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响的大学经历（五）

一真溅雪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只是有一次分析化学考试我居然只得了90分，成绩公佈后，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试卷上的十道题目对我未说并不难，我觉得都做对了，怎么被扣掉十分呢？我找到分析化学课代表，要求查看试卷，以便我知道究竟错在哪里？我一看试卷，我被冯老师打X的那道题，我的答案与标准答案完全一样，而且我解题的方法比冯老师的方法更简便，可冯老师硬是坚持说我解题的方法不对，这道题应判为错。我知道这位不学无术的冯老师不会认错，于是我找到分析化学教研室的主任林延平讲师，把我解题的方法告诉他，他看后说，你这个解题的方法很简便答案也正确，不应判作错，只是冯老师坚持要判你错，我也不便出面予以纠正，让冯老师下不了台(冯老师是厦门大学毕业，仗着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系里有名的积极份子，化学系的老师们都不敢得罪他)，反正你的成绩老师们都知道，你就不要再与他计较这十分了。听林老师这么说，我也只好不与他计较了，也祘打一次90分开开洋荤吧。

原来冯老师执意要扣我十分纯粹是为了报复，因为这次分析化学考试是重考，第一次考试时因冯老师出错了一道题。而且这道题在10道题中排在第三，比较靠前，我做到这道题时感到没有办法做，我连忙丢下这道题把后面的题目做完后，再来看这道题，终于发现这道题出错了没有办法做，于是我马上举手告诉冯老师，这道题出错了无法做，冯老师坚持说没有错，我就把这道题错在什么地方，要怎样出才是对的向冯老师指出，冯老师听后满臉通红才知道自己出错了题，连忙对同学们说第三道题有点问题，大家可不要做这道题，可是此时已离考试结束的时间不远了，引起同学们一片哗然。考后同学们要求重考，因为那道错题排在第三，耽误了许多同学的不少时间，使得许多同学后面的题目没有做完，这次考式未能反咉出同学们的真实成绩，后经系里面决定，这次分析化学考试要重考。

重考的那天试卷一发下来，我鉴于上一次的经验，我在做题前先把试卷上的题都看了一遍，结果发现又有一道题出错了，这是一道利用溶度积计祘一个化学反应产生多少沉淀的题目，这是一道从《分析化学习题集》上抄来的题目，只是冯老师可能是为避免抄袭之嫌，把题目中的一个化学元素换为了另一个化学元素，而这个化学元素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生成的化合物是一种溶解度很大的化合物，根本就没有沉淀物产生，怎么计算沉淀的数量？我立即举手跟冯老师说：“冯老师，请到教室外面我有话和您讲”。我怕在考场里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指出他又出错了题目，让他下不了台，有失他的面子。我在考场外面对冯老师说：“这个题目出错了，在这个化学反应中没有沉淀物生成，怎么计算沉淀的数量呢？”他坚持说这道题没有错，于是我告诉他：“您这道题是《分析化学习题集》第几章的第几道题，这道题是哪种元素的化合物，那种元素在这个化学反应中的生成物的溶解度很小是有沉淀生成的，您把它換成了另外一种元素，而这种元素在该化学反应中的生成物溶解度很大，所以在该化学反应中根本就没有沉淀物生成，怎么计算沉淀物的数量？”直到此时，冯老师见我指出了这道题的出处，而他正是把这道题更换了一种元素才造成这种错误。此时他才连忙跑进教室宣布第几道题有点问题大家不要做那道题，幸亏我发现得早及时向他指出，那时考试刚过了不到10分钟，那道题又不在前面，所以对同学们的考试尚未造成什么影响，否则又要重考。

心胸狭隘的冯老师不但事后没有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我让他在同学们面前让他丢了面子，对我怀恨在心，于是才有了前面所说，利用我一道10分的题釆用了一种比他更简便的方法计祘，与他的方法不一致，坚持判我这道题为错误扣掉我10分的事发生；不仅如此，到后来分析化学课程全部学完，笔试过后(最后的笔试我没有让冯老师找到任何借口扣掉我一分)，还要进行实验考试，那就是进行未知物分析，每个同学都从冯老师那里领取一份由冯老师配制的样品，每份样品各含有10种各不相同的元素，同学们利用自己所学化学分析方法，分析出自已所领这份样品所含化学元素的种类，分析出的结果与冯老师手中这份样品所包含的元素全部对上就算过关。平时我非常喜欢做实验，每次实验课我都十分专注，任何课程的实验我都尽力要求自己做得又快、又精准。然而我接连分析了三份未知物样品，每次的分析结果拿到冯老师那里去对，总是有几种元素对不上，有的实验明明证实试样中含有某种元素，但拿到冯老师那里一对，却说没有这种元素(我们所领未知物样品都编有号码，冯老师手中有一张表，表上写有几号样品含有哪十种元素，实验的结果与冯老师手里表上的结果对上了就祘过关)，通常这种实验我只须做一次便可过关，然而我做了三个试样都没有过关，不由得我不疑心冯老师是在故意在为难我。于是我领到第四份未知物试样后，便找一位同学互换了一下试样，我做他那个号码的试样，他做我这个号码的试样，很快我的分析结果就做出来了，我要这位同学拿着这个结果到冯老师那里去对，结果全对上了，此时我到冯老师那里对他说这个试样是我做的，刚才我们做实验时不小心互相拿错了试样，冯老师流露出无奈的神情说：“怎么这么粗心大意，试样都拿错了，下次要注意啊！”我这才通过了未知物分析这一关。不采取这个办法，恐怕我会被冯老师搞成全班最一个过关的人(我过关时班上剩下没过关的人已经不多了)。象冯老师这种人品、这种学识的人居然被安排到大学当教师，这都是中共当局在全国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

尽管在60年冬季全国各行各业下马的下马、压缩的压缩。高校也进行压缩，一些成绩太差和家庭出身太差的学生被劝退；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被称之为走白专道路)而被下放到偏远地区去教中学，然而象冯老师这种人却依然留在高校，继续误人子弟。这些事情之后，冯老师便成了同学们背后嘲讽的对象。

湖南大学的招生地区主要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所以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多属这四个省，学生中大约有一半来自这四省的农村，我从这些农村同学那里了解了更多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大食堂、农村干部刮“五风”……给农民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深重苦难和对农村造成的巨大破环，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命感，我下决心要为解脱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深重苦难、为中华民族寻求一条通向繁荣富强和民主自由的道路奉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到59年底湖南的农村也开始大量饿死人，经常有农村来的同学家里来信告知家里饿死人的消息，因为农村的极度贫困，如果农村同学家里不是发生了饿死人、房屋被拆掉、亲人外出逃荒之类的大事，通常是不会花八分钱的邮票和两分钱的信纸信封去写一封信给自己在大学唸书的儿女的。以致每当学生七舍传达室的老张到宿舍走道上叫：“某某同学！到传达室来取信”时，这位同学的臉上立即露出惊恐的神色，因为来信必定是家里又有噩耗传来，一定是家里餓死了人、房子被强拆、外出逃荒……之类的大事发生。

接到信的同学通常都只能一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默默地流下伤心的泪水，顶多也只能和要好可靠的同学私下诉说一下自己家庭蒙受的苦难，而从来没有那位同学敢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嚎啕大哭，公开发洩自己心中的悲愤，因为这样做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将召致无情的批判、斗爭。

面对如此困难如此严峻们形势，我们在星期三下午两节课和星期六一整个下午的政治学习时，所学习的文件和报纸却仍在吹嘘(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正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在一天天好起来；还有就是继续宣扬毛泽东和中共当局的伟大、光荣、正确；宣扬“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公社”、“公社食堂”的无比优越性。

到后来中苏为争夺国际共产革命的领导权而爆发中苏理论论战后，政治学习又增添了中共当局发表的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诸如：“论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等充满共产革命教条和陈词滥调的空洞无物的文章。

由于我朗读文件、报纸时吐词比较清楚，很少唸错别写，也比较连贯；又由于我生性乐观、幽默常在朗读时中途停顿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加上自己嘲讽所朗读内容的旁白，引发同学们会心的哄堂大笑(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多数同学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为白白浪费时间又枯燥无味的政治学习增添了不少乐趣。例如：当我唸到“国内外形势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时我便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笑着对班上的同学说：“形势好倒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果形势再好一点，我恐怕连唸报纸的力气都没有啦！”此时绝大部份同学都会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哄堂大笑。而班上个别党员积极份子马上便会板起臉对我说：“陈Ｘ甫！严肃点，这是政治学习不准开玩笑！”此时我便会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继续朗读那些充满假大空话的政治长文。然而只要遇到可以加以讽刺、嘲笑的地方，我仍然会停下来以开玩笑的方式插活加以嘲讽，说出同学们心理想说又不敢说出的话。

班上的党员积极份子们也曾试图由他们自己来朗读这些又长又臭的政治文章，他们不是读得结结巴巴，便是错别字百出(积极份子们大多成绩不好、不学无术)，此时同学们就会起哄说“唸都唸不通，还唸什么？还是让陈干劲来唸吧！”此时党员积极份子们只好红着臉把文件或报纸拿给我说：还是你来吧！就这样我把政治学习课当成了自己向同学们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启迪同学们的人性和良知的战场。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凡是下午不上课的时间和晚自习的时间，我都是在阅览室度过的，我在阅览室除了温习功课、做作业和撰写实验报告之外，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那里的许多内部发行，或发行量很少的书籍、报刊杂志诸如：《参攷消息》(那时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和单位才可订阅)、《大公报》(由中共控制在香港发行的统战报纸)、《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等都是发行量很少，一般人订不到的报纸（因为当时纸张的供应也很紧张，就连我们用的教材有许多都是用那种灰色的再生纸印制的），以及一些内部发行的书籍诸如：美国左倾作家兼记者约翰.根室写的《美国内幕》、《欧洲内幕》、《非洲内幕》、《苏联内幕》、《拉美内幕》、《澳新内幕》(这一套书是约翰.根室撰写的介绍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系列丛书，但我十分想了解的《亚洲内幕》这一本却始终没有找到，我还曾到湖南省图书馆去查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这一本书的内容可能涉及许多中共当局鲜为人知的内幕有损中共当局的“光辉形象”而未能出版发行，或是只出版了极少儿本供高级领导参阅。中共当局之所以在高校以上的单位内部发行这一套书，是因为具有左倾思想倾向的约翰.根室在描写世界名国现状和各国领导人时有许多观点与当时世界共产主义阵营所持观点接近) 。这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兼作家，遍访五大洲世界各国和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并查阅了大量各国及其领导人浩繁资料，前后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撰写出这一套丛书，由于其资料的全面翔实，是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和政界人物必读的书之一。这一套丛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源、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状，以及各国领导人的政治倾向、领导风格、人品素养方面的知识，这对于我确立立要在中国大陆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目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享利.菲尔丁写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这是菲尔丁以当时发生在伦敦的一起震惊英国的黑帮大案为背景撰写的、描写这位黑帮头子的传奇人生的一本中篇小说。这位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无恶不作、阴险狡诈的大黑帮头子，凭借他手下黑帮成员通过抢劫、偷盗、诈骗来的财富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在案发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他是一个大黑帮的帮主，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内部通过暴力、金钱拉拢收买、挑动帮内成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谎言欺骗、轻诺寡信、向警方告发出卖帮伙内不听话的成员……等卑劣方式，在以他为首的伦敦黑社会中，实行他个人的集权独裁暴力统治。菲尔丁对江奈生个人言行和他在黑帮内的统治方式的描绘，初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思考就发现菲尔丁对江奈生本人言行以及对他的黑帮社会的描述，居然就是毛泽东、中共当局和“解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就是当今的大伟人毛泽东；江奈生的黑帮就是当今的中共当局；江奈生的黑社会就是“解放”后的中国大陆社会。

看了这本书后，我惊异于亨利.菲尔丁观察社会目光之犀利、深远。他在两百余年前对伟人们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丑恶本质的揭露，和对江奈生在他的黑帮社会所作所为及其本质的深刻揭露和分析批判，居然成了两百余年后“大伟人毛泽东”、中共黑帮及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操控、统治中共黑帮和大陆民众的手腕以及中国大陆社会运行机制、造成的社会现状儿乎都是江奈生两百余年前所统治的黑社会的翻版。例如江奈生操控统治他的帮伙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挑动他的帮伙战员彼此不和、互相争斗，诱使他们互相向他告密，使他们在他面前争风吃醋，争当他的忠实奴仆；他善于欺骗、说谎、崇尚暴力，对于他的黑社会内部对他的所作所为稍有不满者立即采取暴力镇压，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对黑社会内部进行恐怖统治；鼓动、利诱一些帮伙成员对自己加以吹捧，使自己成为这个黑帮社会最“英明伟大”的统治者……等等，都是毛泽东统治、操控中共黑帮、大陆社会和民众惯用的手腕。

享利.菲尔丁的《大伟人魏尔德.江奈生传》大大加深了我对毛泽东、中共当局和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面貌和丑恶本质的认识。对于促进我的觉醒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中共当局之所以内部发行这本书，原是想利用这本书起到揭露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作用，却不料适得其反，这本书起到的作用却是使读者从中认清了伟人、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大陆社会的丑恶本质的作用，这大概是中共当局始料所不及的。　

在阅览室每天都可以看到《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当时只有县团级干部和单位以上的干部、工作人员才有资格看的内部发行报纸(后来扩大到科级、公社一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又扩展到大队一级)，《参考消息》上所登载的主要是经过中共当局筛选的世界各国发生的大事和新闻，这些事件大多是真实的，只是加上了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而已，不过对于我这种有心观察国内外所发生的大事的人而言，早已具备透过中共当局带偏见的评论洞悉到事实真像的能力，《参考消息》使我随时能了解到国际大事的真像和发展趋势，使我从中获益匪浅。此外《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都是知识性较强，政治色彩远没有《人民日报》和各省的省报那么浓的报纸，这三种报纸有时也敢发表一些文人学者隐晦地、含沙射影地嘲讽“大跃进”、“浮誇风”、公社化和吃大锅饭……的文章。比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批判的“三家村夜话”、“燕山夜话”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北京晚报》上连载发表的内容。这些内容使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还是有人能看清这个社会的真像，对这个社会产生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是存有异议的。

我利用午睡前、晚餐后晚自习前、或不开夜车的晚上入睡前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向同寝室的同学们宣讲我在阅览室从那些书、报上得来的知识和新闻，发表我对当前政策和社会现实的看法，介绍西方民主国家科技的先进、民生的富裕，介绍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方面的知识，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晌，都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讨论，其气氛的热烈常引来其他寝室的同学前来参与讨论，致使我们寝室被同学们戏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还把在阅览室里看到的一些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左翼记者、文学家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报导和著作的内容讲给寝室里的同学们听，例如有美国左翼记者报导美国有一位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月工资“只”有五千多美元，一家人的生活几乎无法过下去，该记者罗列了这一家人每月的开支：税金多少、各种保险费多少、房租多少、医疗费多少、电费多少、两个小孩教育费多少、一家人外出旅游和娱乐消费多少、煤气费多少、汽油费多少、一家人伙食费多少、去餐厅消费多少、采购衣物用具和玩具费用多少……照这位记者所列这一家四口人每月的开支大大超出了他每月五千多美元的收入，所以说这一家人生活困难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还有一本书是描写美国左翼记者采访美国监狱里的囚犯受“虐待”的情况，说犯人们向采访他们的记者投诉，他们在监狱里每周只能喝到两顿牛肉汤，这实在太少，囚犯们要求提高到每周至少能喝到四次牛肉汤。我以开玩笑的方式对寝室里的同学说：那位美国航空工程师一家四口人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一万三、四千元(按当时中共官方自定的的汇率一美元约折合人民币二点五元)，都困难得无法过下去，他们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着我们每家每月平均四、五十元人民币的(还不包括几乎赤贫的农民在内)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去拯救他们；那些被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所腐蚀了的美国囚犯，每周有两顿牛肉汤喝还在抱怨，思想觉悟实在太低，看看我们这些在这里当家做主人，而且肩负世界共产革命重任的国际无产阶级战士，一年到头连一顿牛肉汤都喝不到，都毫无怨言，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

寝室里的同学听到后都议论纷纷，有的说一个月有一万三、四千元如果是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么多的钱在一个月之内花完；有的说哪怕是一周只有一顿牛肉汤喝，我也想到美国去当当囚犯，也好尝一下早已忘觉了的牛肉汤的味道。

当然我们寝室里的这类谈话如果发现有党员积极份子到来，或是从门口经过，便都会不约而同地马上停止下来，或转入其他非政治话题，这些话题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大多与吃有关，不是对过去吃过的美食、硬饭、饱饭的美好回忆，就是对一顿美食、一顿硬饭和一顿饱饭的殷切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