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 年
谢贻卉
小老头彭慕陶今年八十九岁，和八十八岁的妻子陈建芬住在成都郊外一套租赁的房子里。房租由政府每个月补贴一千元，余下部分自行承担。
2020年初至今，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使他们大部分时候不得不待在家里。儿孙们打来电话问候，偶尔，也轮流过来看望。
彭慕陶和陈建芬 谢贻卉摄于2020年9月
和中国大多数男人一样，彭慕陶每天幸福地吃着妻子做的一日三餐，即使在她患红斑狼疮的日子也没间断。
在家里，陈建芬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并将音量调高，以致站在庭院里都能听到。
彭慕陶负责给鱼、鸟和狗喂食，搭梯子上墙捡漏，骑自行车外出采购等。
谢贻卉摄于2020年9月
作为一个装饰工艺美术师，彭慕陶退休以后，从未停止过创造性劳动。心闲时，他会安静地坐在花木掩映的庭院里，侍弄泥土、石头、枯枝、塑料等构建的装置艺术，将自己对生命的爱和执着，对人生的想象和感悟灌注其间。
谢贻卉摄于2020年9月
他的作品置放于庭院。错落在泥土、墙面、树、藤蔓和花草间，与之融为一体，透出一股倔强而悠长的生命力。
《菩萨》 彭慕陶制作
每个月，他会在固定的日子，前往固定的地方，和老友分享“翻墙”从网络下载、打印的时事政治资料。一些时候，也会和妻子一起，搭乘城市公交，前往老友的家中聚会，畅谈往事，针砭时弊。
左一和左二 熊习礼夫妇 右一 陶渭熊 谢贻卉摄于2019年9月
他逢人便说，没有陈建芬，家早没了。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后，陈建芬还是他的原配妻子，是生命的恩典。他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不该淹没。
早在1980年，他曾写下一首《咏安贫》的诗，献给妻子。
贫贱相识结同心，粗茶淡饭爱至诚。
闲出江畔论往事，相坐灯下话古今。
患难夫妻临万劫，血腥道路荆丛生。
幸得名臣挽君过，方能晚年度余生。
1.彭慕陶的父亲和母亲
《家园》 彭慕陶制作
在一个讲究血统的年代，彭慕陶可谓根正苗红。
他1932年出生在成都天回镇，本名彭家富，是父亲彭鸿钧为他取的名字。
彭家富的生母原是个丫鬟，不小心损坏东家的财物后，无力偿还，吓得一趟子从乡下跑到天回镇，被三十多岁做治保工作的单身青年彭鸿钧收留。但结婚后，她与彭鸿钧有恩情无爱情，在彭家富两岁时，爱上了另一个小镇青年，并远走他乡。
生母的好友翟云仙是个寡妇，与彭家素有往来。她同情并爱上彭鸿钧后，决定不再为殷实的夫家守贞节牌坊，随彭鸿钧离开天回镇，去成都谋求新生。
彭鸿钧找到份在国立四川大学作杂工的活，负责看门、值夜和打扫卫生。工作虽不起眼，却巧妙地掩藏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翟云仙则给学生洗衣服，以贴补家用。
四川大学的校门设在旧皇城的中心，附近有个跛子开的季氏诊所。这个诊所表面上是给学生应急看病的，暗地里却是中共地下党设立的联络站。彭鸿钧奔走在四川大学农业经济系、季氏诊所和“努力餐”老板车耀先（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之间，传递情报。
一
次，四川大学进步学生开会，彭鸿钧被安排在门外放哨，不料被警察包围。进步学生大多官宦子弟，逮捕后，很快就被家人取保。彭鸿钧被关了半年，警方问不出所
以然，就把他放了。身份暴露后，他被校方开除。其中一位学生毕业后，在四川省合作金库担任主管，经他引荐，彭鸿钧去那里作了份杂工。
1940年3月，车耀先被捕，彭鸿钧和地下组织断了联系。
1944年秋天，彭家富十二岁。彭鸿钧患病，辞职回家休养。病情危重时，让他叫来跛子老季，将联系人和地址悉数作了交待。不久，便辞世。
1946年8月，车耀先以身殉职。彭鸿钧的地下党身份，无人证明。
关于父亲，彭家富知道的，只有这些。
父亲走后，他和养母翟云仙相依为命。
养母翟云仙 1893年-1977年
翟云仙在成都东门的华瀛戏院找了份裁缝工作，供养子在清真小学读书。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母子俩就到寺庙里领点救济粮回来吃。
十四岁那年，彭家富考入西北中学就读初中。半年后，因其汉族身份无法享受国民政府对回族学生的免费优待，只好退学，随养母在华瀛戏院当了一名贩卖生。
他白天跟戏班的师傅学写名牌、画幕布，晚上则在戏院里卖点香烟、瓜子。
后来，他还跟着隔壁的哑巴师傅学习炭精画。
1949年12月28日，成都被进军大西南的中共解放，国民政府垮台。彭家富觉得新的世界到来了，立即把名字改为彭慕陶，以示对不惧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的倾慕。
2.两个革命青年
《妻子的家园》 彭慕陶制作
1950年1月，彭慕陶以其学徒三年炼成的能写会画功夫，被招募进中共建立的成都市第四区政府，做宣传工作。大部分时候，他都在写标语，歌颂新政，团结普罗大众，打击敌对势力。
他迅速成为新政培养的对象。次年7月，他被调到西南革命大学学习，同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这里，他和从农村来的姑娘陈建芬相遇了。
陈
建芬比他小一岁，出生在成都。父亲陈月熙在卧龙桥一带做蔬菜生意，母亲在中央银行办公室主任家帮佣，陈月熙每天拉车接送她上下班。蔬菜生意失败后，经这位
主任介绍，陈月熙在中央银行谋到个做杂工的差事。两次考验，他均不为不属于自己的钱动心，遂被调去做银行的收税工作，家道也渐渐有了起色。
小学毕业后，陈建芬考上成都协进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半救济性质学校，学生大多来自贫苦家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平等、博爱思想和无功利趋使的献身精神的熏染下，她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教师或者医生。然而，最终没能遂愿。
右一为陈建芬
临近解放的成都，兵荒马乱。家里住进了国民党士兵。他们衣着单薄，睡在地面铺的干草堆上。士兵们不时提醒她的家人，如果听到枪响，切记要从床上翻到地上躺着。士兵只是短暂停留，临走时，将妹妹的尿布拿去披在身上。
父亲陈月熙所在的中央银行在岌岌可危中易主。1950年3月，新的组织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以请长假的名义将其遣散。他回到老家郫县犀浦乡共和村，用遣散费从亲戚那里租了三亩土地来种，并向犀浦乡政府纳税。
同年，陈建芬就读的教会学校被新政府关闭。她失学了，回到正处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共和村。
11月，聪慧的她被村上选中，迅速成为一个民兵排长。其时，地主和富农被视为阶级敌人，外出必须持有工作组开具的路条。为防止他们外逃，村口和马路，均有民兵把守，检查路条，陈建芬则负责巡查民兵的工作。
“清匪反霸”结束后，便是“减租退押”运动。土改工作组进驻到村里，对地主、富农的管理更加严苛。她工作虽然积极，却是个内心柔软的姑娘。这个运动令她有些困惑和不安。
隔壁邻居姓白，四代以教书为生。主人白老师，既勤快待人又和气。他继承了父母留下的土地，却干不来农活，大种大收只能雇人来做。“土地改革”时，白老师因其继承的土地达到标准被划了地主。
土改工作组在镇上的犀浦小学临时搭了个台子，开批斗大会。其时，陈建芬领导的民
兵排被调去执勤。
白老师和其他地主被押到台上，工作组给每个人胸前挂一块木牌，木牌上是墨汁写的名字。操场上，站满看热闹的人。白老师始终低垂着头，轮到他挨批时，有个雇工冲上去高声数落他这个恶霸地主，残酷剥削他们的劳动。话音一落，工作组下令将他枪毙，立即执行。
大会结束后，死刑犯被手持长枪执行枪决任务的民兵押到学校后面的竹林。
陈建芬一行走在中间，她虽提着左轮手枪，但那只是个摆设，用于吓唬地主和富农，她并不知道怎么开枪。
那天的竹林，感觉特别阴森恐怖。陈建芬一眼看见前排地上跪着三个人，后排站着的几个，正被人吆喝着跪下，每个人都面无人色。一切还没开始，她吓得把枪一丢就往家里跑。
回家后，陈建芬倒在床上无法动弹。高烧，持续了数天。隔壁院子里那把白老师用过的叉头扫把，反复浮现在脑子里。
很长一段时间，她朴素思考，白老师给雇工付了钱的，怎么会是剥削呢？现实中，她从未见过真正的恶霸地主。但是，她不敢问，一问就是反党。
那一天，也只有她逃离了杀场。工作组没有将她的行为视作对地主的同情，由于地方上急需各种干部，他们给了她另一个成长机会。病没痊愈，陈建芬被抽调到西南革命大学学习。
彭慕陶比她晚来十多天，和她同在第七班第一组。在班上，彭慕陶担任宣传委，与担任文娱委员的陈建芬多有往来。
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教员说，“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个年轻人的理解是“想啥有啥，见啥拿啥”。没有任何知识基础，抽象的共产主义理论难以体会。倒是为期三个月的速成学习，因为吃穿用度以及零花采取的供给制，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直接好处。
彭慕陶单恋上了单纯活泼的陈建芬。临毕业那天，他把她叫到礼堂，表达自己的心意。他问：“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陈建芬虽点头同意，但对“朋友”这个概念却懵懂无知。然而，就是这一句“可以”，开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相濡以沫的人生。
3.夫妻
1951年10月，西南革命大学培训结业后，彭慕陶去了川西区党校理论学习指导员培训班。填写表格时，被问到参加革命的目的，他写下“没有饭吃，找生活出路。”
结业后，他被川西公安大队警卫团借调三个月，因其表现出色正式调入，在政治处当副排级文化教员。部队征粮剿匪，他随同写标语，作宣传鼓动工作。
陈建芬没有回郫县，而是被组织安排去了川西行署机要干训班学习，由公安大队派教员对他们进行军事化的技能训练。
第三排右一为陈建芬
几个月下来，陈建芬牢牢记住，教员告诉他们，作为机要干部，一张口就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因此，她时刻提醒自己，随时随地都要管住嘴巴。这种自觉的训练，最终成为了一种习惯。她一生历经风雨，有惊无险，大概也得益于这个习惯。
她被分配到成都市百货公司作机要话务员，接听电话、译电文、发电报。中共接管私企宝圆通后成立了百货公司，连同其旧职员一并接管。严防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保守党的经济秘密等，是其要务之一，因此，机要话务工作必须由对党忠诚老实的人担任。
成为技术能手后，她被上调到商业局下属的四川省百货公司党办，继续作机要话务工作。吃、住连同睡觉都在一间小小的电话室里。一日三餐由炊事员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上厕所一律不准外出。这份工作神秘、重要，却沉闷、乏味，形同坐监。
周末，电话室里坐满本单位的单身男子，也有组织介绍的部门经理、老干部，他们聚在一起吞云吐雾，谈天说地，毫无顾忌坐在她的床上打扑克牌，并暗中观察她。对此，她无奈，也无措。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就有了转机。
1952年，
彭慕陶所在的川西公安大队改称为四川省公安总队，迁到将军衙门，他被调过去在政治部文化科工作。这里离陈建芬的单位很近，他时不时过来采买笔墨纸张，很快
就跟百货公司的推销员混熟了。某个周末，彭慕陶一身戎装，突然到访，神侃中的人们一见，立即散去。电话室从此清静下来。彭慕陶虽个子矮小性情温和，但他那
身制服，无声地向男人们宣示力量。
每个周末他都去看她，却一直没能打动她。他不知道，陈建芬是立志不结婚的。工作前见闻的各种家庭矛盾，令她对婚姻毫无信心。家里人口众多，她深感无力平衡错综复杂的关系。母亲生有十一个孩子，病死三个，尚有八个。加之她觉得经济上独立自主了，无需另一半。
后排左二为陈建芬 后排右一是怀孕的母亲 后排右二是父亲
彭慕陶摄于50年代
彭慕陶每次来都坐在角落里，默默看书。她少言少语，接她的电话，并不怎么搭理他。和彭慕陶一起走几十里路，去看望他的养母翟云仙，她也能一路无话。翟云仙问起他们未来的打算，她罔顾左右而言它。
也许是命中注定，陈建芬的母亲次年突然病逝，她是家中的长女，唯一一个有公职的人，一家九口的穿衣吃饭，一下子落到她肩上，她还是需要有人分担，他们相恋了。
长久地被限于办公室，陈建芬竟没多少不适感。想念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彭慕陶所在部队仅司令部有一部对外电话，他很会搞关系，每次来电，通讯员都会走几百米去通知他。一次去接，被首长发现，叫住他数落：“小鬼，我们打了那么多仗都没资格，你小小年纪就耍朋友了？”彭慕陶回避，说他们是同班同学。
部队规定，团级以上职务者才能带家属。他确实没有资格。
1954年7月，他以独子的名义，转业到四川省合营前进铁工厂工会工作。
1955年，为支援“对私改造”，他调到成都市人委工业二局（轻工局）秘书室，并增选为团总支宣教委员。
社会上的运动和自己无关，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事业也缓缓上升。彭慕陶感受到人生之美好。
青年彭慕陶
同一时期，陈建芬在省百货公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她对党的认识是肤浅的。1949年以前听说共产党要共家、共妻，但落实到自己身上却是现实的利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份机要工作。
1955年5月，陈建芬为亡母的守孝期满了。经双方“组织”批准，他们领取了结婚证。彭慕陶所在的前进铁工厂工会，为几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
彭慕陶的养母翟云仙将自己在和尚街租住的房子腾出来，让给他们，自己则在隔壁借了一间房独自过活。周一到周五，陈建芬还是住电话室，周末才回来。
1956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彭毅。彭慕陶的养母欣喜不已，立即辞掉街道治保主任的工作，一心一意帮他们带孩子。
婆媳相处得十分和谐，看上去一切都是平顺的。两个青年没有料到，运动的小鞋子，该他们穿了。
4.“右派”和革命妻子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运动之初，彭慕陶是轻工局“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他极积响应，依据过组织生活和下厂工作组中的见闻，提出五十三条改进单位管理工作的建议意见。当即得到全局团员的赞同和支持，也受到主持“整风”会的赵局长的肯定。他说:“今天彭慕陶的发言完全符合帮助党‘整风’的精神，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使党改进工作作风。”
半个月后，情况却急剧变化。参与“鸣放”的绝大多数积极分子，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彭慕陶和他所在的团支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赵局长也因支持“右派”言论而被撤职。
从此，他过上终日挨批的日子。到年底，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斗得很臭了，便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
同一时期，百货公司也组织了“整风”学习。陈建芬绝不参加，闭嘴不言，只安分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久，她从机要室被调到办公室，做打字、译电工作，和普通职工一起上、下班。
陈建芬至今都天真地认为，彭慕陶划“右派”的事，组织上并不知情。因为此间，没有哪位领导找她谈过话。
有一天，百货公司的业务科长悄悄告诉陈建芬，彭慕陶即将下放的大字报都贴到市政府了。她心一惊，继而有些不满。她家老彭品行纯良，没抢没杀，只不过说了些话，就受到这么重的处理。随后便淡定如常。她即将分娩，为了孩子，绝不能把自己气倒。
1958年1月，彭慕陶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回家收拾行李。见到妻子和襁褓中的老二，他无话可说。
天府广场一早聚集了四、五千和他命运相似的人。雅安专区来的解放牌卡车停在路边，轻工局、重工局以及下属单位的“右派”上了同一辆车，他和单位的另四个“右派”一起，被派往荥经县天宝乡何家湾大队监督劳动改造。事实上，这种惩罚在“右派”中是最轻的，重的被强制送去劳动教养。
彭慕陶的工资从五十多元降为三十多元，由轻工局以邮寄的方式发放，自己到邮电局去领。粮食由当地供应，每个月二十三斤，需往返六十多里步行到县城粮站去背回。除此，每年有半个月假期。
在荥经县，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出工。土地上，无非就那些事儿，只好背诵唐诗、宋词，来打发无聊的时光。他爱上白居易的《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后来，他把这个意境做成装置艺术，摆放在庭院一角。
《浔阳江头夜送客》 彭慕陶制作
1958年3月，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以期在工业上超过英国和美国。
彭慕陶所在的荥经县经历了“大跃进”的所有过程。工业上大炼钢铁；农业上大吹牛、高估产、高征购、刮尽余粮、反瞒产私分等；在农村设立公共食堂，人人吃大锅饭。结果是荥经县人口由1957年的123717人，减少到1962年的69656人，饿死比例43.69%，居四川之冠。
这期间，彭慕陶先后被调到天宝铜矿、县文化馆，发挥他的所长，写宣传标语，画毛主席像。“食堂能煮千家饭，公社能解万众忧”，“大风大雨是好天”，“亩产上万斤，才能上北京”等。至今，他还记得一些内容。
彭慕陶这一走就是几年。老二满月后，陈建芬将婆母接过来和自己住在一起，将两个儿子交给她带，自己则一心一意忙工作。
1958年3月
开始，省级机关轮流下放干部到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百货公司在文家场搞了个劳动基地种菜，陈建芬被派去管理伙食团。她以婆母的身份给丈夫写信，告诉他
一切平安，嘱他好好劳动。将节省下来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邮寄给他。除了丈夫，她的工资和粮票还要兼顾乡下的父亲和弟妹。到年底，才调回单位。
丈夫的“右派”问题暂时没影响到陈建芬。1959年1月，单位派她参加省委整社万人检查团。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任总团长，她担任组长，第一次坐上仅能容纳十多个人的安-2小飞机，随李团长赴南充、以检查生产为名，实则访贫问苦。
农村的情况令人忧虑，但是李团长看一眼，说几句指示就回城了。看不到真实状况，也或者根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加之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李团长来了，公社公共食堂的饭都要煮得干些。陈建芬们留下来在西充，阆中，青川等地巡回蹲点。“农民不敢和工作组接触，更不敢随便和我们说话。公共食堂濒临倒闭。大锅饭无非是萝卜缨缨煮稀饭，干部给检查团的人舀稍微干点的吃。没吃的哪有拉的？田间作物连肥都没有。有时候看见农民走着走着就倒地而亡。而一些地方的农民反映，干部借晚上开会为名，实则开小灶，煮饭来吃。”陈建芬回忆道。
4月，按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要求，“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治基层干部。一些社队的干部被揪上台，农民冲上去控诉他们的罪状。这些刚才还在对农民喝五吆六的社队干部，瞬间就灰头土脸，站在台子上便被撤职，甚至逮捕，枪毙。
陈建芬在外巡查了半年多，回到单位。两个妹妹没能挺过郫县农村的饥荒，饿死前连一口米汤都没有。“惨！很惨！但是，不敢说。”回忆起那段日子，她说。
1962秋天，彭慕陶回来了。荥经县借大饥荒之机精简机构，他是被压缩回来的。没有工资，又因“右派”身份上不了户口，领不到救济粮，做临工得做贼一样冒用别人的名字。养母和妻儿省下口粮给他。他觉得相当憋屈，就是第三个儿子面世，也没有感到丝毫快乐。
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川省委相应做了多次布置，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1964年11月，四川省委批示，要“把混入我们机关干部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彻底清查出来，清洗出去，把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认真解决区、社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把已露头的阶级敌人及其代理人、代言人清理出来”。由此，运动在城乡升级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陈建芬再次被派离成都，参加省委工作组，下去检查。她见证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高峰。有些干部工作过于认真，民愤太大，法院不调查，只要群众一检举，就押到台子上批斗。那会儿，经常开公判大会，错误处理并伤害了一些干部。
陈建芬在外的日子里，彭慕陶将自己的情况申诉至省公安厅，又找了姐姐的亲家赵苍璧，他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很快获得批准上了户口。然而，转机并未就此到来，他的“右派”身份终究是个问题，无任何单位肯正式录用他。只能继续在街道办事处安排的修缮队做油漆工、木工活。
临工工资采取计件制，他的最高月收入竟达到七十元，赶紧孝敬养母一个收音机。日子虽有起色，夫妻俩还是聚少离多。
5. 两个“造反派”，一个“反革命”
1966年5月，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动并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试图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全面、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其实质是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
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下，学生、工人、农民、干部，甚至军人，整个社会纷纷运动起来……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号召，一时间各种名号的群众造反组织，在成都各大学中学、各工矿企业、各部门机关应运而生。 造反组织，从最初的五花八门，到后来形成了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为代表的“保皇派”（简称“老产”），以“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简称“川大826”）、以“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为代表的“造反派”。
陈建芬搞完“四清”检查工作，回到单位。其时，百货公司已经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红成”，聚集了一大帮出身不好的职工，另一个是“兵团”。她说自己还没摸到火门，就因党员身份，被游说参加了有近十个成员的“兵团”组织，并被选为副队长。
1967年的陈建芬
这两个造反组织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单位里相处，大家产生了矛盾，一般就打打肚皮官司，运动来了正好各自借力，以“保卫毛主席”为名，相互踩踏攻击对方。
“整日里乱哄哄地，三天两头都在开批斗会，斗单位领导。‘兵团’认为打倒‘当权派’不是全部打倒，因此对单位领导进行了一些保护。”她回忆道。
半年多后，即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作为“兵团”领导，她首当其冲，被百货公司革命委员会打成“反革命”，由“红成”捉去，和单位领导一起在台子上挨批。“红成”一派指责她软弱，没有斗争性，更指斥她站错队。她不敢回嘴。
成都“保皇派”与“造反派”的两派斗争，导致了后来真刀真枪的残酷武斗。1967年，成都“5·6”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后，中央下文，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保皇派的“老产”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作为“造反派”的“川大826”、“红成”、“兵团”等，又开始了新一轮分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彭慕陶的亲友们觉察到危险，就提醒他，记住历史经验教训，千万不要介入！一开始他也谨记。从家到临时工地，两点一线直来直去。但陈建芬单位的“红成”一派找上门，通知他，“右派分子”不能住国家的房子。他不搬，就强行把户口下了，将他撵出家门，还剥夺他临时工作的权利。
亲友不敢接纳，他流连于冬夜的街头，通宵达旦。陈建芬找到派出所一位谢姓户籍干警，说清情况，这位干警为他开具了一张证明，才住上旅馆。
彭慕陶在旅馆一住半年，一日三餐都由养母做好后儿子送来。
在极度苦闷中，彭慕陶和同管区几个同病相怜的“右派”走近了。
李全荣，成都市公安局政治处一般工作干部，党员。“整风”中就本单位工作提了点批评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
李秉杰，成都市斌升街派出所内勤干事。一天晚上，与同事在办公室值班。因患风湿关节炎，便站在地图前感叹：“我这个病，去东北生活太冷，去南边太热，去台湾正好，冷热合适，但台湾又没有解放。”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反右”运动中，那位同值就起来揭发，说他值班时察看地图，妄图投奔台湾。随后，李秉杰被单位划为“右派”并开除。
王雪琪，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整风”会上从未发言。一次例行会议上，有人说：“我们法院，从院长到厨房炊事员都是共产党员当领导。”她“哦……”了一声。后来，说她赞成储安平的“党天下”，被划为“右派”并开除。
江仕森，成都市某区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素日里爱开玩笑，戏谑人。一次，他说×区长的通讯员在区长面前点头哈腰，一副奴才像，就给川剧《迎贤店》里的小丑一样。“反右”运动中，说他污蔑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被划为“右派”。
他们相识于几年前街道办事处每月举办的学习中。学习的目的不过是便于组织掌握“右派”的思想动态。
应该说，他们几个的日子比彭慕陶还不堪。被红卫兵抄家，打骂，吐口水，扯头发不说，甚至父母、孩子、兄弟姊妹都遭牵连。家无宁日，痛苦莫名。
1967年7月，五个人相商北上去问政策。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令人吃惊的是，天安门前，元帅彭德怀居然捆绑双手被红卫兵押着，站在卡车上游街。“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字报也贴在中南海的外墙，而刘少奇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他们觉得，天变颜色了。
彭慕陶说：“中央文革西南组一位副组长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的疑问也做了答复。”那位副组长说：“毛主席的反‘右派’斗争主要针对那些敢与共产党较量的人，不是你们这些党的基本群众。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造成的。你们应该回去依靠当地的革命组织，起来揭发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这段答复在彭慕陶的脑子里就像烙印一般深刻，若干次重复，他都没变更过其中任何一个词句。他认为这段答复是他们造反的全部依据，也是后来他写平反申诉的重要依据。
这位副组长代表“组织”赠送他们回程火车票，交给他们与“省革筹”（全称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原单位造反组织联系，以及揭露“三反分子”的证明。彭慕陶等大受鼓舞。
回到成都后，他们受到当地造反组织的热情接待和相邀。反复权衡后，最终接受“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邀请，搬进“兵团”在文化宫给他们提供的办公室。他们各自撰写申诉材料，上报“省革筹”，强调自己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是被错划的“右派”。
“有人来找，便代写申诉材料并照转，无非是些笔墨官司。打砸抢偷绝不参与。”彭慕陶说。“这期间，流沙河通过一个叫欧瑞民的两次来找，欲打听中央对‘右派’的政策是否改变。根本不敢接待。我们认为流沙河是毛主席钦点的‘右派’，是真正的‘右派’，和我们不同，我们是被错划的‘右派’”。几十年后，他们经常在成都大慈寺茶园聚会，彭慕陶从不向流沙河提及此事。
貌似轰轰烈烈，有人就提出：“既然中央都认为我们是革命群众，不应被划为‘右派’，何不成立一个‘五七战斗团’来搞大批判？”彭慕陶谨慎地将报告打给“省革筹”待批，但直到他们被捕，也未等来批复，准备的计划也没实施。
彭慕陶从北京一回来，陈建芬就和同事调换了住房，把家搬到玉泉街106号商业局所属宿舍。
网上一篇文章提到：“她因受丈夫牵连长期不被组织重用。”对此，陈建芬予以否认。她认为自己因为出身好，听话而一直受到组织的重用，这一点的具体体现在于，哪怕文革中被斗，也只有一次。况且她还被安排到单位的像章办公室，做毛主席像章的发行工作。
文革中第一批像章于1966年
底由上海联合徽章厂首推，图案取材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形象。随着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戴像章开始风靡全国，全国各级单位都成立了像章发行使用办
公室。陈建芬所在的百货公司追逐潮流，将像章生产和发行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他们用上等材料，开上等模具制造，并赠予各单位，以表达对最高领袖的
忠诚。
为此，她还和其他同事被派到北京，开像章展览会。参观中南海后，参会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具体时间她记不清了，但戴像章热持续了若干年，并在1969年达到高峰，几乎全民佩戴，这是真的。
陈建芬说，当时家中的衣柜里，挂满了百货公司发行的所有款式像章。可惜全被“人保组”（全称为人民保卫组）抄走了。
60年代陈建芬和她的同事在北京 前排左为陈建芬
6. “反革命”和妻子
1968年5月，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 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等，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以纯洁毛主席的“造反队伍”。
彭慕陶等立即受到清洗，一夜之间他们全被“人保组”抓走。
百货公司每晚七点到九点半，是职工学习政治形势时间，陈建芬每天回家已经十点。那天，婆母候在门口等她。听邻居说，彭慕陶被关在东通顺街道办事处的“牛棚”。两
个女人立即带上被子、食物和洗漱用品前去探望。
半个月后，彭慕陶等被正式逮捕。转宁夏街成都市看守所前，陈建芬接到通知，她和婆母再次前往。
在“牛棚”中，彭慕陶凭记忆将1957年给单位提的五十三条意见书写在纸上，塞进被子。临别，将被子交给养母。陈建芬把意见书藏起来。
1969年5月7日，毛主席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将米易县塆坵的一个劳改农场改建成了四川省塆坵五·七干校。干校按照部队建制，编成六营十八连，放牛养猪、开荒种地、栽秧打谷、种菜烤酒等，通过重体力劳动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改造。四川省级机关86个单位的9000多名干部、800多名工人被陆续送到此地进行劳动锻炼。
丈夫被批捕关押，陈建芬还来不及恐惧，便被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送往“五·七干校”。他们说，只有把“造反派”送走，才能搞好百货公司的“大团结”。
在这里，她早晚参加学习，白天则像农民一样劳动。
四川省塆坵五·七干校徽章
1969年8月8日，她的“反革命”帽子被百货公司革命委员会摘掉。他们发了个红色封面的平反证给她。平反证一共十三页，内页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林彪副主席的讲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摘要等等，其中，最要紧的是平反证扉页，上面铅印着平反内容：
“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1967年二月下旬以来，二月逆流份子及四川的甘渭汉，疯狂镇压革命群众，为李、廖死党翻案，为刘、邓复辟，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革命’运动，把陈建芬同志打成反革命，现根据《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予以平反。”
陈建芬得以踹上一口气。
1970年2月，全国开展 “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彭慕陶们顿时成为“右派翻案集团”的典型，受到从重从严的惩罚。
4月，省、市革委会在成都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成都市西城区“人保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西城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当众宣布，彭慕陶等是“右倾翻案集团”，全体成员是“乘机翻案、混进党和政府以及革命组织里的反革命分子”，其申诉是“坚持反动立场，乘机翻案，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听到判决，彭慕陶呆若木鸡。从被捕到判决，“人保组”没绑过他，没给他上过手铐，站在批斗台上只挂了个木牌。从一开始到被判，他没承认任何罪行，也拒绝在任何材料上签字，没想到还是作为“右派翻案集团”的首犯被判刑二十年；李全荣判十八年；王雪琪、李秉杰各判十年；其余戴回“右派”帽子交单位管制。
宣判大会结束，他们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卡车经过住家附近的和平电影院时，十四岁的老大彭毅和邻居站在一根电线杆旁，看见父亲神色凄惶，一闪而过。
宣判大会次日，彭慕陶和李全荣被押解到雅安新康石棉矿劳改。
陈建芬获知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是在“五·七干校”。一日，她去食堂打饭。刚到门口，看见墙上彭慕陶“右倾翻案集团”的布告，立即懵了。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觉得无脸见人，连续一周缩在房间，躺在床上整理心情。
虽然丈夫被判“反革命”，但她还是坚信当局搞错了。一日，“人保组”专程从成都来干校来了解跟丈夫有关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她说自己每天早出晚归，连他的脸都没看清楚，关于他和他周围的一切，均不知道。
来人很不了然，逼问道：“你要党员还是要爱人？”
陈建芬态度决然，说：“我两个都要！”
“你这个人，顽固得很！”来人丢下话头，即去向校部汇报了。
单位的同事给她鼓气，让她别怕。
彭
慕陶被投入新康石棉矿劳改之初，被安排去采矿。不多久，由于心思巧妙，调去木工房。木工房平时只有他一个，需要时再由他决定调人来。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应
管教干部家属的要求做木制品，比如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就要准备嫁妆。即使被上一级领导打招呼，也无法阻止干部和家属的贪心，太多现成的木料堆在木工房，
不拿白不拿。
同案犯李全荣在队上当保管，每十天半月就会随劳改队的汽车到三十里外的矿部或更远的石棉县街上采购物资。彭慕陶因为牙痛需要到矿部医院进行治疗，跟车去过几次，顺便用矿上每个月发的一元零花钱，去买些糕点、糖果给自己享用
每
天晚上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彭慕陶担任记录。用于记录的小本子经常丢失，被犯人们偷偷拿去裹烟丝。没有卫生纸，一些犯人就把棉衣里的棉花芯扯出来用。棉衣
两年一换，棉胎没了，常常冷得发抖。陈建芬透过婆母翟云仙给彭慕陶寄去白糖，冰糖、水果糖，但一不留神就不见了，他只好做了个木箱，锁起来。
一段时间，陈建芬和丈夫的关系都不是问题。直到1970年夏，老二小学毕业升初中，他想进十三中，但父亲的“反革命”身份是个障碍。陈建芬果断地作了个策略性决定，和彭慕陶办离婚。
当时最简单的程序就是向当地法院提起起诉离婚。在“五·七干校”所在的米易县法院履行完手续，陈建芬相当淡定。她坚信，彭慕陶不会因此埋怨她。
一天，彭慕陶被当班管教干部叫去，通知他不出工了，有人找。来人高高瘦瘦，自称法院工作人员，给他看一张打印好的文件，要他签字办离婚手续。
彭慕陶立即把字签了。他思忖，自从劳改，他和陈建芬在事实上已经离了。
7. 离婚男女
很多时候，陈建芬都不萎靡，不消极，单纯地负重前行。
“五·七干校”结束后，她没有回到省百货公司，而被省商业局调到下属单位资中纺织配件厂办公室工作。在资中配件厂，她做过机要员、播音员，甚至还代理过机关支部书记。她觉得自己没有被加入的那个党边沿化。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了两年后，政府机构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毛主席需要他的“革命小将”们消停下来，其力量必须被分散甚至消弭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四川掀起前所未有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从指示发布到1971年底，动员知青下乡人数达到66.23万人。
1972年初，老二彭力刚过十四岁生日。当时成都的政策是三抽一，哥哥在织布厂打临工养家，弟弟还小，彭力觉得自己聪明灵醒，就和邻居相约，一起到农村去。
彭慕陶的养母翟云仙听到消息，惊了。赶紧打电话给陈建芬。她当机立断，乘单位的车回到成都，到派出所将老二的名字改成陈刚，并把他的户口下到资中，和自己在一起。
陈刚最终落户到资中县水南区五皇公社五大三队。她送他去。分别的时候，她惊觉到，儿子才长得和锄头一样高。
晚上，她把自己捂在被子里痛哭。每个月工资五十三元，养六口之家，没有余钱添置新衣，也无力寄钱给彭慕陶，还只能透过儿子或婆母翟云仙给彭慕陶写信。
翟云仙不识字，为了给彭慕陶写信，便在笔记本上练字。彭慕陶每个月给他们写信或回信，一直到他被平反离场。
晚年翟云仙
翟云仙的练字笔记本
1976年，陈建芬从资中被调到四川省商业建筑安装公司负责劳资工作。
在外六年，她终于回到成都，与家人团聚。三个儿子均由婆母翟云仙一手带大，最大的已经二十岁。
她对婆母相当感恩，亦十分敬重。想起婆母十年前听收音机时想看画面的心愿，她在商场赊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安放在家里。三个月后她还清了欠款。
翟云仙至死也没等回养子。陈建芬回成都第二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八十多岁的她，披一件棉衣，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寂然离世。
陈建芬的同事、邻居协助她料理丧事。
出殡那天，单位还派出三辆汽车任他们调遣。翟云仙的棺木被运回其娘家所在的天回镇，安葬在金华寺附近的一处农田。
丧事毕，她不让儿子把消息告诉彭慕陶。
此后，彭慕陶的去信都是老大回的。老大告诉他：“奶奶老了，眼睛看不到了，今后的信由我来代写。”
他敏感到，养母可能不在世了，但他不敢问，继续写信给她。
1978年11月18日，他在信中问候养母的身体：“妈妈，您老人家近来身体好些了吗？望多保重。”
又告诉她，自己“一切皆好。没有出什么其他事情，身体，学习，劳动生产一切照旧，基本上完全可以过得下去，时间也没有白费，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当前形势确实很好，华主席的英明决策深得人心。我们更应该加强学习，以便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还问候老大，表达对陈建芬去向的强烈关注，并特意在这段文字上加了横线。“妈妈现在还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吗？以及有什么变动情况，望及时告知。”
彭慕陶1978年11月18日给养母的信
一个月后的同一天，他又提笔给养母写信。这应该是他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但把时间错误落成了68年12月18日。
他在信中写道：“本月10日、11日寄去的信和粮票，都全部如期收到，感谢你们的关心和劝慰……过
去由于我坚持己性，没有听从你们的规劝，致使你们受到极大的苦痛，至今深为悔恨，引以为憾。及至今日知道了全家人都好，妈妈高年尚在，建芬也如前，力儿也
回来了，感到无比庆幸。这不仅是华主席英明领导，也是你们全家刻苦耐劳，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建芬顾全大义，独立支撑，忍辱负重，艰苦备尝，更令人敬
佩。好在当前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正确下，全国形势一派大好……”
对自己的执拗给家庭带来的痛苦，他真诚地忏悔。全家人得以保全，他在庆幸的同时，更进行了必要的颂圣。关于家，他婉转地用“你们”来界定，好像这个家真和自己无关。他还第一次用一连串陈语，来肯定和赞美心中的好女人，并由衷致以敬佩。
对于即将到来的自由，彭慕陶的心绪大约是复杂且难以言状的。
彭慕陶1978年12月18日给养母的信
所有信件均被拆开检查。劳改队长感到奇怪，两个人都离婚了，为什么彭慕陶总是问陈建芬的情况，其母的家信，也从不回避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陈建芬淡然地说，“文化大革命”把她的脑子搞复杂了。
8.平反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平反工作。中组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几十万干部和广大群众，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平反工作全面铺开。
次年夏天，彭慕陶去干部家做木活，看到《人民日报》登出消息，公安部改正了六十三名“右派”，其中有三名不予改正。一周后，这三名也改正了。他觉得机会来了。另外，有两位干部的家属是学校的老师，主动提出帮他了解判过刑的“右派”有没有可能得到改正。他立即给省革委写了申诉，交给劳改队的队长，转呈书记。书记后来告知他，已经转送出去。如果不能解决，就想法为他减刑。
其时，陈建芬在商业建筑安装公司办公室看到中央文件。她意识到丈夫的案子是个错案。虽然不懂法律程序，但觉得自己可以尝试着做点什么。
她联系李秉杰的母亲，一起去西城区法院。一位副院长接待了她们。她将保藏了近十年丈夫在1957年写的五十三条意见书交给他。他似乎很了解那个案子，说：“那个彭慕陶，去翻啥案嘛！”又说：“快了，快了。”究竟有多快，陈建芬心里也没底。
1979年1月，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布，彭慕陶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向各级党、政机关申诉“右派”问题是允许的，对其“右派翻案集团”的判决是错误的，据此宣告无罪。
 
1979年1月成都市西城区法院判决书
彭慕陶去矿部取新的判决书，办离场手续，领到二十元路费。他想立即回家过年，但为干部们做的木器堆得太多，需要移交清楚，就耽搁了几天。
春节一过，他给陈建芬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月×号南站接。”
离场那天，干部安排他去洗了个澡。他换上干净的酱油色灯芯绒外套，裤子和布鞋。背上唯一的行李，一个军用挎包。
虽然养母一直和陈建芬生活在一起，毕竟，分别九年，他不确定那个家还有没有自己的位置，不确定陈建芬还要不要自己。毕竟，法律上是离婚了的。他准备着，随时走人，绝不纠缠。
他的同案犯李全荣也被释放了。他们结伴，坐火车回成都。
黄昏时分，火车到达南站。李全荣的行李多达十几个。他弟弟带着两个孩子来接他。彭慕陶帮忙搬行李。
作别后，他站在车站发神。一个青年男子站在他面前，说：“走了嘛。”
彭慕陶说：“我要等人。”
青年问：“等哪个嘛？”
他回答：“等家里的人。”
青年说：“我就是。”
彭慕陶这才注意到，青年就是照片上的老二。
他们一起去附近的馆子吃了一顿饭。
彭慕陶的电报被电报员打成了“车站接。”汽
车站还是火车站？南站还是北站？陈建芬很头大。老大在单位有事，她安排老二和邻居去火车南站接，自己和老三去火车北站碰运气。她在家做好饭，委托同事金孃
帮忙给彭慕陶烧洗澡水。又叮嘱她，如果彭慕陶先回来，不要告诉他他妈妈去世了，就说被天回镇亲戚接去耍了。安排妥当后，带上老三出门。
他们在火车北站等到午夜，也不见人影，两个人便乘三轮回家。
走进屋，彭慕陶在灯光下等她。整个人，好手好脚地。她暗暗发笑，此前，邻居给她出主意，老彭如果残废了，就坚决不要。
1979年1月 彭慕陶夫妻和老三
对彭慕陶的归来，老二其实有些抵触，因为父亲，他的学业和工作均受影响。他挑动老三，不认他。陈建芬厉声呵斥道：“你爸是被冤枉的！他是个好人！你们晓得不？你们不认他，统统给我滚！”她态度强硬，要老二给父亲认错。
在她心里，彭慕陶单纯，是个好人。母亲曾经告诉她：“只要你认定了，嫁了，就是一辈子。”因此，这一生，她必须倾其全力为这个家负责。任何时候，心都不动摇。
几天休整后，她陪他去天回镇。
坟前，他放声大哭。自己连累养母，让她受了一辈子罪。运动停下来，她却走了。
即使现在说起，他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恸。老泪纵横。
9.自由以后
这一生，他被这两个好女人罩着，护着。他知足。
他已经四十七岁，耽误了太多的时光。未来，他要好好工作以回报妻子。
按照政策他应回原单位工业二局，但工业二局改组成了几个局。他找到其上级单位成都市轻工局落实政策办公室，被告知超员了。经过半年多时间，他被安置在下属成都市红旗玻璃厂宣传科。
玻璃厂有职工6000多人，年年亏损，政府每年补贴几十万才能存活。那时，成都人使用的保温瓶外壳是竹篾条，完全不经用，几个月就腐烂或者断了。有时候一提起来，瓶胆直接掉在地上。
红旗玻璃厂有个保温瓶车间，生产内胆，没有能力制造外壳。彭慕陶觉得工作很无聊，他渴望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但非专业出身遭到同事嘲笑。
当时，上海人已经在用气压式保温瓶，市场很火。在厂长的支持下，他四处考察，购买相关资料和原材料，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反复试验，终于制造出气压式保温瓶。产品被命名为“青羊牌”，一经面世，就很抢手，保温瓶车间也改名为成都市保温瓶厂。
“青羊牌”气压式保温瓶获得了“四川省新产品发明奖”和“成都市科技奖”，成都市人民政府颁发了80万元奖金给保温瓶厂，“成都市科技积极分子”奖状也由厂领导代颁给彭慕陶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退休后，彭慕陶成立了一个装饰公司，承接了“成都市人大常委会”、‘“珠峰宾馆”、“红雁山庄”的设计、装修，皆获得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颁发的“优质工程奖”，他也成为该协会一、二、三届理事。
彭慕陶觉得这几件事需要示众，以证明自己这个“右派分子”并非废物。
90年代彭慕陶和同事在设计装修的大楼前合影
他还不甘心自己的一生默默沉底。2007年10月，他将过往经历记录下来，编写成一本书，取名《阳谋后祸》，自己出钱印了五百册四处散发。
他认同钱理群先生的表达，“在
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清白的那一天了，我们要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这一代，我们更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这么发生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历史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可替代的。我们将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事实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借此证明
我们没有白白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我们尽管经历磨难，但还是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我们活得像个人，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就死而无
憾。”
 
彭慕陶《阳谋后祸》封面和封底
2008年，铁流在北京主持编辑“右派”专辑《往事微痕》。他在成都当义工，协助刊物发行，直到2014年9月铁流因其它原因被捕，刊物被当局叫停。
《往事微痕》前后共出一百四十多期。每出一期，他都骑着自行车，给四十多个读者挨家挨户送。如果有人索要，他便从西门穿城到东门四川大学的复印店，将刊物的电子版打印出来，再复印，装订好，给人送去，仅收取成本费。
他还契而不舍跟最高人民法院叫板，要求政府对自1957年起，以阳谋引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随后被划为“右派”，受到二十多年伤害的错误予以赔偿。
2018年2月6日，他在一张四分之一A4大小的白纸上记录下待办的事：每周六、日取广播报。每月底去天河二街买安全食品。每周五去青羊宫，每月10日去白果林，20日去大慈寺。每两月一号报汽表数。星期天去青石桥买鸟食、山石、树。购模型（广州）材料。手绘写真头像。给胡耀邦做纪念品。编个人“右派”录等等。
彭慕陶2018年《待办单》
跟大多数无所事事的垂暮之人比，彭慕陶觉得自己的晚年生活丰富，有意义。
陈建芬不干预，即使偶尔有关部门会来找他说几句，事后她也不表态。她心想，她家老彭八十年代平反后，编制内名额被占，没回成原单位，向政府提经济赔偿又无下文。“右派”被错划，“右派翻案集团”被错判，你政府是承认了的，国家也不缺这笔钱，你不办未必还不许人家发点气。
她不排斥自己加入的那个组织，尽管那个组织所为差点令她的小家散伙。而娘家兄弟姊妹中，除一个妹妹外，余下五人自彭慕陶被打成“反革命”至今，和他们一家始终保持着清楚的界限，不往来。
她有时会提醒丈夫：“说话做事要有分寸。就像一个人走路，哪有不摔跤的？你不能把问题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共产党是好的，是毛泽东个人的错，他执政几十年把共产党搅乱了。”
在这一点上，彭慕陶和她倒是一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新政的拥护和支持者。“我是个左派，是党的基本群众基石，是维护党的。他们真的整错了，把我推向对立面，毁了我大半辈子。”他用力地说。
有人私底下议论他们两口子认识糊涂，但他们不睬。
陈建芬评价自己的一生，管得住嘴巴，听话，老实，不讨人嫌，所以在任何单位都被领导信任，器重。因此，虽然生活上受了些苦，还是值得。
对此，彭慕陶不这样看，他认为凭她的资历，可以得到更高的提拔。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她。
彭慕陶真切地感到死亡越来越近，而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还挂在那儿。他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它被摘下来。事实上，他还是有些气馁。尽管陈云说过，“毛建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但对执政集团而言，毛是新政的缔造者，其画像始终具有一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
他痛定思痛。在笔记本上写道：“从全局考虑，他既不是神，也不是‘真命天子’。科学证明，再聪明的人，都受到本能的局限。因此，一切大事都不应由极少数人、个人说了算，而应该听从民主制度，遵从集中意志，才能避免错误的发生。”
2021-6-11于成都
参考资料：
1.彭慕陶《文革中所谓“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
2.童梓平、吴阿宁《大劫难》
3.孙成民《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来龙去脉》
4.方志四川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四川大事记》
5.百度百科
说明：“人保组”的全称叫做人民保卫组，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替代了三家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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