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作家的心灵生活（44）
陶洛诵
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是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的。传达给老百姓则是在八月下旬通过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公布的。
记得爸爸指着报纸告诉我：“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
没提中小学的校长和老师，他（她）们不够格，打死的、打伤的、自杀的也差不多了，没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打死的，遣返回农村的，在学校挨打侮辱打死的工作也基本进行完毕了，这一切都是通过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之手执行的。
看高干子弟写的回忆录，中央文革还是想依靠他们整党内“走资派”，无论江青他们怎么推，“我们就是不动”。中央文革只好另寻其人，他们相中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蒯大富生于1945年，当时是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因反工作组被打成反革命。周恩来亲自给他平反，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叱咤风云的“北京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大名鼎鼎、实权在握的蒯司令。
当时传说他是工人出身，我刚才查了一下，他在自传里说是来自江苏盐城农村的贫农出身、父母都是党员的农村少年。
76年，“四人帮”被捕，蒯大富被判了十几年徒刑，看电视上有一个他激动不已、挥手抡拳揭发四人帮的镜头，俨然是个受骗上当的无辜青年。
我一共见过蒯大富两面。一次是文革小组成员康生率领几个随从去三司专程拜访蒯司令。我那天恰好去三司找大姐姐陈颐，为我们的“动态报”弄点儿消息。
陈颐是三司一个重要成员，她穿一身蓝制服，不胖不瘦中等儿，戴着幅白边眼镜，梳着两根到肩膀的短小辫，我第一次去三司就是她接待的我，她眼里的我是小一辈的高中生，待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亲切。陈颐皮肤很白。
那是寒冬，66年12月，我穿着奶奶的蓝色羊皮长大衣骑的28男自行车，我把车支好，发现康生带着一行人正往三司所在地的那间平房走去。
康生只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特征很容易让人认出来，我暗自高兴，觉得这是个大新闻。我跟在队伍后面混了进去，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站在后面，掏出笔和记事簿。
一个穿蓝色棉大衣、戴着军帽，戴着副深框眼镜的中等个子的大学生致欢迎词，这就是蒯大富了，他满面春风，没有手稿即兴演说。
我全神贯注地记，完全没注意到陈颐来到我的身边，她一改往常的和蔼可亲，严肃地对我说：“为了保障首长的安全，你得出去！”
我悻悻地合上笔记本，懊恼地走出三司司令部。我再没去三司找陈颐。
第二次见蒯大富，是在67年三月份，我从新疆乌鲁木齐回来参加了“中学文革报“的活动，和闫世钧（男十三中初三学生，报纸的一位成员）受罗文指示去跟蒯司令要报纸纸张的批条。
三司当时如日中天，办民间小报需要跟他们要纸。（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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