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王淩兄談對何維淩們的看法

——悼念王凌兄辭世一週年

仲維光

（王凌在法國巴黎科學院）

8月24日是摯交王凌兄辭世一週年。我1961年考入清華附中，晚我兩年他1963年考入。雖然不同級，但是由於住校及都愛好體育運動，我們很快相識相熟，文化大革命中一派，69年後的插隊及步入人生之路更使得我們成為摯交。他的父母也視我如自己的孩子，呵護有加。事實上，我今天如此——此生的道路滲透了他父母的蔭庇。

在我到德國後，六四後，他甚至在我北京家中，和我母親一起生活了近一年。他兩次到德國，93年在我這裡住了近一個月，2010年再次來住了一周多。我和他相識相交55年，他對我有極高的期許，不折不扣地是一生的知己和摯友。我從沒想到他會早我，且如此匆匆駕鶴西去，此痛此生無可弭平……。

在悼念王淩兄駕鶴西去一年的時候，搜尋他的照片及往來的文字，偶然發現三年前，二〇一六年四月他給我的信中的這個關於何維淩的討論。作為歷史，也作為對他去世一週年的深切悼念，我把兩封信在此一併發表，以供後來的人瞭解王淩兄，瞭解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和人生歷程。2019.8.20

維基介紹：高王凌

1950年出生。初中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属初631班。

 六十年代末，高王凌在山西太谷下乡插队。1973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高王凌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读。1976年，高王凌从山西大学毕业。1978年，高王凌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高王凌硕士研究生毕业，与孔祥吉一同留所。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2009年，升任教授，至2010年退休。1986年至1987年，高王凌作为路思学者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访问期间开始筹备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1987年9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2010年，高王凌前往清华大学担任特聘教授至2017年。

2018年8月24日上午11时30分，高王凌在北京逝世。

高王淩來信：

請指正：一是他的信仰，一是如老潘所說，他的思想早已落伍。

記得你對他還是青眼有加的……

我準備放在一本書裡，這一節是“對八十年代的反思”，最近出版，香港。

難題層出

-高王淩-

去年就聽說維淩的遺作出版了，我是最近才看到。還是拜託廣東弟子給我帶來的。

這部《手稿》，何維淩是寫於二十年前。他突然離開我們，也差不多有這麼長時間了。

他在這部《手稿》裡寫道，關於發展組，大家“一定會有不同的說法”；我只是“以我的觀感來寫”。我幾年前寫發展組，何嘗不是有同樣的感想。

我曾寫到一個人不知會有“幾個人生”，維淩也有“兩重自我”的說法，其一是“行動者”自我，一是冷靜的“旁觀者”（我稱之為“看客”）。

維淩在組內地位重要，貢獻良多。我則只是一個“客卿”。但我們還是有許多共通之處。

發展組存在的意義何在？簡捷來說，維淩認為，“它的出現和成功，這是撞開中央決策高度封閉、高度神秘、高度集權的鐵門的一大進步”。一夥（准）異端，搖身一變，成了國家最高權威層的座上客，有“行走”資格的改革家，中青年知識精英的“主流派”……

維淩還說，從外打不過，就加入，加入了，從裡打；這是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的戰術——這句話，我看可以跟他說的“上梁山受招安”互相媲美——當然，大家見仁見智，對此盡可有不同的觀點。

維淩崇尚“費邊策略”，主張對話，主張改良。為此，他補修了英文，因而自稱“打遍天下無敵手”（國外），唯以不能與老爺子當面“論劍”為憾（國內）——我們共同在美國一段時間，我親眼目睹他的不少作為，聽取他許多的高論，瞭解他怎樣征服聽眾——當然，我關心的還是跟今天反思八十年代有關的部分。

他自稱堅信馬克思主義，而在老陳的記憶中，我們西吾知青也曾打算建設共產主義式的集體生活。那些，其實都離題萬里，恐怕只能看做一時一地的想法罷了。

或，這只是一種權謀，用來蒙蔽老爺子的？但，新的方法論（如新、老三論）能否救了中國？

維淩又聲稱看好基督徒，不知經過這些年的探索，人們發現，這二者之間實有莫大的關聯。

我們是有共同的“持不同政見者”朋友的（如我的同學維光），他的書中亦有當年遍讀灰皮書、廣交遊的記載（女附中同學潘婧在《心路歷程》中曾寫過這一段經歷）。在美國，我們有了較多的交往（一在華盛頓，一在紐約，時相過從）。在《手稿》裡，維淩說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其實百年以來，中國無數的志士仁人都不期然而然有過這一變化。我們也不例外。相信這是一大心得，也就此交換過看法。

回國以後，我著意于文化建設（顯然這是一種中長期努力，與我的單位定規、與包括農政、糧政在內的經世探求皆有一定距離）。維淩勸我不必奔忙，說已和朴方說好，建立一個大的俱樂部，名字似乎都有了（祖國俱樂部？）。到時候，給我一個分部，由我和我（歷史文化界）的朋友使用就是了。在那前後，我還批評了《河殤》。

《手稿》中說，中國歷代皇朝，從來沒有弄清人丁的准數，也從來沒有弄清田畝的准數——這正是我的研究領域。要在今天，我還可以加一句話：所以不能說是專制。周其仁不久前推薦《極簡歐洲史》，書中也有這個意思，歐洲談不到專制。不過我的重心是政府政策研究，十八世紀有其勝於二十世紀之處。不但得到老陳等人首肯，那年還有更全面的文字，在美國發表（《知識份子》1987年秋季號）。維淩自應看到。正是因此，我在美國的思想轉變，並不是突兀而來。

雖然，出事前的幾天，他突然問我（那時他與我住得很近）：中國第一等的問題是什麼？我回答說：當然是政治（而不是文化歷史）。這，也是我們的共識吧。

維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九十年代，有朋友不止一次對我說，要是維淩這時候還在就好了……

我本來只是想就他的遺作寫一點感慨，也算是對他的一個紀念。因為與維淩有過一段來往，自以為也算是相知。但是，越讀他的書，越產生一些迷惑。好像發現的問題，比解決的還多。

好像也越來越不理解維淩，而且越來越遠了。

他對杜潤生的評價（如認為他“太滑”，與小朋大相徑庭），對好些事的看法，我都不能同意。有的超出了“我的範圍”，更非我的初衷。

例如，力主全組幾十號人都去地方做官，不計被其淹沒、與之沉瀣一氣之慮；另一方面，潛意識中陶醉的是議會政治……

一方面不滿意于幾位大人先生的不夠“剛正”，不夠“鯁直”。一方面自詡“何氏太極拳”，或所謂“包容哲學”：一是公開講好話，不足儘量不談；一是和稀泥，對矛盾雙方給予各自可以接受與理解的解說，順勢漸漸求同存異；理解萬歲，包容第一，抹去是非，埋葬是非；把本性中的強打強攻等等，都藏起來；回避針鋒相對，接過對方話題，用自己的概念、邏輯加以詮釋，再改頭換面打回去……

這一切都該如何理解？與他不滿的“兗兗諸公”如何區別？

老陳的回憶錄裡還提到高某（比如1971年的初識），維淩只提及舍弟小蒙，亦不及於糧政改革……

我的文章，也就於此打住。

（2016.4.15）

（王凌在德國科隆大教堂）

對於王淩兄的上文，我立即做了以下評述留給自己備忘，同時在此基礎上修改作為覆信回復了他，稍後我又特別寫了“憶何維淩及那個時代”一文。由於是備忘，因此這裡的提法更為直接和明確：

高認為，我對何維淩是另眼相看的。其實這個另眼是相對於別的那批大學生而已。那批大學生都根本不堪看，不堪與言，可何維淩居然還能來往，但是也不過如此而已。

當然說他是人才，細想也說得過去，因為把他和陳一諮、金觀濤們比，還有不一樣的地方。後者如我前所言，金觀濤們既無學養又無思想，根本不能對話，而他卻可以和我們那些帶有強烈反叛傾向的中學生對話。可能這就是區別吧。這就是說，他還沒有徹底喪失掉基本的敏感，針刺到肉，還有一定的正常社會的反應，而不是徹頭徹尾地真理部後代的革命反應。

談到評價何維淩，我當然也在審視自己。我其實是遠比高要和何維淩更熟識。七十年代初期後，他經常來我這兒，尤其是靈境胡同九十七號那間七米小屋。可“觀察滲透著理論”，人對人的評價大約就更是如此。觀察評價不僅滲透著理論而且很多時候更是夾雜著個人感情，甚至對評價物件的揚或抑都和評價者個人緊密關聯。捧對方，還是貶對方都和評價者對自己的褒貶相關。就此來說，人其實真的是很可憐的動物。

為此，我對何維淩的看法，我常常問自己是否也是如此。因為我本來對六六年以前的那代大學生極為看低，認為那代人從裡到外都是真理部培養的思想和情操，如金觀濤、溫元凱們，幾乎沒看到有反叛，有對自己的過去有反省的人。何維淩其實也是如此，他沒有反叛過。可是他和我，以及我們這些老三屆的中學生，當時處於青春反叛期的少年交往很多，而且如魚得水，雙方並沒有覺得有很多隔閡，所以他究竟是老大學生中的另類，還是另外有因，因為和我們有來往就高評了他，這個疑問一直留在心底。

現在，高在給我的信中問我，是否我對他是另眼相看，這就更讓我檢查自己，對他的評價到底是什麼：這也就是說，何維淩是位有思想，有才氣的、有抱負的人，還是也不過是真理部培養出來的一代人中的一位？亦或他能夠和我們這些充滿反叛的少年對話來往，不過是因為有更多的反應機敏的高級市儈氣！

我想，當我們看到，他和我們的這個交往並不是在他的“生活的主旋律”中，對此的答案也就應該有了。當然，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他在《走向未來叢書》中的所謂著述，再看他的這本文集，就會更清楚。因為那是最典型的真理部的文風及其對待知識的方法。所以，何維淩不過是一個在根本上氣味不屬於共產黨範圍，即大洋國的高級“于連”（筆者注：小說《紅與黑》中主人公），一個混入共產黨內的高級市儈。因為第一，他在知識範圍內顯示的是，他不過是一個熟練的意識形態化的教條主義者，這表現在無論對西方還是對中國傳統的看法，以及他的修養。

第二的特點在經驗事實上就更為清楚，那就是儘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主了政，就讓他那種“市儈氣”代替共產黨的黨氣，可到死為止，我們可以看見的事實只是，他趨炎附勢，從來沒有過自我，當然更無從談起自我實現。在現實社會中，他的自我不過是動物莊園中的自我，基本的飲食男女及對權勢的順從。至於其它可能，都不過是推測而已。

所以對何維淩，我的評價是，他雖然沒有反叛過，可他骨子裡的市儈氣決定了他也不屬於共產黨，當然更不屬於任何一門純正的思想和學術領域中的研究者、探索者。而這其實大約也就是在那個年代他能夠和我們這些反叛的少年來往的原因。

在我們這批人和共產黨，大洋國的真理部的文化及其子弟們的對立之外，有一個灰色地帶，而何維淩就是這個灰色地帶的人。事實上方勵之也屬於這個灰色地帶的人，不過是另外一種類型。大洋國政界及真理部屬下的知識界不可能接受我，他們一下子就能感到我是個異類，可他們能夠接受何維淩和方勵之，而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說到最後，對何維淩的重新思索忽然讓我明白，北大技術物理系出身的何維淩和北大物理系出身的方勵之一樣，都不過是智商高於大洋國其他的那些知識精英們，寄生在共產黨文化中的長蟲。行動敏捷卻同樣是無骨動物，如此而已！

在社會政治領域，方勵之比何維淩走的更遠一點，因為他以為自己是吃准了國際社會對共產黨國家的看法，吃准了共產黨集團的底線，也就是很知道如何玩弄擦邊球，為此在外行看來是有風險的地方，他卻以為在交界處找到了實實在在的安全地帶。而何維淩卻是在共產黨權力階層中玩弄思想文化比方勵之玩的更猖，他更居然自以為已經能夠深入了決策階層、權力階層，能夠安全地潛伏在那裡發展。此中的冷暖苦痛，我想當然他會深深有感，而如果他無感，不覺痛苦並且如魚得水，那他的問題就更嚴重了。

為此，人生詭異的是，這兩位原北大物理專業的人才，都沒有在自然科學領域留下痕跡，而居然在人生中的人文領域中都提供了最好的研究人及社會的案例。它們不僅展示了“假作真來真亦假”，而且最後的結果也都是自欺欺人。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也罷，“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也罷，其結果都是叫人如何不唏噓！

2016-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