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先生
张又普
195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浓云密布，寒风凛冽，东海上的一个小渔岛，船码头空无一人，只听得几声海鸟的凄鸣叫，格外冷清。一个青年男子伫立在海边，远望无际大海，欲呼无声，欲哭无泪。他仰望苍空，默默问道：“天哪！我该怎么办？”回答他的只有东海波涛那低沉的吼声，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今后是无法预料的了。
他，就是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我的恩师黄先生。如果他还在世，如今已是九十岁开外的老人了，但愿他能看到这篇文字，知道有人还在怀念着他。
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记述了文化大革命中100位小人物的不同的坎坷命运，读后感慨不已！黄先生也是一位小人物，和许多遭受迫害的人一样，文革中他也曾九死一生，只不过与冯骥才笔下的小人物们相比，黄先生的故事更不同一般，我也希望像冯骥才先生那样，把黄先生动荡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这就是我决定动笔的原因。
但我只是一位俗称“码农”的电脑软件工程师，没有文学素养，写不出妙笔横生、引人入胜的文章，好在我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希望这里并不精彩的文字也可以被读者接受。
黄先生的家族几代人都生于台湾、长于台湾，是道地的台湾人。他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殷实富户之家。黄先生的父亲劳作一生、辛苦经营，不仅在台湾有不少海产加工企业，而且在东海渔场的那些小岛上，也经营渔获买卖，黄先生及其家人因此经常在台湾和这些小岛之间往来，生意还算是兴隆。
台湾自十九世纪末被日本占领，统治长达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台湾强力推行日本文化教育，因此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人都懂得日语。黄先生自幼老实忠厚，同时又聪颖过人，技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一口日语已经可以与他的母语闽南话同样流利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黄先生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国语。
1946年以后，中国爆发内战，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溃不成军，仅三年时间，就被共产党军队完全逐出了大陆。但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先进，国民党军队仍然在海军、空军方面占有优势，继续盘踞在东海的许多岛屿上。加之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共产党军队无暇东顾，台海一带基本平静，没有大的战事发生。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军队得以集中兵力、剑指东海，台海一带方才战云密布，硝烟滚滚。1954、1955两年，浙江以东海面星罗棋布的岛屿，全部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在此之前，这些岛屿均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它们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浙江省几个临海的县份，有渔民居住的岛屿大都设有乡镇政府，还有市场、码头、邮局等设施。这些岛屿与台湾之间不定期地有半军用性质的民船往来，码头上也不时有国民党海军的舰只停泊。
1955年春节之前，黄先生乘坐民船来到一个刚有鱼获上岸的小岛，准备与当地渔民、鱼商洽谈贸易。到达时天色已晚，旅途疲累的他便住进了一间小旅店。那天晚上月光明媚，风平浪静，岛上一片安谧祥和气氛，使得黄先生很快进入梦乡。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一夜之间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原来，正当他安详入睡之时，守岛的国民党军队根据早已接到的命令，趁共产党军队不备，于那一夜间秘密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之下，全体守军舍弃辎重，悄然登船，尽数出海，退往台湾。黄先生拂晓醒来，听到外边有惊慌的议论声，出门打探，才知道国民党军队的设施以及岛上地方政府的房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码头上仅有的几艘可做交通之用的渔船也早已被军队征用，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惊慌失措的黄先生急忙披衣奔向海边，见到的只是茫茫大海，滔滔波浪。“回不去了!”，一个声音重锤一般地的撞击着他惊恐的心。黄先生后来回忆道，波涛低吼声中，老父母、兄弟姐妹们悲切呼唤他的声音，不停地在耳边回响，令他痛苦得难以忍受。
黄先生在岛上没有熟识的人，所带盘缠也不很多，海上孤岛，何去何从？他不知所措地苦熬了一天。所幸第二天共产党军队登陆，一切恢复平静。可是岛上已经没有邮局了，两岸通讯完全断绝，黄先生无法与台湾家人联系，而且海岛刚刚易手，战事未毕，渔民禁止出海，连托人稍带口信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从此，黄先生与家人天各一方，渺无音信，生死不知。
共产党军队占领海岛后，台湾带来的纸币成了废纸，黄先生很快变得身无分文、一贫如洗，生活登时陷入困境。面对那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孤独和挣扎，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一些善心的岛民给了一点救济，岛上新生的地方政府也给了一点帮助，黄先生终于可以颠沛流离地去了大陆，并且凭籍自己的专业技术，在一间公私合营的工厂里觅到一份工作，总算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后来，陆续有好心人的帮忙介绍，黄先生最后辗转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大西北，在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国营工厂里担任了技术员工作，并且后来登记了西安户口，继而在那里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小心工作，低头作人，开始了他以前不敢想象的安稳生活。只是那时在双方敌对的状况下，两岸信息绝对不通，家人生死全无音信，时常使黄先生深陷痛苦之中。
1950年代的陕西，是全国比较落后的省份，教育落后尤甚。那时在西安市能够讲日语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我母亲是东北人，早年毕业于伪满洲国国立长春大学，1949年以后在西安任大学日语教师。黄先生是有心之人，很快就打听到了西安仅有的几位日语人才。我母亲精通日语口语与语法，教学水平很高，家里日文藏书又很多，其他几所大学的日语教师和黄先生等民间的日语通经常来我家做客，慢慢形成了一个朋友圈。文革前大学的教学气氛尚好，这些朋友聚会于我家时，他们用日语研究教学，用日语交流经验，用日语闲聊家常，全无拘束。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也熟悉母亲口中常用的一些日语词汇，于是很喜欢听大人们的日语对话，时不时地还可以插进去几个字，也很讨大人们的喜欢。这些日语人才个个都是我的老师，使我的日语口语和听力有所提高。其中黄先生对孩子亲切、耐心、庄重、幽默，又见多识广，满腹经纶，精通数理化，是我最爱戴、最敬佩的一个。但是同时，黄先生的台湾背景也使他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难逃厄运的一个。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台湾间谍”，不由分说，黄先生首当其冲地被造反派揪了出来：
“蒋匪军前脚走，你后脚到，这是谁安排的！？”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抗拒从严，你都搞过那些破坏活动！？”
“密电码藏在哪里？毒药、手枪藏在哪里！？”
“交代你的后台和同伙！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
随之而来的，是造反派对黄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批斗会、“坐飞机”、戴高帽、下跪、剃光头、挨耳光、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关押“牛棚”，这些尽人皆知的文革暴行，黄先生无一幸免，其惨烈程度，我没有足够的文学能力来描写形容。黄先生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信念，当时年少的我一无所知。
1971年，林彪坠机蒙古，邓小平复出工作，中共中央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随之而来的是：历时5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内，社会上的乱批斗和打砸抢一定程度受到制止，对国外，紧锁的国门稍微开启了一些。对在“牛鬼蛇神”生活中熬煎了五年的黄先生而言，特别感到惊喜的是：中国的老百姓终于被允许与除台湾之外的国家、地区通信了！虽然所有来往于国外的往返信件都要被国家的公安机关和地方的保卫部门逐封开启审查、备案，但这毕竟为黄先生打听家人音信带来了一点希望。当时，与台湾通信，仍然会被治罪，“台湾社会关系”仍是令人恐惧的政治污点，直接去信台湾寻亲乃是风险之举。黄先生寻亲心切，勇气过人，他通过非常间接和迂回的路径，终于在1972年找寻到了已经从台湾移居日本的胞兄，建立了通信联系。直至那时，早已万念俱灰的台湾黄氏家族人，才得知已经失联17年的黄先生仍活在人世！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时他的哥哥从日本邮寄来的全家福照片竟然是彩色的，引起了我的不小的惊讶。那是我平生首次见过的彩照！
那时的中国岂止没有彩色照片，国外寻常百姓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计算器、电子手表等，国内一般的人都从未见过。由于文化革命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技术落后，物质匮乏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海外华侨常给国内亲友寄来一些小小的科技产品。1973年，文革的混乱仍未结束，全国上下无法可依，海关也不例外。就是那一年，黄先生的哥哥从日本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又另信讲述了使用方法。然而，黄先生收到了日本来信之后，计算器邮包却久候不至，但是，黄先生所在工厂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言称为保卫国家安全，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明确要求黄先生致谢海外亲属，说邮包已经收到，同时还需要向海外亲友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找到黄先生，严厉盘问了黄先生的家庭情况与日常生活，接着出示海关通知书，警告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那时，黄先生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大难不死，已属万幸。如今听到保卫科的命令，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能立即照办，并动笔回信胞兄。数日后，黄先生来到我家大吐苦水，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汉，竟然气愤得失声痛哭起来：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他不得不强装笑颜，用谎言欺骗家人！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包厢的人恰巧是广州海关的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车厢里的两天的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的电子手表和电子计算器，口无遮拦，直言前两年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有权没收海外华侨寄来的那些新鲜玩意儿，而且收件人还不得吐露实情，所以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又言这些物品海关干部人人有份，后来东西多了，他们就出手倒卖，由于“进价”是零，故怎么卖都有赚头。我朋友的父亲当时就从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间隙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是我向黄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黄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里一点点地知道的。后来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这当中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得益于我的恩师那些年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队部电话，与黄先生商量点私事，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平时表现如何？为什么电话里说外国话？对方是谁？有什么背景和可疑之处？他是不是间谍？幸而工组师傅实事求是，大力帮忙，说我学过日语不假，但不过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和工作，别的什么也不懂。最后保卫科只是给了我一个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日语说话！”。受到这次威胁后，我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练习日语了。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浩劫结束了。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可以出国探亲、移民了。黄先生遂成为陕西地区第一批拿到了中国护照的公民。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他携带家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他乡，移民国外，慢慢地和国内朋友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永远都怀念我的恩师黄先生！
(张又普/柳知青 初稿于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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