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一）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考后自己感觉发挥还可以，接着就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到城郊的一个建筑工地去挑土、挖土平整地基，大约搞了十多天就结束了，每个同学赚了七、八块钱。后来又有湖南农学院附属农场到学校来招临时工到农场的稻田去中耕除草，我心想这个活比挑土挖土要轻松，就和张立强、刘寿林、叶彦儒、鹿居正等几位同学报了名。集合那天，农场来了一位农工，一早就带我们前往农学院附属农场的稻田去中耕除草，湖南人叫蓐禾，就是一只手撑着一根竹棍以使身体保持平衡，然后左右脚轮流把田里的杂草踩到烂泥里面去，这样不仅除掉了杂草，而且踩到烂泥里去的杂草腐烂后还可成为肥科，是一举两得的事。然而按当时的耕作程序，在蓐禾之前，要往稻田里撒一层石灰以加速烂泥中踩下去的杂草腐烂的速度。

我们上午抵达农场后就开始蓐禾，由于头一天田里刚打过石灰，水稻叶片上还沾满了石灰粉我们捲起裤脚蓐禾时，沾有石灰粉的水稻叶的锯齿一样的边沿在我们的小腿肚上划出了一条条的血痕，这些血痕一沾上叶片上的石灰粉，立时就会使人感到一阵火辣辣的刺痛。我们好不容易坚持到傍晚收工，吃完晚饭后，带队的农工跟我们说，你们速度太慢，你们今天的工钱照祘每人还不到三角钱，交伙食费都不夠，明天要加油。他安排我们睡在一间堆放农用物资的仓库里，地上垫了一层稻草，我们每人只带了一床小草蓆和换洗衣服及洗潄用具，都没有带蚊帐，这里的蚊子又多、又大，隔着衣服都能叮人。那一晚被蚊子叮得几乎没有睡什么觉。几个人一商量都说这不是我们能干的活，只好决定第二天一早不辞而别。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五人卷起行李就朝东屯渡渡口跑，一到东屯渡渡口那里的渡船每人要收两分钱，我们一心以为到那里做事就可赚到钱，所以身上都没有带钱，捜光衣袋一共才搜出六分钱，只夠三个人乘渡船，最后决定由鹿居正、叶彦儒和刘寿林三位同学带着我们五人的全部行李乘渡船过浏阳河，我和张立强游泳囚渡浏阳河，我们前后不久都到达浏阳河对岸，上岸后我们用毛巾抹干身上的水，穿好衣服才饿着肚子一路跑回家中，立即飽餐了一顿，才向父母讲起这次“赚钱”的经历。父母亲又好气又好笑，说道：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这下好啦，钱没赚到一分，反而被蚊子咬了一身疱，腿也被划破了，你这才知道赚钱不容易吧！这些都不是你干的事，你还是专心专意把书唸好才是你的出路。

八月上旬高校的录取通知寄到了，我被录取到中南矿冶学院为适应大炼钢铁的需要而新设立的治金系“钢铁冶金专修科”，属大专性质，学制两年，接到这份录取通知书，我很失望，因为我不喜欢工科，我喜欢理科，而录取的又是工科里面的专科，就不想去。

这时我到住在半湘街的初中同学王伯钧家去玩，顺便也和他一起到湘江去游泳，从他家横过沿江大道就是湘江，那时的湘江尚未遭到污染，一年之中除了降暴雨引发的河水猛涨时，江水有些混濁、水面漂着一些从上游冲下来的杂物之外，其余时间，湘江的水都是碧玉般的绿色和清澈见底的水质。

那天游完泳上岸后，看到沿江大道航运公司旁的墙上贴了一张招工广告，要征招有高中学历的学生去培训轮船驾驶员。我想这个工作还不错，将来驾着轮船可以沿着大江小河到处跑，不仅可以观赏沿途的风光，还可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比将来在钢铁厂炼一辈子钢铁要有意思多了。回家后就向父母表明不想去唸钢铁冶金专科，要去报名当轮船驾驶员，当即遭到家人的一片反对，大姐、二姐、哥哥也来信表示反对，最要命以是父母亲已把我的高中毕业证藏起来了，没有高中毕业证就不能到航运公司去报名。

迫于无奈，9月1日我只好背着行李到中南矿冶学院去报到，我被分到治金系钢铁冶金专科602班，学号是602037，住在学生6舍四楼的一个房间。在这里我遇到了初中同班同学钟生群(他家也是小资本家，他初中毕业考到长沙五中唸的高中)，我与他又分到了同一个班同一间寝室，看到有一位老同学与我在一起，心中稍微感到一点宽慰。

开学不久学院在大礼堂举行师生大会，由学院院长解明道做形势报告，解院长是部队师级干部转业，体略胖、光头、络腮鬍形像很像《水浒传》里面描绘的鲁智深，所以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鲁智深”。解院长根据上面的要求，主要讲的是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但讲到省里一再要求学校派师生前往京广铁路复线工地参加修筑京广复线一事时，解院长说道：现在上面压力太大，看样子不派点人去应付应付是不行啦！事后了解到学院最后是在教职工家属中组织了一些家庭妇女和老头老太太到京广复线工地应付了事，从这件事可看出解院长对学生不上课去参加炼钢铁、修京广复线……等“大跃进”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对于一个行伍出身的师级干部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解院长在“文革”期间惨遭批斗，这也成为他的“罪状”之一。

次日又由学院党委书记陈某在大操场做台海形势的报告，那时正值同年8月23开始的金门炮战进入高潮之时，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被自己制造的虛假的“大跃进”的“巨大成果”冲昏了头脑，自以为解放台湾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3日开始猛烈炮击金门岛，试图先一举解放金门岛，接着进占澎湖列岛，继而攻占台湾岛。豈料国民政府在金门的防务固若金汤，在双方激烈的炮战中，中共当局并未占得便宜，金门炮战开始不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遣第七艦队进驻台湾海峡，并派军艦为国民政府对金门的后勤供应艦船护航，粉碎了中共当局困死金门的计划。而我们从陈书记的报告中听到的却是金门炮战如何打得国军丢盔弃甲，连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都被击斃(吉星文将军是七七事变中在泸沟桥率兵抵抗日军侵略的抗日英雄，没有死在八年抗战之中，却屈死在中共当局的炮弹之下)，美国军艦如何慑于解放军的威力不敢向大陆开炮。

当时只听到陈书记奉中共当局指示的一面之词，心想：既然台海形势如此之好，怎么连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都没有解放？直到数十年之后才知道1958年台海危机的真相。

开学之后，“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均已进入高潮，我们冶金系钢铁冶金专科责无旁贷，首先就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之中。在我们新生入校前，冶金系已在学校的西南角上建起一座拥有一个一吨转炉的炼钢厂，我们入校时已基本建成，但尚未投产，还有许多扫尾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入校后并未开始上课，而是分日夜二班轮流投入这些扫尾工作。

我一进入中南矿冶学院，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借口从这里退学，明年再参加高考，一是要实现读理科的愿望(由于当时并不知道中共当局对高攷录取考生的内部规定，还心存侥幸，希望下一次高考能超水平发挥，也许可以考取一所较好的大学和科系。如果早知道中共当局对录取考生的内部规走，也许我就会失去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南矿治学院退学，明年再参加高考的动力，我可能就会像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听天由命接受现实，在中南矿冶学院治金系钢铁冶金专修科读完两年，接着便被分到一家小型钢厂参加工作，那么我的人生轨迹也许也将因此而改变)。并暗中发示誓，在实现这一愿望之前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包括看电影、看文艺表演、下棋、打卜克牌……等)。

那时由于当局搞全民皆兵，什么行动都要搞军事化，什么事都要统一进行，就是星期六晚上放电影也要全班先集合点名后，统一进场观看，你不去看也不行，每当遇到这类情况，我总是一进场就闭上眼睛，直至散场才睜开眼睛，即便演出的剧目是我十分想看的，也不例外，记得有一天放映的是英国拍摄的“王子复仇记”(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之一)，尽管我心里很想看，但从开演直至结束我都没有睁开一下眼。

我们入校不久钢厂就建成了，学校又在社会上招了一批失业人员到钢厂充当工人，我们钢铁冶金专修科的学生与招来的工人混编成两个生产班组，白班和晚班，白班从上午7点直到晚上7点；晚班则从晚上7点直至次日早上7点。不上班的12个小时，要政治学习两小时，上专业课两小时，其余8小时为睡眠时间。

钢厂的负责人和骨干是几位高年级的调干生和党员骨干，设计钢厂的马教授(他是有实践经验的炼钢专家)在钢厂炼出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校党委报喜之后，他便被排斥在钢厂的负责人之外。那几位党员骨干从此认为炼钢并非难事，用不着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再对无产阶级指手划脚。

学校钢厂炼的是硅钢是作电机的芯片用的特种钢材。每天两小时的政治学习，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不学无术，宣扬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无所不能，批判自己和别人头腦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时也组织一些针对社会上招来的出身不好的工人的批斗会。每天上两节课，主要是由原清华大学治金系系主任一级教授陳星明先生主讲的《冶金炉原理》，教材是由陳教授编写的油印教材。陳教授曾留学德国和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取得了冶金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执教，并担任冶金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冶金系撤销，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南矿治学院，陳教授成为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系主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陳教授被划为“右派份子”，鉴于陳教授在国内的名气，陳教授被当局从轻发落，降职降薪留校监督改造思想。本来，像教《冶金炉原理》这种基础课，应当是由讲师、助教来讲授的，现在却由国内知名专家、一级教授来讲授，虽系大材小用，但对我们学生来说，却是十分幸运的事。陳教授的讲课不看讲稿，不仅条理分明简洁扼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他用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尾尾道来，对我们学生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钢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

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个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己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在钢厂周围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註：１］。

据后来内部公佈，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对“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有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採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註：１］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形成的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屋面，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祥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註：１］：所谓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註：2］：“大跃进”开始后，对经济事务一竅不通、又执迷于群众运动的毛泽东（他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就是：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忽发奇想，要求在１９５８年实现钢产量在１９５７年５３５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１０７０万吨／年钢产量的目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疯狂的、劳民伤财的“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