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四）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湖南大学”成立后,重新设置的各科系的骨干师资就是原来“中南土建学院”成立时留下来教基础课的教师(大学的基础课系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课程)。我们化学系后来与化工系合并后，仅有一位教工业化学的教授钟铃、一位教无机化学的副教授方龙翔。此外还有两位讲师，一位系主任张志华是讲师，另一位是分析化学教研组的组长林延平讲师。还有两位是留苏回国从事分析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助教一位是姚守拙，一位是俞汝勤(此人后来曾一度担任过湖南大学的校长)。其余都是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字、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分配到湖大的1958、1959届应庙毕业生担任助教。这些老师虽都刚毕业不久，除教学经验尚显不足之外，其中不乏有才华有学识者，因为他们考大学的1953年、1954年大学升学考试时尚未实行阶级路线，基本上还是按成绩录取的，他们那时能考进这些名校大都凭的是真才卖学。所以当时湖大化学化工系师资虽以青年教师为主，但他们的业务素质和人品大都还是很不错的。

湖大的物理系、数学系因与“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关系紧密，所以1952年院系调整时留下来的师资力量较强，各有好几位教授，此外副教授、讲师也不少。而化学系与“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关联较少，所以仅留下少量教师从事基础课化学课程的教学，所以只留下了一位副教授、两位讲师和几位助教，后来才从华南工学院调来一位教授(钟铃)。

湖南大学是属一机部和高教部共同管理的院校，招生范围理工科主要招生范围在中南五省(两湖、两广和河南)，而原属中南土建学院的科系则在全国范围内招生。

我进入湖大化学系后又有湖南医学院1958年代招的两个化学师资培训班并入湖大化学系，成了湖大化学系的58级，这个班的丁湘俊又成了我大学同系不同年级的同学，丁同学还是我在楚怡小学和长郡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是在长郡中学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

由于以前一直是周小舟(他在延安时期曾一度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周惠等中共党内少见的人性、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官员主政湖南，所以湖南的城市和农村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比全国其他省要好，但到59年也已渐趋紧张，不仅粮油、棉布等都要按人定量供应，大中院校的师生也要按每月定量供应粮食。那时湖南高校和中学生的定量为每月每人30斤大米(1960年降为27斤，又曾一度降至24斤)，不过当时到饭店吃饭、购买餻点、饅头、包子等还是不要粮票。1959年9月我们进湖大时，湖南省的其他高等院校和中学生都已开始按每天一斤大米的标准定量向学生供应粮食。不过湖大学生食堂仍然不定量，每餐敞开向学生供应米饭，只是米饭没有煮得那么硬了。这使得距我们湖大学生七、八舍共同的食堂不远的湖南师范学院的许多因按定量吃不飽饭的学生，每到我们食堂开饭的时间便拿着飯盆到我们的食堂打飯吃(那时我们吃饭只有在打菜时要向负责打菜的厨师交一张餐票，至于米飯任由学生到放在食堂大餐厅里的许多盛满米饭的大木桶里自己去舀，你想吃多少就舀多少。这就给湖南师院那些吃不飽的学生提供了可乘之机)。

至于湖大为何学生大米饭可以尽飽吃，没有受定量的限制，后来听知情人透露，是因为当时湖大党委书记徐千里来湖大当党委书记之前，曾担任过湖南省粮食厅长，而后来继任粮食厅长的人又是湖大校长朱凡在部队时的老部下(解放战爭期间朱凡曾在部队担任过师政委)。他们二人以保障学生健康的名义找到省粮食厅的继任厅长和以前的老部下，以打米厂生产大米时筛下的碎米的名义向湖大师生供应大米。因按当时粮食部门的规定一斤大米指标可购买一斤半碎米。这样湖大师生每月三十斤大米的定量就变成了四十五斤“碎米”，师生们当然吃飯无需定量，不仅可以敞开肚皮吃飯，而且对湖南师大来我们食堂蹭饭吃的学生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并不严加禁止。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碎米”大都是正规的合格大米，只不过是借“碎米”的名义向湖大师生多供应一些大米让他们都能吃飽饭而己。

然而好景不常，到这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后，周小舟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而被撤销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周惠也被牵连而于次年被撤职。这年8月原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因一贯唯毛泽东之马首是瞻，“大跃进”时又紧跟毛泽东瘋狂的“伟大战略佈署”而得到毛的赏识。张到湖南后一反周小舟稳健务实的工作作风，为讨好毛，他上任后在湖南大力开展“反瞞产”运动，在农村向己处于飢餓状态下的农民捜刮“余粮”和农副产品，以供毛和中共当局提前偿还所欠前苏联的债务、无偿支援亚非拉的共产革命运动和出口换汇以进口发展军工企业、导弹、核武器所需之物资、仪器没备。致使湖南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急转直下，也和其他省一样陷入极度的匮乏状态。这年的10月16日起湖南全省开使对飯店吃飯、购买餻点和所有的粮食制品收取粮票。接着除原有的粮票、油票、布票之外香烟、火柴(当时主要的点火工具)、肥皂、煤油(当时乡村、小城镇最主要的照明燃料)、煤炭(当时城镇居民最主要的燃料)、肉、豆制品、蔬菜……等人们生活、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基本物资几乎都要按计划凭票购买，至于自行车、手錶、缝纫机、收音机之类的“奢侈品”更是一票难求，只有大的机关单位和工厂才有少量这类票证供应，普通居民是没有供应的，而广大农村的农民除了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火柴、煤油票之外是没有任何票证发给他们的。

然而一向标榜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中共官僚阶层，在全国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农村已开始大量餓死人的情况之下，不仅没有与民众同甘共苦(更不用说吃苦在前了)，反而在这个期间制定了等级森严的特供制度。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官员按照级别的大小依次享受各种特别供应的紧缺物资，肉、鱼、禽、蛋、奶、进口高级面粉、糖、糖菓、高级点心、香烟、黄豆及豆制品和蔬菜……等市面上根本连看都看不到的稀缺物资(这些物资都是按成本价；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官员们供应的)，官员们享受特供的品种和数量依官员级别的大小而都有严格规定，这些情况从不向民众公佈，所以民众大都不知道，还听信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大小官员们都和他们一样在“过苦日子”(中共当局对大量餓死人的59、60、61年这三年的称谓，又被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

尽管张平化调到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湖南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状况迅速恶化，但湖大学生的饭不定量尽管吃，还是一直延续到59年底，只是饭越来越稀。直到60年初，湖大的师生才开始严格按定量吃钵子飯，从一开始的每人每月三十斤大米(每天一斤:早餐每钵三两、中餐每钵四两、晚餐每钵三两)，减到每月二十七斤(每餐三两)，后来一度减到每月二十四斤大米(早餐二两、中晚餐各三两)。由于都是青年学生身体消耗大，每餐这么一点粮食实在吃不飽(主要是除了冬天的萝卜、白菜和夏天的冬瓜、南瓜之外，就很少有其他蔬菜，肉类开始每人每月还有半斤，后来每人每月就只有二、三两，油也很少每人每月也只有二、三两，豆类和豆制品也难见踪影，雞鸭鱼蛋更是完全没有供应)，食堂工友只好往蒸饭的瓦钵里多加水，以使同学们在吃饭的时候能找到一点吃饱的感觉，但这种“飽”的感觉虽然美妙，却是那么短暂，撒了两泡尿之后便荡然无存了，接着而来的却是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饥饿的感觉，和对下一餐饭不可遏制的企盼。这种长时间的不堪承受的饥餓常使人眼晴发花、头脑发晕、手足发抖和混身冒虚汗以及肚子内的心肝五藏好象全被掏空了一样那种空空的感觉(实际上这都是因飢饿导致的低血糖的症状)许多以前身强体壮又爱好运动因而新陈代谢功能比较旺盛的师生都得了浮肿病(又叫水肿病)，反倒是平日里那些比较文静不好运动体质看起来比较瘦弱的师生，因新陈代谢比较缓慢，消耗的热量较少，因而较少得浮肿病。所以学校里女性师生得浮肿病的较少。我因一直比较喜爱运动，进入湖大后每天早上起床后和下午第四节课(这是下午最后一节课，通常都是自由活动时间)都要去长跑、游泳、爬山、打篮球、打乒乓球、举重……等，所以体能消耗比较大，当时因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在那种营养不良的状态之下，没有对每天的运动量加以节制，以致身体的营养入不敷出，我在60年春季也得了浮肿病，经学校卫生科医生诊断认为是得了浮肿病，于是给我开了一张患浮肿病的证明，凭这个证明到学生食堂，除平时的一日三餐之外，每天还可享受一顿“营养餐”就是一瓢加了米糠和麦麸的稀饭(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飯碗一满碗的样子)外加一个二两大小的饅头，凭这张浮肿病证明可享受一个月的“营养餐”。医生嘱咐我要少活动多睡觉，少吃盐。为了保命，我只好把每天的体育活动停了下来。

父母亲知道我得了浮肿病，把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父亲的一件由银狐皮袍改成的银狐皮大衣(因“解放”后不作兴穿袍子，所以母亲找裁缝把它改成一件银狐皮大衣给父亲穿)到寄卖行去卖了600块钱，到黑市上花高价买了一只母雞，把这只雞红烧后叫正仁用玻璃瓶子装了满满一瓶送到学校给我吃。以前在家里也不知道吃过多少次红烧雞，但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有这一次的红烧雞这么好吃。我把雞肉含在觜里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品味，不想把它吞下去，生怕这一吞下肚后再也体会不到这鲜美的味道了。正仁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把那一瓶红烧雞慢慢地吃完才回去。因为父母亲交待他，一定要当面看着你四哥把那一瓶红烧雞吃完。父母亲知道我每次从家里带了吃的东西到学校都会和同学们分享，所以这一次父母亲对正仁说：“这一瓶红烧雞是专门给给老四治浮肿病的，一定要他当着你的面把它吃完，平时有什么东西他与同学分享也就由他祘了，但这次不行，这种浮肿病弄不好是会死人的”。经过一个月的“营养餐”又加上那一瓶红烧雞，我的浮肿病居然好了。此后我开始尽量减少体能的消耗，少吃盐，直到62年物资供应情况开始好转都再也没有得过浮肿病。当时学校师生因饥饿和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下降，除了许多师生得浮肿病之外，得乙型肝炎、肺结核、胃病的也不少，许多师生因此而休病假、休学回家养病。

进入湖大后由于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意义，我再也不能按以前那样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读书。“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57年的“反右”运动和58年的“大跃进”运动已促使我从过去对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盲目崇拜、盲目迷信之中逐渐觉醒过来，面对“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我的常识和良知使我意识到，这一切决不是某个地区、某个人所造成的，而是这个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恶果，否则后果不会如此严重，涉及的面不会如此之广泛，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如此长久。

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的我，一种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感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中国大陆寻找一条我国现在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之外的、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昌盛和民主自由的道路。

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中国大陆十来年的实践是失败了的，它不仅未能使中国大陆走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反而使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临全面崩溃的状态，民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大量饿死人的状态；政治上不仅没有实现民众企盼的民主、自由，反而陷入一党、一人独裁专制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我知道要担当这一历史史命，必须要拥有丰富的知识以开阔自的视野，于是我开始刻苦地学习，那时同学们由于贫困和饥饿许多人已失去了努力学习的兴趣，而沉缅于对过去丰衣足食时，吃饱飯、吃美食的回忆和言谈之中。

由于煤炭供应的不足而导致供电的困难，湖大在用电的高峰期(晚上七点至十二点)也时常停电，导致晚自习也无法进行，每当此时，绝大部份同学便会放下书本和作业，三五成群地到宿舍外面的马路上、操场上或是岳麓山下去游荡、闲聊。而我一到停电马上上床睡觉，到半夜后，用电低峰时，一开始来电，我便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拿起书本、作业本和我自备的灯泡，一个人跑到宿舍答疑室去进行学习和做作业，直到精神不支，才取下灯泡回床上睡觉，早上六点又和同学们一起起床。之所以到答疑室去学习，是因为宿舍每晚9点40分下晚自习，10点统一熄灯，而答疑室与宿舍走道上的路灯是一条线路，一通晚都是不熄灯的。

我那时给自己订了一份严格的作习制度，每天早上6点与同学们一起起床，先到马路上或操场上进行晨跑，约20分钟，回宿舍盥洗室洗漱之后，便开始早自习(通常是读外语或预习上午的课程)，至7点30去食堂早餐，然后于上午8点前趕到教室上课。这时我上课也十分认真，边听讲、边记笔记、边思考。往往一堂课下来，这堂课的内容我就基本上都弄懂了，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疑问，便会趁下课老师还没有离开时，当面向老师请教，或提出自己的疑问，通常都能得到老师满意的回答，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说清楚，老师便会与我约定晚自习时，再到答疑室向我详细解答，而老师们也十今乐意回答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因理科的课程比较多，所以通常上午四节课都排得满满的，下午有时也排有四节课，但大多数时间都是排两节课，此外星期三下午有两节课和星期六有一整下午是那种向同学们进行洗脑和灌输共产极权教条的政治学习。上午第四节课后立即到食堂吃午飯，12点半至两点.是午睡时间，同学们都在寢室午睡，而我那時求知的欲望十分强烈，精力也很旺盛，中午无需午睡，就一个人在寝室里自己的书桌上看书或做作业，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通常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除了在那里复习、预习功课、做作业、写实验报告(化学系的实验课比其他系都要多)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陈列的许多不公开对外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报刊、杂志和书籍。每天下午的第四节课，那是我雷打不动的体育锻炼时间：游泳、打篮球、打乒乓球、爬山是我的最爱，有时也举重、做体操、跑步、偶尔也打打排球和羽毛球(只有在我得浮腫病及刚病癒的那段时间不得不遵医嘱停止了一段时间的体育活动，后来家里得到大哥寄来的食品支援后，又逐渐恢复了每天的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之后便去晚餐(冬天下午5点半；夏天下午6点开始晚餐)晚餐后立即拿着书本、作业本赶到阅览室占位子(因全校有六、七千学生只有一间大阅览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了)进行晚自习，或阅读报刊、杂志、书籍。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趁熄灯之前进行洗漱，然后同寢室的同学们纷纷上床就寝，此时我就拿出自备的灯泡、书和作业一个人跑到答疑室去看书、做作业直到半夜12点才回到寢室睡觉。由于生活有规侓，每天又有充足的体育运动，我一上床不到十分钟便酣然入睡，直到早上6点起床铃响起，整个晚上连梦都不做一个，一直睡到起床，与同学们相比我每天虽只睡六个小时的觉，但我睡眠的质量好、效率高，许多同学虽然看起来每天睡的时间比我要多两三个小时，但他们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又不喜运动，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都感到前途渺茫，又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作为他们精神上的支撑，许多同学都得了神经官能症而失眠、记忆力下降、精神难以集中，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勉强入睡后，不是做梦就是讲梦话，实际上他们每天睡八、九个小时还抵不上我睡六个小时。同学们看见我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还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学习、运动和做其他事，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好事者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称我为：“陈干劲”，意思是学习、搞体育活动和做任何事情都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此后同学们当面和背后都叫我“陈干劲”，反而很少有人叫我的本名了，我见同学们这样叫我并没有恶意，也就只好默认了。因为那时我做任何事情都竭尽自己的全力，总希望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我这样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回报，那就是在湖大化学系的五年之中一，我所有的功课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几乎都在95分以上，每个学期结束我的总成绩都名列全年级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