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对儿女在澳洲的生活（十二）
陶洛诵
15.
“毛泽东是大灾星！”这句话是我在1994年澳洲悉尼BBC电视台被采访时说出来的。当时是为毛泽东诞辰100周年，BBC要做一个节目。我抱着两岁多的女儿，还有一位姓黄的作家共同在电视台接受录影采访。他也抱着孩子，是他介绍我去的。
我谈到1966年5月开始，毛泽东发动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举自己家的例子，红色恐怖盛行的红八月时，母亲在她所教书的学校北京女十三中，被法西斯红卫兵毒打剃头的遭遇，我说到挨打时，小女儿仰起脸看我，还挥了一下小手，做了一个打的动作，我带去了自费在悉尼出版的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告诉采访者，更多的内容我写在这里。末了我总结了一句：“都说毛泽东是大救星，我看是大灾星！”
电视播放后，这句话被广为传播，记得一个叫赵燕的北京女孩在卡市大街上碰见我，拦住我说：“是你在电视里说毛泽东是大灾星吗？”我说：“是。”
这么简单明了一语道破天机的话还从没人在大众传媒中说过，我是第一个！
我还请黄姓朋友跟BBC要了录影带作为留念。
但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原创，是一位台湾老作家黄雍廉私下里对我说的。
黄雍廉先生是悉尼作家协会会长。从越南来的心水先生是墨尔本作家协会会长。我因为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文章，接到心水先生寄到我家的信，说他找了我半年才找到我的地址，由他介绍，悉尼作家协会找到我，并上来就让我任理事。我和澳洲文化界的接触从这里开始，以前我只认识“星岛日报”主笔刘渭平先生。
黄雍廉先生也住在卡市，他带着到悉尼旅行的心水先生、罗莹女士（越南来的女作家，也住卡市）、蔡晓玲女士（中国伊犁来的中苏混血女作家）到我家做过一次客。当时我住在Longfield St，也是刘晓波先生后来到过的居住地点。
有时作家们在街上碰见，大家就随便聊两句。
黄雍廉先生在台湾是军旅作家，写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亲共。在大街上碰见他，他对我说：“以后你就不要写文化大革命了！”我按耐住吃惊，洗耳恭听。“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个劫数，毛泽东是大灾星……”他提到解放前，他在大陆亲眼见过地主对穷人的态度很坏。言外之意是大陆的土地革命应该。我那时40多岁，他70岁左右，想必他是随先总统蒋公从大陆撤退到宝岛台湾的。
不久，施国英找到我，说黄雍廉想连任会长，不改选。问我什么意见，我说同意改选，我把黄雍廉不让我写文化大革命的话说了！施国英说：“他根本没资格谈论文化大革命！”还说有人看见黄雍廉去领事馆开会。我想：“这么看来，黄雍廉是共产党统战对象了！”
那时悉尼作家协会里除了黄雍廉，没第二个台湾人。很快他就被选下去了！众望所归的施国英顺理成章被选为会长。
“毛泽东是大灾星！”这句话我一直没和任何人吐露是黄雍廉原创。第一，因为他是私下对我说的，第二，人人皆知他亲共的立场，我说出来好像是栽赃。
黄雍廉去世多年后，我觉得应当把原创权还给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场合。在几年前，晶晶、红冰、Peter和罗娜来我家作客，我提起这二、三十年的前尘往事，我告诉他们这句话的原创是黄雍廉先生。他们好像并没感到我说完了如同放下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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