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政治课老师

子规

他就把小家庭安在了连江，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79年调到我们这所中学教书。他本来要成为一个俄语教师，随着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学开始不教俄语了，他就转为教政治课。他通过自学，在这个学科也具备了很高造诣，再加上教学又得法，能让学生听得进去，容易理解所讲的内容，并学会如何解题，对付高考。他在我们学校除了第一年教初三，接下来都是教高三，高考成绩几乎每次都在福州地区名列前茅，因而备受学生的好评。他被叫作“拿破仑”，并不是因为个子矮小，他中等身材，态度也挺温和，讲起话来斯斯文文的，丝毫看不出伟人拿破仑那种睥睨群雄、不可一世的气概。我不知他为何被起了这么一个绰号，想必因为他书教得非常之好吧。但倘若仅仅是这样，他也不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也不会在内心里一直怀念他、敬重他。

他善于独立思考，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经常会在课堂上插入一些“题外话”，提供一些我们平时不容易看到的东西，讲解什么时经常会举一些身边的例子，这些例子我们都很熟悉，但经他这么一讲又显得别开生面。听了这些题外话，我们能从中有所启发，时间久了，他讲的其他内容都忘记了，只有这些东西还清晰地刻在脑海里。政治课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教条，但在他口中却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东西。我后来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或许正得益于他当初对我的这种熏陶吧。

讲到商品价值时，他说再昂贵的玩具车也没有黄金做的昂贵，意思就是不论某种商品的价格有多离谱，价值总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不可能无限地离谱下去。我们原先对这一问题不大理解，经过他这么一点拨，就明白过来了。但学无止境，我后来通过自学现代经济学，理解了黄金的价值并不完全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开采和提炼黄金所需要的劳动并没有这么多，而是由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人们的需求量决定的。黄金如此，钻石更是如此。但当初我无法理解到这个程度，只是在心里隐约有一丝这样的疑问，教科书上更不可能讲到这些。当时老师能够讲那个程度，已经颇不容易了。

    有一次做题，有一道题说所有的交换都是既等价又不等价。我们都感到十分费解，书上不明白地写着是等价交换吗？他说当然是既等价又不等价，并举了我们平时常吃的一种“淡菜”（它是海里的一种贝类产品，在养殖场附着于木棍上的细绳生长）作为例子，还用手做出扯的姿势，即是说卖的淡菜都会咬着绳头，称重时自然也会加上绳头的重量，但人们通常会把它们扯下来，这也是允许的，在扯与不扯之间，以及多扯与少扯之间，重量就会变得不一样。这种现象其实是经常发生的，商品价格的高低以及成色的好坏都会受到一定影响，等价交换作为一种理论和原则并没有错，但我们不能过于刻板地进行理解，现象不可能是那么纯色的。然而，我们又必须从驳杂的现象中抽象出一种理论来，作为观察和衡量现象的尺度。

但对于一些问题，他有时也难以自圆其说。政治课必须以马克思的那一套理论作为前提，虽然不同时期会根据新的大政方针对教材进行重新编写，但万变不离其宗。在课堂上，我们很难理解利润与剩余价值有何本质区别。他说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而我们国有企业的利润有没有归厂长所有？我们听了还是不大理解。后来有一次又说到了这一话题，他说人家叫剩余价值，我们叫利润。我们听后都会心地笑了，他自己也笑了，即这个问题不必再纠缠下去了。生动的现实总是比枯躁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国有企业也是一个经济主体，也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因而在本质上仍然与其他企业有着共同之处，经济社会的运行总有一种常道可言，理论总是要被拉回到现实中来的。况且，国有企业的利润说是归国家所有，但这钱最后又去了哪里，我们百姓又从中受益了多少，这还真是一本糊涂账呢。

讲到“一国两制”，说香港回归后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时，他加上了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五十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我们听后都会心地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这个问题不必展开，也不好展开，但我们都心领神会。我们国家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外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许多方面都在不断地与国际接轨，凡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要为我们所用。这句话是当年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爱国人士时说的，虽也不是什么机密，但官方向来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因而一般人并不容易知道。讲到民族问题时，他按照主流的观点讲当时为什么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说过去西藏实行的农奴制有多么黑暗，并举了一个例子，说农奴主把农奴的头盖骨镶上金后就当碗用了。这倒是让我们增长了见识，但他并未讲到农奴主是可以任意处死一个农奴，然后把头盖骨取下来当碗用，还是只是把一个已经正常死亡的农奴头骨取下来当碗用。倘若是前者，可以说明农奴制的残无人道和暗无天日；而倘若是后者，就只能说当时西藏存在着这样一种野蛮、落后的习俗罢了。他接着又对我们说，当然当时我们在那里也镇压了很多人，有一个将军，随后他把这个将军的名字任荣写在了黑板上，说这个人在那里就杀了很多人。他还讲过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说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你们以为太多了，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教育才叫多，他们对这一问题更为重视。这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看问题要看到现象背后的东西，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独立思考，而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所有这些资料，都是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说明他平时也读过不少书。不同于那些只看教科书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课讲下来的老师，他显得博学深思，在课堂上使我们增长了许多见识，给了我们许多启发。他这也算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增量知识，塞给我们的一些“私货”吧。

上学期快到期末时，他突然患了一种怪病，有半边脸瘫痪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还去他家里看望他。我从他嘴里得知，他平时患有严重的失眠，可见他在教学上能取得如此成就，也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他这次请了很多天病假，我们课只能由另一个老师来代。后来他重新来上课了，但不开口讲，叫我们自己看书做题。有时他会把所要讲的内容写在黑板上，让我们抄下来。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也不敢不么拼了，可教学的任务实在急，也不得不这样上阵了。他又毕竟是一个热爱教学、对学生十分负责的老师，这些叫我们抄的材料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言简意赅，我们也能够很好地领会，效果跟其他老师就是不一样。我很能理解他在教学上的这种辛劳，自己后来读书做学问，也是十分辛苦的，经常与失眠相伴。但只要真心地热爱这一事业，我就必须坚持下去。同时，我又要调节好劳动的强度和节奏，尽量保持身心的健康，从而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下学期后，他的身体进一步康复了，在讲台上又开始活力四射起来，讲得十分投入，也讲得十分精彩，甚至比以前更加精彩了。

他并不是一个只会埋首读书和教学的人，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我经常看见他晚饭后在校园里溜达，我跟他打个招呼，他也很和蔼地向我致意。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操场上亲切地逗着他的小外孙玩。还有一次，我们高三学生在操场上开大会，他和几个老师站在边上。我正听着领导的发言，同桌碰了碰我，然后用手指往边上一指——黄老师正站在地上堆放的竹子上颤着呢，就像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孩。

前年的春季，我已决定要离开这个国家了。在去国之前，我特意回到母校去拜访他。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者了，再不去也许就没有机会了。已快三十载未踏进校门，校园早已改变了模样，完全认不出来了，只有他至今还住在里面的那幢教工宿舍楼还在。他下楼把我带到边上的一个亭子，坐下来畅叙起来，还一起在校园里走走，边走边聊着。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又拾起了剩余价值这一话题。我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一理论是说不通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资本家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家的作用还是至关重要的。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要是工人联合起来，向资本家提出过高的要求，让资本家非但无利润可赚，而且连本都收不回来，这是否又构成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的。资本家跟工人之间怎么对创造岀来的价值进行分配，这说到底要由市场来决定，同时要通过双方的谈判和博弈。他回应说资本家对工人当然会有剥削，像这次许家印的恒大集团倒闭，像我们教师工资被政府拖欠了很多年，直到现在才拿到。接着他又说我们国有企业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部分并不归厂长所有，而是变成了利润，归国家所有。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当然资本家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面对已经垂垂老矣，对这一套理论已经信奉了一辈子的老师，我跟他当面辩论起来，指出这一套理论的谬误，这未免显得有些大不敬，我也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面对这一套影响深远，尤其使我们这样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深受其害，导致无数能够造福于社会的地主和资本家遭到无辜消灭的理论，我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切莫以为对这一套理论可以因其荒谬而漠然视之，它至今还控制着许多人的头脑，还左右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小学到大学，广大学生还在上着这样的政治课，被灌输着这一套理念，社会上还在不断地掀起批判民营经济的浪潮，还在不断地上演“国进民退”。展望未来，也并不能保证这种思潮不会再形成气候。因此，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捍卫真理，这种思想的交锋未有穷期。

我当时已经想到但来不及跟他说的是，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期间，武汉地区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资方进行了过火的斗争，提出了各种高得过高的要求，使资方根本就无法经营下去，只能选择了关门，从而使市面变得异常萧条起来，工人自己也普遍失业了。这种做法是很不得人心的，共产党之所以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失败，这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当时还没有想到，现在需要的补上的是，其实许家印这件事跟资本主义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他有没有拖欠员工的工资，有没有对员工过于苛刻我不晓得，但即使有，这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错——不论什么主义，都有可能出现这类现象，出现后也都是一个法律问题，都要依法进行处置，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许家印的破产，想必会殃及他的员工，但这是他经营的失败，也是政府放纵他盲目扩张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错，相反，在一种成熟、健全的市场经济中，倒是不容易出现这类现象的。至于他说到的政府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就更不能把板子打到资本家身上了。如果是财政困难发不起工资，那是政府治理的失败；如果不是财政困难，不是发不起工资，而是有钱不发工资，或者挪作他用，那是一种腐败。总之，都要把板子打到政府身上，要去改进政府的运行机制，加强对政府的制约和监督。

面对这些政治性的问题，是让教政治课的黄老师带着他信奉的这一套理念走完一生，还是让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有所反思，我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是对吾师的不敬，又何尝不是对吾师的爱护呢！

                                                        2020年6月21日写就

                                                        2026年7月23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