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大师王某某

毕汝谐

1987年初，我离开佛罗里达大学，来到纽约闯世界。两眼一抹黑——既无钱，也不认识人。

友人接机后，在皇后大道“元宝小馆”给我接风；我捡到一份报纸，见“美东时报”招聘记者的广告，便前往应征；

“美东时报”社长杨文瑜给我交代的第一件事是采访著名记者陆铿先生；

其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曾经与之畅谈的陆铿先生成为焦点人物。

 我衔命往见陆铿先生。他比较傲慢，谈话时眼睛半开半闭，很明显是看不起人。

我大为不悦——两个自视甚高的笔杆子相聚，如同两个薄有姿色的老姑娘碰头，麻烦！

 事后，我一挥而就，完成廉颇老矣 健饭如昔——陆铿先生印象记；

此文以笔名方里见报后，好评如潮， 于纽约及香港、台湾新闻界轰动一时；

远在香港的新闻界名宿卜少夫盛情邀约我给他主持的《新闻天地》杂志（如雷贯耳！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中，钦点其为“反动刊物”！）写专栏，稿费从优。 不独此也，热心的卜少老将本文邮寄、传真给香港、台湾新闻界、学术界的许多前辈（甚至包括因毛选而久仰其名的胡秋原老人），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投稿范围。

 美洲华侨日报主笔阮日宣先生甚至宣称：不识方里君，足见我等孤陋寡闻。

阮先生热心地引我结识了许多华人文化圈的前辈，其中包括台湾著名作家王某某；

以文会友，乃是人生一大乐事。从此，我与王先生经常一起品茗餐叙，共话家事国事天下事，意趣相投。

我说我看过他写的很多书，深表钦佩；王先生很谦逊地说，在台湾走红的作家只有两位，

一位是琼瑶，一位是李敖；而他自己算不了什么。

我问他为何放弃了在台湾的文学事业而转战美国；王先生很坦率地说：是为了我的孩子。他们都是资质平平的人，并不特别聪明；台湾的大专联考难度太大，我怕我的孩子们过不了关；来到美国，上不了常春藤名校，也能上一个普通学校吧。

我通过美国海关，见到接机的朋友，他递给我一瓶可乐，我喝完了，把可乐瓶扔进垃圾桶，

对他说：我把在台湾的一切都扔进了垃圾桶，以后一切重新开始。 

我有些肃然起敬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实实在在地说，那个时候我认为王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却并不是了不得的作家。

他的作品写得很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缺少神来之笔。

我认为他和我一样是人才作家，而非天才作家。

当然，我把这个想法闷在了心里，守口如瓶，从不对人言。

王先生出版了很多书，有些已经成为实用的小册子；比如看不透的城市，是讲纽约的林林总总，可以充当导游读物；还有一本说理文，基本上就像语文老师讲课那样，都是一些普通的知识，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了。

当时，有一位来自北大的女博士有着非常离奇古怪的性癖好，我感到无法理解，就在隐去姓名的前提下，当成笑话讲给王先生听；我一边说，一边忍不住嘻嘻哈哈，

而他紧锁眉头，毫无表情，最后说了一句四两拨千斤的话：这是病态，去看看病吧。

我恍然大悟，笑不出来了。

过去在大陆，我们习以为常地单一地从道德角度分析性事，而王先生却从病理学角度评判性的问题，可谓震耳发聩；同时，令我重新审视以往近于狂热的性阅历；经过再三思考之后，

我对王先生推心置腹地说：其实，我也像她一样，长期处于一种性病态；

但是我不想去医院，不想治疗，因为自从懂事以后，我经常产生自杀的念头；

每当春花怒放、秋风萧瑟这两个季节，轻生的念头格外强烈。小时候，我父母常常告诫我好死不如恶活、蝼蚁尚且贪生等等，用这些话来开导我。

我常常问自己：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答案是：第一是为了我的事业，我热爱作家这个工作；第二是我钟情性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这是我赖以生存的两大安全带，使我不可能轻举妄动，将自杀的念头付诸实践。

如果通过治疗和服药，矫枉过正，我从性狂热变成了性冷淡，那么我就只有一条安全带了，因小失大！我觉得还是双保险比单保险好一些。

爱因斯坦说过，死亡就是不能听莫扎特的音乐了；于我而言，死亡就是不能写作和做爱了；所以我必须好好活着。

王先生听了以后，依然是眉头紧锁，面无表情；又是短短的一句话：也只能这样了。

从这一天起，我视他为自己的长辈了。

1987年深秋的一日，阮老师突如其来地问道：方里，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我就直截了当地道：阮老师，很抱歉，我不敢说——我父母都在北京呢。

阮老遗憾地叹息一声，不响了。

谁料不几日，阮老竟然与世长辞！我后悔莫及，流着眼泪打电话给王先生：

阮老师问我的真实姓名，我没敢告诉他；现在阮老不在了，我想告诉他，阮老师也听不见了！王老师，我就把真实姓名告诉您吧！ 

王先生细语相劝：不必了，不必了。所谓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

有人生前用一个名字，死后灵牌上却是另外一个名字；阮先生能够理解你的苦衷。

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恐惧，引用了苏联反叛诗人叶普图申科的诗句：

我们怎能忘记与外国人谈话的恐惧，我们又怎能忘记与自己谈话的恐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还是笔名！

从阮先生追思会出来，王先生悲伤地对我说：阮先生肚子里还有很多东西没写出来呢，

他是台湾新闻界的一员骁将；京剧打渔杀家里有这样的唱词江湖上称萧恩不才是我，

大场面小场面见过很多；阮先生就是见过很多大场面和小场面的人，可是没有写出来呀。

我们俩都非常难过——文章还没写出来，人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长年累月在世界日报刊登觅女知音的大幅广告，

我多次与王先生见面都带着不同的情人；他不禁赞叹说：你的私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不过你还是应该结个婚，连马龙白兰度最后都结婚了呢。

据他说马龙白兰度的第三任妻子是个清纯女子，报上曾登过此女的一张照片，

是一个模糊的侧影。

我说：一般人结婚，无非是基于两个动机：一是想过稳定的、触手可及的、并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性生活；二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而我恰恰不必经过婚姻这种死板的外在形式，就满足了这两种宏愿。

我拥有细水长流、推陈出新的性生活；我已经有两个非婚生的儿子了，

也许我还有更多的未知的子女呢。美国性解放时期流行这样的话：既然满大街都能买到牛奶，你又何必自己养奶牛呢。所以，我结婚的唯一理由是爱情，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我绝不结婚。 

——52岁那年，我和一位有夫之妇产生了琼瑶小说式的惊心动魄的爱情，我们结婚了。经历了8年抗战暨炕战之后，我们离婚了；恰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

1988年夏，我应约限时写作周恩来评传；为了查找有关原始资料，

王先生介绍我去台湾驻纽约文化机构的图书馆，使我看到很多前所未见的宝贵资料。

对于台湾的前途，他始终是非常悲观的；他多次对我说，如果解放军打过来，台湾不要抵抗了，投降算了。

我不明白何以如此，也不好意思进一步问他；我自己的猜测是：

他年少时在山东亲身经历了解放区（或曰匪区）土改与反土改、贫农团与还乡团

之间的极其野蛮血腥的拉锯战，故而留下了终生无法磨灭的精神创伤。

六四期间，我们长时间通电话讨论北京局势；王先生责备广场学生少不更事，说：赵紫阳去了广场，学生们嘘他；赵紫阳是来保护他们的呀，学生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预言说：血腥镇压势在必行；他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是这样吧，看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不镇压的话，学生们就会永远在广场上驻扎下去了。

六四前后，我左右开弓，一边批邓小平，一边骂方励之；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过足了自由派文人评点江山、百无禁忌的瘾。结果是批邓小平的文章大行其道，而骂方励之的文章一律封杀。

我就此见识了自由世界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我听到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消息，

愤然写成一篇鹰乎鸡乎方励之，慷慨激昂，文采飞扬，却找不着地方发表；

纽约大学教授熊玠公然为六四血案狡辩，我气得发抖，马上写了一篇一熊之掌岂能掩天下人耳目，却无处发表；

我对世界日报的编辑说：好吧，不作为投稿，我自己花钱作为广告刊登总可以吧，

则同样被告知不许；编辑说：熊玠是台湾四大金刚之一，我们不想得罪他。

我冷笑道：你们不是无冕之王吗，怎么只许熊玠扯谎，而不许我说话呢。

编辑只是苦笑。这篇文章最终未能发表。

王先生对此也很同情，帮我想了一些变通的办法，却是枉然。

两年半以后，方励之赴台访问遭到非议，鹰乎鸡乎方励之于美国世界日报登出来了；

这时已经是1992年2月，六四的黄瓜菜早就凉了！

我对王先生发牢骚说：以前只知道共产党搞舆论一律，现在知道自由世界也是这样，

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王老师则说：还是不一样的；在自由世界，只要不涉及诽谤不会因言治罪，而共产党最喜欢搞因言治罪了。

后来，中国进入胡温时期，相对宽松了；我再也不怕使用真实姓名了。

2006年，我的60万字长篇小说太阳与蛇 问世；

这是以中美间谍战这样一种国家情欲（"国家情欲"这一提法，首见于黑格尔的名著《历史哲学》）

为经线、以性虐待这样一种人类情欲为纬线的、 两种情欲交织而成的鸿篇巨著。

小说是作家的昼梦（daydream）；在名为太阳与蛇的漫长昼梦中，我不仅准确臆测山东半岛以及黄海地区的战术配置，而且石破天惊地超前预言美中两国从蜜月期坠入交恶期的战略走向——

毕汝谐借小说主人公博士之口，道出盛世危言：美国的国家情欲极其旺烈（世界警察！），

而崛起后的中国也必将张扬其国家情欲！如果中美两国和平相处，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两轮太阳；如果中美两国兵戎相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两条蛇！

我送书给王先生，嘴巴上说是请求指教，实则认为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系天才之作，旷世未见。

我说：从来都是政治家通告国家大事，作家说不上话；嘿，现在要改改黄历了！

轮到毕汝谐通告国家大事，给政治家政客政治评论家指点迷津了！用水浒传的话来说，

从来都是桶落到井里，这一回，是井落到桶里了！王老师呀，二十年来，你一贯关心爱护我，这一回，咱们可以放鞭炮重新过个年了！

我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有如小儿得饼之乐；却蓦然发现王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便赶紧收住话头。 

 2006年6月，毕汝谐为太阳与蛇接受纽约中国广播网采访时，

目无余子地说：作家是什么?词典说作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毕汝谐给作家下的定义是：作家是民族的乌龟背，作家是大众的老寒腿。

作家理应是先知先觉！  

我隐隐觉得，自己给作家下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定义，将作家的标准提升到星占家的高度，肯定是很伤众的；可惜毕汝谐就是毕汝谐，心口如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随心所欲。

果不其然，此举在华人文化圈引起普遍的反感。

紧接着，我得到王先生的迎头棒喝：毕汝谐，你自吹自擂，你所吹嘘的那些东西，我在你的书里根本没有看到。

我先是大吃一惊，继而却心花怒放——当一位年过八旬的文学前辈，

如此粗鲁不文地评价你的呕心沥血的长篇小说，这种斥责比赞美更可贵！

因为它夯实了我心底的一个估测：我不是一个人才，而是一个天才，

尽管我这个天才是小而又小、微乎其微的天才。 

这样面对面的粗鲁斥责，使我清楚地感受到人才作家对天才作家的妒恨；是的，妒恨！

人不遭妒是庸才；有时，你可以用他人的嫉妒作为一个准绳，判断自己的实际位置；

一位文学前辈，破除几十年和蔼可亲的惯例，不计礼仪地斥责毕汝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毕汝谐满意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奠定了我对自己确实是小小天才的判定；

我的一位发小，几十年如一日高度评价我，竟然突兀地对我说：毕汝谐，你自命不凡。

我认为他这句话的分量，抵得上几十年来对我的所有称赞的总和；

大家都是老年人了，深谙人情世故；对于真正的自吹自擂者、真正的自命不凡者，是很宽容的，只会一笑置之；没有谁会直接了当地面对面地揭穿自吹自擂者和自命不凡者的、毫不客气地打脸自吹自擂者和自命不凡者。

相反，毕汝谐的某种非常特殊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才，强烈地不可躲避地刺激着对方；而这种天才昭示着一种无法追赶、不可企及的遥遥领先地位，意味着彼此业已分别归属于天才和人才这两个不同范畴，就像黄金和黄铜归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样，再也不能混为一谈了。

因此，黄铜粗鲁明快地宣布黄金为瓦砾，就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自我慰籍的方法。 

因此，轮到我坦然地对他们一笑置之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发端于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因此，我们这一茬人对于天才二字心有余悸。

1997年6月号的香港争鸣杂志，即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期争鸣杂志，刊登了大牌记者莫某某女士推介我的长篇小说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的文章；

莫某某女士对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天才。我回答说：谢谢你的美意。

我觉着我是个人才，够不上天才的档次。

然而，我一旦发现自己是（小而又小的）天才，便据理力争，当仁不让了。

为此，我与发小薛蛮子有过如下对话——

我洋洋得意地道： 毕汝谐 料事如神！一次两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N次，只能说是特异功能！

薛蛮子：毕汝谐，你不是天才；毛泽东才是天才，他懂帝王术，还会打仗。

我笑道：天才就像衣冠鞋袜一样，有大中小号之别；毛泽东是特大号天才，而毕汝谐 是特小号天才；毕汝谐是作家而非政治人物，长于形象思维而拙于逻辑思维；但是， 毕汝谐比所有政治人物更具有前瞻性！ 毕汝谐用以想事的方法与任何人都不一样，毕汝谐不是人才。   

薛蛮子冷笑道：反正我不承认你是天才。

我信心满满地道：没关系，我可以坐等历史母亲的裁断。

太阳与蛇问世的这一年——2006年（！），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

意指中国和美国的互利互依关系，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声称中美已进入共生时代（质言之，是将暗存异志的中国纳入“中美国”这个新型经济共同体的低端位置，使中国成为“中美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从属物）。

于是乎，中国朝野醺醺然鼓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夫妻论；

岁月静好的催眠曲，一时间成为主旋律，洋洋乎盈耳！

举世皆醉，唯我独醒；毕汝谐的金玉良言，无人理解 （甚至，我的前妻也说我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太阳与蛇与美中主流社会南辕北辙，故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毕汝谐以一己之力对抗美中主流社会，犹如燕人张翼德独挡百万曹兵。

所幸，历史母亲知我惠我，次第为我的超前预言慨然背书——

2010年8月6日，美国航空母舰华盛顿号赴黄海参加美韩联合军演，京畿地区为之震动 ；

如此，毕汝谐的超前预言在战术层面得到证实。

2010年，友人池慧撰文章鱼保罗式的预言作家毕汝谐，美国之音中文、德国之声中文相继播出此文。   

而今，美中两国业已形成不可逆转的对抗局面； 如此，毕汝谐的超前预言在战略层面得到证实。

十几年过去了， 作家毕汝谐的远见与美中主流社会的短视 , 终于得到历史母亲的裁断 。  

毕汝谐是民族的乌龟背、大众的老寒腿，庶几无愧。

1987年，毕汝谐以廉颇老矣 健饭如昔——陆铿先生印象记完成了人才的证明，

广受欢迎，因而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 

进入新世纪，毕汝谐以太阳与蛇完成了（小而又小的））天才的证明，却倍遭冷眼，永远地失去了上述良师益友。 

这是命运给毕汝谐安排的苦果，我只能欣然吞咽。

毕汝谐的幸与不幸，皆源于其具有神秘主义的特异功能以及冠绝三军的性能力。

前几年，王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横空出世

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洋洋数十万言，没有愤怒和怨恨的词句，甚至感觉不到些许激情，却让读者心潮起伏，甚至泪流不止。

王先生睿智地说，把读者当出气筒、或是把染了血的衣服拿出来控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年高德劭的王先生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了，获得了一系列殊荣，可谓名至实归。

我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王先生一辈子献身文学，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不讳言，我也连带地为自己感到高兴——一位文学大师面对面地斥责毕汝谐自吹自擂，

远比一位普通作家面对面斥责毕汝谐自吹自擂更有价值。 

王大师今年九十有六（小时候背诵李密陈情表，其中有一句话：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

我衷心祝愿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同时，我也衷心祝愿毕汝谐好好活下去，健康长寿，以便看到念兹在兹的事情逐一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