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对儿女在澳洲的生活（三十四）
陶洛诵
37.
1994年底，我接到王友琴从美国史坦福大学寄来的信。我的卡市地址她是怎么知道的我始终没问。她在信里介绍自己是我的师大女附中同学，在史坦福大学任教，有朋友给她一本我写的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的复印件，她看了非常激动，难以成眠……
我也非常感动。有人居然把我的书复印散发，这是其一。其二，说明刘晓波把我的十本书带到了美国，交给值得信赖的人，才会有不嫌麻烦的复印书出现，而且交到了需要这种书的文革研究者的手中。
王友琴对我很尊敬，在信中称我为“您”。她心里明白，我们虽然只差一个年级，我却比她大个几岁，我当时不知道，对这称呼高兴的同时也有些许奇怪。
我回了她一封信，没有再收到她的回信。2006年，我从报纸上看到她的研究成果“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出版，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当代的女司马迁”发表在澳洲墨尔本阿木当总编的“大洋时报”上。
2007年，我接到友琴的信，她告诉我，在美国史坦福大学因为揭露文革真相，有高干子弟扬言要打她。她已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她让我写篇关于女附中的文章，我写了1966年8月5日我的所见所闻，就是在网上流传的“陶洛诵的证词”。
1966年的6月7月份乱哄哄乱糟糟，主要的敌人是校领导，出身有问题的和反工作组的。反工作组的是些军干子弟，她们有持无恐。7月20日，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我们学校把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北京市接受集训，一部分送到曾发生过七级大地震的邢台军训。
那些边缘化的同学倒“自由”，没人管了！
8月1日，是一个分水岭，我们被从邢台急调回学校，工作组被撤了，宿舍楼墙上饭厅玻璃上贴着“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的竖条标语。
中国历史上，当权者和他们的二代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最惨无人道的杀戮从这里开始了！
8月5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校长卞仲耘，使她成为文革暴力牺牲的第一个祭品。
56年过去了，凶手至今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大部分同学都看到了，烈日炎炎下，卞仲耘、胡志涛、汪慰冰、梅树民几个校领导五花大绑在宿舍楼旁的水泥台上跪着，几个手持棍棒的女孩子站在他们旁边，让他们喊“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不喊，就用棍子打他们，短发微胖的汪慰冰主任被打急了，歇斯底里大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大家在这恐怖声中不知所措，我耳边响起一个声音：“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扭头一看，竟是全校著名的学生党员高三年级的宋彬彬，她的脸上还带着微笑。
第二天，校委会领导人高三学生高干子弟刘进在大喇叭里对各班同学广播：
“卞仲耘被打死了！谁都不许往外说！”
网上的材料揭露8月5日公开斗完卞仲耘几位校领导后，红卫兵又在关押处对他们进行毒打，参与者有邓榕、刘婷婷。是刘婷婷最后的一脚踢在卞校长胸口上，让卞校长毙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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