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三）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到5月份父亲考虑到我要准备高考就把我和父亲的伙食包到长沙一家比较有名的餐館“李合盛”，每天中、晚餐都在那里吃，早餐就由我煮点稀飯吃一点榨菜、腐乳和我做的川味泡菜。在“李合盛”的包飯，通常是一荤、一素、一汤，父亲嫌伙食不好，每隔两三天就要另外付钱加一道荤菜，“李合盛”最有名的菜是“清炖牛肉汤”和“红烧羊肚”，这是这家餐馆的大厨王老师傅的拿手好菜，因为那时肉类供应已很紧张，即使像“李合盛”这样有名的餐馆也只是偶尔才有一点牛羊肉供应。每当“李合盛”哪天得到一点牛、羊肉(或羊肚)供应，我们去吃饭时，王大师傅就会对我父亲说：“陈三嗲，今天有牛肉(或羊肉、羊肚)，您要不要来一份？”，我父亲总是不会错过这种一飽口福的机会的，父亲通常的回答就是：“那就来一份吧！”由于包饭通常的伙食不是很好(这是就父亲的饮食标谁而言，就一般人家而言这种包饭应当祘还可以过得去的了)，能碰到有牛羊肉供应可加餐的机会又不多，所以父亲在“李合盛”包饭吃不习惯，于是父亲又拍电报又写信要母亲尽快回长沙来，当然是以让我能安心准备高考为由。6月初开始失学青年和具备同等学历的知识青年(系指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但经自学已具备高中水平的青年)高考报名，我凭高中毕业证和中南矿冶学院的退学证书到居委会去报名参加1959年度的高考。先统一到长沙市立医院进行体检，由于我从来就没有得过肺结核病，所以体检当然是顺利通过。

6月初母亲从上海回来，我便可以专心复习功课了，为了排除居委会的干挠(我如在家，居委会时常来找我去帮他们写标语、写黑板报、办墙报、搞广播……等烦不胜烦，而居委会主任就是我们同屋住的邻居，她出面找我去居委会帮忙，我又不便拒绝)。于是我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天心公园阅览室去复习功课，每天一清早吃完早饭就拿着课本、复习资料和文具到相距约两里路的天心公园阅览室去复习功课。中午12点准时回家吃午饭，吃完午飯又马上去天心公园阅览室，先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午睡约一小时，然后复习功课直至下午六点阅览室管理员下班关门，才回家吃晚饭。

那时由于民众都陷入“三面红旗”所造成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压力之中，很少有人有闲情逸致去逛公园，所以公园里的游人极少，阅览室更是鲜有人光顾，天心公园阅览室的几位常客就是我和其他三位在那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的人员，其中有两位是去年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年纪和我相仿，还有一位年近三十的以同等学历报名的考生。阅览室的管理员叫刘萍，三十多岁人长得很漂亮，她家就住在天心公园城墙下面不远的地方，阅览室里还有一个小卖部出售一些糖果、点心、香烟、汽水之类的东西，刘女士是阅览室兼小卖部的管理员，她对我们几位备考人员很热情，时常倒点茶水供我们解渴，我们有时肚子餓了也在她那里买点面包、发饼、汽水之类的东西吃，后来相处熟了，我们复习功课休息时，她也和我们聊聊天，大都是有关高考升学的事，有时他家里有事须回去处理一下，就交待我们帮她照应一下阅览室和小卖部，并告诫我们：如果是公园里的人来了就说她去厕所方便去了。

我在天心公园阅览室复习功课的那段时间，正好有一个韶关杂技团每晚在天心公园的空坪上表演杂技，演出在一个像蒙古包似的有尖顶的高大帐蓬里进行，每人每张门票两角钱，这个杂技团一共有二十来个杂技演员和管理后勤人员，还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狗熊、狗和猴子等动物“演员”。杂技团有时也应邀到一些机关单位、学校进行演出，酬劳由双方事前商定，杂技团的团长兼主要杂技演员是一位四十多岁十分健壮的广东人，他表演的节目是他先把一根又直又长又粗的上面拴有许多铃铛、吊环和华盖的竹竿垂直放到手掌上转动上抛、换手、或抛到肩上顶起进来、或抛到头上顶起来(肩上和头上都有帆布做的坎肩和头垫加以保护)，然后他把沉重的竹竿顶到头顶上，接着就有三个六到十一、二岁活泼可爱的小男童一边翻着觔斗；一边蹦蹦跳跳地跑出场，依次通过他的膝头和肩膀轻巧地爬上顶在他头上的竹竿，在竹竿顶部和上端的吊环上做出各种惊險高难的动作，令观众发出阵阵惊叹和欢呼，这时上面一个小男童突然“手一滑”从竹竿上“掉”下来，正当观众以为出意外而发出惊叫之时，只见这小男童轻巧地头朝下抱住了下面的竹竿，并在竹竿上做了一个手倒立的姿式，又引发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而这位团长在这些表演过程中，始终伸开双臂，不停地摆动身体和头部以使他头顶上的竹竿使终保持垂直状态。这位团长有时气温高的时候，他不堪帐蓬里的酷热，也跑到阅览室来坐一坐，歇一下凉，有次我问他，你们一年到头既不要种田；又不要做工，周游全国到处表演，生活一定很有趣吧！他用那种广式普通话说：“哪里呀！我们白天要训练，晚上要演出，十分辛苦”，说着就把上衣解开露出他的肩膀给我看，他说：“你看，我的头顶和肩膀的皮都磨破了，每天都还要坚持演出，稍有不慎就会伤筋折骨，造成终生残废，甚至送掉性命(过去中国的杂技是不带任何保險装置的，高空杂技顶多就是在表演者的下面站两个膀大腰园的壮汉，一旦表演者失手摔下来时可用手臂接一下，以减轻受伤害的程度)，我们的训练和表演都十分辛苦，在外面找生活很不容易啊！”说着就要带我们四个备考生到他们的帐篷里去看他手下演员们的训练。

尽管长沙六月的天气气温已经很高，但为了躲避烈日的曝晒，训练都在帐篷内进行，只是把帐篷的门往两边拉大了一些，以便通风降低帐篷内的温度，我们一进帐篷就感到一阵闷热，并闻到一股浓烈的汗酸味，我们看到正在帐篷里训练的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男演员们不论老少都是只穿一条短裤在那里训练，女士们不便赤膊但身上的衣裤几乎都被汗浸透了，看到这种场景，我才真正体会到杂技演员们的艰辛，他们的生活远没有我原来所想象的那么潇洒有趣。他们为了使自已的表演更精彩、更吸引观众、为了表演时绝不失手，以免造成终生伤残甚至丢掉性命，唯有不停地进行艰苦的训练才能使自己的表演又精彩又万无一失。这也是除这位杂技团团长偶尔到阅览室来歇一下凉之外，其他成员都没有到阅览室来歇过凉的原因。

在高考前这段时间，母亲为了保证我有足够的营养，总是想尽办法去买来一些雞蛋、冰冻带鱼、冰冻黄鱼和冰冻鳇鱼来为我补充营养。尽管1959年上半年湖南物资供应比其他省市略好，但物资供应也日趋紧张，粮、肉、食油已定量供应，为满足湖南民众的需要，以周小舟为首的湖南省委和省政府，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从江、浙一带购来一些冰冻带鱼、黄鱼；甚至从遥远的青海湖畔购来青海湖特产的无鳞鳇鱼和其他物资，以满足湖南民众的需要。所以1959年上半年在长沙菜场偶尔能排队买到冰冻带鱼、冰冻黄鱼和冰冻的青海湖鳇鱼，价格都是0.38元一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全国三十来个省、直辖市委第一书记之中，象周小舟这样人性、良知尚存，且一心为民的省委书记恐怕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也是他不能见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性、良知已完全泯灭了的中共当局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这年高考之前，我不经意之间听到父母亲之间的谈活，知道他们对我抱以厚望。他们谈到：大儿子虽然孝顺但可惜读少了书；两个女儿虽然都上了大学对父母也孝顺，但迟早要出嫁成为别家的人；小儿子也孝顺，也可惜读少了书，今后只能指望老四了，他人聪明、记性又好只要他以后肯用功定可出人头地，只是他性格倔犟日后恐怕少不了要吃些苦头。这是父母亲头脑中重男轻女思想在作怪，总把女儿当作外人，实际上后来的经历表明对父母亲贡献最大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大哥虽然对父母贡献也很大，但可借英年早逝，就是我的弟弟对父母的贡献也比我大。

七月初到城东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填报了志愿。由于我仍然不知道象我这种家庭出身又有台湾关系的学生不能录取重点大学和敏感科系的内部规定，所以我仍然填报了两所重点大学的物理系和化学系，后面的志愿才填了几所普通院校的物理系、化学系，并领取了准考证，同时被告知考场在长沙一中的一间教室，考试日期和去年一样还是七月的七、八、九号三天，每天考两门。

我在六号下午到长沙一中找到了我的考号所在的教室，每间教室门外贴有一张多少号至多少号在这间教室考试的纸条，教室为防止舞弊都已上锁封闭，但透过门上的玻璃可看到教室里的每个座位上都贴着一个考号，届时考生凭准考证对号入坐就考就行了。正好我们房东冯先生的大儿子在一中读高中，比我低两年，我就与他约好考试那三天中午就在他的寝室床上休息，中午带的干粮也在他的寝室里吃，这样就省得中午赶回家吃饭，中午还可稍睡一下。

由于是第二次参加高考，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又经过了半年的复习，所以这一次几门功课都还考得比较好，心想应该可以考取一所此较满意的学校。不料八月中旬发榜的时候，接到的却是湖南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令我非常失望。不过后来才知道，按内部文件的规定象我这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又有台湾关系的学生，无论你高考成绩有多好都绝不会被重点院校和敏感科系所录取。能够被湖南大学化学系录取，已经是我这种学生能被录取的最好学校和科系了。而我的所谓台湾关系，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在台湾军界任下级军官而已，实际上自舅舅一家1948年随舅舅所在的空军司令部撤往台湾之后，我家便与舅舅一家无任何联系往来。舅舅对我的政治、思想和立场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不利于中共当局的影响。由此也下以看出中共当局在招生和人才使用上所奉行的“阶级路线”和“政治审查”是何等的荒唐。

这次我被录取的湖南大学，原系1926年全国创建的第一批国立大学之一(同期创建的还有：国立中山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等)，原为按英美模式建立的综合大学，设有文、理、工的各个科系。“解放”后中共当局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除政治经济完全模仿苏联实行无产阶专政和公有制经济外，在教育上也照搬苏联那一套，设立各种专门学院以培养各种专门的工具和螺丝钉为教育的目的。

中共当局于1952年废除以培养人为目的的英美式综合大学摸式，各大学纷纷改成一个一个的专门学院，即把几所综合大学相同的科系合并到一起成一个专门学院，湖南大学的土木建筑系师资设备较强，在合并了其他大学的土建、道(路)建、铁(道)建等科系后改成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下设工业与民用建筑系、公路建筑系、铁道建筑系、铁道运输系、桥梁与隧道系。而湖南大学原有的其他工科系分别合并到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和华中工学院去了。湖南大学的文科和理科的科系则分别合并到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去了，剩下的少数综合大学就变成了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即是)。这个过程被中共当局称之为“院系调整”。此次“院系调整”使湖南大学元气大伤，许多文理工科系的师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都被调整到其他院校去了，而其他院校调整来的却很少。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因双方都要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老大而发生裂痕，中共当局已开始意识到完全照搬苏联那一套搞法的不妥，所以在1958年初，在高等院校的设置方面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南土建学院又恢复成综合大学，并恢复原来的名称“湖南大学”，恢复后的“湖南大学”除原来“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外，新增加了物理系、化学系、化工系、数学系、生物系、中文系、地质地理系、机械系、电机系。其中机槭系、电机系已于1958年开始招生，其余新增科系于1959年开始招生。到1960年因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多、快、好、省建没社会主义总路线”这“三面红”而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和大量饿死人时，中共当局又对教育部门进行了调整，一批“大跃进”时在没有任何师资设备的情况之下盲目新成立的一批高等院校被迫“下马”或併入其他院校。“湖南大学”的化学系与化工系合并为“化学化工系”；生物系、中文系合并到湖南师范学院的生物系、中文系；地质地理系合并到湖南地质学院(后又降格为湖南地质学校)；铁道建筑系、铁道运输系和桥梁隧道系则搬到长沙河东南门外新成立的“长沙铁道学院”。重新恢复的“湖南大学”的学制是工科本科四年；理科本科五年。

接到“湖南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心里感到很失望，但因是我所喜欢的理科又是本科，也就只好接受现实，在9月1号开学那天，背上行李拿着录取通知书，从五一路轮渡码头乘轮渡过湘江，到潆湾镇乘四分钱公交车到位于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报到，我们化学系的宿舍分在学生七舍，这是一座“解放”前老湖南大学时代修建的三层楼的学生宿舍，除化学系之外，中文系、生物系、数学系和物理系的男生都住在这里，我们化学系住在一楼的西端，生物系住在一楼的东端。我被分到化学系59-1班，住在104室，每间寝室住八位学生，寝室里有四张上下床、八張书卓、八把方凳。

我在“湖南大学”就读的五年，校长一直是朱凡，江苏涟水人，七级干部，“解放”初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一副典型的高级知识份子模样，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作为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上海唸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政府特工部门逮捕入獄，后因其父与国民政府军界要员顾祝同家系世交，。朱父曾当过顾祝同的老师，朱家与顾家均系江苏涟水的名门望族，经其父向顾祝同求情，朱凡被保释出獄，“文革”期间，朱凡因此事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迫其承认是叛徒、出獄时写了悔过书。其实朱凡被捕、出獄的过程早已向组织上交待清楚，并取得组织上的认可。

朱凡学识渊博、擅长演讲、为人正派，这在中共党内当属另类。这大概是他从刚“解放”时的省委宣传部长职位起，以后一直未获提升，且于1958年调任“湖南大学”校长这一闲职，最后终老在这一职位上的原因。

每当由朱校长做报告，不论多么枯燥乏味的题目一经从他的觜里讲出来，便变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所以朱校长做报告时，礼堂里鸦雀无声，师生们都聚精汇神地专心听报告，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没有一个人看书、没有一位女士织毛线衣。

我们刚进“湖大”时，学校的党委书记书记叫徐千里，做报告虽没有朱校长那样才华横溢、文彩飞揚，但也简明扼要、主题突出，标谁的北京话讲起来字正腔园，听起来是另外一番滋味。徐书记来“湖大”之前，曾任湖南省粮食厅长，1960年后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由戴彦继任“湖大”党委书记。此人才学平平，做报告啰啰唆唆，吐词含混不清，而且每到前言不接后语的时候，嘴里便会不由自主地一连吐出许多个“这个，这个，这个……”来，所以他做报告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去专心听，师生们交谈的交谈、看书的看书、打毛衣的打毛衣、借方便为名跑出礼堂散步的散步。继戴彦后来“湖大”当党委书记的是唐麟，此人解放前与周惠(1959年前一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后因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事件牽连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等一起在湖南领导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来“湖大”前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此人做报告虽比不上朱凡和徐千里，但比起戴彦来就要强多了，后来魏东明也到了湖大当过党委副书记和书记，此人解放前也是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中共地下党员，投奔延安后曾给周恩来当过一个时期的秘书，听说此人思想一贯右倾，因此一直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几经辗转才调到湖大当党委书记。他的夫人梁再也是搞学运出身，与他一起投奔延安，也调到湖南师范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魏东明做报告水平与唐麟不相上下，而他的夫人梁再大概是搞学生运动时训练有素，极善演讲，做起报告来极富宣传鼓动性，讲得头头是道，她曾被请到湖大来给我们做“人生与理想”的报告。与朱凡和徐千里相比朱凡的报告更富于理性和知识性，徐千里的报告除了理性之外.就是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帶水，而梁再的报告却极富蛊惑、煽情的魅力，有这种人帮中共当局进行宣传鼓动，难怪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之下投奔了延安和后来的“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