有指出这场运动的真正目标是谁？
“这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这是66年六月份第一篇提到文革目的，似乎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对象，都要在灵魂深处革自己的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七月份的一篇社论，革命的对象范围成为地富反坏右和被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喜欢的人。
“五一六通知”，这个中央在66年5月16号的决定姗姗来迟，“人民日报”在八月底才登出，明确地指出，这场运动的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
很多地方已经杀人红了眼，在农村对地主富农全家灭门。
一张北大的大字报，像星星之火，在全中国迅速成为燎原之势，旷日持久十年，没有赢家，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疲惫不堪。
那些镜头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在眼前闪烁，那些声嘶力竭的吼叫时不时仍然回响在耳边。
“砸烂”这个词在当时被广泛应用。一辆敞篷大卡车缓缓地在东四一带游荡，一个男人站在上面，用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砸烂彭真的狗头！砸烂彭真的狗头！“
北京市委被形容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主席的文章要拿到上海才得以发表。
毛泽东思想是衡量一切言行的标准，凡不符合的都要被打倒。
”砸烂旧公检法！“的大标语张贴在北京各个街头上，还有关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有六个老婆的大字报.....
文革结束后，官方公布的文件受害人数1亿六千万至2亿，当时中国人口共8亿。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理论界对这场运动的起因仍然争论不休。
“神秘论”认为永远无法知道真相，有关文件早已被毁灭。
“权力斗争说”，这种说法最占上风。
我最先听到这种说法是西城公安分局的李进勇提审员：“告诉你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权！”
第二次是在77年，我在银行工作的师傅老韦女士，她丈夫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她告诉我，共产党是由三派势力组成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刘邓是一派，周是一派，毛是一派，文革是三派势力的斗争。
赵京兴在1968年为我解疑时说：“文革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中国像一列火车头开到这儿，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左右摇摆起来。”
“这么多年了，共产党匪性不改！“这是我听到的对文革实质最中肯的评价。
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被提出来，许多端倪再现，下一场文革似乎不可避免！
第十四章
大串联是文革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全国的火车成了红卫兵和青少年的专列，外地的来北京朝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共有八次在天安门广场的接见，让他们把文革的火种带向全国。
有人说这是爷爷领着孙子打爸爸的运动，“爸爸”被孙子们打死多少有统计吗？
北京的红卫兵和青少年也乘火车走向全国。
两年多以后，全国的火车载着全国的一千七百多万青少年奔赴云南、陕西、山西、黑龙江、内蒙......农场农村，或兵团，或插队落户。火车开动前，哭喊声震天动地。
在后来的文章里看到，有饱受红卫兵之苦的人幸灾乐祸：“王八蛋们！你们也有今天啊！”问题是上山下乡红卫兵“王八蛋“们只是少数，他们都是有门路的，或参军，或走后门找工作，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也是紧着他们优先。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平民的孩子，家长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经济地位，本来就穷，还有接济下乡的孩子，雪上加霜。
极权社会所有的运动最后都是给特权阶层带来好处，低层永远是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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